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方黄土高原上这座古城，卖一种露酒——青梅酒。粗陋的玻璃瓶，潦草的商标，里面的液体却是碧绿的，很清澈和清浅的那种绿，有淡淡的果香。
记忆中，绿色的酒，在早年间，我只见过两种，一种青梅酒，还有一种就是竹叶青。而薄荷酒之类的洋酒，则是很晚以后才遇到的了。
竹叶青，在我尚还年幼和年轻的时候，可谓大名鼎鼎。它产自著名的杏花村，在20世纪初叶，荣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我和它相识时，它也是玻璃瓶包装，貌不惊人，可它的绿，令人惊艳。它绿得既纯粹又微妙，就像它醇厚绵长的味道，有秋水的壮阔和凄清，也有秋阳的温暖和仁厚。所以，它有时似乎又呈现出明亮的金黄的色泽。那时，我其实并不识酒，关于它的滋味，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慢慢品出来的。那时，爱它的，是我的母亲，竹叶青是我母亲最爱喝的一种酒。而她之所以爱它，用今天时尚的话讲，是因为，我姥姥就是竹叶青的骨灰级粉丝，我姥姥爱竹叶青，爱了一辈子。这爱，影响了我妈。
姥姥比姥爷要大几岁。
几岁？
不知道。以前想不起來问。而现在，想问，却不知道该去问谁了。
姥姥嫁给姥爷时，有二十好几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绝对算是晚婚、剩女。所以，姥姥所嫁的男人，不是初婚，是续弦，在从前，这叫作填房。姥爷曾经有过一个发妻，这发妻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而且，关于她的死，有很多的传闻。最戏剧性也是最接近传说性质的，是说，她是让她男人，也就是我姥爷一枪打死的。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此处不表。
姥姥却是很能生养，她大产小产，共诞育过十个孩子，我最小的、从未谋面的小姨，小名叫个“双五”，即是证明。但十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且都是女孩儿，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顺理成章，我姥爷后来又讨了姨太太。
姥姥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上过“女子简师”，就是简易师范的意思。这在辛亥之后的民国初年，算是女子中的“精英”了。姥姥的父亲，是个开明士绅，他读孔孟，通岐黄，却把自己的儿子们，都送进了新式学堂。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女子缠足，我姥姥的脚，就是明证。姥姥的娘，别的事上，儿子们的事上，都听丈夫的，唯独这缠脚，她不依男人。她对我姥姥说：“妮儿啊，你没听人家怎么笑话尺板脚吗？‘三寸金莲横里算，脚长一尺多难看。莫说公子相不中，牛郎见了回头转。’不缠脚，你日后可怎么嫁人？”于是，不由分说，就把五六岁的我姥姥一双花蕾般的小脚，活活地裹成了肉粽。我姥姥就爬，三进深的宅院，从后院，一直爬，爬到头进院里，爬到她父亲窗下，手掌膝盖，还有胳膊肘，全磨破了，她仰起脸哭喊着叫爹爹，她爹闻声出来，抱起她，把她抱回后院，当着她娘的面，抄起剪子，把裹脚条上密实的针线挑开，一口气抖散了，扔到她娘面前，说道：“世道变了呀！你让莲一双小脚，将来怎么活人？你这是害小妮儿啊——”
她娘气得发抖，说：“你才是害小妮儿！小妮儿不比她哥哥们，上新学堂，远走高飞，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小妮儿有小妮儿的命，她争不过命去！”
这一场仗，两人各不相让，一个千方百计裹，一个坚韧不拔地放。几年下来，其结果就是，我姥姥的脚，既没有如她娘所愿，成为三寸金莲，却也终究失去了天足的模样。我姥姥就是迈着这样一双畸形的解放脚，走进了城中的“简易女师”，走进了更远的天津城，走进了她的婚姻和人生。
这简易女师，地处何处？是黄河边上的孟津城还是更远的古都洛阳？我至今不知道，只知道，辛亥前后，中原河南各地出现了不少的女子学堂，有官立的，比如：官立女子小学堂、官立女子简易师范等等;也有私立的，比如：淑善女子学堂之类。但不管是官立私立，这些学堂，都在城中，也就是说，姥姥在十三四岁，在豆蔻年华，也许更小，就离开了她幽深的乡村闺阁，离开了她熟稔的“本乡本土”。做这样的决定，对于她的父亲，一个古老中国的乡绅而言，一定是困难的，甚至，是撕裂的疼痛。这不仅仅是我的猜测，记得我妈对我说过，当年，她姥爷把她娘叫到身边，问她愿意不愿意去学校念书，我姥姥自然说愿意，她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妮儿，你兴许还不知道，念书识字，是这世上最好的事情，也是一件最坏的事情，你要想好，你真敢去学堂念书？”
莲，也就是我姥姥，眼都不眨一下地回答说，“敢。爹，我敢。”
“你听明白爹的话了？”
“听明白了。”
她爹，我的太姥爷，望着他无畏的女儿，久久无语。他知道她不会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尽管她冰雪聪明。其实，这个旧时代的老人，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决定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人生忧患识字始：那是一条不归路，那路，通向万古的忧伤。促使他做这决定的，是他妻子的那句话：“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她争不过命去！”是，一辈子，做个混沌而快活的人，那不是莲的宿命和人生。
但我姥姥并没有在学堂念到毕业。她病了。
她患上了头疼症，很严重。不能看书、写字，看书久了，不光头疼欲裂，还恶心、呕吐，天旋地转。
姥姥生来瘦弱，皮肤苍白得几近透明，这一病，更是瘦成了一个纸人儿。她咬牙忍着、撑着、坚持着，终有一天，撑不住了，她因为怕课堂上恶心呕吐，不敢吃饭，结果虚脱了，晕倒在了地上。
学校让家人把她接回到了乡下，她父亲给她用药百般调养，但终不见起色。这病很怪，平时还好，就是不能看书，不能写字。可一个学生怎么能不看书写字啊？于是，姥姥只好休学了。
很多年后，她的女儿，我母亲，一个眼科医生，对我说，其实，姥姥的头疼，很简单，是因为我姥姥是先天的远视眼，且有严重的散光。“那时候，只需要一副眼镜，你姥姥这辈子，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我妈不止一次地、惋惜地这么对我说。后来，在天津，姥姥才三十大几岁就去配了“老花镜”，果然，这“老花镜”一戴，头不疼了，天不旋了，也不恶心了，能看书也能写字了，可是，一切，也都晚了。
我丈夫从小眼睛很好，自诩是2.0的视力，曾经被推荐参加过飞行员体检。他是在30多岁的时候患上头疼症的，有一段时期，天天头疼难抑。幸运的是，他有个身为眼科主任医师的岳母大人，第一时间，我妈就判断出他的头疼是因为眼睛所致，一查，果然，他也是先天性远视散光，和我姥姥一样。至于为什么他到三十大几岁这症状才显现，我妈用医学的术语解释了一番，我没记住那原因。我记住的是，朋友们的惊诧，“哎呀李锐你才多大就戴老花镜了？”（虽然，远视眼和老花眼完全不同，但，它们需要佩戴的眼镜则都是相同的凸透镜）还有就是，我母亲触景生情的感慨，“唉，你姥姥啊，一副眼镜，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啊！” 不难看出，我妈，是一个科学技术至上主义者。
尽管我姥姥没有那一纸毕业证书，但毋庸置疑，“简师”的经历，新学堂的经历，如同春雨一般，润物无声地渗入了她的生命和血液中，使一些新鲜的种子，在她拥有一双畸形双足的身体里，破土而出，发芽、抽条、长叶，却永没有开花结果。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姥姥要到那么晚才出嫁。
也不记得问过母亲没有。
隐隐约约似乎听见过，说是因为体弱的缘故。也或许就是这根深蒂固的头痛，导致姥姥的父亲，怜惜小女儿，怕她这多病的身子嫁出去吃苦受罪？但，也或许是，来提亲的人家，是姥姥所不中意的，也是她父亲不中意的。我心里更认同的，其实是这一条，这就是“简师”对一个青春少女的启蒙和催生：它催生了一个少女的不甘心和对未来的一点憧憬。
于是，就蹉跎了下去，耽搁了。
我姥爷家来提亲的时候，我姥姥的父亲已是久病缠身，他唯一的牵挂、唯一的不放心、唯一的不甘和不舍，就是这没有出阁的女儿，他的妮儿。那时，我未来的姥爷已经在北京读完了大学，那大学的名字叫“中国大学”，此时，据说正在黄侃先生的门下研读音韵学。而我姥姥未来的婆家，也不在中原，是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城。虽说，不是做原配是续弦，虽说，从此山高水远再不得相见，我姥姥的父亲，却还是认了这门亲事。出阁前夜，他在病榻上握着女儿的手，依依不舍，老泪纵横地说道：“莲，去吧，谁说妮儿就不能离开咱这本乡本土活人？爹知道你的心高、心大，去吧，好好活——”他嘴里说着“去吧”，可他的手，却死死攥着女儿的手，不忍放开。他知道，这一放，就是永诀。
果然。
等我姥姥再回家乡再回娘家的时候，她父亲的坟上，早已是野草萋萋……
至于姥姥，最初对这门亲事，我想，应该还是满意的。姥姥在离开家乡离开父亲的时候，一定对她以身相许的未来，对她以身相许的夫君，有一些温存和天真的想象，所以，她才有勇气，只身一人，去闯荡一个大世界。她心大。
在我写这篇东西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中国大学”是个什么大学。很多年前，我问我妈，说，姥爷当年在北京念的是什么学校？记得我妈说出“中国大学”这几个字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也是茫然的。记忆中，更早更早以前，小时候，读红色小说《青春之歌》，在某一个章节，写北京学生“一二·九”大游行的队伍中，爱国学生们打出的队标里，有“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旗帜。之所以记住了它们，是因为，它们很陌生，此前，几乎从没有听说过它们。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偶然聊天，她说她父亲毕业于北京的“朝阳大学”。记得当时，我竟很有些兴奋，好像一个虚幻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事物，像一个奇遇。而“中国大学”，至今，我认识的人中，好像还没有谁，和它有过任何的交集。
于是，打开了百度，一查，吓一跳，被自己的孤陋寡闻，也被自己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狭窄。
原来，这“中国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于1912年在北京所创办。它正式开学的日子，是1913年4月13日。它的第一任校长，是宋教仁。只是，宋教仁还没等到学校正式开学，就于同年3月在上海遇刺，于是，第二任校长黄兴走马接任。它于1949年停办，历时36年。36年间，在此任教的学者、教授，可谓人才济济。先有李大钊、李达、曹靖华等，后来，陆陆续续，计有：燕京大学的张东荪、齐思和、严孟群、胡鲁声，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谢少文，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北师大的陆宗达，南开的温公颐、翁独健等等。而从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不容小觑啊，像张友渔、任仲夷、齐燕铭、浦洁修……原来，他们都是我姥爷的校友。
而姥爷，我几乎是陌生的。
这一生，和姥爷见面的次数，超不过三四次。
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时分，家里来人了。那时的姥爷，应该还在生命的壮年，不到六十岁，正随着某个勘探队，在北中国黄河流域一带野外作业。是什么性质的勘探队呢？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可能是工作结束后，他请假来省城探望我们的吧？记得那晚的餐桌，临时，我奶奶手忙脚乱添了两个菜，不记得是否有酒。平日里，晚餐时间，是家里最热闹的时间，可那晚的餐桌，有些拘谨和沉默。由于常年野外生存和勞作，姥爷看上去很壮实，一张黑红的脸膛，挂着谦和的笑容，人却沉默寡言。这，几乎就是我对我姥爷的全部记忆。我甚至回忆不起来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他当然是说过话的，可我竟然回忆不起他的声音。一个没有声音的亲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背着行囊走了。那行囊里，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那东西的名字叫“洛阳铲”，用于考古勘探，也是世世代代盗墓者手里必不可少的工具。这鼎鼎大名的物件，在他后半生的时光里，几乎和他须臾不离。也由此，可推断一下，他从事的工作似乎和考古有关。
我妈给我讲过一件事，她说，当她得知她父亲要给她们娶“庶母”的时候，曾对她父亲哭诉。那年她十三四岁，读中学，接受的自然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教育。她说她这个女儿，长女，一定不会比任何一个儿子差，她会承担起一个儿子应该为家庭承担的一切，她会努力、上进、有所作为、光耀门楣。她还说父亲这样做对她母亲是残忍的。但，她赤诚的剖白，毫无意义。她那颗鲜嫩、热切、天真的心，被她父亲，狠狠地踩踏了。于是，她和她的妹妹们，有了一个“庶母”，这庶母年轻、漂亮、健康，拥有一双美好的天足。这一切，都是她母亲—我姥姥，所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我后来想，儿子，也许仅仅只是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青梅》一书）
蒋韵（1954- ），出生于山西太原，祖籍河南开封，当代著名作家。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出版、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近300万字。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发表或出版。
记忆中，绿色的酒，在早年间，我只见过两种，一种青梅酒，还有一种就是竹叶青。而薄荷酒之类的洋酒，则是很晚以后才遇到的了。
竹叶青，在我尚还年幼和年轻的时候，可谓大名鼎鼎。它产自著名的杏花村，在20世纪初叶，荣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我和它相识时，它也是玻璃瓶包装，貌不惊人，可它的绿，令人惊艳。它绿得既纯粹又微妙，就像它醇厚绵长的味道，有秋水的壮阔和凄清，也有秋阳的温暖和仁厚。所以，它有时似乎又呈现出明亮的金黄的色泽。那时，我其实并不识酒，关于它的滋味，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慢慢品出来的。那时，爱它的，是我的母亲，竹叶青是我母亲最爱喝的一种酒。而她之所以爱它，用今天时尚的话讲，是因为，我姥姥就是竹叶青的骨灰级粉丝，我姥姥爱竹叶青，爱了一辈子。这爱，影响了我妈。
姥姥比姥爷要大几岁。
几岁？
不知道。以前想不起來问。而现在，想问，却不知道该去问谁了。
姥姥嫁给姥爷时，有二十好几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绝对算是晚婚、剩女。所以，姥姥所嫁的男人，不是初婚，是续弦，在从前，这叫作填房。姥爷曾经有过一个发妻，这发妻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而且，关于她的死，有很多的传闻。最戏剧性也是最接近传说性质的，是说，她是让她男人，也就是我姥爷一枪打死的。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此处不表。
姥姥却是很能生养，她大产小产，共诞育过十个孩子，我最小的、从未谋面的小姨，小名叫个“双五”，即是证明。但十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且都是女孩儿，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顺理成章，我姥爷后来又讨了姨太太。
姥姥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上过“女子简师”，就是简易师范的意思。这在辛亥之后的民国初年，算是女子中的“精英”了。姥姥的父亲，是个开明士绅，他读孔孟，通岐黄，却把自己的儿子们，都送进了新式学堂。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女子缠足，我姥姥的脚，就是明证。姥姥的娘，别的事上，儿子们的事上，都听丈夫的，唯独这缠脚，她不依男人。她对我姥姥说：“妮儿啊，你没听人家怎么笑话尺板脚吗？‘三寸金莲横里算，脚长一尺多难看。莫说公子相不中，牛郎见了回头转。’不缠脚，你日后可怎么嫁人？”于是，不由分说，就把五六岁的我姥姥一双花蕾般的小脚，活活地裹成了肉粽。我姥姥就爬，三进深的宅院，从后院，一直爬，爬到头进院里，爬到她父亲窗下，手掌膝盖，还有胳膊肘，全磨破了，她仰起脸哭喊着叫爹爹，她爹闻声出来，抱起她，把她抱回后院，当着她娘的面，抄起剪子，把裹脚条上密实的针线挑开，一口气抖散了，扔到她娘面前，说道：“世道变了呀！你让莲一双小脚，将来怎么活人？你这是害小妮儿啊——”
她娘气得发抖，说：“你才是害小妮儿！小妮儿不比她哥哥们，上新学堂，远走高飞，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小妮儿有小妮儿的命，她争不过命去！”
这一场仗，两人各不相让，一个千方百计裹，一个坚韧不拔地放。几年下来，其结果就是，我姥姥的脚，既没有如她娘所愿，成为三寸金莲，却也终究失去了天足的模样。我姥姥就是迈着这样一双畸形的解放脚，走进了城中的“简易女师”，走进了更远的天津城，走进了她的婚姻和人生。
这简易女师，地处何处？是黄河边上的孟津城还是更远的古都洛阳？我至今不知道，只知道，辛亥前后，中原河南各地出现了不少的女子学堂，有官立的，比如：官立女子小学堂、官立女子简易师范等等;也有私立的，比如：淑善女子学堂之类。但不管是官立私立，这些学堂，都在城中，也就是说，姥姥在十三四岁，在豆蔻年华，也许更小，就离开了她幽深的乡村闺阁，离开了她熟稔的“本乡本土”。做这样的决定，对于她的父亲，一个古老中国的乡绅而言，一定是困难的，甚至，是撕裂的疼痛。这不仅仅是我的猜测，记得我妈对我说过，当年，她姥爷把她娘叫到身边，问她愿意不愿意去学校念书，我姥姥自然说愿意，她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妮儿，你兴许还不知道，念书识字，是这世上最好的事情，也是一件最坏的事情，你要想好，你真敢去学堂念书？”
莲，也就是我姥姥，眼都不眨一下地回答说，“敢。爹，我敢。”
“你听明白爹的话了？”
“听明白了。”
她爹，我的太姥爷，望着他无畏的女儿，久久无语。他知道她不会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尽管她冰雪聪明。其实，这个旧时代的老人，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决定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人生忧患识字始：那是一条不归路，那路，通向万古的忧伤。促使他做这决定的，是他妻子的那句话：“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她争不过命去！”是，一辈子，做个混沌而快活的人，那不是莲的宿命和人生。
但我姥姥并没有在学堂念到毕业。她病了。
她患上了头疼症，很严重。不能看书、写字，看书久了，不光头疼欲裂，还恶心、呕吐，天旋地转。
姥姥生来瘦弱，皮肤苍白得几近透明，这一病，更是瘦成了一个纸人儿。她咬牙忍着、撑着、坚持着，终有一天，撑不住了，她因为怕课堂上恶心呕吐，不敢吃饭，结果虚脱了，晕倒在了地上。
学校让家人把她接回到了乡下，她父亲给她用药百般调养，但终不见起色。这病很怪，平时还好，就是不能看书，不能写字。可一个学生怎么能不看书写字啊？于是，姥姥只好休学了。
很多年后，她的女儿，我母亲，一个眼科医生，对我说，其实，姥姥的头疼，很简单，是因为我姥姥是先天的远视眼，且有严重的散光。“那时候，只需要一副眼镜，你姥姥这辈子，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我妈不止一次地、惋惜地这么对我说。后来，在天津，姥姥才三十大几岁就去配了“老花镜”，果然，这“老花镜”一戴，头不疼了，天不旋了，也不恶心了，能看书也能写字了，可是，一切，也都晚了。
我丈夫从小眼睛很好，自诩是2.0的视力，曾经被推荐参加过飞行员体检。他是在30多岁的时候患上头疼症的，有一段时期，天天头疼难抑。幸运的是，他有个身为眼科主任医师的岳母大人，第一时间，我妈就判断出他的头疼是因为眼睛所致，一查，果然，他也是先天性远视散光，和我姥姥一样。至于为什么他到三十大几岁这症状才显现，我妈用医学的术语解释了一番，我没记住那原因。我记住的是，朋友们的惊诧，“哎呀李锐你才多大就戴老花镜了？”（虽然，远视眼和老花眼完全不同，但，它们需要佩戴的眼镜则都是相同的凸透镜）还有就是，我母亲触景生情的感慨，“唉，你姥姥啊，一副眼镜，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啊！” 不难看出，我妈，是一个科学技术至上主义者。
尽管我姥姥没有那一纸毕业证书，但毋庸置疑，“简师”的经历，新学堂的经历，如同春雨一般，润物无声地渗入了她的生命和血液中，使一些新鲜的种子，在她拥有一双畸形双足的身体里，破土而出，发芽、抽条、长叶，却永没有开花结果。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姥姥要到那么晚才出嫁。
也不记得问过母亲没有。
隐隐约约似乎听见过，说是因为体弱的缘故。也或许就是这根深蒂固的头痛，导致姥姥的父亲，怜惜小女儿，怕她这多病的身子嫁出去吃苦受罪？但，也或许是，来提亲的人家，是姥姥所不中意的，也是她父亲不中意的。我心里更认同的，其实是这一条，这就是“简师”对一个青春少女的启蒙和催生：它催生了一个少女的不甘心和对未来的一点憧憬。
于是，就蹉跎了下去，耽搁了。
我姥爷家来提亲的时候，我姥姥的父亲已是久病缠身，他唯一的牵挂、唯一的不放心、唯一的不甘和不舍，就是这没有出阁的女儿，他的妮儿。那时，我未来的姥爷已经在北京读完了大学，那大学的名字叫“中国大学”，此时，据说正在黄侃先生的门下研读音韵学。而我姥姥未来的婆家，也不在中原，是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城。虽说，不是做原配是续弦，虽说，从此山高水远再不得相见，我姥姥的父亲，却还是认了这门亲事。出阁前夜，他在病榻上握着女儿的手，依依不舍，老泪纵横地说道：“莲，去吧，谁说妮儿就不能离开咱这本乡本土活人？爹知道你的心高、心大，去吧，好好活——”他嘴里说着“去吧”，可他的手，却死死攥着女儿的手，不忍放开。他知道，这一放，就是永诀。
果然。
等我姥姥再回家乡再回娘家的时候，她父亲的坟上，早已是野草萋萋……
至于姥姥，最初对这门亲事，我想，应该还是满意的。姥姥在离开家乡离开父亲的时候，一定对她以身相许的未来，对她以身相许的夫君，有一些温存和天真的想象，所以，她才有勇气，只身一人，去闯荡一个大世界。她心大。
在我写这篇东西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中国大学”是个什么大学。很多年前，我问我妈，说，姥爷当年在北京念的是什么学校？记得我妈说出“中国大学”这几个字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也是茫然的。记忆中，更早更早以前，小时候，读红色小说《青春之歌》，在某一个章节，写北京学生“一二·九”大游行的队伍中，爱国学生们打出的队标里，有“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旗帜。之所以记住了它们，是因为，它们很陌生，此前，几乎从没有听说过它们。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偶然聊天，她说她父亲毕业于北京的“朝阳大学”。记得当时，我竟很有些兴奋，好像一个虚幻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事物，像一个奇遇。而“中国大学”，至今，我认识的人中，好像还没有谁，和它有过任何的交集。
于是，打开了百度，一查，吓一跳，被自己的孤陋寡闻，也被自己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狭窄。
原来，这“中国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于1912年在北京所创办。它正式开学的日子，是1913年4月13日。它的第一任校长，是宋教仁。只是，宋教仁还没等到学校正式开学，就于同年3月在上海遇刺，于是，第二任校长黄兴走马接任。它于1949年停办，历时36年。36年间，在此任教的学者、教授，可谓人才济济。先有李大钊、李达、曹靖华等，后来，陆陆续续，计有：燕京大学的张东荪、齐思和、严孟群、胡鲁声，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谢少文，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北师大的陆宗达，南开的温公颐、翁独健等等。而从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不容小觑啊，像张友渔、任仲夷、齐燕铭、浦洁修……原来，他们都是我姥爷的校友。
而姥爷，我几乎是陌生的。
这一生，和姥爷见面的次数，超不过三四次。
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时分，家里来人了。那时的姥爷，应该还在生命的壮年，不到六十岁，正随着某个勘探队，在北中国黄河流域一带野外作业。是什么性质的勘探队呢？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可能是工作结束后，他请假来省城探望我们的吧？记得那晚的餐桌，临时，我奶奶手忙脚乱添了两个菜，不记得是否有酒。平日里，晚餐时间，是家里最热闹的时间，可那晚的餐桌，有些拘谨和沉默。由于常年野外生存和勞作，姥爷看上去很壮实，一张黑红的脸膛，挂着谦和的笑容，人却沉默寡言。这，几乎就是我对我姥爷的全部记忆。我甚至回忆不起来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他当然是说过话的，可我竟然回忆不起他的声音。一个没有声音的亲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背着行囊走了。那行囊里，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那东西的名字叫“洛阳铲”，用于考古勘探，也是世世代代盗墓者手里必不可少的工具。这鼎鼎大名的物件，在他后半生的时光里，几乎和他须臾不离。也由此，可推断一下，他从事的工作似乎和考古有关。
我妈给我讲过一件事，她说，当她得知她父亲要给她们娶“庶母”的时候，曾对她父亲哭诉。那年她十三四岁，读中学，接受的自然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教育。她说她这个女儿，长女，一定不会比任何一个儿子差，她会承担起一个儿子应该为家庭承担的一切，她会努力、上进、有所作为、光耀门楣。她还说父亲这样做对她母亲是残忍的。但，她赤诚的剖白，毫无意义。她那颗鲜嫩、热切、天真的心，被她父亲，狠狠地踩踏了。于是，她和她的妹妹们，有了一个“庶母”，这庶母年轻、漂亮、健康，拥有一双美好的天足。这一切，都是她母亲—我姥姥，所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我后来想，儿子，也许仅仅只是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青梅》一书）
蒋韵（1954- ），出生于山西太原，祖籍河南开封，当代著名作家。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出版、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近300万字。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发表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