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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有些国家和地区推动福利赶超，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就想实现发达国家30000美元的福利待遇。这会造成大量财政赤字，像拉美国家一样深陷危机之中。
中国经济研究院新近发布一份GDP含金量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天津、北京、上海3地的收入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西藏、云南、甘肃、贵州等4省份达到“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其余24省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约77%的区域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不过，经济学家樊纲对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提出警示。他说：“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还将保持8%左右的‘正常的高增长’，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要警惕两种‘盲目赶超’行为，即盲目产业赶超和盲目福利赶超。”
对此，国内外有多位经济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正进入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靠成本优势驱动模式难以为继，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综合比较优势。
“转行”升级之痛
2008年9月，美国纽约华尔街。从这条长不过0.3英里的街道上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快速席卷全球。受此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先后歇业。
危机是挑战，也是“试金石”。在此过程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逐渐成为国内经济界的共识和选择。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和行业将转型升级简单地理解成“转行”和“转向”，在“大而强”理念的指引下，盲目迈向多元化、跨行业的扩张之途。
回顾过去4年多时间，不少企业因盲目跟风食下苦果。当战略性新兴产业刚刚推动时，一些根本不具备技术积累的企业纷纷跟进；当国家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带动基础设施、房地产业、资源性产业等发展时，有些地方一哄而上，试图赚快钱。
然而，随着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政策红利渐渐消耗，残酷的考验和煎熬接踵而来。许多企业陷入快速膨胀的光伏、有色金属等产业中不能自拔，有的企业因投资房地产或矿业而导致资金链紧张。一定程度上，这就是盲目“转行”的代价。
“转型升级”不等于“转行”和“转向”，而是借创新驱动，提升企业内涵和竞争力。樊纲接受本刊专访时说：“过去我们的中小企业家总看不起自己搞的行业，要转产、转行去发展高新科技，放弃了自己日积月累好不容易走到前沿的本业，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在不进则退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再发展你擅长的行业，而别人发展了，到金融危机时，你不倒闭谁倒闭？”
“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盲目搞所谓转型升级，必将导致想吃‘馅饼’、却掉进‘陷阱’的危险。”樊纲在北京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老看着发达国家结构好，多么高端，但怎么不想想，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达4万美元以上，人均受教育水平也很高，而我国70%的劳动力只上过小学。想要超越自己的生产要素结构现状，盲目提升产业结构，赶超高端服务业，就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一样。”
樊纲进一步解释说，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行列后，总觉得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好，总想快速发展高新科技。他们花费大量成本推动自己并不擅长的产业，却产出有限，然后入不敷出，欠下很多公共债务。
对中国而言，当有效生产力开始流失时，中国经济长期赖以实现高速增长的出口引擎便开始削弱。
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提高20%，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根据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不同，分别降低企业利润水平20%-65%不等，这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外迁。外迁有两个方向，一是劳动力成本尚低的发展中邻国，如印度、越南等，另一个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近一段时间，经济学家辜胜阻一直在呼吁要“谨防产业空心化”。他指出，收入低的时候成本低，可以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收入高了，教育水平高，可以搞高新科技和高端制造业。而目前的中国，高端产业没上来，技术和教育赶不上德国等国家，低端的企业转移到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去了，这时候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更要命的是，这种危险趋势在前几年并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
在“转型、升级、调结构”大潮中，全国各地都去追求高精尖产业，各个城市都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每个角落都要大搞现代服务业，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造成的有效生产力流失却漠然视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回复本刊提问时指出，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据波士顿咨询报告预计，未来5年，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与美国的生产率相比，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存在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而考虑航运成本、其他隐藏成本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后，中国的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
“需要注意的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吸引一两个企业，而是创造出一个企业集群的发展空间。”樊纲称，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多元化战略或许是实现“高位突破”的一种方式，但盲目多元化，盲目进入热门行业，而忽视企业自身的积累，必然造成对发展的阻碍。
只有改进和提升了效益增长类型，才能迈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发展模式，才是真正的转型。这是上述学者不约而同的结论。
“福利攀比陷阱”
除产业盲目赶超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容易在福利方面盲目攀比，进而引发财政危机。
“有些国家和地区推动福利赶超，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就想实现发达国家30000美元的福利待遇。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只能靠补贴，加大企业成本。”樊纲指出，中国要防止这种福利攀比陷入福利泡沫的现象，“否则会造成大量的财政赤字，像拉美国家一样深陷危机之中。” 社会福利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中。当收入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时，若盲目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一方面会增加劳工成本，既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削弱国际竞争力、影响产业的梯度转移，不利于长期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还会增加财政负担，最终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尽管税收和外汇储备都在增长，但绝不意味着可以不顾财力限制打造民生工程。
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表现就是实例。数据显示，1987～1988年，在拉美较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其社会保障税率分别高达34%～45%和54%～57%，接近欧洲国家；有不少国家为20%～30%，也高于加拿大和美国。他们积极推行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运动。运用外汇扩大进口及赤字融资等政策来提高工资福利；通过提高关税、压低物价，高估本币，以及对产业部门的各类补贴等手段增加本国民众的待遇。
这些做法因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宏观财政上的债台高筑而陷入债务危机。拉美国家的福利赶超运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机制相违背而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博士提出，对于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而言，今后要避免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只顾高速增长而忽视了增长的包容性；另一个倾向是试图通过过度依赖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或福利社会的模式实现收入均等化。国际经验表明，这两种政策倾向都会对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她以韩国走出福利增长陷阱为例，该国建立了以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为主的福利体制，并开始进入建设“均衡福利国家”的阶段。专家们还指出，为了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提高福利待遇的前提首先是要改革经济及各种社会体制来提高生产力，要发展各行业的创新，以及依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来促进；其次，在防治社会焦虑的同时，还要避免福利盲目赶超。
过分增长主义
上月，中国经济研究院公布的资料中，我国不同省份之间GDP含金量指数差异加大。2012年GDP含金量排名第一的上海与排在第31位的西藏，两者差距超过0.3。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还不够协调，经济增长的分布还不够均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过去及现在，仍有地方政府攀比GDP增长速度，这体现了以GDP增长速度评价地方政府政绩的倾向仍没有根本转变，有时甚至不惜过于耗费资源和环境。
蔡昉表示，目前，由于我国产业政策的过度使用以及政府的过多介入，导致资本密集度过高，区域发展不平衡。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资本劳动比例明显高于沿海地区，这种产业结构偏离了资源结构，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未来亟待调整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
光伏产业就是典型案例。“没有实现有质量的增长，片面地去扩充，发展速度第一，这些东西最后将淹没在自己挖的陷阱里面，即增长的陷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说，我国光伏产业早在10年前已暗藏危机。
在他看来，增长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且过分地追求增长速度。要减少、控制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进而让经济增长真正有助于民众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政府担心增长下滑带来各种问题，采用种种手段保增长，却易跌入假增长的陷阱。假增长导致效率损失，并埋下了未来的隐忧。”蔡昉认为，除了政府有形之手刺激需求这一传统杠杆外，对我国而言，还有很多制度因素可作为刺激潜在经济增长的动力，这需要我国对供给方面有足够的重视，比如通过改善资本的供给条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来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过去5年经济增长结构还不完全合理，下一步要进一步优化结构，这样经济增长效率才能提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说，区域发展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都要调整和升级。
构筑新比较优势
不顾现实条件，盲目“赶超”、盲目“跨越”乃至“跳过”必要发展阶段的做法，容易掉入“赶超陷阱”。那么，如何破解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盲目产业赶超”及“盲目福利赶超”的问题呢？
包括林毅夫在内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多位学者开出了药方——构筑新的综合比较优势，至少可以从三方面着手：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以为未来优势的创造和传统优势的保持建立缓冲带；中国尚存区域红利可进一步挖掘，以空间换时间，延续中国制造的优势。
该研究院副教授余淼杰表示，只有通过未来的改革来改善制度环境、改善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才能提高我国潜在的增长率水平。“如果做到以上这些，未来保持8%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完全可能的。”这位潮汕籍学者，留美归来后针对国内“中等收入陷阱”发表了多篇论文。
他撰文指出，保持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需要一个系统工程，但关键是要实现产业链的升值。在政策上，一是要保证各种要素的市场合理配置以提升生产率，二是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力投资。
业内人士表示，具体而言，谨防“盲目赶超”首先要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竞争，防止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各地应该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切忌一哄而起、盲目投资，防止同质化发展。其次，要坚持创新驱动，挖掘新兴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点和成长规律，重视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创新，防止“新瓶装旧酒”，防止不顾本地实际，盲目抢项目争投资的老思路。
“市场需求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拉动力量。要遵循市场机制作用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发现、筛选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积极作用。”经济学者辜胜阻说。
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有些国家和地区推动福利赶超，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就想实现发达国家30000美元的福利待遇。这会造成大量财政赤字，像拉美国家一样深陷危机之中。
中国经济研究院新近发布一份GDP含金量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天津、北京、上海3地的收入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西藏、云南、甘肃、贵州等4省份达到“中低收入国家”水平；其余24省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约77%的区域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
不过，经济学家樊纲对此阶段的经济增长提出警示。他说：“中国经济未来二三十年还将保持8%左右的‘正常的高增长’，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要警惕两种‘盲目赶超’行为，即盲目产业赶超和盲目福利赶超。”
对此，国内外有多位经济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正进入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靠成本优势驱动模式难以为继，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综合比较优势。
“转行”升级之痛
2008年9月，美国纽约华尔街。从这条长不过0.3英里的街道上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快速席卷全球。受此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先后歇业。
危机是挑战，也是“试金石”。在此过程中，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逐渐成为国内经济界的共识和选择。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和行业将转型升级简单地理解成“转行”和“转向”，在“大而强”理念的指引下，盲目迈向多元化、跨行业的扩张之途。
回顾过去4年多时间，不少企业因盲目跟风食下苦果。当战略性新兴产业刚刚推动时，一些根本不具备技术积累的企业纷纷跟进；当国家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带动基础设施、房地产业、资源性产业等发展时，有些地方一哄而上，试图赚快钱。
然而，随着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政策红利渐渐消耗，残酷的考验和煎熬接踵而来。许多企业陷入快速膨胀的光伏、有色金属等产业中不能自拔，有的企业因投资房地产或矿业而导致资金链紧张。一定程度上，这就是盲目“转行”的代价。
“转型升级”不等于“转行”和“转向”，而是借创新驱动，提升企业内涵和竞争力。樊纲接受本刊专访时说：“过去我们的中小企业家总看不起自己搞的行业，要转产、转行去发展高新科技，放弃了自己日积月累好不容易走到前沿的本业，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在不进则退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再发展你擅长的行业，而别人发展了，到金融危机时，你不倒闭谁倒闭？”
“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盲目搞所谓转型升级，必将导致想吃‘馅饼’、却掉进‘陷阱’的危险。”樊纲在北京一次公开演讲中说：“老看着发达国家结构好，多么高端，但怎么不想想，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达4万美元以上，人均受教育水平也很高，而我国70%的劳动力只上过小学。想要超越自己的生产要素结构现状，盲目提升产业结构，赶超高端服务业，就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一样。”
樊纲进一步解释说，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行列后，总觉得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好，总想快速发展高新科技。他们花费大量成本推动自己并不擅长的产业，却产出有限，然后入不敷出，欠下很多公共债务。
对中国而言，当有效生产力开始流失时，中国经济长期赖以实现高速增长的出口引擎便开始削弱。
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提高20%，对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根据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不同，分别降低企业利润水平20%-65%不等，这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外迁。外迁有两个方向，一是劳动力成本尚低的发展中邻国，如印度、越南等，另一个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近一段时间，经济学家辜胜阻一直在呼吁要“谨防产业空心化”。他指出，收入低的时候成本低，可以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收入高了，教育水平高，可以搞高新科技和高端制造业。而目前的中国，高端产业没上来，技术和教育赶不上德国等国家，低端的企业转移到收入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去了，这时候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更要命的是，这种危险趋势在前几年并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
在“转型、升级、调结构”大潮中，全国各地都去追求高精尖产业，各个城市都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每个角落都要大搞现代服务业，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造成的有效生产力流失却漠然视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回复本刊提问时指出，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将面临“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
据波士顿咨询报告预计，未来5年，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与美国的生产率相比，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存在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而考虑航运成本、其他隐藏成本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后，中国的成本优势将变得微小。
“需要注意的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吸引一两个企业，而是创造出一个企业集群的发展空间。”樊纲称，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多元化战略或许是实现“高位突破”的一种方式，但盲目多元化，盲目进入热门行业，而忽视企业自身的积累，必然造成对发展的阻碍。
只有改进和提升了效益增长类型，才能迈向更高层次的产业发展模式，才是真正的转型。这是上述学者不约而同的结论。
“福利攀比陷阱”
除产业盲目赶超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容易在福利方面盲目攀比，进而引发财政危机。
“有些国家和地区推动福利赶超，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就想实现发达国家30000美元的福利待遇。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只能靠补贴，加大企业成本。”樊纲指出，中国要防止这种福利攀比陷入福利泡沫的现象，“否则会造成大量的财政赤字，像拉美国家一样深陷危机之中。” 社会福利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中。当收入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时，若盲目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一方面会增加劳工成本，既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削弱国际竞争力、影响产业的梯度转移，不利于长期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还会增加财政负担，最终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尽管税收和外汇储备都在增长，但绝不意味着可以不顾财力限制打造民生工程。
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表现就是实例。数据显示，1987～1988年，在拉美较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其社会保障税率分别高达34%～45%和54%～57%，接近欧洲国家；有不少国家为20%～30%，也高于加拿大和美国。他们积极推行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运动。运用外汇扩大进口及赤字融资等政策来提高工资福利；通过提高关税、压低物价，高估本币，以及对产业部门的各类补贴等手段增加本国民众的待遇。
这些做法因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宏观财政上的债台高筑而陷入债务危机。拉美国家的福利赶超运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脱节，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机制相违背而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博士提出，对于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而言，今后要避免两个倾向：一个倾向是只顾高速增长而忽视了增长的包容性；另一个倾向是试图通过过度依赖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或福利社会的模式实现收入均等化。国际经验表明，这两种政策倾向都会对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她以韩国走出福利增长陷阱为例，该国建立了以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为主的福利体制，并开始进入建设“均衡福利国家”的阶段。专家们还指出，为了让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提高福利待遇的前提首先是要改革经济及各种社会体制来提高生产力，要发展各行业的创新，以及依靠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来促进；其次，在防治社会焦虑的同时，还要避免福利盲目赶超。
过分增长主义
上月，中国经济研究院公布的资料中，我国不同省份之间GDP含金量指数差异加大。2012年GDP含金量排名第一的上海与排在第31位的西藏，两者差距超过0.3。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还不够协调，经济增长的分布还不够均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过去及现在，仍有地方政府攀比GDP增长速度，这体现了以GDP增长速度评价地方政府政绩的倾向仍没有根本转变，有时甚至不惜过于耗费资源和环境。
蔡昉表示，目前，由于我国产业政策的过度使用以及政府的过多介入，导致资本密集度过高，区域发展不平衡。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资本劳动比例明显高于沿海地区，这种产业结构偏离了资源结构，是违背比较优势的，未来亟待调整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
光伏产业就是典型案例。“没有实现有质量的增长，片面地去扩充，发展速度第一，这些东西最后将淹没在自己挖的陷阱里面，即增长的陷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说，我国光伏产业早在10年前已暗藏危机。
在他看来，增长主义的要害在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且过分地追求增长速度。要减少、控制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损害，进而让经济增长真正有助于民众幸福感的提高，就必须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政府担心增长下滑带来各种问题，采用种种手段保增长，却易跌入假增长的陷阱。假增长导致效率损失，并埋下了未来的隐忧。”蔡昉认为，除了政府有形之手刺激需求这一传统杠杆外，对我国而言，还有很多制度因素可作为刺激潜在经济增长的动力，这需要我国对供给方面有足够的重视，比如通过改善资本的供给条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来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过去5年经济增长结构还不完全合理，下一步要进一步优化结构，这样经济增长效率才能提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说，区域发展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都要调整和升级。
构筑新比较优势
不顾现实条件，盲目“赶超”、盲目“跨越”乃至“跳过”必要发展阶段的做法，容易掉入“赶超陷阱”。那么，如何破解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盲目产业赶超”及“盲目福利赶超”的问题呢？
包括林毅夫在内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多位学者开出了药方——构筑新的综合比较优势，至少可以从三方面着手：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以为未来优势的创造和传统优势的保持建立缓冲带；中国尚存区域红利可进一步挖掘，以空间换时间，延续中国制造的优势。
该研究院副教授余淼杰表示，只有通过未来的改革来改善制度环境、改善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才能提高我国潜在的增长率水平。“如果做到以上这些，未来保持8%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完全可能的。”这位潮汕籍学者，留美归来后针对国内“中等收入陷阱”发表了多篇论文。
他撰文指出，保持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需要一个系统工程，但关键是要实现产业链的升值。在政策上，一是要保证各种要素的市场合理配置以提升生产率，二是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力投资。
业内人士表示，具体而言，谨防“盲目赶超”首先要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竞争，防止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各地应该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切忌一哄而起、盲目投资，防止同质化发展。其次，要坚持创新驱动，挖掘新兴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点和成长规律，重视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体制创新，防止“新瓶装旧酒”，防止不顾本地实际，盲目抢项目争投资的老思路。
“市场需求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拉动力量。要遵循市场机制作用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发现、筛选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积极作用。”经济学者辜胜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