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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的高考出题人
时值高考时节，老萨不由得想起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承彪先生。
潘承彪先生与萨爹萨娘交情都不错，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被汽车撞了，恰好萨爹不在国内，潘承彪先生就急急忙忙赶来看望。那一次我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潘先生每次来都是很淡定的样子，这一回表情却十分紧张，一进门就握住萨娘的手，连声说：“你可要挺住，你可要挺住啊！”
萨当时神志清醒，看了不禁昏头，心想该挺住的是我啊，你拉俺娘干啥？
后来才明白是潘先生误会了。他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到数学所平房宿舍外面，恰好看到不知道谁烧掉的一些垃圾。潘先生心地善良，本来就为萨的事情担心，又看到烧过的纸片在风中乱飞，不禁疑云頓起，心想这孩子完了。进了门您老先生倒是看一眼啊，萨就在床上躺着呢，人家可好，一看萨娘两眼红肿，马上就开始安慰家属了。
过后，潘先生颇不好意思。
潘承彪先生和他的哥哥潘承洞先生都是数学界泰斗。数学界父子传承的不在少数，但兄弟都在这个领域做出出色成就的倒不是特别多，至少我所听说过的，也就是潘先生两兄弟了。这可能是因为数学这玩意儿太累脑子，对先天要求比较高，家里偶尔出一个干这个的还行，连续放卫星未免要求太高。
两位潘先生都在解析数论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堪称“双璧”。这里顺便透露一点“内幕”，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界即便是“文革”期间也在世界上占据相当高的地位，但如果有人问，你们中国数学到底是哪方面厉害呢？那很多中国人是不太说得清的，因为这是专业范畴。实际上，中国数学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是数论，两位潘先生、陈景润，都是这方面的权威；一个是分支，杨乐、张广厚都是此领域的泰斗。有人问了，当时我国的科技遭到严重的破坏，怎么唯有数学一枝独秀呢？原因也简单，数学这东西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电子显微镜，有把计算尺加上个不凡的脑袋就成，因此在其他方面因为投入的限制万马齐喑之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的中国，自然就在这方面闪耀出光芒来了。
不过，我接下来要说的并非潘先生的成就，而是他在数学界一个“可恶”的秘密——他干的这件事，到现在恐怕还有不少当年参加高考的人记得，只不过找不着正主儿是谁。
潘先生这么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会做出“可恶”的事情来呢？
嘿嘿，这就是教育部的问题了。
教育部找了潘先生去出高考题。
中国的高考，习惯是找学科权威来出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根本没有道理。因为学科权威的本领在专、在精，对于中学教育那就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实证就是科学院数学所的孩子们没一个敢找自己老爹辅导数学的，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讲越糊涂。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教育部却偏偏不明白！
于是，出高考题，它不找高中的模范教师来出，却找到了潘教授，当然高考出题会组织很多教授一起出，还好潘教授只出了一道题。可以想象，刚跟一帮杠头PK完哥德巴赫猜想，忽然让他给小孩子们出题，不出乱子才怪呢。
那一年，考数学的孩子们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脸的，有咬牙切齿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满地找牙的——找了牙准备咬出题人一口。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出的这道题上。这道题答对了的不到1%。
是太难吗？
那倒不是，潘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腾孩子们，自己知道不能出这么难的。那出什么好呢？他琢磨着越简单越好，就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
那就是——请证明勾股定理。
对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但就是因为太简单，根本没有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东西怎么证明。勾股定理嘛，简直像地球是圆的那么自然，但是证明？这东西还要证明吗？！
就是啊，你证明一下地球是圆的试试。
十年寒窗，苦苦猜题，遇到这样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题目。出了考场，学生和老师没有不骂的——这谁呀，出这种题！
那些天，潘先生总是灰溜溜的，对议论高考的人很敏感，而且经常打喷嚏。见到同僚，一个劲儿地嘱咐：人家要问，你可千万别说那道题是我出的啊。
估计他嘱咐了不少人，所以，至今还时而听到有人印象深刻地提起这道“罪大恶极”、坑了全国99%考生的怪题，却从来没听到谁说得清它的出处。
时隔数十年再揭开这个谜底，潘先生应该不会介意了。相信当年的学生们也早想开了，反正大伙儿都挂了，又不是我一个。
拒绝讲学的女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的最高科学学府，如果谁有幸分配到这里工作，实在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能够到这里工作的学者，多有一种能力得到证明的欣悦感。
然而当年中科院刚刚建立的时候，曾经想把一位优秀的女物理学家请来讲学，结果对方干净利落地拒绝了，没有留一点余地。
是谁有这样的傲气？
此人身份十分特殊，是一名女科学家，而且还是个外国人。她和丈夫一起来到中国，并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这个正在复兴的东方古国。
她，就是1946年来到中国并长期定居于这个国度的美国女科学家寒春，原名Joan Hinton。
有意思的是，说起寒春不肯到科学院讲学，谈到的人竟然没有谁持有微词，遗憾之余对这位了不起的女性还隐隐带有一丝敬佩。
科学院有意请寒春来讲学是有道理的，原因是她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是颇负盛名的核物理学家。事实上，寒春出身于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是“曼哈顿工程”总负责人费米的学生，二战期间就是当时美国物理学界年轻的先驱。
寒春的手上有一个伤疤，那是她在实验室进行测试工作时不小心受伤造成的。当时有一名她的同事走进实验室，一不小心合错了电闸，电流瞬间通过她的实验台，正在进行实验的寒春被五十万伏的高压电击中，差一点丧命。几十年后她对自己的儿子阳和平讲到此事时仍心有余悸，说如果不是正好手背对着电线而是手心的话，估计那个时候就Go Ahead（完蛋）了。她的那个同事，名叫杨振宁。 当年，寒春来到中国，最初是看望自己的恋人阳早，结果她很快被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清廉和勤奋所吸引，就此做出了留在中国并为之奉献一生的决定。
既然是这样一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科学家，为何不肯给科学院的后辈们讲学呢？
原来，这是出自寒春对自己理想的坚持。
寒春在美国期间，其研究的成果被用在了“曼哈顿工程”之中。结果，在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寒春震惊地发现，原子弹的攻击让十余万人失去了生命。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了杀人武器，这一点对一直信守和平主义的寒春来说十分苦恼，也促成了她的中国之行。
在中国，寒春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却始终没有放下对于战争的纠结。她做出了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终生不再涉足物理领域。从此，她拒绝了任何与物理相关的研究和教学，哪怕是在她深爱的中国。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寒春这种异样的坚定来自何处。这位女科学家是《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她也有着同祖母一样的执着。
说来，寒春应该是让科学院人深感遗憾的。但是，她仍是很多人景仰的对象。原因是，虽然她没有继续自己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但并没有消沉，没有浪费自己的才华，而是从此转向了另一个造福人类的领域——她和丈夫阳早一起加入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从一名核物理学家，最终转变成了一名闻名遐迩的农学家。
他们俩设计的奶牛青饲料加工机械，销售量达一百万台，并成功地通过胚胎移植等技术培养出年产奶量达14吨的优质乳牛（普通乳牛一年产奶量仅三至四吨）。这种乳牛产的奶质量极佳，超过国际标准，是我国难得的优质奶源。
2010年，寒春在北京不幸病逝，临终前一天她还在奶牛繁育基地工作。尽管她不曾为科学院的学生讲授过一堂课，但是这份对于理想的执着和毕生造福他人的努力，令许多科学院人对这个不肯来讲学的老师至今不能忘怀。
汪德熙先生的
“潜伏”往事
汪德熙先生，中国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资深院士。从他这一系列身份来看，应该是个大师级的知识分子，但在抗战中，正是汪德熙先生和他的战友们把日本鬼子气得火冒三丈。
汪先生他们干了什么，让日军如此恼怒呢？
原来，1938年，任中国大学化学系讲师的汪德熙与其他数百名北平的知识分子一起，在叶企孙先生的组织下离开敌占区，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汪先生去冀中是瞒着家人的，谎称去天津教书。为了能进入根据地，他化装成传教士，然后还学了句日语“我是基督徒”。这样，他们很快就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特别是为抗日兵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汪德熙先生本人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化工技术工作的负责人。
既然汪先生已经去了冀中，又怎么能把日军气成那样呢？原因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与留在北平的外籍教授们进行联系，解决了冀中根据地高性能炸药研制中的多个重要问题，而日军硬是拿他们没办法。
据冀中兵工重要负责人张方回忆，在冀中的专家们因为缺少实验条件，经常用英文写信向在北平的洋教授们求助。这些信件从冀中敌占区的“关系”处以平信寄出。日军对所有信件都会进行检查，然而，次次都放行。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无非是回乡的学生与教授交流关于肥田粉的学术论文而已。
但让日军没想到的是，其实这些信件探讨的却是怎样制造对付日军火车的炸药——英文不好的日本人看不懂，实际上这是国际友人和中国专家在共同帮助八路军完成制造烈性炸药的技术攻关。
汪先生等人到达冀中之前，八路军多用黑火药装地雷和手榴弹，但这是用于袭扰和自卫的，正规部队不能靠这个。日军有过记载，第一次攻打井陉煤矿的时候，八路军的手榴弹曾扔得日军阵地到处都是，却基本不响，这是因为下雨导致黑火药受潮。后期八路军炸炮楼用的炸药包，是不能指望这玩意儿的。
汪先生他们来了以后，很快找到了新的炸药来源。此时，日军却在河北实行着他们占领期间唯一的“德政”——为了能够征得更多的粮食，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河北的农民对日军的这种所谓“德政”响应并不积极，因为反正多收了糧食也是鬼子的，而且肥田粉的价格不菲，老百姓也很难负担。
然而，日军的肥田粉却不愁销路——都被八路军买去了。
八路军要肥田粉干吗？送到南泥湾开荒？当然不是。这是因为北平来的专家们到了根据地，发现日制肥田粉的主要成分内含有大量硫酸钾，将其提炼出来，再通过化学反应，是可以变成炸药原料的。顺便说一句，今天肥田粉的成分已经大大改变，提炼不出炸药了。
当然，日制肥田粉里面含有大量杂质，这个提纯和反应的过程并不简单，所以到了根据地的专家要与在北平的朋友交流，通过他们的实验获得更好的炸药制造方法。北平的外籍教授们一方面与汪先生等人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大多同情中国的抗战，因此心照不宣地帮助学生们解决这些“学术问题”。这就是肥田粉论文的由来了。双方只谈化学反应，不涉及炸药与抗日内容一字，局外人实在是不容易看明白。
那么用英文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汪德熙先生英文很好，张方和胡大佛等八路军兵工专家在冀中的兵工厂里也经常用英文交流，为此还差点被当成特务呢。
这样，冀中的炸药水平在三个月内突飞猛进，让日军连吃大亏。所以，日军被汪先生他们气得火冒三丈也不奇怪。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先生亲自带领游击队员在保定以南第一次试验了新式炸药，当场成功炸毁日军军火列车一列。汪先生亲自引爆，这可能是中科院院士亲手消灭侵略者的首例呢。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时做出的选择。
龙先生要走了
称龙瑞麟为“先生”不能体现他的真实风采，因为这“先生”两个字显得有些老。实际上他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出头。龙先生 是湖南岳阳人，英俊儒雅，精力充沛。假如他活到现在，大概还会是女孩子们崇拜的偶像。人的一生很难看到几个这样有风采而且深沉的男子。他是著名数学家——在国际上；在中关村，该排队买大白菜的时候，他也一样要去拉板车的。 有一次他回湖南老家，给萨爹带回来一段腊鱼。那鱼活着的时候一定极大，只一块肋排挂在墙上就有手风琴那样大。
20世纪80年代的数学 所平房宿舍里，傍晚或者周末经常可以看见他在门外摆个小桌做他的工作——两个儿子要考学，占了家里的两张办公桌；太太是中学老师，经常有学生来家里补课。堂堂数学家体贴妻儿，只好到门外搞研究了。那时候的人不讲究，如果是夏天，英俊而风度极佳的龙先生上身穿一件跨栏背心，就趴在那儿伏案工作了。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他能唱非常优美的外国歌，有的时候和他的太太高老师一起在房间里唱，我们在外面也能够听到，很浪漫的感觉。
他是80年代后期才搬进楼房的，一套小三间，排队排上的。因为有两个子女，所以是三间。但如果是同性子女，只能是小三间。异性子女呢，就可以住大三间了。龙先生一直在那里住到去世。清廉自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分，直到今天，也没听说科学院从知识分子提拔的干部中有哪个因为贪污给抓了。
以他的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应该是长寿的类型，可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负担太重了，而得到的关爱又太少。钟家庆、张冬冰，哪个不是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却都一个个“英年早逝”。
龙先生生病应该是在90年代前期，肺癌。癌本身很难治愈，但据说他的死却不完全是因为癌症。他病后本来应该住院，可床位比较紧张。以他的地位，稍微找一下领导也就进去了，但是不给人添麻烦大概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秉性，所以他就没有去找人。
他的肿瘤长在胸腔上部，一天忽然阻塞气管，无法呼吸。
当时龙太太已经学会急救，在家中进行给氧无效后，急忙打电话叫医院的急救车，电话那头答：“现在车都出去了，没有，你叫出租车吧。”龙太太匆忙叫出租车，同时给萨爹等朋友打电话。
等赶到最近的医院，医院的大夫叫先办手续。这时龙先生的面孔已经变成紫色，呼吸停止，心脏停跳。
医生看了一下，听说是癌症，未采取任何措施，只是表示本院抢救不了，一个劲儿催促转院。这时候龙先生的心脏忽然恢复了跳动，但医生还是拒绝抢救，不肯接收，只是催着转院。
万般无奈，只好又乘出租车赶往另一家大医院。路上，龙先生的心脏再次停跳，再次复苏，最后终于归于沉寂。
事后，医生认为龙先生的心脏机能非常好，且求生欲望强烈，因此能够两次恢复心跳。当时只要医生敢于承担责任，给气管下管，加压给氧，就可以挽救。但是，值班医生不敢承担责任，一味推托，耽误了抢救时间，终于回天乏术。
这一家医院当然不用承担责任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收治！
家属进行了起诉，但不了了之，因为值班医生的确是“按照规章办事”。我们医院的规章对于患者应该做什么，规定得非常清楚，基本上是少一分钱，差一个手续也不行，而医院针对自己的职责，就规定得不太明确了。
以龙先生的身体素质，癌症未必能够让他的心脏停跳，而癌症以外的因素却可以。
那一年遇上发大水，萨爹回来后和萨娘相对良久，无奈又悲愤，最后说：“这样大的雨，老天爷召他，龙要走了。”
有爹搞数学
萨小的时候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都是数学所的。萨爹他们跟数字打了几十年交道，“数学家”不一定算得上，“数学者”大体可以算上，而且是有意思的一群人。
萨小时候对中科院数学所的工作内容全无概念，入小学时老师问萨爹的单位是干什么的，萨回答：“数数儿，一、二、三、四、五……”临了，还要发挥一句：“数啊数，最后都数不清了。”
老师差点“晕”倒。
老数数儿对脑子肯定有不良影响，萨爹就是数得有点儿呆的一位。他为人认真严谨，且重视礼貌，对人无论贵贱一律平等相待。于是即便我这小学生的算术题，他也要认认真真看过，思考半晌，然后对着我正儿八经开讲。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决不肯轻易给结论的——等于零，或者不等于零，这是一个问题……审查论文的严谨使他永远先要绕到对于数的性质分析或者离散逻辑判断上面去。
于是我的数学有问题只能靠自己，如果靠他，即便我明白的，只要三分钟，他准把我再绕糊涂。小时候特别怕萨爹检查数学作业，每当看到他兴致勃勃地打开我的数学练习册，我就感到头皮发麻，好比是在白宫看见了拉登老大。因为萨爹永远只能发现问题，而绝对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我发现这一个院的小伙伴们大体如此，虽然不少人的爹或者妈是数论或者分支方面的泰斗，却从来“不敢”麻烦他们给辅导数学作业。一个字——累。数学所的子弟中也有很多数学好的，那不是遗传，而是让老爹老娘折磨得独立思维能力特好的缘故。
有一天，萨爹来了一位同事，在客厅谈工作，片刻之后人家走了。恰好萨娘收拾药箱，看到一瓶药没了标签，想或许萨爹知道是治什么的，叫我去问问。我过去看见萨爹正在写东西，便问：“爸，这个叫什么？”
萨爹回头，用一种不太满意的目光看看我，愣了一下，但是依然按照他一贯的认真态度，彬彬有礼地回答道：“胃滋补。”
这个药名比较怪。我回去告诉萨娘，她也发呆，有这个药吗？于是亲自去问，然后就是哄堂大笑。
原来萨爹误会了，我的问题“这个叫什么”他是听到了，可是当时脑子在数学里，当然看不到我手中的药瓶，而是按照如下逻辑分析——问题：“这个叫什么？”——關键词：“叫”，因此，这不是一个定义问题，而是一个确认问题。按照“科学院院长叫郭沫若”进行类推，他是问人的姓名。——对问题整型：“这个”代表什么？对象比较模糊，但排除本房间小萨已经认识的萨爹、萨娘、萨弟，他的问题，只能是针对刚才走的同事。——发散思考：这小萨关心我同事叫什么？比较奇怪，但这个和问题本身无关，属于冗余部分，可以忽略。——判断：是否应该回答？小萨的问话很不礼貌，消极概率设定在80%，对人的问题应该尽力解答，积极概率可设定在60%。但是不回答小萨的问题会打击孩子的求知欲，回答积极概率的加权值可定位在50%。计算结果，回答积极概率60%×（1 50%）=90%。——回答消极概率80%。——结论：如实回答我同事的名字。 来的这位叔叔姓魏，名子楚。要是学文的，大概要加主谓语及修饰语，比如“这位叔叔姓魏，叫魏子楚”。或者“这是魏子楚先生”。而学数学的脑子里只有干巴巴的数字，没有修饰的概念，于是，萨爹的回答也就干巴巴的：“魏子楚。”
而我听到的和理解的就是“胃滋补”了——药嘛，我这个逻辑不算过分。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魏子楚先生后来还真的和“胃”闹得不可开交。先是得了胃病，经过一个气功大师治疗以后，变成胃癌了，然后经过一个二百五大夫一阵子折腾，又变成胃溃疡了——误诊啊。
还好是以喜剧收场的。
这帮喜欢数数的家伙们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在决定什么事情之前常常列出算式来计算一番。
60年代后期，计算机开始登场，萨爹希望转行。从纯数学转到计算机去，要放弃他心爱的专业。不过，从事计算机这个新兴产业，大家都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希望，特别是待遇方面，肯定要好得多。萨爹颇为踌躇，于是去和他的导师陆先生谈。陆先生反复计算，两个人运算的结果是如果萨爹搞数学，成功的概率远远高于搞计算机——这个计算的确正确，直到今天，“数学家”还是个比较为人熟悉的名词，“计算机家”就很陌生。
但是数学家就意味着一辈子的枯燥和清贫，陆先生自己已经体会很多了，萨爹是他心爱的弟子，这道方程难道解法也和自己的一个样？
最后，陸先生长叹一声，在算式的前面加了一个“1/”，说道：“要考虑前途。”
说完，老先生已经泪水涟涟。
而整个算式的结果，就完全倒了过来。
萨爹转行了。
“小皇帝”溥仪
萨爹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为人有些谨小慎微。他的身体本来不错，但70年代啃“长城0520”等几个艰苦项目，加上萨娘不在北京，工作之外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太辛苦，于是80年代有一段时间生病了。前面说了他的性格，谨小慎微嘛，这一病，有些“升官发财”的机会摆在面前，他也毫不动心，理由倒不是清高，而是怕身体出问题，决心好好调养。那是他事业的一段低谷期，持续了四五年的样子。
这一点与他的一些同事干活不要命的风格大不相同，然而不能说他是错的，他的好友中颇有几个原来身体很好的已经英年早逝，如钟家庆、龙瑞麟等，而当时疾病缠身的萨爹，现在却是天天跑颐和园、圆明园散步，悠哉游哉地拍照片呢，要让我来选，还是宁愿要这个“不思进取”的老爹。
对萨爹这一做法，萨娘极力支持，可用八路的话说，他就是一个拖后腿的落后分子。有一次当时的四通总经理沈国君先生来谈，沈是萨爹的同学，为人正直可靠，帮他的忙肯定不会有多余的烦恼。萨爹似为所动，萨娘怒道：“你不要命就去干！”于是作罢。那天萨悄悄对萨弟说：“得，好好一条汉子，毁在咱老娘手里了。”萨弟答曰：“是啊……”话没说完，冷不丁发现萨娘正横眉立目站在身后，于是俩小伙儿立马一块儿开始肝儿颤。
此事记得真切，盖因为萨娘发了脾气。萨爹萨娘两口子虽然都不思进取，却是相敬如宾。有人说夫妻俩如果被迫分开几年，以后感情就特别好，萨爹萨娘被“文革”弄得两地分居八年，也许这是两口子不打架的原因，但是这种事情，还是不要试验的好。他们在院里属于绝对的模范夫妻，这两口子打架，别说外人没见过，我这个当儿子的盯了二三十年，也就看见那么有限的三两回而已。
不过，按照萨娘的回忆，两个人交往的时候，倒是真的打过架，而且差点儿因为这个分了手。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萨爹和萨娘约好会面。一般来说约会嘛，总是男生先到，女生要迟到一点表示矜持。这萨娘是个学工的，学工的女生多半性子粗疏豪爽些，所以就没那么多讲究，居然早到了一刻钟。早到就早到了吧，此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好动，让她站十五分钟不动地方那简直是要她的命。见旁边有个卖水果的，萨娘（那时还是孙家二小姐）于是就买了一斤李子，还难得体贴地想着等萨爹来了给他也尝个鲜。
李子买好后，二小姐挑了个个大的，用袖子一擦就要往嘴里填。说来有趣，看萨娘当年照片，是一典型的淑女，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呢？还要说那句话，学工的嘛，几年工科学下来，开拖拉机出去实习连人家老玉米都偷，这淑女也就剩下照片上那点儿影了。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飞驰而来，一巴掌打在二小姐的手腕上，李子当场落地。错愕中二小姐抬头一看，正是萨爹。此人刹住车，对着二小姐训道：“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东西你也吃？！”
萨爹一向温文尔雅，忽然发脾气令人吃惊。但二小姐又哪里是吃素的，惊讶过后便是火往上蹿：“嘿，我吃什么你都要管啊！这大庭广众的，还没嫁给你呢，就这样猖狂！”二小姐当时就蹦起来了。
后面的版本有好几个，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有说萨的舅舅正好路过看见，过来给拉开，教训了萨娘一顿，就此了结（萨爹版）；有说萨娘摔了李子就走，扬言要吹，萨爹登门再三道歉保证才算结束（萨娘版）；有说萨娘摔了李子，从自行车夹袋里抽出一把大扳手追得萨爹满街跑（萨一个当作家的舅舅所说版本，我认为最不能信，野蛮女友绝没有提前三十年问世的道理）。
求证于萨爹，问急了，老爷子顾左右而言他，道：“你知道么，你妈，用唱戏的说法，那是‘抗旨’啊。那句‘李子树下埋死人’的话是溥仪亲口说的，所以印象比较深。”
“哪个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宣统皇帝呗。”
“您还见过宣统皇帝？”
“是啊，1960年，我从北大毕业那年。”
经萨爹这么一讲，我才知道分配到科学院，和萨90年代到机场一样，都是要先下去劳动一段时间的。不过萨的遭遇可比萨爹惨多了。萨是到机场外场推了三个月飞机轮子，风里雨里，白天黑夜。萨爹他们呢，是到科学院所属的植物所劳动三个月，摆弄摆弄花草，蛮文雅的活呢。看得出来，院里安排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去植物所劳动，并不是想让他们“在烈日下燃烧青春”，也是别有一番良苦用心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华老的大菜，是何等的荣耀。从辈分和学术水平来说，这次被宴请的都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学者，收到请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难道我的水平也达到能和华老他们一起吃馆子了？！
估计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骄横几分。
果然是水陆杂陈，边吃边谈，宾主尽欢。吃到快算账的时候，华老拿着服务员递来的账单说：“我出个数学题啊，大家算算邻座吃的喝的，折合起来能有多少钱。”
都是每天数数都数不清了的主儿，这个话题俏皮又让人觉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来，方程、微分，什么招儿新鲜上什么。算出结果和账单一对，还差十三块两毛。
华老说，算得对么？
那还能不对？数学所的大拿连账都算不清还混么？
华老掏出十三块两毛，放在账单上飘然而去。
教训给了，态度给了，方法给了，面子也给了。学者们公款吃喝的风气，好长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就算大家为了工作出去吃饭，也多用AA制。
然而“文革”里就有人为这事儿贴华老的大字报，说华老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出身，抠门，请钱学森吃饭，钱老有事没到，拉部下付账。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不能不佩服国人想象力丰富。
涉及矛盾的不适合写，邓稼先的事情就不好写了。他的老部下回忆，说邓是在和他们一起工作时突然“失踪”的，那么大的数理化学部秘书长说没就没了，而且谁也不能打听他去了哪里。然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相信他不是因為特务之类的事情失踪的，因为他的家人一切正常。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才有机会重新与邓稼先见面。邓虽然依旧和气精干，与大家相谈甚欢，却对他多年“失踪”的经历闭口不谈。大家也心领神会，普遍认为邓稼先是口很紧的人。直到那一篇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告文学出来，他们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和学长的行踪。
还有件事涉及毛公。
有一位老先生和邓稼先私交很好，所以在邓稼先会见杨振宁之后，两人曾会面并在科学院的某个食堂一起吃了顿饭。提起那次会面，邓稼先似有遗憾，而又莞尔。
老先生看得出来，他也是绝顶聪明的人，觉得其中必有古怪之处，好奇之下问了再问，因为不涉及什么保密问题，邓稼先终于开口。
他说，杨振宁问我是不是多次见过毛主席，我说是。他问我对毛主席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一件事，当时应该对他说的。
现在想来，杨振宁先生只见过毛公一次，大约是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吧。
邓稼先想起来的是怎样一件事呢？
他说，那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有点紧张，在座的很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有点紧张。
毛主席出来的时候和大家握手，旁边有人负责介绍。介绍到一位著名数学家，毛公停住了，目不转睛地看了他半天，说：“我知道你啊，你是数学家。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这位数学家一愣，大家也吃了一惊，毛公接着说：“我上学时候的数学学得不好啊，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害怕。”
这时候大家都笑了，而毛公还意犹未尽，拉着这位老数学家接着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数学家啊。我的数学不好，老师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数学不好呢？给我出了很多题目让我做。我就是不肯做。他发了脾气，于是我说，你的题目我不明白，你要是能给我解释明白了，我就做。他说你哪里不明白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也解释不清，于是我不做他的数学题，他也没办法了。”
是怎样的一个题目呢？大家都很好奇。
毛公带点顽皮地对大家说：“我就问他，你这个题目叫鸡兔同笼，你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养在一个笼子里呢？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兔子的，你不怕它们打架么？”
哄笑声中，毛公还在讲：“你解释得清楚，我就做你的题，你解释不清楚，对不起……他解释不清楚……”
那一天，老先生也是大笑。
回来以后，老先生的太太却吓得汗流浃背，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讲啊，要说毛主席数学才六十分，不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
老先生一吓，从此不敢提这件事情。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
时值高考时节，老萨不由得想起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承彪先生。
潘承彪先生与萨爹萨娘交情都不错，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被汽车撞了，恰好萨爹不在国内，潘承彪先生就急急忙忙赶来看望。那一次我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潘先生每次来都是很淡定的样子，这一回表情却十分紧张，一进门就握住萨娘的手，连声说：“你可要挺住，你可要挺住啊！”
萨当时神志清醒，看了不禁昏头，心想该挺住的是我啊，你拉俺娘干啥？
后来才明白是潘先生误会了。他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到数学所平房宿舍外面，恰好看到不知道谁烧掉的一些垃圾。潘先生心地善良，本来就为萨的事情担心，又看到烧过的纸片在风中乱飞，不禁疑云頓起，心想这孩子完了。进了门您老先生倒是看一眼啊，萨就在床上躺着呢，人家可好，一看萨娘两眼红肿，马上就开始安慰家属了。
过后，潘先生颇不好意思。
潘承彪先生和他的哥哥潘承洞先生都是数学界泰斗。数学界父子传承的不在少数，但兄弟都在这个领域做出出色成就的倒不是特别多，至少我所听说过的，也就是潘先生两兄弟了。这可能是因为数学这玩意儿太累脑子，对先天要求比较高，家里偶尔出一个干这个的还行，连续放卫星未免要求太高。
两位潘先生都在解析数论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堪称“双璧”。这里顺便透露一点“内幕”，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界即便是“文革”期间也在世界上占据相当高的地位，但如果有人问，你们中国数学到底是哪方面厉害呢？那很多中国人是不太说得清的，因为这是专业范畴。实际上，中国数学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是数论，两位潘先生、陈景润，都是这方面的权威；一个是分支，杨乐、张广厚都是此领域的泰斗。有人问了，当时我国的科技遭到严重的破坏，怎么唯有数学一枝独秀呢？原因也简单，数学这东西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电子显微镜，有把计算尺加上个不凡的脑袋就成，因此在其他方面因为投入的限制万马齐喑之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的中国，自然就在这方面闪耀出光芒来了。
不过，我接下来要说的并非潘先生的成就，而是他在数学界一个“可恶”的秘密——他干的这件事，到现在恐怕还有不少当年参加高考的人记得，只不过找不着正主儿是谁。
潘先生这么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会做出“可恶”的事情来呢？
嘿嘿，这就是教育部的问题了。
教育部找了潘先生去出高考题。
中国的高考，习惯是找学科权威来出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根本没有道理。因为学科权威的本领在专、在精，对于中学教育那就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实证就是科学院数学所的孩子们没一个敢找自己老爹辅导数学的，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讲越糊涂。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教育部却偏偏不明白！
于是，出高考题，它不找高中的模范教师来出，却找到了潘教授，当然高考出题会组织很多教授一起出，还好潘教授只出了一道题。可以想象，刚跟一帮杠头PK完哥德巴赫猜想，忽然让他给小孩子们出题，不出乱子才怪呢。
那一年，考数学的孩子们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脸的，有咬牙切齿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满地找牙的——找了牙准备咬出题人一口。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出的这道题上。这道题答对了的不到1%。
是太难吗？
那倒不是，潘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腾孩子们，自己知道不能出这么难的。那出什么好呢？他琢磨着越简单越好，就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
那就是——请证明勾股定理。
对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但就是因为太简单，根本没有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东西怎么证明。勾股定理嘛，简直像地球是圆的那么自然，但是证明？这东西还要证明吗？！
就是啊，你证明一下地球是圆的试试。
十年寒窗，苦苦猜题，遇到这样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题目。出了考场，学生和老师没有不骂的——这谁呀，出这种题！
那些天，潘先生总是灰溜溜的，对议论高考的人很敏感，而且经常打喷嚏。见到同僚，一个劲儿地嘱咐：人家要问，你可千万别说那道题是我出的啊。
估计他嘱咐了不少人，所以，至今还时而听到有人印象深刻地提起这道“罪大恶极”、坑了全国99%考生的怪题，却从来没听到谁说得清它的出处。
时隔数十年再揭开这个谜底，潘先生应该不会介意了。相信当年的学生们也早想开了，反正大伙儿都挂了，又不是我一个。
拒绝讲学的女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的最高科学学府，如果谁有幸分配到这里工作，实在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能够到这里工作的学者，多有一种能力得到证明的欣悦感。
然而当年中科院刚刚建立的时候，曾经想把一位优秀的女物理学家请来讲学，结果对方干净利落地拒绝了，没有留一点余地。
是谁有这样的傲气？
此人身份十分特殊，是一名女科学家，而且还是个外国人。她和丈夫一起来到中国，并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这个正在复兴的东方古国。
她，就是1946年来到中国并长期定居于这个国度的美国女科学家寒春，原名Joan Hinton。
有意思的是，说起寒春不肯到科学院讲学，谈到的人竟然没有谁持有微词，遗憾之余对这位了不起的女性还隐隐带有一丝敬佩。
科学院有意请寒春来讲学是有道理的，原因是她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是颇负盛名的核物理学家。事实上，寒春出身于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是“曼哈顿工程”总负责人费米的学生，二战期间就是当时美国物理学界年轻的先驱。
寒春的手上有一个伤疤，那是她在实验室进行测试工作时不小心受伤造成的。当时有一名她的同事走进实验室，一不小心合错了电闸，电流瞬间通过她的实验台，正在进行实验的寒春被五十万伏的高压电击中，差一点丧命。几十年后她对自己的儿子阳和平讲到此事时仍心有余悸，说如果不是正好手背对着电线而是手心的话，估计那个时候就Go Ahead（完蛋）了。她的那个同事，名叫杨振宁。 当年，寒春来到中国，最初是看望自己的恋人阳早，结果她很快被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清廉和勤奋所吸引，就此做出了留在中国并为之奉献一生的决定。
既然是这样一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科学家，为何不肯给科学院的后辈们讲学呢？
原来，这是出自寒春对自己理想的坚持。
寒春在美国期间，其研究的成果被用在了“曼哈顿工程”之中。结果，在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寒春震惊地发现，原子弹的攻击让十余万人失去了生命。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了杀人武器，这一点对一直信守和平主义的寒春来说十分苦恼，也促成了她的中国之行。
在中国，寒春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却始终没有放下对于战争的纠结。她做出了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终生不再涉足物理领域。从此，她拒绝了任何与物理相关的研究和教学，哪怕是在她深爱的中国。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寒春这种异样的坚定来自何处。这位女科学家是《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她也有着同祖母一样的执着。
说来，寒春应该是让科学院人深感遗憾的。但是，她仍是很多人景仰的对象。原因是，虽然她没有继续自己在核物理方面的研究，但并没有消沉，没有浪费自己的才华，而是从此转向了另一个造福人类的领域——她和丈夫阳早一起加入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从一名核物理学家，最终转变成了一名闻名遐迩的农学家。
他们俩设计的奶牛青饲料加工机械，销售量达一百万台，并成功地通过胚胎移植等技术培养出年产奶量达14吨的优质乳牛（普通乳牛一年产奶量仅三至四吨）。这种乳牛产的奶质量极佳，超过国际标准，是我国难得的优质奶源。
2010年，寒春在北京不幸病逝，临终前一天她还在奶牛繁育基地工作。尽管她不曾为科学院的学生讲授过一堂课，但是这份对于理想的执着和毕生造福他人的努力，令许多科学院人对这个不肯来讲学的老师至今不能忘怀。
汪德熙先生的
“潜伏”往事
汪德熙先生，中国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核化学化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资深院士。从他这一系列身份来看，应该是个大师级的知识分子，但在抗战中，正是汪德熙先生和他的战友们把日本鬼子气得火冒三丈。
汪先生他们干了什么，让日军如此恼怒呢？
原来，1938年，任中国大学化学系讲师的汪德熙与其他数百名北平的知识分子一起，在叶企孙先生的组织下离开敌占区，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汪先生去冀中是瞒着家人的，谎称去天津教书。为了能进入根据地，他化装成传教士，然后还学了句日语“我是基督徒”。这样，他们很快就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特别是为抗日兵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汪德熙先生本人担任了冀中军区供给部化工技术工作的负责人。
既然汪先生已经去了冀中，又怎么能把日军气成那样呢？原因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与留在北平的外籍教授们进行联系，解决了冀中根据地高性能炸药研制中的多个重要问题，而日军硬是拿他们没办法。
据冀中兵工重要负责人张方回忆，在冀中的专家们因为缺少实验条件，经常用英文写信向在北平的洋教授们求助。这些信件从冀中敌占区的“关系”处以平信寄出。日军对所有信件都会进行检查，然而，次次都放行。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无非是回乡的学生与教授交流关于肥田粉的学术论文而已。
但让日军没想到的是，其实这些信件探讨的却是怎样制造对付日军火车的炸药——英文不好的日本人看不懂，实际上这是国际友人和中国专家在共同帮助八路军完成制造烈性炸药的技术攻关。
汪先生等人到达冀中之前，八路军多用黑火药装地雷和手榴弹，但这是用于袭扰和自卫的，正规部队不能靠这个。日军有过记载，第一次攻打井陉煤矿的时候，八路军的手榴弹曾扔得日军阵地到处都是，却基本不响，这是因为下雨导致黑火药受潮。后期八路军炸炮楼用的炸药包，是不能指望这玩意儿的。
汪先生他们来了以后，很快找到了新的炸药来源。此时，日军却在河北实行着他们占领期间唯一的“德政”——为了能够征得更多的粮食，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河北的农民对日军的这种所谓“德政”响应并不积极，因为反正多收了糧食也是鬼子的，而且肥田粉的价格不菲，老百姓也很难负担。
然而，日军的肥田粉却不愁销路——都被八路军买去了。
八路军要肥田粉干吗？送到南泥湾开荒？当然不是。这是因为北平来的专家们到了根据地，发现日制肥田粉的主要成分内含有大量硫酸钾，将其提炼出来，再通过化学反应，是可以变成炸药原料的。顺便说一句，今天肥田粉的成分已经大大改变，提炼不出炸药了。
当然，日制肥田粉里面含有大量杂质，这个提纯和反应的过程并不简单，所以到了根据地的专家要与在北平的朋友交流，通过他们的实验获得更好的炸药制造方法。北平的外籍教授们一方面与汪先生等人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大多同情中国的抗战，因此心照不宣地帮助学生们解决这些“学术问题”。这就是肥田粉论文的由来了。双方只谈化学反应，不涉及炸药与抗日内容一字，局外人实在是不容易看明白。
那么用英文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汪德熙先生英文很好，张方和胡大佛等八路军兵工专家在冀中的兵工厂里也经常用英文交流，为此还差点被当成特务呢。
这样，冀中的炸药水平在三个月内突飞猛进，让日军连吃大亏。所以，日军被汪先生他们气得火冒三丈也不奇怪。1938年9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先生亲自带领游击队员在保定以南第一次试验了新式炸药，当场成功炸毁日军军火列车一列。汪先生亲自引爆，这可能是中科院院士亲手消灭侵略者的首例呢。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时做出的选择。
龙先生要走了
称龙瑞麟为“先生”不能体现他的真实风采，因为这“先生”两个字显得有些老。实际上他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出头。龙先生 是湖南岳阳人，英俊儒雅，精力充沛。假如他活到现在，大概还会是女孩子们崇拜的偶像。人的一生很难看到几个这样有风采而且深沉的男子。他是著名数学家——在国际上；在中关村，该排队买大白菜的时候，他也一样要去拉板车的。 有一次他回湖南老家，给萨爹带回来一段腊鱼。那鱼活着的时候一定极大，只一块肋排挂在墙上就有手风琴那样大。
20世纪80年代的数学 所平房宿舍里，傍晚或者周末经常可以看见他在门外摆个小桌做他的工作——两个儿子要考学，占了家里的两张办公桌；太太是中学老师，经常有学生来家里补课。堂堂数学家体贴妻儿，只好到门外搞研究了。那时候的人不讲究，如果是夏天，英俊而风度极佳的龙先生上身穿一件跨栏背心，就趴在那儿伏案工作了。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他能唱非常优美的外国歌，有的时候和他的太太高老师一起在房间里唱，我们在外面也能够听到，很浪漫的感觉。
他是80年代后期才搬进楼房的，一套小三间，排队排上的。因为有两个子女，所以是三间。但如果是同性子女，只能是小三间。异性子女呢，就可以住大三间了。龙先生一直在那里住到去世。清廉自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分，直到今天，也没听说科学院从知识分子提拔的干部中有哪个因为贪污给抓了。
以他的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应该是长寿的类型，可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负担太重了，而得到的关爱又太少。钟家庆、张冬冰，哪个不是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却都一个个“英年早逝”。
龙先生生病应该是在90年代前期，肺癌。癌本身很难治愈，但据说他的死却不完全是因为癌症。他病后本来应该住院，可床位比较紧张。以他的地位，稍微找一下领导也就进去了，但是不给人添麻烦大概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秉性，所以他就没有去找人。
他的肿瘤长在胸腔上部，一天忽然阻塞气管，无法呼吸。
当时龙太太已经学会急救，在家中进行给氧无效后，急忙打电话叫医院的急救车，电话那头答：“现在车都出去了，没有，你叫出租车吧。”龙太太匆忙叫出租车，同时给萨爹等朋友打电话。
等赶到最近的医院，医院的大夫叫先办手续。这时龙先生的面孔已经变成紫色，呼吸停止，心脏停跳。
医生看了一下，听说是癌症，未采取任何措施，只是表示本院抢救不了，一个劲儿催促转院。这时候龙先生的心脏忽然恢复了跳动，但医生还是拒绝抢救，不肯接收，只是催着转院。
万般无奈，只好又乘出租车赶往另一家大医院。路上，龙先生的心脏再次停跳，再次复苏，最后终于归于沉寂。
事后，医生认为龙先生的心脏机能非常好，且求生欲望强烈，因此能够两次恢复心跳。当时只要医生敢于承担责任，给气管下管，加压给氧，就可以挽救。但是，值班医生不敢承担责任，一味推托，耽误了抢救时间，终于回天乏术。
这一家医院当然不用承担责任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收治！
家属进行了起诉，但不了了之，因为值班医生的确是“按照规章办事”。我们医院的规章对于患者应该做什么，规定得非常清楚，基本上是少一分钱，差一个手续也不行，而医院针对自己的职责，就规定得不太明确了。
以龙先生的身体素质，癌症未必能够让他的心脏停跳，而癌症以外的因素却可以。
那一年遇上发大水，萨爹回来后和萨娘相对良久，无奈又悲愤，最后说：“这样大的雨，老天爷召他，龙要走了。”
有爹搞数学
萨小的时候周围的叔叔阿姨们都是数学所的。萨爹他们跟数字打了几十年交道，“数学家”不一定算得上，“数学者”大体可以算上，而且是有意思的一群人。
萨小时候对中科院数学所的工作内容全无概念，入小学时老师问萨爹的单位是干什么的，萨回答：“数数儿，一、二、三、四、五……”临了，还要发挥一句：“数啊数，最后都数不清了。”
老师差点“晕”倒。
老数数儿对脑子肯定有不良影响，萨爹就是数得有点儿呆的一位。他为人认真严谨，且重视礼貌，对人无论贵贱一律平等相待。于是即便我这小学生的算术题，他也要认认真真看过，思考半晌，然后对着我正儿八经开讲。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决不肯轻易给结论的——等于零，或者不等于零，这是一个问题……审查论文的严谨使他永远先要绕到对于数的性质分析或者离散逻辑判断上面去。
于是我的数学有问题只能靠自己，如果靠他，即便我明白的，只要三分钟，他准把我再绕糊涂。小时候特别怕萨爹检查数学作业，每当看到他兴致勃勃地打开我的数学练习册，我就感到头皮发麻，好比是在白宫看见了拉登老大。因为萨爹永远只能发现问题，而绝对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我发现这一个院的小伙伴们大体如此，虽然不少人的爹或者妈是数论或者分支方面的泰斗，却从来“不敢”麻烦他们给辅导数学作业。一个字——累。数学所的子弟中也有很多数学好的，那不是遗传，而是让老爹老娘折磨得独立思维能力特好的缘故。
有一天，萨爹来了一位同事，在客厅谈工作，片刻之后人家走了。恰好萨娘收拾药箱，看到一瓶药没了标签，想或许萨爹知道是治什么的，叫我去问问。我过去看见萨爹正在写东西，便问：“爸，这个叫什么？”
萨爹回头，用一种不太满意的目光看看我，愣了一下，但是依然按照他一贯的认真态度，彬彬有礼地回答道：“胃滋补。”
这个药名比较怪。我回去告诉萨娘，她也发呆，有这个药吗？于是亲自去问，然后就是哄堂大笑。
原来萨爹误会了，我的问题“这个叫什么”他是听到了，可是当时脑子在数学里，当然看不到我手中的药瓶，而是按照如下逻辑分析——问题：“这个叫什么？”——關键词：“叫”，因此，这不是一个定义问题，而是一个确认问题。按照“科学院院长叫郭沫若”进行类推，他是问人的姓名。——对问题整型：“这个”代表什么？对象比较模糊，但排除本房间小萨已经认识的萨爹、萨娘、萨弟，他的问题，只能是针对刚才走的同事。——发散思考：这小萨关心我同事叫什么？比较奇怪，但这个和问题本身无关，属于冗余部分，可以忽略。——判断：是否应该回答？小萨的问话很不礼貌，消极概率设定在80%，对人的问题应该尽力解答，积极概率可设定在60%。但是不回答小萨的问题会打击孩子的求知欲，回答积极概率的加权值可定位在50%。计算结果，回答积极概率60%×（1 50%）=90%。——回答消极概率80%。——结论：如实回答我同事的名字。 来的这位叔叔姓魏，名子楚。要是学文的，大概要加主谓语及修饰语，比如“这位叔叔姓魏，叫魏子楚”。或者“这是魏子楚先生”。而学数学的脑子里只有干巴巴的数字，没有修饰的概念，于是，萨爹的回答也就干巴巴的：“魏子楚。”
而我听到的和理解的就是“胃滋补”了——药嘛，我这个逻辑不算过分。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魏子楚先生后来还真的和“胃”闹得不可开交。先是得了胃病，经过一个气功大师治疗以后，变成胃癌了，然后经过一个二百五大夫一阵子折腾，又变成胃溃疡了——误诊啊。
还好是以喜剧收场的。
这帮喜欢数数的家伙们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在决定什么事情之前常常列出算式来计算一番。
60年代后期，计算机开始登场，萨爹希望转行。从纯数学转到计算机去，要放弃他心爱的专业。不过，从事计算机这个新兴产业，大家都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希望，特别是待遇方面，肯定要好得多。萨爹颇为踌躇，于是去和他的导师陆先生谈。陆先生反复计算，两个人运算的结果是如果萨爹搞数学，成功的概率远远高于搞计算机——这个计算的确正确，直到今天，“数学家”还是个比较为人熟悉的名词，“计算机家”就很陌生。
但是数学家就意味着一辈子的枯燥和清贫，陆先生自己已经体会很多了，萨爹是他心爱的弟子，这道方程难道解法也和自己的一个样？
最后，陸先生长叹一声，在算式的前面加了一个“1/”，说道：“要考虑前途。”
说完，老先生已经泪水涟涟。
而整个算式的结果，就完全倒了过来。
萨爹转行了。
“小皇帝”溥仪
萨爹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为人有些谨小慎微。他的身体本来不错，但70年代啃“长城0520”等几个艰苦项目，加上萨娘不在北京，工作之外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太辛苦，于是80年代有一段时间生病了。前面说了他的性格，谨小慎微嘛，这一病，有些“升官发财”的机会摆在面前，他也毫不动心，理由倒不是清高，而是怕身体出问题，决心好好调养。那是他事业的一段低谷期，持续了四五年的样子。
这一点与他的一些同事干活不要命的风格大不相同，然而不能说他是错的，他的好友中颇有几个原来身体很好的已经英年早逝，如钟家庆、龙瑞麟等，而当时疾病缠身的萨爹，现在却是天天跑颐和园、圆明园散步，悠哉游哉地拍照片呢，要让我来选，还是宁愿要这个“不思进取”的老爹。
对萨爹这一做法，萨娘极力支持，可用八路的话说，他就是一个拖后腿的落后分子。有一次当时的四通总经理沈国君先生来谈，沈是萨爹的同学，为人正直可靠，帮他的忙肯定不会有多余的烦恼。萨爹似为所动，萨娘怒道：“你不要命就去干！”于是作罢。那天萨悄悄对萨弟说：“得，好好一条汉子，毁在咱老娘手里了。”萨弟答曰：“是啊……”话没说完，冷不丁发现萨娘正横眉立目站在身后，于是俩小伙儿立马一块儿开始肝儿颤。
此事记得真切，盖因为萨娘发了脾气。萨爹萨娘两口子虽然都不思进取，却是相敬如宾。有人说夫妻俩如果被迫分开几年，以后感情就特别好，萨爹萨娘被“文革”弄得两地分居八年，也许这是两口子不打架的原因，但是这种事情，还是不要试验的好。他们在院里属于绝对的模范夫妻，这两口子打架，别说外人没见过，我这个当儿子的盯了二三十年，也就看见那么有限的三两回而已。
不过，按照萨娘的回忆，两个人交往的时候，倒是真的打过架，而且差点儿因为这个分了手。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萨爹和萨娘约好会面。一般来说约会嘛，总是男生先到，女生要迟到一点表示矜持。这萨娘是个学工的，学工的女生多半性子粗疏豪爽些，所以就没那么多讲究，居然早到了一刻钟。早到就早到了吧，此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好动，让她站十五分钟不动地方那简直是要她的命。见旁边有个卖水果的，萨娘（那时还是孙家二小姐）于是就买了一斤李子，还难得体贴地想着等萨爹来了给他也尝个鲜。
李子买好后，二小姐挑了个个大的，用袖子一擦就要往嘴里填。说来有趣，看萨娘当年照片，是一典型的淑女，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呢？还要说那句话，学工的嘛，几年工科学下来，开拖拉机出去实习连人家老玉米都偷，这淑女也就剩下照片上那点儿影了。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飞驰而来，一巴掌打在二小姐的手腕上，李子当场落地。错愕中二小姐抬头一看，正是萨爹。此人刹住车，对着二小姐训道：“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东西你也吃？！”
萨爹一向温文尔雅，忽然发脾气令人吃惊。但二小姐又哪里是吃素的，惊讶过后便是火往上蹿：“嘿，我吃什么你都要管啊！这大庭广众的，还没嫁给你呢，就这样猖狂！”二小姐当时就蹦起来了。
后面的版本有好几个，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有说萨的舅舅正好路过看见，过来给拉开，教训了萨娘一顿，就此了结（萨爹版）；有说萨娘摔了李子就走，扬言要吹，萨爹登门再三道歉保证才算结束（萨娘版）；有说萨娘摔了李子，从自行车夹袋里抽出一把大扳手追得萨爹满街跑（萨一个当作家的舅舅所说版本，我认为最不能信，野蛮女友绝没有提前三十年问世的道理）。
求证于萨爹，问急了，老爷子顾左右而言他，道：“你知道么，你妈，用唱戏的说法，那是‘抗旨’啊。那句‘李子树下埋死人’的话是溥仪亲口说的，所以印象比较深。”
“哪个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宣统皇帝呗。”
“您还见过宣统皇帝？”
“是啊，1960年，我从北大毕业那年。”
经萨爹这么一讲，我才知道分配到科学院，和萨90年代到机场一样，都是要先下去劳动一段时间的。不过萨的遭遇可比萨爹惨多了。萨是到机场外场推了三个月飞机轮子，风里雨里，白天黑夜。萨爹他们呢，是到科学院所属的植物所劳动三个月，摆弄摆弄花草，蛮文雅的活呢。看得出来，院里安排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去植物所劳动，并不是想让他们“在烈日下燃烧青春”，也是别有一番良苦用心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华老的大菜，是何等的荣耀。从辈分和学术水平来说，这次被宴请的都是低了一个档次的学者，收到请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难道我的水平也达到能和华老他们一起吃馆子了？！
估计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骄横几分。
果然是水陆杂陈，边吃边谈，宾主尽欢。吃到快算账的时候，华老拿着服务员递来的账单说：“我出个数学题啊，大家算算邻座吃的喝的，折合起来能有多少钱。”
都是每天数数都数不清了的主儿，这个话题俏皮又让人觉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来，方程、微分，什么招儿新鲜上什么。算出结果和账单一对，还差十三块两毛。
华老说，算得对么？
那还能不对？数学所的大拿连账都算不清还混么？
华老掏出十三块两毛，放在账单上飘然而去。
教训给了，态度给了，方法给了，面子也给了。学者们公款吃喝的风气，好长时间都控制得很好，就算大家为了工作出去吃饭，也多用AA制。
然而“文革”里就有人为这事儿贴华老的大字报，说华老是小资产阶级店员出身，抠门，请钱学森吃饭，钱老有事没到，拉部下付账。事情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不能不佩服国人想象力丰富。
涉及矛盾的不适合写，邓稼先的事情就不好写了。他的老部下回忆，说邓是在和他们一起工作时突然“失踪”的，那么大的数理化学部秘书长说没就没了，而且谁也不能打听他去了哪里。然而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相信他不是因為特务之类的事情失踪的，因为他的家人一切正常。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才有机会重新与邓稼先见面。邓虽然依旧和气精干，与大家相谈甚欢，却对他多年“失踪”的经历闭口不谈。大家也心领神会，普遍认为邓稼先是口很紧的人。直到那一篇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报告文学出来，他们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和学长的行踪。
还有件事涉及毛公。
有一位老先生和邓稼先私交很好，所以在邓稼先会见杨振宁之后，两人曾会面并在科学院的某个食堂一起吃了顿饭。提起那次会面，邓稼先似有遗憾，而又莞尔。
老先生看得出来，他也是绝顶聪明的人，觉得其中必有古怪之处，好奇之下问了再问，因为不涉及什么保密问题，邓稼先终于开口。
他说，杨振宁问我是不是多次见过毛主席，我说是。他问我对毛主席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一件事，当时应该对他说的。
现在想来，杨振宁先生只见过毛公一次，大约是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吧。
邓稼先想起来的是怎样一件事呢？
他说，那是第一次和毛主席见面，有点紧张，在座的很多科学家都是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有点紧张。
毛主席出来的时候和大家握手，旁边有人负责介绍。介绍到一位著名数学家，毛公停住了，目不转睛地看了他半天，说：“我知道你啊，你是数学家。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这位数学家一愣，大家也吃了一惊，毛公接着说：“我上学时候的数学学得不好啊，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害怕。”
这时候大家都笑了，而毛公还意犹未尽，拉着这位老数学家接着说：“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数学家啊。我的数学不好，老师很不高兴，说你怎么能数学不好呢？给我出了很多题目让我做。我就是不肯做。他发了脾气，于是我说，你的题目我不明白，你要是能给我解释明白了，我就做。他说你哪里不明白呢？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也解释不清，于是我不做他的数学题，他也没办法了。”
是怎样的一个题目呢？大家都很好奇。
毛公带点顽皮地对大家说：“我就问他，你这个题目叫鸡兔同笼，你为什么要把鸡和兔子养在一个笼子里呢？我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养兔子的，你不怕它们打架么？”
哄笑声中，毛公还在讲：“你解释得清楚，我就做你的题，你解释不清楚，对不起……他解释不清楚……”
那一天，老先生也是大笑。
回来以后，老先生的太太却吓得汗流浃背，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讲啊，要说毛主席数学才六十分，不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
老先生一吓，从此不敢提这件事情。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