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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城”名号叫响十余年后，成都正在迎来一个别致而闪亮的新标签。
它关乎城市气质的一次脱胎换骨之变。随着新鲜血液的持续注入，含蓄内敛、安静平和的成都近年频现新意。无数精干的创业团队，异乎寻常的奋斗热情，分秒必争的工作节奏，以及比肩硅谷的信息捕获能力，都在让这座西部大开发桥头堡日渐显露创新之城的独特魅力。
恰如杭州打出阿里名片、深圳以孵化腾讯为荣一样，创投氛围日趋火热且已有不俗表现的成都亦需一个具备足够影响力的创新型标杆企业作为大旗。它尚未被关注到。它可能会出现在哪里？
城南汇聚众多初创企业的天府软件园被寄予厚望。
“师傅，到天府新区孵化园。”
出租车司机一脸错愕和茫然：“是孵小鸡的地方吗？”
千行科技创始人蔡兴聪清楚地记得，2005年那会儿，成都只有504路一条公交车线路连通市区和高新区孵化园，坐到终点下车的往往只有三两个人，彼时三环以外的高新区还是一片荒芜，孵化园更鲜为人知。“现在好了，一说孵化园、软件园，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是，在这里，每3天就有一家创新型企业诞生。
曾熙并不感到意外。半年前，她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加入了一家名为“简途旅行”（下称简途）的互联网初创公司。此前，她在《成都商报》干了近20年。令她高兴的是，今年4月，她所在的这家旅游车服务O2O平台已获得200万美元的融资。
简途的办公地点刚从天府软件园D区搬到C区。半年来，公司员工从20人增至50人，原本100多平方米的区域已容纳不下，为了搞定办公新场地，她没少折腾。“很多公司都想在软件园里找办公地点，不论创业场、加速器，还是产业园，政府会针对性地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我们申请换楼也排了很久队，这个位置很多人抢着要。”
像这样因为公司发展，团队不断扩张而要搬迁的团队，园区里还有很多。早期的天府软件园由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统一管理，企业要入驻有政府邀请制和申请审核制等多种途径。2009年，天府软件园区公司成立，他们计划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孵化平台，并给予他们政策扶持，包括提供办公场地、相应的基础公共设施配套、专项资金扶持等。
天府软件园位于成都高新开发区南部的天府新区，最初叫科技园。据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蕾介绍，自2005年园区正式投入运营，政府就一直在考虑究竟什么产业更合适它，直到2007年才把软件产业作为成都支柱产业的调子定下来，科技园由此改名为天府软件园。
何蕾学工程设计出身，有多年的园区规划经验，园区写字楼的功能划分，园区内的餐饮、酒店、咖啡馆、超市、健身中心等周边配套按什么比例在各个园区布点，这些都要经她精心考量、做决定。
这个规划建筑面积370万平方米，已开发150万平方米的地方聚集了超5万名上班族。园区按字母划分楼栋，目前已启动的有ABCDEFG共7个区。坊间传言，政府有意将26个字母全部建完。由于现在入驻的企业接近饱和，一有空位就成了抢手货。
“大公司到了成都，只要它不自己拿地建楼，到软件园来是很多公司的首选。”何蕾称。据介绍，时下园区办公楼出租率非常高，几乎没有空余。好消息是，有相关部门透露，在天府软件园再往南的新川片区又规划了一块60多万平方米的区域，正在挖地基，也做产业项目。
简途的新办公区位于C11座21楼，隔壁楼栋就是阿里巴巴，前面是腾讯，放眼望过去还能瞥见完美世界和盛大的楼宇。在公司最初选址时，他们想过在成都市中心找一个甲级写字楼办公，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天府软件园。曾熙说，这里比较有IT、科技的氛围。“到了晚上九十点钟，周围的大公司都亮着灯，他们晚上加班，周末也上班，我们这样的初创企业也没有理由放松。”
在每天早8点的上班高峰期，园区入口总是人潮涌动。作为成都本地人，曾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几乎全城的年轻人都集中到了这里。当你听到‘我堵在了三环边上’这种话时，会有种身在北京CBD、中关村的错觉。噢，对了，成都也是环形道路。”
成都最早开通的1号线地铁贯穿了整个天府软件园（除G区外），园区外还有票价5毛、1块不等的小猪巴士，另外市政府还开辟了两批定制公交，第一批6条中就有5条通往软件园。依照曾熙的经验，住得远的话，开车上班需要耗时30分钟到1小时，乘坐巴士或地铁顶多1个到1个半小时。
如果你沿着成都最明显的中轴线——天府大道，驱车从城北一路朝南开，从一路飘着火锅香气的城中穿过一环、二环、三环及绕城高速，道路一侧会逐渐出现一座座造型独特的单体建筑，如环球金融中心、市政大厅、会展中心、国际五星级酒店等；一些大型Shopping Mall、商品住宅项目、演艺中心、商务写字楼、金融中心等周边生态建筑也将随之被开发。
这里即是南部新城。高新区所呈现出的现代感跟老城区有明显的对照：城北是闲适、轻松的生活区，市中心只集中保留了一些商业卖场、电台、报社等，二环以内还有少量写字楼；城南则是紧张、快节奏的CBD景象，大批企业主要迁移至三环及三环外的高新区，后者又以软件园为核心，企业类别多以科技、游戏、互联网、软件研发为主。
“如今的高新区，有点像上海的浦东新区。”何蕾见证了“新城”的崛起。她说，差不多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种满油菜花的农田。
天府软件园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从一片不毛之地到遍布名企还得归功于早期的“招大引强”策略。正式对外招商10年后的今天，天府软件园已发展成为中国10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目前园区已吸纳如IBM、SAP、阿尔卡特、华为、阿里巴巴等5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其中行业100强75家，世界500强34家。
令何蕾更为激动的是，2008年四川大地震过后，很多企业对园区的信心产生了动摇，此时腾讯是第一个在震后与园区签约的大企业，并先后将该公司西南部客服中心和一个游戏研发团队落户于此。此后两年多时间，园区几乎被大企业填满了。
一些大企业喜欢将研发部、通讯技术中心设在成都。成都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53所高校，每年毕业生超28万人，这些高净值人才相比一线城市要便宜得多，园区内的企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而这也成了园区对外招商时的重要筹码。
与其说这里是一个创新基地、初创企业孵化园，不如说这里更像一个配套齐全、环境优雅的创客校园。园区里的桂花、红叶李、楠木等都是精心挑选后移植到的这里，一大批落叶乔木能感知四季分明的变化。
采访正值9月下旬，桂花全开了，穿梭于园区，清风徐来，香气沁人。秋天到了，连接A、B两区的银杏大道又会引来许多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何蕾要求不准物业随便打扫落叶，只能轻扫至一旁，不能乱了景致。“在做园区的园林规划时，何总就设想让园区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香。”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称。
“负一层好歹是独立的办公间。”
在成为创业场第一批“学员”之前，咕咚运动团队一共就两个人，当时还挤在大学生创业园的一个大开间里，七八个团队一起办公。来到D区负一层后，有了独立办公间，这才看起来像个创业公司，虽然面积不到50平方米，但创始人申波很满意，觉得一下子条件升级了。更重要的是，进驻这里可享受一年免租的政策优惠。
负一层是一个半地下的空间，又称创业场，其前身是软件工作室，也是天府软件园最早的孵化器场所，2007年就已投入运营。如今，近8000平方米的区域被划分为六七十个小隔间，每间50～60平方米不等，配有桌、椅、网络等基础办公设施，可以容纳10人以内的团队，属于拎包即可入驻。唯一的门槛是，创业团队先要提交申请，再经过园区每1到2个月一次的评审会筛选。
跟咕咚运动同属第一批入驻的就有50个团队。迅游科技、尼毕鲁科技、天象互动、Tap4Fun、咕咚运动、品果科技（Camera360）等都是从这里开启的创业征程，现在他们以明星企业的身份被展示在创业场的外宣墙上，被称作“上墙”企业。“毕业”以后，这些“高年级学长”可以搬到地面上，申请去加速器或产业园，那里会相应收取一些租金。
在创业场入口处，有一家咖啡馆，名为“灵感咖啡”，这里会不定期举行创业沙龙、讲座，“学长们”经常受邀来与“学弟学妹们”分享创业经验。
站在负一层的庭院里，沿着长条形的走廊行至尽头是D区的食堂，这里的餐费普遍比外面的便宜；抬头望向东南角，可见一栋阳台上挂满了衣服、看起来像大学宿舍的房子，这是园区为创业者提供的员工宿舍，宿舍分2人间和4人间两种，算上物业管理费，平均下来，每人每月200元左右。
2012年，天府软件园力招移动互联网初创企业入驻。当时品果科技已做得小有名气，很快被政府邀请进入了创业场。“一是孵化园，二是创业场，任由我们选择。当时看创业场的环境更好，就来了。”品果科技COO顾锐说。
按照园区规则，到2011年，品果科技就可以晋升去加速器，但他们拒绝了。“我们当时把创业场一个闲置的咖啡厅要了过来，办公区扩大到了四百多平米，刚好容下六七十人的团队。”顾锐说，待了3年，一直不想离开，后因团队继续扩张，他们只好搬到了地上的C区。但地上都是高层，不如这里自由。“那会儿，我们在创业场的院子里拉了一个羽毛球场地，摆了个乒乓球台，闷了可以到院子里透透气，挺爽的。”
被园区邀请的还有极米科技。与其说邀请，不如说“拯救”更为贴切。
2012年，在深圳待了近10年的极米科技创始人钟波回成都创业，找办公地点成了头号要紧的事。在高新西区一个叫中海国际社区的地方，钟波以5000元/月的租金租下了上下三层楼、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一栋小别墅，还附带一个车库。
听上去像捡了大便宜，实则不然。这其实是一所毛坯房，条件特别差，墙上掉灰不说，厕所连马桶都没装。
2013年10月，高新区政府在做一个“智能电视发展”的项目调研报告，极米做的刚好是智能投影，打的又是无屏电视的概念，在本地一些硬件发烧友圈子里小有名气，政府找到他们后便邀请加入了软件园。
由于团队人员众多，他们并没有直接转战D区负一层，而是以高富帅的姿态直接入驻到了地上的产业园区，并且还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A区。据钟波说，上一个在这里办公的企业是做软件外包的，刚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敞开了大门。“现在很多装修还都是捡他们现成的，白白省了一笔装修费。”更为幸运的是，他们不仅改善了办公条件，还在园区的帮助下，申请到了高新区创业专项扶持资金100万元。
创业场前后各有一个小庭院，四处墙壁上画满了风格迥异的涂鸦。创业者们平日在这里喝咖啡、头脑风暴、打磨产品，也积极参与沙龙学习和讨论，而聊天、遛狗、打球等这类休闲娱乐更是必不可少。
成都本地一家垂直类媒体平台——IT茶馆，紧挨着品果科技，两公司员工经常一块儿在食堂吃饭，中午一起打羽毛球。“你们会互相调侃，预测对方未来能做多大吗？”“那当然，瞎吹牛呗。”IT茶馆创始人王佳伦哈哈大笑起来。
创业者来来去去，他们都曾在这里心潮澎湃地编织过未来梦想。这里有“高年级”的榜样力量，也有“低年级”的抱负野心，而做梦的地方甚至是免费的。
可能成都给人以温和、安逸的印象过于深刻，这里的创业者并不锋芒毕露，“颠覆者”、“搅局者”这类抢噱头的空口言说极少，因而对于“他们好像并没有多大的野心”这样的评价，他们并不急于反驳。
一部分人满足于“小富即安”，而那些用平和语调隐藏起对成功的欲望的，尤其是“外来者”，他们试图在这里寻找北京中关村的速度、上海浦东的前沿氛围，甚至硅谷人的使命感。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成都，你能以低成本获取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如果你创业足够厉害，也有成为独角兽企业的可能。“鱼和熊掌兼得”放在这里是不是个伪命题暂且不好说，软件园却愿意长期提供这样的想象，此举在对外“招贤纳婿”时尤其奏效。况且，成都盛产美女，不少接受采访的创业者就大方地表示，到成都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是四川女婿。
“有一定海外留学或在北上广深工作经验，后来又回流到成都创业的四川人，更容易获得成功。”达晨创投西南分公司总经理窦勇对记者说。
申波是典型的成都女婿，本身也是四川人，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在新加坡和上海工作了多年，几经周折后，他决定回成都创业。
早在2010年，申波就认定智能硬件会是下一波趋势，并很早尝试了可穿戴设备的研发。当时虽然大多数人觉得新潮，但真正看得懂的没几个。2011年，咕咚推出了第一款手环产品，但概念太领先，以至于投资人都选择了观望。当时的申波并不热衷于拿投资人的钱，公司注册需要50万元，钱不够，纯靠两个合伙人凑。
“倒退5年，成都是没有天使投资机构或天使投资人的。2012年以后，成都才陆续被资本关注。成都在资本层面的滞后，一度让那些已手握几百万天使投资的本土创业者都要学会精打细算。”成都高新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正刚对此颇有感触。
申波对此很是赞同：“我们第一笔钱撑了3年。”直到2013年咕咚运动转型为运动社交平台，才拿到新一轮融资。如今，申波开始琢磨着在北京建立分部，因为公司急需懂营销、强运营的人才，而他认为最优秀的核心人才不在成都，在北京。“你要成为行业第一的公司，首先得要有行业第一的团队。”
创业以来，申波频繁地往返于成都、北京之间。他有意保持着与一线城市的信息交互频率，目的是紧跟市场竞争的节奏。但即便如此，回成都创业的头三年，公司也没少走弯路。不夸张地说，是咕咚的野心让它撑到了现在。“我们的视野一直在全国，没有人比我们做得早，也没有谁比我们更有耐力。”咕咚运动的口号是，成为全国第一大运动社交平台。
一边是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一边是更多的成都本土企业在做大以后选择外迁至一线城市，后者几乎是所有非一线城市创业者的共同特征。
最初，品果科技团队就想过将公司整个迁移至北京，毕竟北京在运营人才上更有优势，创业氛围也更浓厚。但后来顾锐觉得，做移动互联网，特别是早期产品研发，并不取决于你在哪儿，而取决于你的产品做得有多好、具不具备口碑传播的能力。“成都很像中国西部的硅谷，这里虽然不是经济中心，但环境比较休闲、安静，没有大城市、一线城市的喧嚣和快节奏，反而更适合沉下心来做产品开发。”
这拨“外来者”中也有所谓的“逃亡者”。
“我们对外说是战略转移，其实就是逃亡过来的。”
货车帮CEO戴文建是四川眉山人，CTO 唐天广是四川达州人，两人于2008年结识后就在北京百子湾合伙开了家公司，开始了为期2年的创业探索。
他们希望搭建一个平台，用以打破物流行业人和车之间的信息屏障。用唐天广的话说，是要做一个车的公共运力池。当时他们谋划在全国布局一张物流信息大网，需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唐天广发现，在北方基本上没有合适的落地点，北方物流信息网起步早，一个地级市就有一张信息网，很难统一。
在考察了多个物流园区后，基于以下几点考量，他们决定去往成都：第一，成都的人才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拿同样薪水，员工在成都比在北京更稳定；第二，以北京或上海作为主战场更适合2C类公司发展，这类公司需要强运营，更为依赖媒体及广告主，而货车帮做的是2B的生意，不太受2C的客观规律的影响；第三，货车帮希望做的是全国货运的运力池，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越不愿意开车，而成都作为西部货运的要道，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天然优势。
“我是2010年8月15日结婚的，10月份我就跟戴总回了成都，中间只有一个半月，我老婆还一直在北京。”回过头去看，唐天广说，当时做决定时内心没有半点犹豫。“我们认为，成都是最好的二线城市，其他城市没有这么好的IT氛围。”
但是，对于从一线城市来到成都创业的“逆流者”，他们仍需要“赌”的勇气。
2013年，在北京起家的趣玩网将公司本部迁移至成都，随行的还有公司18组员工家庭，这在当时造成了相当大的轰动。据趣玩CEO许龙说，公司2008年进入电子商务领域，2013年全国电子商务市场持续下落，加之资本进入寒冬，已融到B轮的趣玩也面临了没钱、流量不断下降的生死考验期。尽管当时公司员工已达158人，公司董事长周品仍决定将整个公司外迁。他给出的理由是，一家以销售为主的公司跟技术、研发驱动的公司不一样，公司没办法部分迁移，要走得一块走。 2012年，天府软件园在北京做了一个“川籍企业家聚会”活动，周品从那时开始了解成都的创业环境，在权衡了广州、天津、嘉定等城市的园区扶持政策和人力资源成本后，周品最终选定了成都。“当时天府软件园承诺给我们一定的税收政策扶持，并在原本就相对低廉的办公租金上给予了优惠，基本上降到了底点。”据许龙回忆，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电子商务市场进入资本寒冬期，各平台营销费用都降了下来，员工工资成为最大支出项。周品当时算了一笔账，成都销售人员薪水普遍比北京低30%，若继续留守北京，第二年的成本会翻一倍，搬去成都不仅能渡过难关，甚至马上就能盈利。
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刚到成都的头3个月，还是比较吃紧，到了2013年后半段，趣玩的业绩有了明显增长，2013年全年业绩比2012年翻了一倍，2014年的业绩是2013年的三倍。在人力成本上，他们也的确节约了不少。“当时从北京随行来到成都的两个女孩合租，几乎找不到小房子，只能租一个三居室，一人住一间，另一间放杂物，客厅巨大，小区绿化很好，租金才两千块。她们周末骑自行车四处郊游，整个生活的感觉都升华了。”许龙说。
许龙也在成都成了家，公司也重新步入了正轨，不过忆起当初说搬就搬的情形，他仍觉得像做梦一样。现在，他还是频繁地在成都、北京两地间折返。为了谈新项目的合作，他刚在北京待了一周。
在达晨创投西南分公司总经理窦勇看来，相较一线城市，成都人力成本低，高校多而集中，更适合小而强的公司发展，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资本环境相对更平了，同等外部条件下，它们获取的资源会更多。窦同时认为，作为创业者，思路决定出路，眼界不应受区域的限制，保持与一线城市和国际接轨的竞争力十分重要。
“这里根本就没有互联网的土壤。”这是2006年的成都给IT茶馆创始人王佳伦的印象。这让来自上海的他一度有些失落。王回忆称，在PC互联网时代，成都根本没有圈子氛围，本地稍微有一点名气做做的都很一般，而且他们还都不在园区内。
成都互联网行业观察者们甚至曾断言，成都的互联网做不起来，因为“互联网”最早是从官方语系进入到的成都，而不是自然渗透，比起一线城市的创业者，这里大多是“屌丝”创业者和“屌丝”项目。
事实上，成都直到2012年，创业热点都还是外包和通讯研发，那以后才迎来一波游戏创业高潮，但出类拔萃的并不多。在行业洗牌过程中，这些公司不是被收购，就是直接消失了。
手游的爆发的确将成都的产业基础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也让成都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具备了现实依据。“软件外包、通信研发，手游、动漫，智能终端，共同构成了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基础生态。”成都高新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正刚说。
2012年，成都市政府决定为产业转型探路，高新区率先打出了“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口号。当时天府软件园园区内在建的G1楼被直接命名为“移动互联网大厦”，100来家中小型移动互联网初创企业先后入驻其间。
王佳伦对此亦有洞察。2011年，他将公司定位为移动互联网垂直类媒体，开始组织创业者大会，Camera360、Tap4Fun等就是在他们的大会上第一次正式对外曝光的。“那时公司一直没有拿到投资，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又尝试做了一些营销。”2012年，跟随手游大势，王佳伦将IT茶馆转型为游戏茶馆，迅速拿到了一笔天使投资。
货车帮是从2012年开始接触风投的，但由于当时整个市场对物流行业认识不多，加之投资人对成都创业者颇有成见，比如认为后者视野不够开阔、工作过于安逸等，因此这一融资过程很不顺利，直至创业进入第4年，即2015年5月，货车帮才最终获得由钟鼎创投、腾讯、DCM等共同投出的数亿元人民币A轮融资。
2013年以后，O2O、移动医疗、智能硬件企业在成都慢慢增多，并紧随全国大势不断迭代。但这些创业项目大多后劲不足，始终未能出现一家独角兽企业。
“成都的命运好像是怎么也长不出大企业。每一次新的产业机会过来，它都抓住了，但它只是利用机会把整体的产业基础抬高了，个体优势却不突出。在传统互联网时代没有成都的声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虽有一些企业崭露头角，但也许仍不会收获大成。”张正刚称。
另有观点认为，当下成都与一线城市在信息、资本、人才层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而这对创业者尤其移动互联网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
成都创业环境的巨大改善则显而易见。在营造创业氛围、建立圈子文化方面，目前园区已有灵感咖啡、十分咖啡、爱糖咖啡等多家创业服务型咖啡馆。很多全国知名的创客组织也纷纷在成都展开活动，如全球移动游戏联盟、移动游戏开发者大会、黑马会等，平均规模能达到三四千人一场。近期由成都市政府承办、市长唐良智亲自站台的创客“菁蓉汇”也是上千人的规模。
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蕾坦言，经过近10年的发展，软件园已积累了颇为坚实的产业基础，一些中高端人才成都都能自给自足，但高端商务、运营人才目前仍稍逊色于北上广。为此，自2007年，由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推进办公室、天府软件园共同推出了“天府人才行动”，即每年通过举办大型招聘会、企业专场宣讲会、CEO校园巡回访谈见面会等线下活动，为园区企业招聘人才。据称，这一举措成效显著，特别是在星散全球各地的四川人中间已掀起了一个“返乡创业”的高潮。
在张正刚看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交互是平的，创始人一定要有足够开阔的心胸，敢于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敢于尝试更新的商业模式，敢于把股权让出去，更要有把公司做成全行业、全国甚至全球名企的欲望。
“北京和成都是平的，北京和上海是平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拉平，如果你只想在成都做一个App，我就服务成都人买菜、打车、洗衣服等，那么它肯定会被外来的敌人消灭掉。”张正刚说。
“成都要成为一个互联网创业高地，鼓励万众创业当然是好事，但也需要打造一个行业领头羊，这样才能产生聚合效应，联动上下游的发展，形成城市整体的定位和地位，就像阿里巴巴对于杭州的意义。”2010年，咕咚运动创始人申波以软件园创业者代表的身份参与高新区政府某会议时说了这段话。
与咕咚运动一样希望成为成都新“名片”的还有尼毕鲁科技、品果科技、数字天空、极米科技等一大批软件园“第一梯队”企业。
但城市氛围的形成需要有足够大的企业基数。张正刚认为，成都创业者身板历来不像北京创业者那样直，企业估值相对比较低，同样的项目，在北京，投资人可能愿意给1000万，而在成都，或许只能给200万，因此成都企业普遍不敢使劲烧钱。另就创业野心而言，在北京，也许有100个人希望做下一个腾讯、下一个阿里巴巴，但在成都，这样的创业者可能不足50个。
据张正刚观察，成都企业普遍在眼界、项目的商业模式等方面存在天生的短板，相对偏草根，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出来会更难。“成都不像北京，后者是森林型的、繁茂成熟的大体系，一线、二线明星，甚至群众演员、跑龙套的都有；它也不像深圳、杭州，深圳有腾讯，杭州有阿里巴巴；与上海也不同，上海外贸、金融等资源丰富。总体而言，成都更像是一个创业导向型城市，有好的软件外包、电子通讯产业基础，等待厚积薄发。”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小企业的注册数量正持续攀升。根据《2014年成都市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以移动互联网为例，在成都聚集的1000余家企业中，近两年新注册成立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占41.5%；在 O2O 服务、互联网金融等细分领域，2014年成立的新企业占比超过一半。
这些新兴企业比早期企业要幸运得多，当下成都无论产业基础、资本环境，还是圈子氛围都远优于以往。
拿项目融资来说，目前成都创业者所能感受到的便利与高效，是此前无法想象的：天府软件园内已有抱团科技、游戏工场等为代表的多家民营专业孵化器；2009年9月创业板开闸以来，九鼎投资、创新工场、挚信资本、英菲尼迪纷纷在成都布点；2013年开始，大批专业投资机构，如经纬创投、CA创投、松禾资本、红杉资本、IDG资本等也陆续入蓉掘金；2014年，成都高新区新引进股权投资机构163家，各类金融机构已达544家。
《2014年成都市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2014 年，成都互联网行业公开披露的早期投融资案例达69个，投资金额超10亿元，极大地展现了成都创新创业中的资本力量。
据达晨创投西南分公司总经理窦勇观察，2013年以前，钱大多是涌向巨头的，而现在，投资方和融资方都已趋于冷静，一些创新企业反而更容易获得机会。“成都能够帮助企业从0到1，但企业要实现从1到100的规模化，仍要放眼全国乃至全球。”窦称。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美国创新之路有过如此描述：本质上，在世界开始变平坦化之前，整个美国就是一个孤立的小岛——一个鼓励创新、安全和收入不断增长的小岛。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铁，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智能源源不断向其流去。
如今的成都也恰似一块巨大的磁铁，它的创业资源日趋齐备而稳定，企业在这里诞生成长走向世界。城南高新区在不断聚合人才、资本、信息之后，已依稀可见美国硅谷的大致轮廓。区内天府软件园里，有创客，有赌徒，也有跟风者，他们是未来成都创新风暴的缔造者。
它关乎城市气质的一次脱胎换骨之变。随着新鲜血液的持续注入，含蓄内敛、安静平和的成都近年频现新意。无数精干的创业团队，异乎寻常的奋斗热情，分秒必争的工作节奏，以及比肩硅谷的信息捕获能力，都在让这座西部大开发桥头堡日渐显露创新之城的独特魅力。
恰如杭州打出阿里名片、深圳以孵化腾讯为荣一样，创投氛围日趋火热且已有不俗表现的成都亦需一个具备足够影响力的创新型标杆企业作为大旗。它尚未被关注到。它可能会出现在哪里？
城南汇聚众多初创企业的天府软件园被寄予厚望。
园区十年之变
“师傅，到天府新区孵化园。”
出租车司机一脸错愕和茫然：“是孵小鸡的地方吗？”
千行科技创始人蔡兴聪清楚地记得，2005年那会儿，成都只有504路一条公交车线路连通市区和高新区孵化园，坐到终点下车的往往只有三两个人，彼时三环以外的高新区还是一片荒芜，孵化园更鲜为人知。“现在好了，一说孵化园、软件园，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是，在这里，每3天就有一家创新型企业诞生。
曾熙并不感到意外。半年前，她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加入了一家名为“简途旅行”（下称简途）的互联网初创公司。此前，她在《成都商报》干了近20年。令她高兴的是，今年4月，她所在的这家旅游车服务O2O平台已获得200万美元的融资。
简途的办公地点刚从天府软件园D区搬到C区。半年来，公司员工从20人增至50人，原本100多平方米的区域已容纳不下，为了搞定办公新场地，她没少折腾。“很多公司都想在软件园里找办公地点，不论创业场、加速器，还是产业园，政府会针对性地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我们申请换楼也排了很久队，这个位置很多人抢着要。”
像这样因为公司发展，团队不断扩张而要搬迁的团队，园区里还有很多。早期的天府软件园由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统一管理，企业要入驻有政府邀请制和申请审核制等多种途径。2009年，天府软件园区公司成立，他们计划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孵化平台，并给予他们政策扶持，包括提供办公场地、相应的基础公共设施配套、专项资金扶持等。
天府软件园位于成都高新开发区南部的天府新区，最初叫科技园。据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蕾介绍，自2005年园区正式投入运营，政府就一直在考虑究竟什么产业更合适它，直到2007年才把软件产业作为成都支柱产业的调子定下来，科技园由此改名为天府软件园。
何蕾学工程设计出身，有多年的园区规划经验，园区写字楼的功能划分，园区内的餐饮、酒店、咖啡馆、超市、健身中心等周边配套按什么比例在各个园区布点，这些都要经她精心考量、做决定。
这个规划建筑面积370万平方米，已开发150万平方米的地方聚集了超5万名上班族。园区按字母划分楼栋，目前已启动的有ABCDEFG共7个区。坊间传言，政府有意将26个字母全部建完。由于现在入驻的企业接近饱和，一有空位就成了抢手货。
“大公司到了成都，只要它不自己拿地建楼，到软件园来是很多公司的首选。”何蕾称。据介绍，时下园区办公楼出租率非常高，几乎没有空余。好消息是，有相关部门透露，在天府软件园再往南的新川片区又规划了一块60多万平方米的区域，正在挖地基，也做产业项目。
简途的新办公区位于C11座21楼，隔壁楼栋就是阿里巴巴，前面是腾讯，放眼望过去还能瞥见完美世界和盛大的楼宇。在公司最初选址时，他们想过在成都市中心找一个甲级写字楼办公，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天府软件园。曾熙说，这里比较有IT、科技的氛围。“到了晚上九十点钟，周围的大公司都亮着灯，他们晚上加班，周末也上班，我们这样的初创企业也没有理由放松。”
周边配套快速崛起
在每天早8点的上班高峰期，园区入口总是人潮涌动。作为成都本地人，曾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几乎全城的年轻人都集中到了这里。当你听到‘我堵在了三环边上’这种话时，会有种身在北京CBD、中关村的错觉。噢，对了，成都也是环形道路。”
成都最早开通的1号线地铁贯穿了整个天府软件园（除G区外），园区外还有票价5毛、1块不等的小猪巴士，另外市政府还开辟了两批定制公交，第一批6条中就有5条通往软件园。依照曾熙的经验，住得远的话，开车上班需要耗时30分钟到1小时，乘坐巴士或地铁顶多1个到1个半小时。
如果你沿着成都最明显的中轴线——天府大道，驱车从城北一路朝南开，从一路飘着火锅香气的城中穿过一环、二环、三环及绕城高速，道路一侧会逐渐出现一座座造型独特的单体建筑，如环球金融中心、市政大厅、会展中心、国际五星级酒店等；一些大型Shopping Mall、商品住宅项目、演艺中心、商务写字楼、金融中心等周边生态建筑也将随之被开发。
这里即是南部新城。高新区所呈现出的现代感跟老城区有明显的对照：城北是闲适、轻松的生活区，市中心只集中保留了一些商业卖场、电台、报社等，二环以内还有少量写字楼；城南则是紧张、快节奏的CBD景象，大批企业主要迁移至三环及三环外的高新区，后者又以软件园为核心，企业类别多以科技、游戏、互联网、软件研发为主。
“如今的高新区，有点像上海的浦东新区。”何蕾见证了“新城”的崛起。她说，差不多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种满油菜花的农田。
天府软件园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从一片不毛之地到遍布名企还得归功于早期的“招大引强”策略。正式对外招商10年后的今天，天府软件园已发展成为中国10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目前园区已吸纳如IBM、SAP、阿尔卡特、华为、阿里巴巴等5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其中行业100强75家，世界500强34家。
令何蕾更为激动的是，2008年四川大地震过后，很多企业对园区的信心产生了动摇，此时腾讯是第一个在震后与园区签约的大企业，并先后将该公司西南部客服中心和一个游戏研发团队落户于此。此后两年多时间，园区几乎被大企业填满了。
一些大企业喜欢将研发部、通讯技术中心设在成都。成都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53所高校，每年毕业生超28万人，这些高净值人才相比一线城市要便宜得多，园区内的企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而这也成了园区对外招商时的重要筹码。
与其说这里是一个创新基地、初创企业孵化园，不如说这里更像一个配套齐全、环境优雅的创客校园。园区里的桂花、红叶李、楠木等都是精心挑选后移植到的这里，一大批落叶乔木能感知四季分明的变化。
采访正值9月下旬，桂花全开了，穿梭于园区，清风徐来，香气沁人。秋天到了，连接A、B两区的银杏大道又会引来许多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何蕾要求不准物业随便打扫落叶，只能轻扫至一旁，不能乱了景致。“在做园区的园林规划时，何总就设想让园区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香。”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称。
绕不开的“创业场”
“负一层好歹是独立的办公间。”
在成为创业场第一批“学员”之前，咕咚运动团队一共就两个人，当时还挤在大学生创业园的一个大开间里，七八个团队一起办公。来到D区负一层后，有了独立办公间，这才看起来像个创业公司，虽然面积不到50平方米，但创始人申波很满意，觉得一下子条件升级了。更重要的是，进驻这里可享受一年免租的政策优惠。
负一层是一个半地下的空间，又称创业场，其前身是软件工作室，也是天府软件园最早的孵化器场所，2007年就已投入运营。如今，近8000平方米的区域被划分为六七十个小隔间，每间50～60平方米不等，配有桌、椅、网络等基础办公设施，可以容纳10人以内的团队，属于拎包即可入驻。唯一的门槛是，创业团队先要提交申请，再经过园区每1到2个月一次的评审会筛选。
跟咕咚运动同属第一批入驻的就有50个团队。迅游科技、尼毕鲁科技、天象互动、Tap4Fun、咕咚运动、品果科技（Camera360）等都是从这里开启的创业征程，现在他们以明星企业的身份被展示在创业场的外宣墙上，被称作“上墙”企业。“毕业”以后，这些“高年级学长”可以搬到地面上，申请去加速器或产业园，那里会相应收取一些租金。
在创业场入口处，有一家咖啡馆，名为“灵感咖啡”，这里会不定期举行创业沙龙、讲座，“学长们”经常受邀来与“学弟学妹们”分享创业经验。
站在负一层的庭院里，沿着长条形的走廊行至尽头是D区的食堂，这里的餐费普遍比外面的便宜；抬头望向东南角，可见一栋阳台上挂满了衣服、看起来像大学宿舍的房子，这是园区为创业者提供的员工宿舍，宿舍分2人间和4人间两种，算上物业管理费，平均下来，每人每月200元左右。
2012年，天府软件园力招移动互联网初创企业入驻。当时品果科技已做得小有名气，很快被政府邀请进入了创业场。“一是孵化园，二是创业场，任由我们选择。当时看创业场的环境更好，就来了。”品果科技COO顾锐说。
按照园区规则，到2011年，品果科技就可以晋升去加速器，但他们拒绝了。“我们当时把创业场一个闲置的咖啡厅要了过来，办公区扩大到了四百多平米，刚好容下六七十人的团队。”顾锐说，待了3年，一直不想离开，后因团队继续扩张，他们只好搬到了地上的C区。但地上都是高层，不如这里自由。“那会儿，我们在创业场的院子里拉了一个羽毛球场地，摆了个乒乓球台，闷了可以到院子里透透气，挺爽的。”
被园区邀请的还有极米科技。与其说邀请，不如说“拯救”更为贴切。
2012年，在深圳待了近10年的极米科技创始人钟波回成都创业，找办公地点成了头号要紧的事。在高新西区一个叫中海国际社区的地方，钟波以5000元/月的租金租下了上下三层楼、总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一栋小别墅，还附带一个车库。
听上去像捡了大便宜，实则不然。这其实是一所毛坯房，条件特别差，墙上掉灰不说，厕所连马桶都没装。
2013年10月，高新区政府在做一个“智能电视发展”的项目调研报告，极米做的刚好是智能投影，打的又是无屏电视的概念，在本地一些硬件发烧友圈子里小有名气，政府找到他们后便邀请加入了软件园。
由于团队人员众多，他们并没有直接转战D区负一层，而是以高富帅的姿态直接入驻到了地上的产业园区，并且还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A区。据钟波说，上一个在这里办公的企业是做软件外包的，刚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敞开了大门。“现在很多装修还都是捡他们现成的，白白省了一笔装修费。”更为幸运的是，他们不仅改善了办公条件，还在园区的帮助下，申请到了高新区创业专项扶持资金100万元。
创业场前后各有一个小庭院，四处墙壁上画满了风格迥异的涂鸦。创业者们平日在这里喝咖啡、头脑风暴、打磨产品，也积极参与沙龙学习和讨论，而聊天、遛狗、打球等这类休闲娱乐更是必不可少。
成都本地一家垂直类媒体平台——IT茶馆，紧挨着品果科技，两公司员工经常一块儿在食堂吃饭，中午一起打羽毛球。“你们会互相调侃，预测对方未来能做多大吗？”“那当然，瞎吹牛呗。”IT茶馆创始人王佳伦哈哈大笑起来。
创业者来来去去，他们都曾在这里心潮澎湃地编织过未来梦想。这里有“高年级”的榜样力量，也有“低年级”的抱负野心，而做梦的地方甚至是免费的。
从成都到北上广深
可能成都给人以温和、安逸的印象过于深刻，这里的创业者并不锋芒毕露，“颠覆者”、“搅局者”这类抢噱头的空口言说极少，因而对于“他们好像并没有多大的野心”这样的评价，他们并不急于反驳。
一部分人满足于“小富即安”，而那些用平和语调隐藏起对成功的欲望的，尤其是“外来者”，他们试图在这里寻找北京中关村的速度、上海浦东的前沿氛围，甚至硅谷人的使命感。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成都，你能以低成本获取高品质的生活，同时如果你创业足够厉害，也有成为独角兽企业的可能。“鱼和熊掌兼得”放在这里是不是个伪命题暂且不好说，软件园却愿意长期提供这样的想象，此举在对外“招贤纳婿”时尤其奏效。况且，成都盛产美女，不少接受采访的创业者就大方地表示，到成都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是四川女婿。
“有一定海外留学或在北上广深工作经验，后来又回流到成都创业的四川人，更容易获得成功。”达晨创投西南分公司总经理窦勇对记者说。
申波是典型的成都女婿，本身也是四川人，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在新加坡和上海工作了多年，几经周折后，他决定回成都创业。
早在2010年，申波就认定智能硬件会是下一波趋势，并很早尝试了可穿戴设备的研发。当时虽然大多数人觉得新潮，但真正看得懂的没几个。2011年，咕咚推出了第一款手环产品，但概念太领先，以至于投资人都选择了观望。当时的申波并不热衷于拿投资人的钱，公司注册需要50万元，钱不够，纯靠两个合伙人凑。
“倒退5年，成都是没有天使投资机构或天使投资人的。2012年以后，成都才陆续被资本关注。成都在资本层面的滞后，一度让那些已手握几百万天使投资的本土创业者都要学会精打细算。”成都高新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正刚对此颇有感触。
申波对此很是赞同：“我们第一笔钱撑了3年。”直到2013年咕咚运动转型为运动社交平台，才拿到新一轮融资。如今，申波开始琢磨着在北京建立分部，因为公司急需懂营销、强运营的人才，而他认为最优秀的核心人才不在成都，在北京。“你要成为行业第一的公司，首先得要有行业第一的团队。”
创业以来，申波频繁地往返于成都、北京之间。他有意保持着与一线城市的信息交互频率，目的是紧跟市场竞争的节奏。但即便如此，回成都创业的头三年，公司也没少走弯路。不夸张地说，是咕咚的野心让它撑到了现在。“我们的视野一直在全国，没有人比我们做得早，也没有谁比我们更有耐力。”咕咚运动的口号是，成为全国第一大运动社交平台。
一边是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一边是更多的成都本土企业在做大以后选择外迁至一线城市，后者几乎是所有非一线城市创业者的共同特征。
最初，品果科技团队就想过将公司整个迁移至北京，毕竟北京在运营人才上更有优势，创业氛围也更浓厚。但后来顾锐觉得，做移动互联网，特别是早期产品研发，并不取决于你在哪儿，而取决于你的产品做得有多好、具不具备口碑传播的能力。“成都很像中国西部的硅谷，这里虽然不是经济中心，但环境比较休闲、安静，没有大城市、一线城市的喧嚣和快节奏，反而更适合沉下心来做产品开发。”
从北上广深到成都
这拨“外来者”中也有所谓的“逃亡者”。
“我们对外说是战略转移，其实就是逃亡过来的。”
货车帮CEO戴文建是四川眉山人，CTO 唐天广是四川达州人，两人于2008年结识后就在北京百子湾合伙开了家公司，开始了为期2年的创业探索。
他们希望搭建一个平台，用以打破物流行业人和车之间的信息屏障。用唐天广的话说，是要做一个车的公共运力池。当时他们谋划在全国布局一张物流信息大网，需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唐天广发现，在北方基本上没有合适的落地点，北方物流信息网起步早，一个地级市就有一张信息网，很难统一。
在考察了多个物流园区后，基于以下几点考量，他们决定去往成都：第一，成都的人才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拿同样薪水，员工在成都比在北京更稳定；第二，以北京或上海作为主战场更适合2C类公司发展，这类公司需要强运营，更为依赖媒体及广告主，而货车帮做的是2B的生意，不太受2C的客观规律的影响；第三，货车帮希望做的是全国货运的运力池，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越不愿意开车，而成都作为西部货运的要道，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天然优势。
“我是2010年8月15日结婚的，10月份我就跟戴总回了成都，中间只有一个半月，我老婆还一直在北京。”回过头去看，唐天广说，当时做决定时内心没有半点犹豫。“我们认为，成都是最好的二线城市，其他城市没有这么好的IT氛围。”
但是，对于从一线城市来到成都创业的“逆流者”，他们仍需要“赌”的勇气。
2013年，在北京起家的趣玩网将公司本部迁移至成都，随行的还有公司18组员工家庭，这在当时造成了相当大的轰动。据趣玩CEO许龙说，公司2008年进入电子商务领域，2013年全国电子商务市场持续下落，加之资本进入寒冬，已融到B轮的趣玩也面临了没钱、流量不断下降的生死考验期。尽管当时公司员工已达158人，公司董事长周品仍决定将整个公司外迁。他给出的理由是，一家以销售为主的公司跟技术、研发驱动的公司不一样，公司没办法部分迁移，要走得一块走。 2012年，天府软件园在北京做了一个“川籍企业家聚会”活动，周品从那时开始了解成都的创业环境，在权衡了广州、天津、嘉定等城市的园区扶持政策和人力资源成本后，周品最终选定了成都。“当时天府软件园承诺给我们一定的税收政策扶持，并在原本就相对低廉的办公租金上给予了优惠，基本上降到了底点。”据许龙回忆，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电子商务市场进入资本寒冬期，各平台营销费用都降了下来，员工工资成为最大支出项。周品当时算了一笔账，成都销售人员薪水普遍比北京低30%，若继续留守北京，第二年的成本会翻一倍，搬去成都不仅能渡过难关，甚至马上就能盈利。
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刚到成都的头3个月，还是比较吃紧，到了2013年后半段，趣玩的业绩有了明显增长，2013年全年业绩比2012年翻了一倍，2014年的业绩是2013年的三倍。在人力成本上，他们也的确节约了不少。“当时从北京随行来到成都的两个女孩合租，几乎找不到小房子，只能租一个三居室，一人住一间，另一间放杂物，客厅巨大，小区绿化很好，租金才两千块。她们周末骑自行车四处郊游，整个生活的感觉都升华了。”许龙说。
许龙也在成都成了家，公司也重新步入了正轨，不过忆起当初说搬就搬的情形，他仍觉得像做梦一样。现在，他还是频繁地在成都、北京两地间折返。为了谈新项目的合作，他刚在北京待了一周。
在达晨创投西南分公司总经理窦勇看来，相较一线城市，成都人力成本低，高校多而集中，更适合小而强的公司发展，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资本环境相对更平了，同等外部条件下，它们获取的资源会更多。窦同时认为，作为创业者，思路决定出路，眼界不应受区域的限制，保持与一线城市和国际接轨的竞争力十分重要。
软环境向好催生创业潮
“这里根本就没有互联网的土壤。”这是2006年的成都给IT茶馆创始人王佳伦的印象。这让来自上海的他一度有些失落。王回忆称，在PC互联网时代，成都根本没有圈子氛围，本地稍微有一点名气做做的都很一般，而且他们还都不在园区内。
成都互联网行业观察者们甚至曾断言，成都的互联网做不起来，因为“互联网”最早是从官方语系进入到的成都，而不是自然渗透，比起一线城市的创业者，这里大多是“屌丝”创业者和“屌丝”项目。
事实上，成都直到2012年，创业热点都还是外包和通讯研发，那以后才迎来一波游戏创业高潮，但出类拔萃的并不多。在行业洗牌过程中，这些公司不是被收购，就是直接消失了。
手游的爆发的确将成都的产业基础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也让成都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具备了现实依据。“软件外包、通信研发，手游、动漫，智能终端，共同构成了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基础生态。”成都高新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正刚说。
2012年，成都市政府决定为产业转型探路，高新区率先打出了“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口号。当时天府软件园园区内在建的G1楼被直接命名为“移动互联网大厦”，100来家中小型移动互联网初创企业先后入驻其间。
王佳伦对此亦有洞察。2011年，他将公司定位为移动互联网垂直类媒体，开始组织创业者大会，Camera360、Tap4Fun等就是在他们的大会上第一次正式对外曝光的。“那时公司一直没有拿到投资，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又尝试做了一些营销。”2012年，跟随手游大势，王佳伦将IT茶馆转型为游戏茶馆，迅速拿到了一笔天使投资。
货车帮是从2012年开始接触风投的，但由于当时整个市场对物流行业认识不多，加之投资人对成都创业者颇有成见，比如认为后者视野不够开阔、工作过于安逸等，因此这一融资过程很不顺利，直至创业进入第4年，即2015年5月，货车帮才最终获得由钟鼎创投、腾讯、DCM等共同投出的数亿元人民币A轮融资。
2013年以后，O2O、移动医疗、智能硬件企业在成都慢慢增多，并紧随全国大势不断迭代。但这些创业项目大多后劲不足，始终未能出现一家独角兽企业。
“成都的命运好像是怎么也长不出大企业。每一次新的产业机会过来，它都抓住了，但它只是利用机会把整体的产业基础抬高了，个体优势却不突出。在传统互联网时代没有成都的声音，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虽有一些企业崭露头角，但也许仍不会收获大成。”张正刚称。
另有观点认为，当下成都与一线城市在信息、资本、人才层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而这对创业者尤其移动互联网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
成都创业环境的巨大改善则显而易见。在营造创业氛围、建立圈子文化方面，目前园区已有灵感咖啡、十分咖啡、爱糖咖啡等多家创业服务型咖啡馆。很多全国知名的创客组织也纷纷在成都展开活动，如全球移动游戏联盟、移动游戏开发者大会、黑马会等，平均规模能达到三四千人一场。近期由成都市政府承办、市长唐良智亲自站台的创客“菁蓉汇”也是上千人的规模。
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何蕾坦言，经过近10年的发展，软件园已积累了颇为坚实的产业基础，一些中高端人才成都都能自给自足，但高端商务、运营人才目前仍稍逊色于北上广。为此，自2007年，由成都市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推进办公室、天府软件园共同推出了“天府人才行动”，即每年通过举办大型招聘会、企业专场宣讲会、CEO校园巡回访谈见面会等线下活动，为园区企业招聘人才。据称，这一举措成效显著，特别是在星散全球各地的四川人中间已掀起了一个“返乡创业”的高潮。
在张正刚看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交互是平的，创始人一定要有足够开阔的心胸，敢于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敢于尝试更新的商业模式，敢于把股权让出去，更要有把公司做成全行业、全国甚至全球名企的欲望。
“北京和成都是平的，北京和上海是平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拉平，如果你只想在成都做一个App，我就服务成都人买菜、打车、洗衣服等，那么它肯定会被外来的敌人消灭掉。”张正刚说。
等风来
“成都要成为一个互联网创业高地，鼓励万众创业当然是好事，但也需要打造一个行业领头羊，这样才能产生聚合效应，联动上下游的发展，形成城市整体的定位和地位，就像阿里巴巴对于杭州的意义。”2010年，咕咚运动创始人申波以软件园创业者代表的身份参与高新区政府某会议时说了这段话。
与咕咚运动一样希望成为成都新“名片”的还有尼毕鲁科技、品果科技、数字天空、极米科技等一大批软件园“第一梯队”企业。
但城市氛围的形成需要有足够大的企业基数。张正刚认为，成都创业者身板历来不像北京创业者那样直，企业估值相对比较低，同样的项目，在北京，投资人可能愿意给1000万，而在成都，或许只能给200万，因此成都企业普遍不敢使劲烧钱。另就创业野心而言，在北京，也许有100个人希望做下一个腾讯、下一个阿里巴巴，但在成都，这样的创业者可能不足50个。
据张正刚观察，成都企业普遍在眼界、项目的商业模式等方面存在天生的短板，相对偏草根，这也意味着他们要出来会更难。“成都不像北京，后者是森林型的、繁茂成熟的大体系，一线、二线明星，甚至群众演员、跑龙套的都有；它也不像深圳、杭州，深圳有腾讯，杭州有阿里巴巴；与上海也不同，上海外贸、金融等资源丰富。总体而言，成都更像是一个创业导向型城市，有好的软件外包、电子通讯产业基础，等待厚积薄发。”
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小企业的注册数量正持续攀升。根据《2014年成都市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以移动互联网为例，在成都聚集的1000余家企业中，近两年新注册成立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占41.5%；在 O2O 服务、互联网金融等细分领域，2014年成立的新企业占比超过一半。
这些新兴企业比早期企业要幸运得多，当下成都无论产业基础、资本环境，还是圈子氛围都远优于以往。
拿项目融资来说，目前成都创业者所能感受到的便利与高效，是此前无法想象的：天府软件园内已有抱团科技、游戏工场等为代表的多家民营专业孵化器；2009年9月创业板开闸以来，九鼎投资、创新工场、挚信资本、英菲尼迪纷纷在成都布点；2013年开始，大批专业投资机构，如经纬创投、CA创投、松禾资本、红杉资本、IDG资本等也陆续入蓉掘金；2014年，成都高新区新引进股权投资机构163家，各类金融机构已达544家。
《2014年成都市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显示，2014 年，成都互联网行业公开披露的早期投融资案例达69个，投资金额超10亿元，极大地展现了成都创新创业中的资本力量。
据达晨创投西南分公司总经理窦勇观察，2013年以前，钱大多是涌向巨头的，而现在，投资方和融资方都已趋于冷静，一些创新企业反而更容易获得机会。“成都能够帮助企业从0到1，但企业要实现从1到100的规模化，仍要放眼全国乃至全球。”窦称。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美国创新之路有过如此描述：本质上，在世界开始变平坦化之前，整个美国就是一个孤立的小岛——一个鼓励创新、安全和收入不断增长的小岛。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铁，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智能源源不断向其流去。
如今的成都也恰似一块巨大的磁铁，它的创业资源日趋齐备而稳定，企业在这里诞生成长走向世界。城南高新区在不断聚合人才、资本、信息之后，已依稀可见美国硅谷的大致轮廓。区内天府软件园里，有创客，有赌徒，也有跟风者，他们是未来成都创新风暴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