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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征战”美国，吴蛮带去了包括吉他、古琴、柳琴等在内的七件乐器，最终却是琵琶为她敲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日本指挥家大山平一郎评价吴蛮“在琵琶演奏上的成就，就像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一样”，今西方音乐人谈到琵琶，就会想到吴蛮，就好比谈到大提琴，一定绕不过马友友。
2000年前后，吴蛮决定为演奏了20多年的琵琶寻根，这一寻就寻到了丝绸之路上，有了“边疆和吴蛮丝路音乐大师”这个项目。
相比起西洋乐器演奏家，吴蛮将自己在西方单枪匹马打开一个全新的音乐文化市场，形容为“创业”。
美国媒体评论吴蛮：“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琵琶，因为她而不再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好奇乐器”。
1990年，本来已经确定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的吴蛮，踏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举动在家人或朋友看来很疯狂。吴蛮带了吉他、古琴、柳琴等七件乐器上飞机，她说，“哪种乐器接受度高，有市场，我在美国就弹哪一种”。后来，吴蛮用琵琶打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而另外六件被带到美国的乐器，就一直放在吴蛮的柜子里“失业”了。日本指挥家大山平一郎曾经评价说：“吴蛮在琵琶演奏上的成就，就像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一样”。如今西方音乐人谈到琵琶，就会想到吴蛮，就好比谈到大提琴，一定绕不过马友友。而对于为什么当初会是琵琶敲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吴蛮觉得缘由很简单：“琵琶这件乐器有丰富语言，我对它的掌握和热爱足够我忙的，不仅是我用琵琶打开了西方大门，琵琶亦起到了作为西方了解中国音乐的窗口” 。
2017年5月14日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的日子，当晚《边疆：吴蛮与丝绸之路音乐大师》音乐会也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演出之前我们见到了吴蛮，她正在舞台上和另外三位分别来自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意大利的音乐家门紧张地调试乐器。他们都来自阿伽汗文化基金会下面一个叫做“音乐倡导项目”（AKMI）音乐项目，旨在保护、传承传统音乐。在吴蛮看来，这样的“跨国部队”不仅是与观众分享各国的音乐传统和音乐才华，更是一个最好例子来说明音乐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之间最好的沟通是‘音乐’，我们继承各自的传统音乐，又创造新的‘跨界’传统”。
“边疆和吴蛮丝路音乐大师”的音乐会项目并不是一个“应景”的项目。它始于15年前。彼时，吴蛮第一次有机会与一些来自伊朗、蒙古、印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的中亚音乐家见面，面对面看他们演奏，那些乐器和旋律让吴蛮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好像听到过，但是又没有见过，不知不觉产生了共鸣。她跟伊朗的艺术家聊起琵琶，才知道伊朗有种古老的弹拨乐器叫贝尔巴特琴，是琵琶的前身。
吴蛮突然想去为琵琶这件乐器寻根，“我想了解更深的琵琶背后的历史和背后的故事，毕竟演奏了这么多年，这个乐器在我手上，捏了握了20来年了”。 “边疆”这个项目也就从那时开始了。2008年，吴蛮第一次和几位维吾尔族音乐家坐在一起演奏，当大家坐在一起拿出乐器，吴蛮涌上一种感动，“那些乐器我以前都是在照片上看到的，或者在录音里听到的、电视上看的。我记得维吾尔族的音乐家阿卜杜拉老师告诉我，这个乐器是琵琶的兄弟姐妹，我们八百年前是一家子，然后经历了那么多朝代，变成了琵琶，离开了家乡，今天八百年之后又见面了”。
之后，吴蛮去很多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还有印度，她发现这些国家对传统音乐保留得非常原汁原味，同时不乏创新和“跨界”。“我发现他们保留原来传统风貌的东西，要比我们中国做得好，我们国家的传统音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东西，是怎么样一个风格，处于怎么样一种语境，现在好像很模糊，无论从结构上、还是音乐作品上，都往西方去靠”，这让吴蛮感到有些遗憾。
Q=《北京青年》周刊A=吴蛮
Q：你在美国的第二年就接到匹兹堡现代音乐节的邀请，早年你单枪匹马在美国演出，信心曾经动摇过吗？你回忆曾经在中小学、老人活动中心的演出，是“撕破脸面”，因為内心的落差很大？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
A：用音乐和观众交流，这样的信心我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即使在各国面对不同的观众，只是早年间有一种寂寞感。整个西方对中国不太了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这种落差是一定有的。
其实中国人比较讲究面子，所以我当时说撕破脸了，也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去中小学、老人中心，这样的经历我原来都是没有的，而且原来也没有这样的习惯。这对我是一笔非常重要的音乐财富。当时只是希望不同层次的观众都能听到中国音乐的演奏，所以我说不顾颜面了，不去讲究所谓的身份，获奖啊或者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啊这些，对当时美国的观众来说，所有这些都是“零”。
我的经历是一场音乐会一场音乐会地去积累，几百场、几千场、几万场积累起来，来挑战音乐的市场。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我也是很幸运的，二十多年来，经过不断努力、不断开创，打开了中国音乐在西方的市场，也让亚洲和东方其他国家的音乐在西方获得了更多的了解。
早年间的西方观众听到中国音乐还是一种好奇心，就是看个热闹，没有太深入的了解。但是积累起来，现在观众对中国音乐、中国文化的感知都比二十年前要多得多。所以即便他们是第一次听到中国的音乐，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琵琶演出，他们对中国音乐的反应也是非常直接的。
Q：日本指挥家大山平一郎曾说：“吴蛮在琵琶演奏上的成就，就像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一样”。大提琴面对的是深厚的西方古典乐传统，你的琵琶面对的是古老而新兴的东方世界，今天琵琶这件乐器在西方的认知度，你付出的努力是否比传统的西洋乐器演奏家更多？挑战也更多？
A：大山是指挥家和中提琴家，他与我和马友友先生都有多次的合作。这是音乐家们之间对相互音乐才华欣赏尊敬和工作贡献上的评价。 西方乐器演奏家有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可循，沿着前辈们铺好的道路前行，只要有足够的音乐天赋努力，你的优秀终会被人认可。
这其中有许多例子，比如参加比赛得奖、能得到与某个大指挥家合作的机会，他重用推荐你，带你与各大乐团演奏，那么你的前途就开始无量了。而我，没有路！前无古人的例子，要自己走出一条路！而且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国度里单枪匹马打开一个全新的音乐文化市场，这是我们目前说的“创业”。 创业不仅限于开公司，办银行，投资做生意。我的经历是文化创业，自己给自己找到了发展的路。这个挑战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付出的努力是传统西洋演奏家无法比较的。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的音乐经历和贡献要远远超过常人。
这些年来，琵琶在西方认知度是中国传统乐器中最高的，很多媒体也对我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了一些评价，说我改变了这件乐器的历史，也改变了西方音乐的历史。这是因为我进行了很多琵琶和西方乐器的结合，对整个音乐的概念都有了新的想法和创新，这都是对我工作的肯定。这一过程中确实具有我原先没有想象的难度，但是我回头去想，我觉得就一个词“坚持”，坚持一直做到今天。这二十多年里，我没有考虑任何的利益，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名利的，我都没有想过。也就是所谓的“耐得住寂寞”，我在角落里准备出发，默默一直耕耘着。
Q：琵琶不像小提琴、二胡、萨克斯这类乐器，擅长演奏连绵不断的旋律，且音量很小。你认为琵琶的优势与劣势在哪儿？比起其他民族乐器，为什么琵琶能走得更远？
A：每一种乐器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它擅长的一种乐器的语言、一种发音的语言，没有所谓的劣势和优势，没有好和坏，这是音乐语言乐器的特点。
琵琶在弹拨乐种类里面，性格还是比较广的、比较宽的，它有丰富的性格，它可以声音非常响——其实琵琶的声音要比吉他响很多。它可以做成非常激烈、非常戏剧化的《十面埋伏》这样的打击乐型的作品，也可以是非常典雅、非常文静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作品。因此琵琶在音乐性格上和西方的这些弹拨乐器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在弹拨乐里面，它是比较突出的一件乐器。
比起其他的民乐乐器，琵琶走得更远，这个“更远”也是见仁见智。怎么叫更远、怎么叫不远？琵琶能够走远，就是说它走出了国门，这个其实是几代人一起的努力，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的曝光率比较多，被大家接受、被大家认知的机会更大，所以这个又回到前面的话题，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也是我非常高興的一件事。
Q：今天说起来“跨界”已经是很常见的事。在传统音乐的跨界上，你开展得非常早。早年的跨界带给你哪些思考？如今你的跨界又会坚持些什么？
A：就我个人来讲，其实不太愿意看到这个词出现那么多次。“跨界”这个词，最近这几年在国内好像变成一个时髦词汇了。其实这样的工作就是一种合作的工作。我只是为音乐、为价值去考虑，我从来不考虑跨不跨、界不界，越不越过那个界限。其实音乐的合作、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的合作，还都是在这个“界”里头，没有说跨到外面去。
20多年前我就开始做如今我们所谓“跨界”的合作，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去想跨界，只是觉得，音乐应该是多种语言，我作为一个音乐家，应该有多重的能力和多重的渠道去表达，去表现我的音乐、我的音乐才能，这其实是我最主要的想法。所以才会有很多与各种不同音乐门类或者各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合作，我想说的是合作，我并不想说这是“跨界”。
那么到今天，如果说我们再提合作、再提跨界，那么我可能会思考这个价值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艺术门类去合作？我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可能会更深层次去考虑，而不是盲目地去跨界，盲目地什么都去合作。
合作的层面有很多种，有艺术形式上的合作，觉得有新意，或者有创造性，这个是我愿意的，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合作的对象是不是志同道合，我们是不是理念一致，这样合作起来，才能够擦出火花，才能够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合作。大家做事要开心，而且有价值，对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新颖的体验、一种更深层次的体验。
Q：美国有媒体评论你说：“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琵琶，因为她而不再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好奇乐器”。你给琵琶带来最大的贡献，是否就是去掉了神秘的色彩，让琵琶作为一件乐器，与西方乐器平等交流？
A：之所以之前西方的媒体认为琵琶是神秘的，是因为他对这个国家有一种神秘感。因为不了解，任何事情不了解就变得神秘。像小时候听到“美丽的新疆多么的美好”那些歌，就觉得新疆很神秘，那块土地都是葡萄，大家老是在那里跳舞。那么你身临其境，你去了、你接触了，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神秘感就没有了，就变得更亲切、更了解，就觉得就是在你身边一样。
所以我做的这个工作可能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我的推荐、我对琵琶介绍的贡献，所以他们才觉得琵琶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件乐器了，越来越熟悉了，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了，这是我最想要看到的结果——有一天琵琶变成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乐器，就像一说吉他，大家都知道，吉他是西方的、乐队的，既可以在流行音乐里头出现，也可以在古典音乐里面出现，既可以是电的，也可以是纯音响的。
我希望中国的乐器也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这句话我已经说很多遍了，让大家多了解琵琶，让琵琶能够变成全世界的乐器、全世界音乐的一分子，在世界音乐中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而不是默默无闻地在中国一个角落里头生存，而使琵琶或者中国其他的乐器能够在更大舞台上被大家熟知，而且被所有的人使用、了解，这个对我来讲很有意义，很微妙、很奇妙的一种心理感觉。
2000年前后，吴蛮决定为演奏了20多年的琵琶寻根，这一寻就寻到了丝绸之路上，有了“边疆和吴蛮丝路音乐大师”这个项目。
相比起西洋乐器演奏家，吴蛮将自己在西方单枪匹马打开一个全新的音乐文化市场，形容为“创业”。
美国媒体评论吴蛮：“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琵琶，因为她而不再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好奇乐器”。
1990年，本来已经确定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留校任教的吴蛮，踏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举动在家人或朋友看来很疯狂。吴蛮带了吉他、古琴、柳琴等七件乐器上飞机，她说，“哪种乐器接受度高，有市场，我在美国就弹哪一种”。后来，吴蛮用琵琶打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而另外六件被带到美国的乐器，就一直放在吴蛮的柜子里“失业”了。日本指挥家大山平一郎曾经评价说：“吴蛮在琵琶演奏上的成就，就像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一样”。如今西方音乐人谈到琵琶，就会想到吴蛮，就好比谈到大提琴，一定绕不过马友友。而对于为什么当初会是琵琶敲开了西方世界的大门，吴蛮觉得缘由很简单：“琵琶这件乐器有丰富语言，我对它的掌握和热爱足够我忙的，不仅是我用琵琶打开了西方大门，琵琶亦起到了作为西方了解中国音乐的窗口” 。
2017年5月14日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的日子，当晚《边疆：吴蛮与丝绸之路音乐大师》音乐会也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演出之前我们见到了吴蛮，她正在舞台上和另外三位分别来自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意大利的音乐家门紧张地调试乐器。他们都来自阿伽汗文化基金会下面一个叫做“音乐倡导项目”（AKMI）音乐项目，旨在保护、传承传统音乐。在吴蛮看来，这样的“跨国部队”不仅是与观众分享各国的音乐传统和音乐才华，更是一个最好例子来说明音乐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之间最好的沟通是‘音乐’，我们继承各自的传统音乐，又创造新的‘跨界’传统”。
“边疆和吴蛮丝路音乐大师”的音乐会项目并不是一个“应景”的项目。它始于15年前。彼时，吴蛮第一次有机会与一些来自伊朗、蒙古、印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的中亚音乐家见面，面对面看他们演奏，那些乐器和旋律让吴蛮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好像听到过，但是又没有见过，不知不觉产生了共鸣。她跟伊朗的艺术家聊起琵琶，才知道伊朗有种古老的弹拨乐器叫贝尔巴特琴，是琵琶的前身。
吴蛮突然想去为琵琶这件乐器寻根，“我想了解更深的琵琶背后的历史和背后的故事，毕竟演奏了这么多年，这个乐器在我手上，捏了握了20来年了”。 “边疆”这个项目也就从那时开始了。2008年，吴蛮第一次和几位维吾尔族音乐家坐在一起演奏，当大家坐在一起拿出乐器，吴蛮涌上一种感动，“那些乐器我以前都是在照片上看到的，或者在录音里听到的、电视上看的。我记得维吾尔族的音乐家阿卜杜拉老师告诉我，这个乐器是琵琶的兄弟姐妹，我们八百年前是一家子，然后经历了那么多朝代，变成了琵琶，离开了家乡，今天八百年之后又见面了”。
之后，吴蛮去很多国家，包括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还有印度，她发现这些国家对传统音乐保留得非常原汁原味，同时不乏创新和“跨界”。“我发现他们保留原来传统风貌的东西，要比我们中国做得好，我们国家的传统音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东西，是怎么样一个风格，处于怎么样一种语境，现在好像很模糊，无论从结构上、还是音乐作品上，都往西方去靠”，这让吴蛮感到有些遗憾。
Q=《北京青年》周刊A=吴蛮
Q：你在美国的第二年就接到匹兹堡现代音乐节的邀请，早年你单枪匹马在美国演出，信心曾经动摇过吗？你回忆曾经在中小学、老人活动中心的演出，是“撕破脸面”，因為内心的落差很大？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
A：用音乐和观众交流，这样的信心我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即使在各国面对不同的观众，只是早年间有一种寂寞感。整个西方对中国不太了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这种落差是一定有的。
其实中国人比较讲究面子，所以我当时说撕破脸了，也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去中小学、老人中心，这样的经历我原来都是没有的，而且原来也没有这样的习惯。这对我是一笔非常重要的音乐财富。当时只是希望不同层次的观众都能听到中国音乐的演奏，所以我说不顾颜面了，不去讲究所谓的身份，获奖啊或者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啊这些，对当时美国的观众来说，所有这些都是“零”。
我的经历是一场音乐会一场音乐会地去积累，几百场、几千场、几万场积累起来，来挑战音乐的市场。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我也是很幸运的，二十多年来，经过不断努力、不断开创，打开了中国音乐在西方的市场，也让亚洲和东方其他国家的音乐在西方获得了更多的了解。
早年间的西方观众听到中国音乐还是一种好奇心，就是看个热闹，没有太深入的了解。但是积累起来，现在观众对中国音乐、中国文化的感知都比二十年前要多得多。所以即便他们是第一次听到中国的音乐，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琵琶演出，他们对中国音乐的反应也是非常直接的。
Q：日本指挥家大山平一郎曾说：“吴蛮在琵琶演奏上的成就，就像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一样”。大提琴面对的是深厚的西方古典乐传统，你的琵琶面对的是古老而新兴的东方世界，今天琵琶这件乐器在西方的认知度，你付出的努力是否比传统的西洋乐器演奏家更多？挑战也更多？
A：大山是指挥家和中提琴家，他与我和马友友先生都有多次的合作。这是音乐家们之间对相互音乐才华欣赏尊敬和工作贡献上的评价。 西方乐器演奏家有西方传统文化的根基可循，沿着前辈们铺好的道路前行，只要有足够的音乐天赋努力，你的优秀终会被人认可。
这其中有许多例子，比如参加比赛得奖、能得到与某个大指挥家合作的机会，他重用推荐你，带你与各大乐团演奏，那么你的前途就开始无量了。而我，没有路！前无古人的例子，要自己走出一条路！而且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国度里单枪匹马打开一个全新的音乐文化市场，这是我们目前说的“创业”。 创业不仅限于开公司，办银行，投资做生意。我的经历是文化创业，自己给自己找到了发展的路。这个挑战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付出的努力是传统西洋演奏家无法比较的。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的音乐经历和贡献要远远超过常人。
这些年来，琵琶在西方认知度是中国传统乐器中最高的，很多媒体也对我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了一些评价，说我改变了这件乐器的历史，也改变了西方音乐的历史。这是因为我进行了很多琵琶和西方乐器的结合，对整个音乐的概念都有了新的想法和创新，这都是对我工作的肯定。这一过程中确实具有我原先没有想象的难度，但是我回头去想，我觉得就一个词“坚持”，坚持一直做到今天。这二十多年里，我没有考虑任何的利益，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名利的，我都没有想过。也就是所谓的“耐得住寂寞”，我在角落里准备出发，默默一直耕耘着。
Q：琵琶不像小提琴、二胡、萨克斯这类乐器，擅长演奏连绵不断的旋律，且音量很小。你认为琵琶的优势与劣势在哪儿？比起其他民族乐器，为什么琵琶能走得更远？
A：每一种乐器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它擅长的一种乐器的语言、一种发音的语言，没有所谓的劣势和优势，没有好和坏，这是音乐语言乐器的特点。
琵琶在弹拨乐种类里面，性格还是比较广的、比较宽的，它有丰富的性格，它可以声音非常响——其实琵琶的声音要比吉他响很多。它可以做成非常激烈、非常戏剧化的《十面埋伏》这样的打击乐型的作品，也可以是非常典雅、非常文静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作品。因此琵琶在音乐性格上和西方的这些弹拨乐器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在弹拨乐里面，它是比较突出的一件乐器。
比起其他的民乐乐器，琵琶走得更远，这个“更远”也是见仁见智。怎么叫更远、怎么叫不远？琵琶能够走远，就是说它走出了国门，这个其实是几代人一起的努力，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的曝光率比较多，被大家接受、被大家认知的机会更大，所以这个又回到前面的话题，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也是我非常高興的一件事。
Q：今天说起来“跨界”已经是很常见的事。在传统音乐的跨界上，你开展得非常早。早年的跨界带给你哪些思考？如今你的跨界又会坚持些什么？
A：就我个人来讲，其实不太愿意看到这个词出现那么多次。“跨界”这个词，最近这几年在国内好像变成一个时髦词汇了。其实这样的工作就是一种合作的工作。我只是为音乐、为价值去考虑，我从来不考虑跨不跨、界不界，越不越过那个界限。其实音乐的合作、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的合作，还都是在这个“界”里头，没有说跨到外面去。
20多年前我就开始做如今我们所谓“跨界”的合作，其实当时根本就没有去想跨界，只是觉得，音乐应该是多种语言，我作为一个音乐家，应该有多重的能力和多重的渠道去表达，去表现我的音乐、我的音乐才能，这其实是我最主要的想法。所以才会有很多与各种不同音乐门类或者各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合作，我想说的是合作，我并不想说这是“跨界”。
那么到今天，如果说我们再提合作、再提跨界，那么我可能会思考这个价值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艺术门类去合作？我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可能会更深层次去考虑，而不是盲目地去跨界，盲目地什么都去合作。
合作的层面有很多种，有艺术形式上的合作，觉得有新意，或者有创造性，这个是我愿意的，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合作的对象是不是志同道合，我们是不是理念一致，这样合作起来，才能够擦出火花，才能够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合作。大家做事要开心，而且有价值，对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新颖的体验、一种更深层次的体验。
Q：美国有媒体评论你说：“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琵琶，因为她而不再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好奇乐器”。你给琵琶带来最大的贡献，是否就是去掉了神秘的色彩，让琵琶作为一件乐器，与西方乐器平等交流？
A：之所以之前西方的媒体认为琵琶是神秘的，是因为他对这个国家有一种神秘感。因为不了解，任何事情不了解就变得神秘。像小时候听到“美丽的新疆多么的美好”那些歌，就觉得新疆很神秘，那块土地都是葡萄，大家老是在那里跳舞。那么你身临其境，你去了、你接触了，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神秘感就没有了，就变得更亲切、更了解，就觉得就是在你身边一样。
所以我做的这个工作可能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我的推荐、我对琵琶介绍的贡献，所以他们才觉得琵琶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件乐器了，越来越熟悉了，变成他们的一部分了，这是我最想要看到的结果——有一天琵琶变成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乐器，就像一说吉他，大家都知道，吉他是西方的、乐队的，既可以在流行音乐里头出现，也可以在古典音乐里面出现，既可以是电的，也可以是纯音响的。
我希望中国的乐器也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这句话我已经说很多遍了，让大家多了解琵琶，让琵琶能够变成全世界的乐器、全世界音乐的一分子，在世界音乐中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而不是默默无闻地在中国一个角落里头生存，而使琵琶或者中国其他的乐器能够在更大舞台上被大家熟知，而且被所有的人使用、了解，这个对我来讲很有意义，很微妙、很奇妙的一种心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