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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实质，同时也为中高速增长、中高质量增长的“新常态”背景下我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应将剩余价值理论置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来思考，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构建现代化的金融监管体制、以分配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我国民营经济“新常态”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关键词：剩余价值理论；新常态；民营经济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实质。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并没有回答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剩余价值这一命题。1992年中共十四大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和政策支持。据全国工商联在2014年初举办的“2014年中国民营经济大家谈”活动中公布的数据显示，早在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已超过60%，并且呈进一步增长之势。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据初步统计，2016年上半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40637亿元，同比增长6.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是每年平均6.5%左右。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中高质量增长的“新常态”的定论进一步得到验证。剩余价值理论在“新常态”下应发挥新的时代作用，使之为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问题也层出不穷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一、“新常态”下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我国民营经济领域的剥削现象还突出存在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目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这一基本国情下，民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通过对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占有，使得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生产劳动给企业带来相当一部分的非劳动收入，这就是一种实质上的剥削。
（二）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普通居民和社会青年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面临更大的压力
民营企业吸纳了大部分社会劳动力，这是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从就业的层面做出的社会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普通居民和社会青年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面临更大的压力。民营企业相比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岗位和待遇有不稳定性；民营企业的退休金等社会保障项目的缴纳比例较低，且行业差距很大，直接增加了就业者的养老成本。民营企业在医疗保障待遇、医保报销比例等方面与公办单位有较大差距，直接增加了就业者的医疗成本；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未来可预期的人口增长将加剧优势基础教育资源的竞争，而作为“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从业者，在行政主导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大环境下，为子女获得一个好的受教育机会，是一个难题；由于民营企业在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比例上相较于公办单位的劣势，民营企业的从业者，尤其是年轻从业者在购买住房上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就业压力大、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等因素综合起来大大抑制了有效内需的释放，也就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虚拟经济比例上升 实体经济面临较大发展困境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我国也难以幸免。以股指期货等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是参与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自2014年年底启动的A股牛市使得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比重上升，这一方面为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也提高了一部分股民的消费能力，但A股自2015年6月以来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一部分股民损失较大。金融秩序的动荡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隐患。同时，电力、人力成本的上升和市场的逐渐饱和加重了实体经济运行的成本。
二、“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主义存在剥削的客观性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的突出表现就是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供就业岗位、增强经济活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民营企业领域的剥削和剥削收入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十分突出，因此其所有者必然拥有更多的收益，分享更多的剩余价值，虽然这是一种明显的剥削，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外招商引资是扩大有效投资的有力举措。以浙江为例，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浙商回归”行动计划，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在外浙商以资本为主要形式的回归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这种形式的“回归”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但有一定客观性和必要性。
（二）普通居民和社会青年的收入低、社会保障不健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降低，收入差距扩大。如电力、通信等垄断领域收入过高、另一些行业的收入则较低。这一现象所产生的重要后果就是当前我国城乡普通居民和社会青年为代表的中低收入居民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存在普遍压力。此外，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行业差异、地区差异。
（三）金融市场监管还有一定改进空间
2008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可谓余波未了，对全球经济秩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金融机构过分追求剩余价值，金融机构为了获得高收益不惜涉足高风险，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危机。从2014年年底启动的中国A股“牛市”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历程，而融资融券的火爆也暴露了金融机构过分追求剩余价值，而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的短板。在我国，金融市场监督的短板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一行三会”为代表的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监管与交叉监管导致效率低下。而我国目前存在的分业监管模式也令金融监管存在一定盲区，尤其在2015年的股市动荡中暴露出来的对券商的监管缺位。经济全球化时代，构建现代化的金融监管体制不但有利于监管自身金融市场，也有利于维护全球金融秩序。 三、剩余价值理论对我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三点启示
（一）大力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实体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承载。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呈现层次更高、分类更复杂、结构更多样的显著特点。在国际金融危机洗礼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成了国际广泛的共识。而在新常态下，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正确引导，形成巨大合力。中央政府要从宏观层面把握好战略与政策导向，稳定市场预期。各级地方政府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经营环境，以浙江省为例，以浙商回归”为代表的招商引资有力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据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5年，浙商回归到位资金8352亿元，2016年上半年引进浙商回归项目1355个，累计到位资金1779.28亿元。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要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多下功夫，以切实提高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三个层面密切联动，依靠三重合力的有效发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洪荒之力”。
（二）强化金融领域的监管和制度创新，遏制过度投机行为
金融领域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是价值二次分配的手段。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是可以通过法律和行政监管手段得到遏制的。而行业监管部门监督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是最有效和最必要的途径。我国自1992年就成立了证监会，在2003年成立了银监会和保监会，以“一行三会”为代表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格局已经运行了十余年，近年来，改革“一行三会”监管模式的呼声很高，而无论体制上如何改革，各级金融监管机构在破解多头监管和交叉监管格局的难题上需要下大力气。在稳定金融市场尤其是二级市场秩序的领域，要以制度化的创新推进监管手段的创新，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打击过度投机行为方面要更多依靠法制化、制度化的建设，用制度规范市场行为，遏制过度投机。
（三）建立健全分配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经济领域特别是民营经济领域，能否实现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公正分配是重中之重，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在民营经济发展进程中最集中的体现。随着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进一步确立，建立健全符合“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发展的分配制度，补足短板，使得剩余价值的分配更加合理，惠及更多的民营经济经营者、管理者、从业者，显得极为迫切，而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的扶持与引导又是其中的关键。
针对民营经济实体在就业稳定性方面的短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强政策层面的扶持，与企业一起健全职业培训体系和失业期经济保障、待业期再就业指导、长期失业人员帮扶等机制，减少民营经济从业者的后顾之忧。
针对民营经济实体在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等领域的短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以加强引导，鼓励民营企业适度提高社保金和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对部门吸纳就业人数多，发展效益和质量高的企业，地方政府可采取减税、政府补贴等形式切实提高民营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能力。
四、结语
民营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民营经济承受着生存和转型的雙重危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中寻找理论关怀，将剩余价值理论置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来思考，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构建现代化的金融监管体制、以分配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推进我国民营经济“新常态”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1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关键词：剩余价值理论；新常态；民营经济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实质。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并没有回答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剩余价值这一命题。1992年中共十四大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和政策支持。据全国工商联在2014年初举办的“2014年中国民营经济大家谈”活动中公布的数据显示，早在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已超过60%，并且呈进一步增长之势。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76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据初步统计，2016年上半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40637亿元，同比增长6.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是每年平均6.5%左右。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中高质量增长的“新常态”的定论进一步得到验证。剩余价值理论在“新常态”下应发挥新的时代作用，使之为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问题也层出不穷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一、“新常态”下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我国民营经济领域的剥削现象还突出存在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目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这一基本国情下，民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通过对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占有，使得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生产劳动给企业带来相当一部分的非劳动收入，这就是一种实质上的剥削。
（二）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普通居民和社会青年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面临更大的压力
民营企业吸纳了大部分社会劳动力，这是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从就业的层面做出的社会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普通居民和社会青年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面临更大的压力。民营企业相比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岗位和待遇有不稳定性；民营企业的退休金等社会保障项目的缴纳比例较低，且行业差距很大，直接增加了就业者的养老成本。民营企业在医疗保障待遇、医保报销比例等方面与公办单位有较大差距，直接增加了就业者的医疗成本；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未来可预期的人口增长将加剧优势基础教育资源的竞争，而作为“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从业者，在行政主导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大环境下，为子女获得一个好的受教育机会，是一个难题；由于民营企业在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比例上相较于公办单位的劣势，民营企业的从业者，尤其是年轻从业者在购买住房上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就业压力大、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等因素综合起来大大抑制了有效内需的释放，也就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虚拟经济比例上升 实体经济面临较大发展困境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我国也难以幸免。以股指期货等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是参与剩余价值的二次分配。自2014年年底启动的A股牛市使得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比重上升，这一方面为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也提高了一部分股民的消费能力，但A股自2015年6月以来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一部分股民损失较大。金融秩序的动荡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隐患。同时，电力、人力成本的上升和市场的逐渐饱和加重了实体经济运行的成本。
二、“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主义存在剥削的客观性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的突出表现就是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供就业岗位、增强经济活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民营企业领域的剥削和剥削收入仍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十分突出，因此其所有者必然拥有更多的收益，分享更多的剩余价值，虽然这是一种明显的剥削，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外招商引资是扩大有效投资的有力举措。以浙江为例，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浙商回归”行动计划，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在外浙商以资本为主要形式的回归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这种形式的“回归”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但有一定客观性和必要性。
（二）普通居民和社会青年的收入低、社会保障不健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降低，收入差距扩大。如电力、通信等垄断领域收入过高、另一些行业的收入则较低。这一现象所产生的重要后果就是当前我国城乡普通居民和社会青年为代表的中低收入居民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存在普遍压力。此外，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行业差异、地区差异。
（三）金融市场监管还有一定改进空间
2008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可谓余波未了，对全球经济秩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金融机构过分追求剩余价值，金融机构为了获得高收益不惜涉足高风险，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危机。从2014年年底启动的中国A股“牛市”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历程，而融资融券的火爆也暴露了金融机构过分追求剩余价值，而相关金融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的短板。在我国，金融市场监督的短板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一行三会”为代表的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监管与交叉监管导致效率低下。而我国目前存在的分业监管模式也令金融监管存在一定盲区，尤其在2015年的股市动荡中暴露出来的对券商的监管缺位。经济全球化时代，构建现代化的金融监管体制不但有利于监管自身金融市场，也有利于维护全球金融秩序。 三、剩余价值理论对我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三点启示
（一）大力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实体经济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承载。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呈现层次更高、分类更复杂、结构更多样的显著特点。在国际金融危机洗礼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成了国际广泛的共识。而在新常态下，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正确引导，形成巨大合力。中央政府要从宏观层面把握好战略与政策导向，稳定市场预期。各级地方政府要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经营环境，以浙江省为例，以浙商回归”为代表的招商引资有力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据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5年，浙商回归到位资金8352亿元，2016年上半年引进浙商回归项目1355个，累计到位资金1779.28亿元。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要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上多下功夫，以切实提高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三个层面密切联动，依靠三重合力的有效发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洪荒之力”。
（二）强化金融领域的监管和制度创新，遏制过度投机行为
金融领域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是价值二次分配的手段。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是可以通过法律和行政监管手段得到遏制的。而行业监管部门监督管理职能的有效行使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是最有效和最必要的途径。我国自1992年就成立了证监会，在2003年成立了银监会和保监会，以“一行三会”为代表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格局已经运行了十余年，近年来，改革“一行三会”监管模式的呼声很高，而无论体制上如何改革，各级金融监管机构在破解多头监管和交叉监管格局的难题上需要下大力气。在稳定金融市场尤其是二级市场秩序的领域，要以制度化的创新推进监管手段的创新，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打击过度投机行为方面要更多依靠法制化、制度化的建设，用制度规范市场行为，遏制过度投机。
（三）建立健全分配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经济领域特别是民营经济领域，能否实现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公正分配是重中之重，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在民营经济发展进程中最集中的体现。随着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进一步确立，建立健全符合“新常态”下民营经济发展的分配制度，补足短板，使得剩余价值的分配更加合理，惠及更多的民营经济经营者、管理者、从业者，显得极为迫切，而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的扶持与引导又是其中的关键。
针对民营经济实体在就业稳定性方面的短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强政策层面的扶持，与企业一起健全职业培训体系和失业期经济保障、待业期再就业指导、长期失业人员帮扶等机制，减少民营经济从业者的后顾之忧。
针对民营经济实体在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等领域的短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以加强引导，鼓励民营企业适度提高社保金和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对部门吸纳就业人数多，发展效益和质量高的企业，地方政府可采取减税、政府补贴等形式切实提高民营企业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能力。
四、结语
民营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民营经济承受着生存和转型的雙重危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剩余价值理论”中寻找理论关怀，将剩余价值理论置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来思考，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构建现代化的金融监管体制、以分配制度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推进我国民营经济“新常态”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1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