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蜀主刘备因夷陵战败而退守永安白帝城（今重庆奉节）。蜀主刘备自知抱病将亡，特召丞相诸葛亮从成都赶往白帝城行托孤后事。在蜀汉政权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诸葛亮临危受命采取果断且行之有效的内外政策、力挽狂澜，使原本国力不足的蜀汉集团转危为安。
　　关键词：诸葛亮；永安托孤；蜀汉政权；内外政策
　　蜀汉政权在三国时期属于国家版图最小、军事力量最薄、发展最迅速的集团，作为汉亡后唯一独存的刘氏政权，在与曹魏、孙吴争夺地盘上不可避免得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关羽败亡、荆襄丢失、夷陵战败加上蜀汉领导者的去世、国力不足、边陲叛乱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使蜀汉集团必须着手解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此时诸葛亮（公元181-234）42岁，后主刘禅17岁，蜀汉政权即是在诸葛亮摄政的状态下持续完成了南征和北伐等大事。
　　一、先主梦断夷陵，孔明临危受命
　　蜀主刘备素怀王霸之志，赤壁之战前，刘备军屯新野，“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时曹操军南下，刘备携民渡江，奔走夏口，被迫与孙权联盟。赤壁之战后，操军败归，引军北还，孙权急于休整三军。“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此时，刘备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将佐南下攻取荆襄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又夺取南郡、荆州、襄阳，一时名声大震，威霸一方。公元211年，“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刘备入蜀。公元214年，刘备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公元219年，刘备自立汉中王，此时，刘备王业之志的实现正符合“跨有荆、益”的战略思想，接下来要做的理所应当是树立大纛，北进中原、兴复汉室。然而，“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俄而孙权袭杀关羽，取荆州”。刘备集团原有的荆州、益州两路出兵钳制曹魏的战略被打破。公元221年，刘备兴兵伐吴，“陆逊（本名‘议’）大败先主军于猇亭”。夷陵战败，使刘备毕生霸王志向幻灭，蜀汉政权同时也面临内外诸多挑战。
　　《三国志》载“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不难看出，年逾六旬的刘备自知蜀汉政权存在累卵之危，故将国家大事托付于诸葛亮。陈寿评价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可见，当时的历史学家对永安托孤时的君臣关系是持肯定和褒奖态度并非狐疑。
　　二、风雨飘摇的蜀汉政权
　　夷陵战争前，蜀汉集团面临的最大战略失当是荆州的丢失。诸葛亮“隆中对”议“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可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荆州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失去荆州就没办法两路出兵共同钳制夹击魏国。因此，蜀国对魏国的战略进攻由双向出击速战计划转变为单线出击蚕食计划，并且耗时长、军需大、作战困难，兴复汉室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降低。
　　三、力挽狂澜——贤相之才，天赋尽显
　　蜀汉集团失去荆州要塞后，诸葛亮的钳制思想所含有的客观条件已不存在，继而面对的是如何充分发挥主观作用化被动为主动从而达到“中兴汉室”的总目标。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便“治戎讲武，以俟大举”。建兴五年（227）提兵马北驻汉中，建兴六年（228）至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前后进行了五次北伐且基本上没有停止过，直至最后病故军中。“夫恃险凭危，不阶历数，而能传国垂世，所未有也”，坚持北伐、以攻代守是诸葛亮战略决策的转变，由之前的“跨有荆、益”的快速决战转为“蚕食雍、凉”的缓速鏖战。在策反孟达未果的情况下，诸葛亮于建兴六年（228）三月开始了北伐战役。
　　四、殚精竭智——孔明星落五丈原
　　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军中，时年五十四。《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轻而不贬；无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
　　当代学者多评价诸葛亮“清正廉明”、“恩威并用”、“一代贤相”，批判在于诸葛亮不顾蜀汉力量薄弱连年征战、耗损国力等。笔者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应从时间、地点、环境考量。具体而言，从时间上要以当时的时段来考评而并非用现今的人性观念；从地点上要从整体地域出发勿囿于一隅；从环境上要全面分析而非片面追求历史人物现代化，评价历史人物只有遵循联系地、全面地、发展地的原则才能对历史人物有更深刻理解和认识，吸收历史的精粹为今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