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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君王是整个封建统治的中心、国家的象征、兴亡的关键。对臣子来说“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北宋立国以中央集权、分割相权为主要统治手段，相权的削弱导致皇权膨胀，政治繁冗，社会弊端层出不穷。苏洵，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善政论，颇得纵横家之风，他敏锐的意识到中央集权、分割相权的治国策略的政治弊端，在其散文中亦展示了他对“臣道”的看法。
何谓“臣道”？“知事者臣道也”（《说苑》）。在分析探讨苏洵的臣道观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苏洵并没有挑战君主的权威，他是在承认君主权威的前提下形成自己的臣道观，提出为臣之道，以达到巩固宋王朝的最终目的。他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同时吸取诸子百家之长，针对北宋皇权膨胀，政治无效率，腐败严重的社会实际，形成了自己的臣道观。苏洵的臣道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贤臣于君、于国的重要性，一是为人臣者应具有的素质和才能。
在苏洵的著名政论文《衡论》中，论述了贤臣的存在和善用，对君王的统治、国家的兴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国不可无腹心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三臣共和之于下，以成万世之功”，可见，自上古始，腹心之臣可以广阔君王的视听，君臣契合，则国家昌盛。“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曰房、杜”，由此可见腹心之臣的重要。其次，重视宰相的政治地位。“古之善观人之国者，观其相如何人而已。”在群臣中，“相贤耶，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故而“相皆不可一日轻”。苏洵对任相的看法虽然与北宋中央集权、分割相权的政治主张向左，但是他对认为臣子的地位和言行与国家政治紧密相关的观点却是极为正确的。而苏洵的臣道观中最可贵之处，就是注意到底层官僚的政治作为对整个国家政治的影响。苏洵由蜀地入京，对边吏弊政，民间疾苦，了解颇深，所以更加举重官吏清廉。
在《上王长安书》一文中苏洵将君臣的关系解剖得更加犀利。并引证历史上卫懿公之死的典故，提出：“夫士之贵贱，其势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权在士。”这等于说天子只能决定士的贵贱，而士却能决定天子的生死！由此可见，臣子无论职位高低，其政治作为对君王的统治、国家的存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容忽视。苏洵的这种臣道观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宝贵的。
关于为人臣者应该具有的素质和才能，苏洵提出“臣劳而使君逸”的观点。首先，臣子应该具有经世实用之才。苏洵认为北宋靠科举和荫补为官之人不能称为经世实用之才，而胥吏之人更符合国家之需。“夫胥吏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老奸大豪畏惮慑服，吏之惰状、变化、出入无不谙究，因而官之，则豪民猾吏之弊，表里毫未毕见于外，无所逃循”（《谙究》），胥吏久处民间，熟悉政治基层组织的各种条规制度，并且洞察民隐，知道民众的疾苦与地主阶级的剥削，所以苏洵认为他们一旦进入朝廷当政，由于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并且长期在基层做官谙习官场潜规则，深知高官得之不易，能达到使政治清明的效果，强过那些空享俸禄、无能力办事的人。其次，苏洵认为为人臣子者，应该讲求进谏之道。进谏之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谏之忠心。进谏之臣都是对国家怀抱着责任感的，而且，不惧天威，可谓“勇者也”。但是，“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谏论》），因而进谏之道的另一方面是要讲究进谏的方法。苏洵认为无论是直谏还是讽谏，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方法。但一定要把握一个前提，即“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苏洵总结说：“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張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臣子进谏就是为了成功的说服君王，尽为人臣子之责。只有怀抱一个忠心，掌握游说之术，进谏才可以成功。最后，苏洵认为为人臣者还要有用人之道。臣子在君王面前称臣，而在百姓面前又是统治者，而且，臣子之中也分很多等级，因而一定要掌握用人之道。用人之道首先要有“知人之明”，“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强弱》），尽管管仲弥留之际告诉齐桓公竖刁、易牙、开方三人不可亲近，是为乱国者，但当年重用他们的也是管仲，因而苏洵不客气地认为是其“不知人”而埋下灭国之祸。因此，为人臣者要具有“用人之才”，“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强弱》），如同孙膑赛马一样，把人才用得恰到好处才可以发挥其最大才智。晋国能在文公死后的一百年里充当盟主，是因为有老成练达的大臣存在。而五霸中最强的齐国灭亡，就因为管仲死前没有安排好合适的继任者。苏洵认为，一个贤臣就应该为身后事做好打算，不会让国家政治断层，应该如同史鳅“身后之谏”，萧何“举曹参以自代”，“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管仲论》）倘若能够做到以上三点就能够成为一个为君分忧的忠臣了，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君子无为，而臣有为”的境界。
虽然苏洵一生官路坎坷，但是，他所提出的为臣之道，却颇为精辟，言之凿凿，时至今日仍有可借鉴之处。
（作者简介：赖筱倩，女，中国古代文学硕士，毕业于广西大学文学院，现任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学院）办公室秘书，助教。）
何谓“臣道”？“知事者臣道也”（《说苑》）。在分析探讨苏洵的臣道观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苏洵并没有挑战君主的权威，他是在承认君主权威的前提下形成自己的臣道观，提出为臣之道，以达到巩固宋王朝的最终目的。他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同时吸取诸子百家之长，针对北宋皇权膨胀，政治无效率，腐败严重的社会实际，形成了自己的臣道观。苏洵的臣道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贤臣于君、于国的重要性，一是为人臣者应具有的素质和才能。
在苏洵的著名政论文《衡论》中，论述了贤臣的存在和善用，对君王的统治、国家的兴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国不可无腹心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三臣共和之于下，以成万世之功”，可见，自上古始，腹心之臣可以广阔君王的视听，君臣契合，则国家昌盛。“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曰房、杜”，由此可见腹心之臣的重要。其次，重视宰相的政治地位。“古之善观人之国者，观其相如何人而已。”在群臣中，“相贤耶，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故而“相皆不可一日轻”。苏洵对任相的看法虽然与北宋中央集权、分割相权的政治主张向左，但是他对认为臣子的地位和言行与国家政治紧密相关的观点却是极为正确的。而苏洵的臣道观中最可贵之处，就是注意到底层官僚的政治作为对整个国家政治的影响。苏洵由蜀地入京，对边吏弊政，民间疾苦，了解颇深，所以更加举重官吏清廉。
在《上王长安书》一文中苏洵将君臣的关系解剖得更加犀利。并引证历史上卫懿公之死的典故，提出：“夫士之贵贱，其势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权在士。”这等于说天子只能决定士的贵贱，而士却能决定天子的生死！由此可见，臣子无论职位高低，其政治作为对君王的统治、国家的存亡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容忽视。苏洵的这种臣道观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宝贵的。
关于为人臣者应该具有的素质和才能，苏洵提出“臣劳而使君逸”的观点。首先，臣子应该具有经世实用之才。苏洵认为北宋靠科举和荫补为官之人不能称为经世实用之才，而胥吏之人更符合国家之需。“夫胥吏之人，少而习法律，长而习狱讼，老奸大豪畏惮慑服，吏之惰状、变化、出入无不谙究，因而官之，则豪民猾吏之弊，表里毫未毕见于外，无所逃循”（《谙究》），胥吏久处民间，熟悉政治基层组织的各种条规制度，并且洞察民隐，知道民众的疾苦与地主阶级的剥削，所以苏洵认为他们一旦进入朝廷当政，由于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并且长期在基层做官谙习官场潜规则，深知高官得之不易，能达到使政治清明的效果，强过那些空享俸禄、无能力办事的人。其次，苏洵认为为人臣子者，应该讲求进谏之道。进谏之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谏之忠心。进谏之臣都是对国家怀抱着责任感的，而且，不惧天威，可谓“勇者也”。但是，“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谏论》），因而进谏之道的另一方面是要讲究进谏的方法。苏洵认为无论是直谏还是讽谏，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方法。但一定要把握一个前提，即“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苏洵总结说：“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張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臣子进谏就是为了成功的说服君王，尽为人臣子之责。只有怀抱一个忠心，掌握游说之术，进谏才可以成功。最后，苏洵认为为人臣者还要有用人之道。臣子在君王面前称臣，而在百姓面前又是统治者，而且，臣子之中也分很多等级，因而一定要掌握用人之道。用人之道首先要有“知人之明”，“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强弱》），尽管管仲弥留之际告诉齐桓公竖刁、易牙、开方三人不可亲近，是为乱国者，但当年重用他们的也是管仲，因而苏洵不客气地认为是其“不知人”而埋下灭国之祸。因此，为人臣者要具有“用人之才”，“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强弱》），如同孙膑赛马一样，把人才用得恰到好处才可以发挥其最大才智。晋国能在文公死后的一百年里充当盟主，是因为有老成练达的大臣存在。而五霸中最强的齐国灭亡，就因为管仲死前没有安排好合适的继任者。苏洵认为，一个贤臣就应该为身后事做好打算，不会让国家政治断层，应该如同史鳅“身后之谏”，萧何“举曹参以自代”，“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管仲论》）倘若能够做到以上三点就能够成为一个为君分忧的忠臣了，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君子无为，而臣有为”的境界。
虽然苏洵一生官路坎坷，但是，他所提出的为臣之道，却颇为精辟，言之凿凿，时至今日仍有可借鉴之处。
（作者简介：赖筱倩，女，中国古代文学硕士，毕业于广西大学文学院，现任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学院）办公室秘书，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