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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之年本可安享晚年，牟善初却闲不下来。这位解放军总医院的军医，70多岁时，还经常半夜出急诊；80多岁时，他每天准时“朝八晚六”地上下班；90多岁时，他每周两次查房、会诊；100岁时，他生病住院仍在研读最新的医学杂志……
他们的人生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见证了中国社会百年的动荡变迁，也经历了风雨人生的坎坷考验：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不惧险阻投身民族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投身兴国大业，退休多年依然躬身治病救人一线，对党一生追随、对事业不懈追求。
“改写”老人寿命的医学泰斗
常有人劝牟善初“一把年纪了，别那么拼了”。他却说：“我和患者的关系，好似大树离不开泥土。”
1917年，牟善初生于山东日照的一户农家。他的母亲常年患病，四处求医却收效甚微，这让他萌生了要当一名医生的念头。26岁，牟善初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牟善初随军奔赴云南腾冲抗日前线，不知道救治过多少战士。等到抗战结束后，他先是回到母校从事内科工作，又先后就职于第五军医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其间，他干了一件载入中国医学史册的大事——“送瘟神（攻克血吸虫病）”。
1974年，牟善初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开始主攻老年病治疗。在他科室住院的病人，平均年龄85岁，经过救治后，一般均能延寿至90多岁。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牟善初先后担任过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组组长，在多次抢救中力排众议，制定出有效的治疗方案，被誉为“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他还组建了我军第一个老年医学研究室，孜孜不倦地探索老年病的奥秘，在心肌梗死、肾癌、骨质疏松、庆大霉素的肾毒性等临床医疗科研领域取得了诸多开创性成果，成为我国老年医学的重要奠基人。
“只要病人有事，随时叫我！”牟善初的学生、老年心内科主任医师李小鹰说，这句话牟老已经说过20多年，但她至今记忆犹新。
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40余年，牟善初成绩斐然，多次获得国家和军队级科技进步奖，4次获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特殊贡献奖”。但他对此看得很淡，不仅“支持”家人当旧物处理掉自己多年获得的荣誉证书，就连评院士的机会也不在意，至今仍是“医院院士墙上唯一不是院士的专家”。不过，在总医院人的心目中，牟善初不是院士，胜似院士。
“牟老68岁时还在自学日语，我经常见他拿一本不大的日汉字典在背，就为了能‘不求人’地看懂医院进口的日本精密仪器的说明书。”曾强说，牟老80多岁时还坚持每天上下班，每周都会去几次图书馆查资料。
共和国心脏外科学奠基人苏鸿熙
1949年12月，苏鸿熙抵达美国。他心中埋藏着一个心愿：抓紧一切机会，汲取西方医学前沿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然后回国造福祖国人民。自此，苏鸿熙开始了7年的求学之旅。期间，美国移民局官员找到他：“你是在美50名优秀中国科学家之一，我们不希望你回国。”
“我从没想过留在美国。”苏鸿熙毫不犹豫地拒绝。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紧张的中美关系让苏鸿熙的回国之路异常艰难。为了回国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苏鸿熙省吃俭用，花光全部积蓄购买了医学书籍和两台人工心肺机。为把机器带回国，苏鸿熙想尽各种办法，他不得不冒险一搏，最终，辗转6个国家、行程10万里、耗时52天，回到祖国。
1958年6月26日，是苏洪熙百年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日子。那一天，他開展了一项手术——体外循环手术。在当时的中国，这是首例。苏鸿熙这次开创性的手术写入了中国历史，使心外科成为新中国最早进入世界医学先进水平的领域。
当时中国的西医总体水平落后，但体外循环技术仅仅比美国落后5年，甚至超过当时的苏联和日本等国家。1963年，苏鸿熙又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动脉搭桥术，这项新技术再次震动中国医学界，给万千患者带来了福音。
体外循环手术——从动物实验到心内直视手术修补间室隔缺损、再到动脉搭桥术，苏鸿熙回国后的这“三把火”，实现了新中国外科手术革命性飞跃，为我国心脏外科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妇产科“一把刀”叶惠方
她是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学生和助手，是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她在国内开创了“无痛分娩法”，推行了产房一切为了病人的“无声运动”，并创下剖宫产率在北京所有医院妇产科最低的纪录。她就是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专家叶惠方。
外科医生凭技术吃饭，没有什么比被人誉为“一把刀”更让外科医生具有成就感了。当叶惠方已是妇产科交口称赞的“一把刀”时，正值盛年的她却出人意料地把手术刀让给了自己手把手教、逐渐崭露头角的学生周美清，自己则从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回到了产科，从事妇幼保健工作的研究。有人说她傻，叶惠方说：“始终保持‘一把刀’的称号，对个人是好事，但如果科室长期只有一把刀，那就是一场灾难。只有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科室的发展才有前途。”
叶惠方生活俭朴到极致，40多年几乎未添置过一件家具，睡的仍是解放前的木床，穿得还是有补丁的衣服。在美国的儿女多次动员她去国外安度晚年，她却说：“我的根在中国，我不能离开这里。”家里的保姆说：“在我们家里，没有任何被浪费的东西，包括西瓜皮、袖子皮，甚至连鱼鳞，我们都用来做菜吃。她每次都对我说，我们要把钱物用在实处，浪费就对不起子孙后代。”
口腔颌面修复学专家周继林
周继林1917年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35年，考上“中央大学医学院”。也是在这一年，21岁的宁波小伙洪民也考入了“中央大学医学院”口腔专业。1943年，在共同经历战乱与风雨飘摇中，周继林与洪民结为伉俪，并与1946年一起来到美国进修学习。
1947年盛夏，这对年轻夫妇谢绝了亲友的盛情挽留和美国医院的邀请，毅然回到了祖国。1949年初，国民党动员洪民、周继林夫妇一起去台湾国防医学院，并许诺了种种好处。面对诱惑，他们毅然把自己反锁在住所内十天，明确表示“要留在大陆”。
1950年，在洪民、周继林的努力下，新中国第一个口腔颌面外科在上海华东军区总医院诞生了。1958年，根据上级指示，洪民、周继林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带领12人团队组建了口腔科，洪民是第一任主任，周继林任副主任。从此，夫唱妇随。
洪民是颌面外科专家，周继林是口腔修复专家，夫妻联手堪称“天作之合”。他们一起合作攻关，探索把口腔颌面外科与口腔修复紧密结合起来，用口腔修复方法来提高口腔颌面外科的手术效果。在共同努力下，他们开创了通过“颧颊沟成形术”，充分利用颧区承受力、鼻底固位，做成颧颊翼咽鼻突义颌，修复上颌骨双侧大型缺损，恢复咀嚼功能，这项研究，当时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
1996年，年近八旬的周继林本该在家颐养天年，但她仍然像在职一样，每天出诊、查房，即使节假日也很少休息。风霜雨雪更是阻挡不了她出诊。“病人千里迢迢来找我们看病，绝不能让病人失望。”周继林经常这么告诫身边的人。
（《中国青年报》、新华社等）
他们的人生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见证了中国社会百年的动荡变迁，也经历了风雨人生的坎坷考验：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不惧险阻投身民族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投身兴国大业，退休多年依然躬身治病救人一线，对党一生追随、对事业不懈追求。
“改写”老人寿命的医学泰斗
常有人劝牟善初“一把年纪了，别那么拼了”。他却说：“我和患者的关系，好似大树离不开泥土。”
1917年，牟善初生于山东日照的一户农家。他的母亲常年患病，四处求医却收效甚微，这让他萌生了要当一名医生的念头。26岁，牟善初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牟善初随军奔赴云南腾冲抗日前线，不知道救治过多少战士。等到抗战结束后，他先是回到母校从事内科工作，又先后就职于第五军医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其间，他干了一件载入中国医学史册的大事——“送瘟神（攻克血吸虫病）”。
1974年，牟善初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开始主攻老年病治疗。在他科室住院的病人，平均年龄85岁，经过救治后，一般均能延寿至90多岁。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牟善初先后担任过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组组长，在多次抢救中力排众议，制定出有效的治疗方案，被誉为“开国元勋们的健康卫士”。他还组建了我军第一个老年医学研究室，孜孜不倦地探索老年病的奥秘，在心肌梗死、肾癌、骨质疏松、庆大霉素的肾毒性等临床医疗科研领域取得了诸多开创性成果，成为我国老年医学的重要奠基人。
“只要病人有事，随时叫我！”牟善初的学生、老年心内科主任医师李小鹰说，这句话牟老已经说过20多年，但她至今记忆犹新。
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40余年，牟善初成绩斐然，多次获得国家和军队级科技进步奖，4次获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特殊贡献奖”。但他对此看得很淡，不仅“支持”家人当旧物处理掉自己多年获得的荣誉证书，就连评院士的机会也不在意，至今仍是“医院院士墙上唯一不是院士的专家”。不过，在总医院人的心目中，牟善初不是院士，胜似院士。
“牟老68岁时还在自学日语，我经常见他拿一本不大的日汉字典在背，就为了能‘不求人’地看懂医院进口的日本精密仪器的说明书。”曾强说，牟老80多岁时还坚持每天上下班，每周都会去几次图书馆查资料。
共和国心脏外科学奠基人苏鸿熙
1949年12月，苏鸿熙抵达美国。他心中埋藏着一个心愿：抓紧一切机会，汲取西方医学前沿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然后回国造福祖国人民。自此，苏鸿熙开始了7年的求学之旅。期间，美国移民局官员找到他：“你是在美50名优秀中国科学家之一，我们不希望你回国。”
“我从没想过留在美国。”苏鸿熙毫不犹豫地拒绝。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紧张的中美关系让苏鸿熙的回国之路异常艰难。为了回国更好地开展科研工作，苏鸿熙省吃俭用，花光全部积蓄购买了医学书籍和两台人工心肺机。为把机器带回国，苏鸿熙想尽各种办法，他不得不冒险一搏，最终，辗转6个国家、行程10万里、耗时52天，回到祖国。
1958年6月26日，是苏洪熙百年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日子。那一天，他開展了一项手术——体外循环手术。在当时的中国，这是首例。苏鸿熙这次开创性的手术写入了中国历史，使心外科成为新中国最早进入世界医学先进水平的领域。
当时中国的西医总体水平落后，但体外循环技术仅仅比美国落后5年，甚至超过当时的苏联和日本等国家。1963年，苏鸿熙又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动脉搭桥术，这项新技术再次震动中国医学界，给万千患者带来了福音。
体外循环手术——从动物实验到心内直视手术修补间室隔缺损、再到动脉搭桥术，苏鸿熙回国后的这“三把火”，实现了新中国外科手术革命性飞跃，为我国心脏外科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妇产科“一把刀”叶惠方
她是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学生和助手，是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创始人。她在国内开创了“无痛分娩法”，推行了产房一切为了病人的“无声运动”，并创下剖宫产率在北京所有医院妇产科最低的纪录。她就是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专家叶惠方。
外科医生凭技术吃饭，没有什么比被人誉为“一把刀”更让外科医生具有成就感了。当叶惠方已是妇产科交口称赞的“一把刀”时，正值盛年的她却出人意料地把手术刀让给了自己手把手教、逐渐崭露头角的学生周美清，自己则从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回到了产科，从事妇幼保健工作的研究。有人说她傻，叶惠方说：“始终保持‘一把刀’的称号，对个人是好事，但如果科室长期只有一把刀，那就是一场灾难。只有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科室的发展才有前途。”
叶惠方生活俭朴到极致，40多年几乎未添置过一件家具，睡的仍是解放前的木床，穿得还是有补丁的衣服。在美国的儿女多次动员她去国外安度晚年，她却说：“我的根在中国，我不能离开这里。”家里的保姆说：“在我们家里，没有任何被浪费的东西，包括西瓜皮、袖子皮，甚至连鱼鳞，我们都用来做菜吃。她每次都对我说，我们要把钱物用在实处，浪费就对不起子孙后代。”
口腔颌面修复学专家周继林
周继林1917年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35年，考上“中央大学医学院”。也是在这一年，21岁的宁波小伙洪民也考入了“中央大学医学院”口腔专业。1943年，在共同经历战乱与风雨飘摇中，周继林与洪民结为伉俪，并与1946年一起来到美国进修学习。
1947年盛夏，这对年轻夫妇谢绝了亲友的盛情挽留和美国医院的邀请，毅然回到了祖国。1949年初，国民党动员洪民、周继林夫妇一起去台湾国防医学院，并许诺了种种好处。面对诱惑，他们毅然把自己反锁在住所内十天，明确表示“要留在大陆”。
1950年，在洪民、周继林的努力下，新中国第一个口腔颌面外科在上海华东军区总医院诞生了。1958年，根据上级指示，洪民、周继林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带领12人团队组建了口腔科，洪民是第一任主任，周继林任副主任。从此，夫唱妇随。
洪民是颌面外科专家，周继林是口腔修复专家，夫妻联手堪称“天作之合”。他们一起合作攻关，探索把口腔颌面外科与口腔修复紧密结合起来，用口腔修复方法来提高口腔颌面外科的手术效果。在共同努力下，他们开创了通过“颧颊沟成形术”，充分利用颧区承受力、鼻底固位，做成颧颊翼咽鼻突义颌，修复上颌骨双侧大型缺损，恢复咀嚼功能，这项研究，当时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
1996年，年近八旬的周继林本该在家颐养天年，但她仍然像在职一样，每天出诊、查房，即使节假日也很少休息。风霜雨雪更是阻挡不了她出诊。“病人千里迢迢来找我们看病，绝不能让病人失望。”周继林经常这么告诫身边的人。
（《中国青年报》、新华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