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亡故的那年我十一岁，弟弟九岁。由于父亲还关在牛棚，我们兄弟俩被陈家夫妇接到他们下放的那个村子。
　　村子叫砍柴岗，是石上大队里较大的一个生产队，屋子荒废有些年头了，尽管终于队里派人作了维修，看去仍然破旧不堪。我记得走过短廊，那边有个大房间，那是厨房，大概这是当年老人们的食堂和活动场所。
　　我就是在那第一次见到好婆的，好婆是南昌一带人的一种叫法，在婆前加“好”，以示对祖母的尊敬。程阿姨领着我和弟弟来到陈家时，正是1969年1月的一个黄昏。好婆抱着还在襁褓中的荭荭坐在灶下，灶堂里红红的火透出灶口映在她的脸上，那么沉静，安祥，从容，让人有种置身佛堂寺殿的感觉。
　　丧母的疼痛深烙在我的心里，父亲依然被赶去“农科所”那些猪舍间劳作，远在赣南偏远的山村里，一切都还那么陌生，山岭，河溪，草木，田垅和土砖垒建的村舍……让我倍感凄楚，悲凉，渺茫和绝望。但看见好婆的刹那，我身上有了某种力量，也许她身上的某种东西让我觉得有了依靠。
　　那个黄昏好婆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用手摸了摸我和弟弟的头。对于好婆的印象，第一是她的慈祥，那时候，她已经年近六十了吧，但精神依然很好，陈叔叔程阿姨属于下放干部，那时有不少工作需要做，大半时间都不在家，好婆就独自带着大小四个孩子，我，小燕，品良和怀里的荭荭。
　　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好婆除了那内在的气质神韵外，就是老人的那些书和那副假牙了。书多是些古典文学，如古诗和古典小说。我就是在好婆那第一次接触《聊斋》的，好婆喜欢拖一条竹椅，在有着黑色灰烬的场坪上，一边享受冬日阳光一边跟我们讲《聊斋》故事。有时候会很尽兴的读上几首唐诗。骆宾王少小时写的诗作《鹅》，我竟然在十岁之后才从好婆的朗读中第一次接触。尤其是《聊斋》，还有红楼故事，除了父亲那的几本《活页文选》外，我对古典文学的初次涉及尤其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好婆这里算是我的启蒙了。
　　“章门拆柳四周星，水阔山长鱼雁沉。天涯小聚欢无极，话旧南窗夜煮茗。”这是我从好婆遗作中随手拈来的一句诗。我以前没有读过好婆的诗，这次读了，觉得诗写得极好，妙语连珠，意真情切。一个六十的老人，在那个乡间不仅能背诵出《聊斋》的许多篇章，而且能背出《兰陵女儿行》这样的经典，甚至连《红楼梦》老人都能系统地讲说评点，写出这样的诗当然不会是让人惊奇的事情。
　　好婆讲故事一直用着一口的南昌土话，但用这方言说《聊斋》在于我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十年后我考取了大学中文系，我的古代文学老师讲说《聊斋》时，我依然进入好婆的那种语境，几十年后，我成了一名作家，专事小说创作。我要说的是，好婆曾经给我上过一堂很好的启蒙课，我曾给很多文学爱好者作过讲座，我也曾撰文作些创作谈之类的文章，每一回我都无一不谈到好婆，和在好婆那所得到的至关重要的启蒙。有很多作家谈到最初的文学“哺乳”，都会谈到外婆在星光下讲传说。我想如果一个作家真的有其文学的“哺乳”话，好婆讲的那些故事应该算作是我文学最初的营养。
　　我记得好婆总是最早起来最晚睡觉，那时候她要照看荭荭，荭荭还不满一岁，我们常常想抱一抱她，但好婆是不轻易让我们抱的。我常常看见冬日冷风呼啸里好婆给荭荭把尿的模样，丧母的那些日子我常常无法入眠，白天和小燕他们在一起会稍许淡忘一点悲痛，到夜里的黑暗中心里的另一种黑暗就会涌上来，所以总是睡不着。荭荭尿完后会有一点点亢奋吧，不肯马上睡去，然后好婆轻哼一些歌子，我也在断续的曲调里进入梦乡。
　　在砍柴岗寄居的每个清晨，我看见好婆把牙从口腔里拿出来，很认真的刷着。从那时起我知道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牙齿，也是从那时起，每想到好婆就会想到好婆的那副假牙。弟弟问我，人可把牙齿取下来的吗?我为什么不行?我当时无言以对。只是想好婆是个特殊的人吧，特殊之人当然有特殊之处。后来不记得是在大学还是参加工作以后，读到拉美的一篇小说，写到一个人的牙齿，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有一副超人的牙齿，他能咀嚼许多东西，甚至能咀嚼苦难，让困苦艰辛都成为一种营养。好婆当然没有那么一副牙齿，但她身上所具有的品质，却与此相同。我一直相信那种东西像那篇小说里的牙齿一样，能咀嚼艰辛，消化困苦，化作一种坚韧的力量，使人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