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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经学史研究是吴雁南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吴雁南先生对经学的研究，经历了由清代经学到心学、进而到王学、最后通中国经学史的历程。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与演变、经学的特点、经学的影响以及经学的价值都进行了研究。吴雁南是在1949年以后经学长期遭受冷遇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最早重启经学研究的为数不多的重要学者之一。
【关键词】 吴雁南;《清代经学史通论》;《中国经学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1-0031-03
吴雁南先生（1929-2001）研究史学近四十年，发表文章近400篇。其中关于研究经学史的论文有30多篇。特别是出版了《清代经学史通论》《心学与中国社会》《中国经学史》《阳明学与近世中国》《儒学与维新》等著作。吴雁南先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学史。1976年以后，吴雁南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预感到科学地总结经学或者说儒学这份中华民族宏大文化遗产对于建设改革开放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开始对经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清代经学史通论》和《中国经学史》的撰述
（一）《清代经学史通论》的成书。吴雁南的第一项儒学专门研究成果，是主编《清代经学史通论》。1966-1976年，儒学成为被完全否定、彻底批判的学说，真正意义上的儒学研究已无法进行。这也促使吴雁南下决心重新审视传统儒学。1980年，吴雁南作为贵州师大、同时也是全国较早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为了指导研究生，弥补学生儒学知识的不足，吴雁南决定编写《清代经学史略》讲义。1982年秋的整个寒假，吴雁南没有一天空闲，除夕夜晚仍在伏案疾书。仅仅一个月，一部13万字的讲义就编写出来了。1985年秋，讲义由学校教材科油印，装订为上、下两册，供研究生及本科生教学使用，同时谋划书稿的修订、出版事宜。书稿先后经过两次大的修订。第一次由黔东南师专罗永奎、贵州教育学院王毅军修订。1988年，由贵州师大何正清、张恒平、陈奇以及贵州省公安干部学院陈茂昌再次修订。年底，修订工作告罄，吴雁南先生最后通稿、审订，将书名更改为《清代经学史通论》，并任主编，陈奇、陈茂昌、张恒平为副主编。但出版工作仍然异常艰辛，多家出版社虽同意出版，但鉴于学术著作特别是儒学史著作读者面狭窄，发行量小，均要求较多补贴。后幸得云南大学出版社祝万安先生鼎力支持，补贴500元，才于1993年正式出版[5]252。
《清代经学史通论》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评价清代经学发展和演变的基本史实。经学历史悠久，经学发展到清代时先后出现了3个主要流派，即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理学。这三个学派相继出现，并且各个学派之间出现了对垒、融合交错的局面。在清末时出现了异端，这种异端被当时的某些先进分子利用，促进了清末的政治改革和社会的发展。二是探析清代经学与政治、学术之间的关系。吴雁南先生把经学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结合起来，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将经学源流与学潮、政潮结合起来，进而探索传统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1]1主要宗旨也有两个：第一，通过对经学与清代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而探讨传统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开拓中国国情研究的新领域。第二，开拓经学和传统学术研究的新篇章。
（二）《中国经学史》的编撰。《清代经学史通论》研究的重点是清代经学，但中国的经学历史源远流长，《清代经学史通论》并不能完整地诠释中国经学的发展，且当时国内并没有一本研究中国经学史的通史。吴雁南先生萌发了想要编订一本中国经学通史。1990年底，吴雁南先生的“心学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立项的同时，便开始策划《中国经学史》的编著工作。其实，早在二三十年代，著名学者周予同先生就提出了编著“中国经学史”的目标以自励。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当时尚无一本比较系统完整的“经学通史”。为了适应科研教学的需要，贵州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學、重庆师范学院、兰州大学的有关学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决定编撰《经学通史》一书。但编写工作未能如期进行。同一时期，吴雁南先生在主持“心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课题研究的同时，又在策划“民初社会思潮”“中国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的研究工作。众多的课题延迟了《经学通史》的研究。
直到1993年，吴雁南先生邀请西南师院秦学颀参与担任《经学历史》编写主编。秦学颀以及另一位主编、重庆师院副院长李禹阶，在吴雁南《经学通史编写提纲》基础上，就编写体例、提纲进一步进行深入讨论，组成了由重庆、贵州两地10多位学者参加的作者队伍。1994年5月，吴雁南在重庆师院主持召开了编写会议，成立编委会，审定编写提纲。1996年，初稿完成。福建人民出版社对《经学通史》选题颇感兴趣，认为初稿质量不错，决定纳入其社会系列丛书出版，要求对书稿进行大幅度修改，并将字数扩大到30万以上。历经11个春秋，2001年9月，书稿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定名《中国经学史》。但在出版前1个月，吴雁南因病不幸去世，未能亲眼见到他集经学研究大成的《中国经学史》的问世，极其遗憾。
与最初的提纲相比，出版稿将经学的演变由六个时期调整为七个时期，分期及各期内容都有所调整。《中国经学史》对整个经学的历史做了研究，是一部通史性著作。对汉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今、古文经学的争辩，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多元化倾向和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隋唐时期经学的统一和变异，宋元明的经学、理学、心学皆进行了研究。在此书的最后也对清代经学进行了研究。既继承了《清代经学史通论》的研究成果，也对其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修改和补充。《清代经学史通论》及《中国经学史》完成，不仅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奠定了吴雁南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研究方面重要地位。
（三）《清代经学史通论》和《中国经学史》的主要特点。1.贯通古今，完整如一。《清代经学史通论》属于通论，《中国经学史》属于通史。二书不仅将清代经学的发展大势、流派、演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更重要的是它远溯经学发展的源流，使读者通过这两本书远察西汉至明各朝代，近观清代，使读者对中国经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各个朝代的主要经学流派及其特点，整个清代经学与前代经学发展继承的关系也清晰可见。《清代经学史通论》对清代前期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学异端产生和顾炎武、黄宗羲兼采汉宋之学;中期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汉学鼎盛;后期经文经学兴起;清末康有为已经文经学为武器托古改制，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以“汉学”为武器鼓吹辛亥革命……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将经学的研究与整个清代历史连为一体。《中国经学史》从西汉到明清各代经学，少数民族政权经学，各朝代的经学流派与特点皆进行研究。使经学研究不断充实和完善。吴先生的《中国经学史》在纵向上做到贯通古今，联为一气。《清代经学史通论》在横向上做到首尾贯通，完整如一。 2.侧重于阐述经学的积极意义。在封建社会，经学是国家的统治学术，儒家思想是国家的统治思想，经学的功能，本质上在于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对此，人们论述很多，也较为熟悉。在《清代经学史通论》的研究中，在揭示经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之后，将论述重点放在阐述经学的积极意义方面——以复古求解放，从异彩到异端等，发掘经学演变过程中在促进思想解放、促进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曾经起到过的积极意义。同样，在《中国经学史》中也着力发掘经学蕴含的积极意义。例如，其一，崇尚理想人格，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讲求节操。其二，开拓进取，倡言维新，自强不息。其三，尚道德，崇礼义重修身。其四，勤劳，勇敢，大无畏精神。其五，爱国精神。儒家严华夷之别，其民族精神一是保卫家国和华夏文明，二是将严华夷之别同尊王的大一统观念相结合，种族歧视的色彩并不浓郁。[3]27-32传统经学所蕴含的这些积极意义，在于作为经学前身的儒学“曾经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学派，儒学的始祖孔子是具有‘两重性’的思想家”;儒学典籍中含有诸如民本、大同一类“富有人民性的内容”，具有“损益变革的思想和其他优秀遗产”。[3]676-677
3.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的运用。吴雁南先生把各代经学和各代经学的社会变迁、政治斗争、政潮联系起来考察，较好地说明了经学从初起到鼎盛再到终结的过程。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经学各流派的阶级实质和经学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并且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他们的是非功过。例如对于程朱理学，不仅指出他是清朝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指出它在晚清也被某些进步人士（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改造、利用，成为新思想的资料。以往，人们注意到陆王心学在近代思潮解放中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程朱理学也起到过某些进步作用。在学术研究中，吴雁南先生极为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学习，重视理论素养的提升。他认为，学术创新一方面来自史料的收集与发掘，一方面就在于科学理论的积累与升华。在后来的研究生教育中，他专门设置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或者“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以提高研究生的理论水平。
二、1976年后率先开启经学研究
二十世纪70年代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确立，儒学研究的大环境也逐步具备。针对长期以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吴雁南先生指出：“对祖国的优秀历史遗产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抹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预感到科学地总结经学这份中华民族的宏大文化遗产对于建设改革开放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开始了对经学的研究。80年代初，他着手清代经学史的研究，编写了《清代经学史略》，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使用。后经整理和修改出版了吳雁南先生的第一部经学著作——《清代经学史通论》。关于通史性经学著作，晚清、民国年间的几部“多以经书本身的整理、研究、解释和阐发为中心”，[1]p1很少从儒学与社会的互动角度进行研究。1949年至1976年更不可能编写了。1976年以后，儒学研究渐次复苏，80年代有50来部著作问世，但没有一部通史性质的。90年代及其后，儒学研究形成热潮，粗略统计，90年代不下400部，2000年有80多部，出现了数种通史性著作：例如1998年姜林祥主编的7卷本《中国儒学史》、1991年赵吉惠出版的《中国儒学史》、1996年马勇出版《儒学兴衰史》、1995年刘孟骧出版《中国儒学史话》、2000年李申出版《中国儒教史》。不过，这些通史性著作都是以“儒学”而非“经学”命名的。经学与儒学是有区别的，作为封建时代统治学术的经学，其负面成分更严重，更为后人诟病，研究的难度更大，更需要研究者的学识与勇气。2009年出版的《中国经学史》是吴雁南集自己经学研究大成的通史性经学著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通史性、学术性经学著作。
三、提出了一系列经学史研究新见
在研究经学的过程中，吴雁南先生不拘泥于固有的观点和见解。能够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并且开辟了经学研究的新篇章。其一，“所谓的‘经’，只是先秦各家各派以及官府的重要著述与典籍而已。”[3]2-3章炳麟以为中国古书以丝线编结竹简成册，人们便把编织竹简的纵丝（纵丝也称为“经”）作为群书的通称。[2]49刘师培则把经的范围缩小，说“经”是“群书之用文言者”。这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说服力。吴雁南先生则认为“经”是先秦各家各派以及官府的重要著述与典籍。其二，吴雁南先生以为“中国的经学形成于西汉”，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经学的“孕育阶段”。纪昀以为经学形成于两汉。江藩则认为经学在夏、商、周三代是便有。皮锡瑞则认为经学开始于孔子删订六经。其三，把学术流派的演变与经学盛衰演变及其研究方法、特点结合起来，将经学的演变分为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魏晋南北朝多元化倾向经学、隋唐统一和变异的经学、宋代功利派经学及性理阐释经学、元明时期衰微的程朱理学和兴起的心学、清代经学等7个时期。关于经学史的分期，纪昀分为两汉、魏晋至宋初、宋初至宋末、宋末至明初、明正德至明末、清初六期。江藩则分为三代、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前期九期。[6]4皮锡瑞则分为十期，分别是孔子删定六经至孔子卒、孔子卒至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7]1
四、重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经学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和辽、宋、夏金元时期，多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了政权。少数民族文化相对落后以及国家分裂对峙的状况，使作为大一统皇权意识形态的经学陷入衰微状态。但就经学在少数民族中的情况而言，则处于大传播、大发展的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学总的说来属于先进文化，它是当时先进的农耕文明、社会制度及社会治理智慧的结晶。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为着政权的稳定和长久，都会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实行崇儒尊经的文化政策，兴办太学，发展经学。”[8]这种施政方针带来了经学的多元化，丰富了经学的内容。不过在历史上，受汉族政权正统观念的影响，文献资料中对少数民族政权经学的记载甚为简略，有关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经学的研究语焉不详甚至是空白。但《中国经学史》“将少数民族政权经学思想的研究作为全书重要部分，由此填补了传统经学史的空白，同时也丰富了经学研究的内涵，对经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异的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9]。为我国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研究作了巨大贡献。 五、揭示经学的传统影响和局限
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传位，对中国的政治、学术、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15因此在研究中国经学时，不能避开中国各个朝代的社会背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学成为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深而久远。德治与王道三纲互为表里。以君为臣纲规范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用民本、仁政的德治“制约君权”。[3]17同时皇帝也在不断加强皇权，维护中央集权与大一统。在中央与地方、皇权与相权的冲突中，经学也在不断地变革、维新和发展。在文化教育中，经学同样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哲学深深打上了经学的烙印，许多哲学家也是经学家，他们的思想往往以阐释、发挥儒家经典的形式反映出来。经学阐发的以仁为本、以善为美等文学艺术观和价值观，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本身就是文学珍品。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居于主导地位，它在一定意义上对社会文化心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自然具有重要意义。[3]25在中国形成了一些高尚而独特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中国经历千年的洗礼，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深深印刻在人民的心中。
綜上所述，经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经学基础。吴雁南先生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其经学研究也有不够完善之处。例如，在研究经学史中偏重于政治、文化、教育的研究，而对于艺术、社会生活方面则研究较少;对隋、唐、宋的经学研究较为简略，而对明清的经学研究则颇为重视。但总体来看，吴雁南先生是1976年后较早开始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学者，其史学和经学功底深厚，于经学与辛亥革命、经学与中国社会思潮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巨大成就。
参考文献：
[1]吴雁南.清代经学史通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刘梦溪主编;章太炎著;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吴雁南.中国经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4]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M].宁武南氏民国25年印本.
[5]陈奇.吴雁南评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杜洋.经学史研究的新篇章[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7）.
[9]邹登顺.一部颇具特色的学术专著——评《中国经学史》[J].重庆师院学报，2002，（1）.
作者简介：
孙洁，女，汉族，贵州毕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
【关键词】 吴雁南;《清代经学史通论》;《中国经学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1-0031-03
吴雁南先生（1929-2001）研究史学近四十年，发表文章近400篇。其中关于研究经学史的论文有30多篇。特别是出版了《清代经学史通论》《心学与中国社会》《中国经学史》《阳明学与近世中国》《儒学与维新》等著作。吴雁南先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学史。1976年以后，吴雁南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预感到科学地总结经学或者说儒学这份中华民族宏大文化遗产对于建设改革开放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开始对经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一、《清代经学史通论》和《中国经学史》的撰述
（一）《清代经学史通论》的成书。吴雁南的第一项儒学专门研究成果，是主编《清代经学史通论》。1966-1976年，儒学成为被完全否定、彻底批判的学说，真正意义上的儒学研究已无法进行。这也促使吴雁南下决心重新审视传统儒学。1980年，吴雁南作为贵州师大、同时也是全国较早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为了指导研究生，弥补学生儒学知识的不足，吴雁南决定编写《清代经学史略》讲义。1982年秋的整个寒假，吴雁南没有一天空闲，除夕夜晚仍在伏案疾书。仅仅一个月，一部13万字的讲义就编写出来了。1985年秋，讲义由学校教材科油印，装订为上、下两册，供研究生及本科生教学使用，同时谋划书稿的修订、出版事宜。书稿先后经过两次大的修订。第一次由黔东南师专罗永奎、贵州教育学院王毅军修订。1988年，由贵州师大何正清、张恒平、陈奇以及贵州省公安干部学院陈茂昌再次修订。年底，修订工作告罄，吴雁南先生最后通稿、审订，将书名更改为《清代经学史通论》，并任主编，陈奇、陈茂昌、张恒平为副主编。但出版工作仍然异常艰辛，多家出版社虽同意出版，但鉴于学术著作特别是儒学史著作读者面狭窄，发行量小，均要求较多补贴。后幸得云南大学出版社祝万安先生鼎力支持，补贴500元，才于1993年正式出版[5]252。
《清代经学史通论》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评价清代经学发展和演变的基本史实。经学历史悠久，经学发展到清代时先后出现了3个主要流派，即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理学。这三个学派相继出现，并且各个学派之间出现了对垒、融合交错的局面。在清末时出现了异端，这种异端被当时的某些先进分子利用，促进了清末的政治改革和社会的发展。二是探析清代经学与政治、学术之间的关系。吴雁南先生把经学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结合起来，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将经学源流与学潮、政潮结合起来，进而探索传统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1]1主要宗旨也有两个：第一，通过对经学与清代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而探讨传统学术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开拓中国国情研究的新领域。第二，开拓经学和传统学术研究的新篇章。
（二）《中国经学史》的编撰。《清代经学史通论》研究的重点是清代经学，但中国的经学历史源远流长，《清代经学史通论》并不能完整地诠释中国经学的发展，且当时国内并没有一本研究中国经学史的通史。吴雁南先生萌发了想要编订一本中国经学通史。1990年底，吴雁南先生的“心学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立项的同时，便开始策划《中国经学史》的编著工作。其实，早在二三十年代，著名学者周予同先生就提出了编著“中国经学史”的目标以自励。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当时尚无一本比较系统完整的“经学通史”。为了适应科研教学的需要，贵州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學、重庆师范学院、兰州大学的有关学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决定编撰《经学通史》一书。但编写工作未能如期进行。同一时期，吴雁南先生在主持“心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课题研究的同时，又在策划“民初社会思潮”“中国社会主义思想通史”的研究工作。众多的课题延迟了《经学通史》的研究。
直到1993年，吴雁南先生邀请西南师院秦学颀参与担任《经学历史》编写主编。秦学颀以及另一位主编、重庆师院副院长李禹阶，在吴雁南《经学通史编写提纲》基础上，就编写体例、提纲进一步进行深入讨论，组成了由重庆、贵州两地10多位学者参加的作者队伍。1994年5月，吴雁南在重庆师院主持召开了编写会议，成立编委会，审定编写提纲。1996年，初稿完成。福建人民出版社对《经学通史》选题颇感兴趣，认为初稿质量不错，决定纳入其社会系列丛书出版，要求对书稿进行大幅度修改，并将字数扩大到30万以上。历经11个春秋，2001年9月，书稿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定名《中国经学史》。但在出版前1个月，吴雁南因病不幸去世，未能亲眼见到他集经学研究大成的《中国经学史》的问世，极其遗憾。
与最初的提纲相比，出版稿将经学的演变由六个时期调整为七个时期，分期及各期内容都有所调整。《中国经学史》对整个经学的历史做了研究，是一部通史性著作。对汉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以及今、古文经学的争辩，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多元化倾向和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隋唐时期经学的统一和变异，宋元明的经学、理学、心学皆进行了研究。在此书的最后也对清代经学进行了研究。既继承了《清代经学史通论》的研究成果，也对其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修改和补充。《清代经学史通论》及《中国经学史》完成，不仅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奠定了吴雁南先生在中国经学史研究方面重要地位。
（三）《清代经学史通论》和《中国经学史》的主要特点。1.贯通古今，完整如一。《清代经学史通论》属于通论，《中国经学史》属于通史。二书不仅将清代经学的发展大势、流派、演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更重要的是它远溯经学发展的源流，使读者通过这两本书远察西汉至明各朝代，近观清代，使读者对中国经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各个朝代的主要经学流派及其特点，整个清代经学与前代经学发展继承的关系也清晰可见。《清代经学史通论》对清代前期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学异端产生和顾炎武、黄宗羲兼采汉宋之学;中期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汉学鼎盛;后期经文经学兴起;清末康有为已经文经学为武器托古改制，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以“汉学”为武器鼓吹辛亥革命……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将经学的研究与整个清代历史连为一体。《中国经学史》从西汉到明清各代经学，少数民族政权经学，各朝代的经学流派与特点皆进行研究。使经学研究不断充实和完善。吴先生的《中国经学史》在纵向上做到贯通古今，联为一气。《清代经学史通论》在横向上做到首尾贯通，完整如一。 2.侧重于阐述经学的积极意义。在封建社会，经学是国家的统治学术，儒家思想是国家的统治思想，经学的功能，本质上在于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对此，人们论述很多，也较为熟悉。在《清代经学史通论》的研究中，在揭示经学的这一本质特征之后，将论述重点放在阐述经学的积极意义方面——以复古求解放，从异彩到异端等，发掘经学演变过程中在促进思想解放、促进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曾经起到过的积极意义。同样，在《中国经学史》中也着力发掘经学蕴含的积极意义。例如，其一，崇尚理想人格，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讲求节操。其二，开拓进取，倡言维新，自强不息。其三，尚道德，崇礼义重修身。其四，勤劳，勇敢，大无畏精神。其五，爱国精神。儒家严华夷之别，其民族精神一是保卫家国和华夏文明，二是将严华夷之别同尊王的大一统观念相结合，种族歧视的色彩并不浓郁。[3]27-32传统经学所蕴含的这些积极意义，在于作为经学前身的儒学“曾经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学派，儒学的始祖孔子是具有‘两重性’的思想家”;儒学典籍中含有诸如民本、大同一类“富有人民性的内容”，具有“损益变革的思想和其他优秀遗产”。[3]676-677
3.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的运用。吴雁南先生把各代经学和各代经学的社会变迁、政治斗争、政潮联系起来考察，较好地说明了经学从初起到鼎盛再到终结的过程。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经学各流派的阶级实质和经学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并且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他们的是非功过。例如对于程朱理学，不仅指出他是清朝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指出它在晚清也被某些进步人士（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改造、利用，成为新思想的资料。以往，人们注意到陆王心学在近代思潮解放中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程朱理学也起到过某些进步作用。在学术研究中，吴雁南先生极为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学习，重视理论素养的提升。他认为，学术创新一方面来自史料的收集与发掘，一方面就在于科学理论的积累与升华。在后来的研究生教育中，他专门设置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或者“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以提高研究生的理论水平。
二、1976年后率先开启经学研究
二十世纪70年代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确立，儒学研究的大环境也逐步具备。针对长期以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吴雁南先生指出：“对祖国的优秀历史遗产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抹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预感到科学地总结经学这份中华民族的宏大文化遗产对于建设改革开放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开始了对经学的研究。80年代初，他着手清代经学史的研究，编写了《清代经学史略》，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使用。后经整理和修改出版了吳雁南先生的第一部经学著作——《清代经学史通论》。关于通史性经学著作，晚清、民国年间的几部“多以经书本身的整理、研究、解释和阐发为中心”，[1]p1很少从儒学与社会的互动角度进行研究。1949年至1976年更不可能编写了。1976年以后，儒学研究渐次复苏，80年代有50来部著作问世，但没有一部通史性质的。90年代及其后，儒学研究形成热潮，粗略统计，90年代不下400部，2000年有80多部，出现了数种通史性著作：例如1998年姜林祥主编的7卷本《中国儒学史》、1991年赵吉惠出版的《中国儒学史》、1996年马勇出版《儒学兴衰史》、1995年刘孟骧出版《中国儒学史话》、2000年李申出版《中国儒教史》。不过，这些通史性著作都是以“儒学”而非“经学”命名的。经学与儒学是有区别的，作为封建时代统治学术的经学，其负面成分更严重，更为后人诟病，研究的难度更大，更需要研究者的学识与勇气。2009年出版的《中国经学史》是吴雁南集自己经学研究大成的通史性经学著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通史性、学术性经学著作。
三、提出了一系列经学史研究新见
在研究经学的过程中，吴雁南先生不拘泥于固有的观点和见解。能够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并且开辟了经学研究的新篇章。其一，“所谓的‘经’，只是先秦各家各派以及官府的重要著述与典籍而已。”[3]2-3章炳麟以为中国古书以丝线编结竹简成册，人们便把编织竹简的纵丝（纵丝也称为“经”）作为群书的通称。[2]49刘师培则把经的范围缩小，说“经”是“群书之用文言者”。这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说服力。吴雁南先生则认为“经”是先秦各家各派以及官府的重要著述与典籍。其二，吴雁南先生以为“中国的经学形成于西汉”，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经学的“孕育阶段”。纪昀以为经学形成于两汉。江藩则认为经学在夏、商、周三代是便有。皮锡瑞则认为经学开始于孔子删订六经。其三，把学术流派的演变与经学盛衰演变及其研究方法、特点结合起来，将经学的演变分为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魏晋南北朝多元化倾向经学、隋唐统一和变异的经学、宋代功利派经学及性理阐释经学、元明时期衰微的程朱理学和兴起的心学、清代经学等7个时期。关于经学史的分期，纪昀分为两汉、魏晋至宋初、宋初至宋末、宋末至明初、明正德至明末、清初六期。江藩则分为三代、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前期九期。[6]4皮锡瑞则分为十期，分别是孔子删定六经至孔子卒、孔子卒至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7]1
四、重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经学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和辽、宋、夏金元时期，多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了政权。少数民族文化相对落后以及国家分裂对峙的状况，使作为大一统皇权意识形态的经学陷入衰微状态。但就经学在少数民族中的情况而言，则处于大传播、大发展的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学总的说来属于先进文化，它是当时先进的农耕文明、社会制度及社会治理智慧的结晶。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为着政权的稳定和长久，都会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实行崇儒尊经的文化政策，兴办太学，发展经学。”[8]这种施政方针带来了经学的多元化，丰富了经学的内容。不过在历史上，受汉族政权正统观念的影响，文献资料中对少数民族政权经学的记载甚为简略，有关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经学的研究语焉不详甚至是空白。但《中国经学史》“将少数民族政权经学思想的研究作为全书重要部分，由此填补了传统经学史的空白，同时也丰富了经学研究的内涵，对经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异的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础”[9]。为我国少数民族政权的经学研究作了巨大贡献。 五、揭示经学的传统影响和局限
经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传位，对中国的政治、学术、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15因此在研究中国经学时，不能避开中国各个朝代的社会背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学成为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深而久远。德治与王道三纲互为表里。以君为臣纲规范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用民本、仁政的德治“制约君权”。[3]17同时皇帝也在不断加强皇权，维护中央集权与大一统。在中央与地方、皇权与相权的冲突中，经学也在不断地变革、维新和发展。在文化教育中，经学同样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哲学深深打上了经学的烙印，许多哲学家也是经学家，他们的思想往往以阐释、发挥儒家经典的形式反映出来。经学阐发的以仁为本、以善为美等文学艺术观和价值观，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本身就是文学珍品。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也居于主导地位，它在一定意义上对社会文化心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自然具有重要意义。[3]25在中国形成了一些高尚而独特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中国经历千年的洗礼，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深深印刻在人民的心中。
綜上所述，经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经学基础。吴雁南先生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其经学研究也有不够完善之处。例如，在研究经学史中偏重于政治、文化、教育的研究，而对于艺术、社会生活方面则研究较少;对隋、唐、宋的经学研究较为简略，而对明清的经学研究则颇为重视。但总体来看，吴雁南先生是1976年后较早开始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学者，其史学和经学功底深厚，于经学与辛亥革命、经学与中国社会思潮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巨大成就。
参考文献：
[1]吴雁南.清代经学史通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2]刘梦溪主编;章太炎著;陈平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吴雁南.中国经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4]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M].宁武南氏民国25年印本.
[5]陈奇.吴雁南评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6]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杜洋.经学史研究的新篇章[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7）.
[9]邹登顺.一部颇具特色的学术专著——评《中国经学史》[J].重庆师院学报，2002，（1）.
作者简介：
孙洁，女，汉族，贵州毕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