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需顺应客观规律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的过程，即经济地理的再布局。
　　过去15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最开始集中在中原一带。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随着秦汉以来新制度的形成和确立，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先后经历了战国和汉代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铁犁和牛耕技术得到广泛推广。从生产力布局看，北方的黄河流域一直以來都是魏晋之前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与生产力布局相适应，古代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经济和人口呈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伴随着南方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水利设施的修整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的成熟，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以宋代为例，南方一年两熟的水田亩产量约为北方旱地三倍有余。从生产力布局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也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经济中心的“南移”过程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端，隋唐继续发展，中唐之后开始确立，到宋代最后完成。与生产力布局的“南移”相适应，人口分布稠密区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成都平原，至明代，经济和人口“南重北轻”的格局基本形成，所谓“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三角地区、湖广地区成为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至清代及近代，随着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总体来看“南重北轻”的经济和人口格局不断得到加强。
　　这是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人口永远在流动，就像气候永远在变化，这是大周期，是基本规律。
　　同样在国外，比如德国、英国都有这个规律。经济地理的格局变化，从大的图景来讲有以下几点推动因素：
　　一是交通因素。所以一般沿江沿海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
　　二是市场因素。以德国为例，德国南部更靠近中东欧的市场，所以南部巴伐利亚发展得比较好。
　　三是资源要素。比如中国东北鞍山当年发展好，就是因为有煤、有铁矿石。
　　四是宜居条件。宜居条件非常重要，但谈得不够多。在古代，北方更宜居，因为夏天传染病比较少，所以大部分朝代建都在北方。但现在有了现代技术，包括抗生素，一般的传染病都能克服，而且微型传染源，比如蚊子等，也基本控制住了。另外还有空调。相比之下，北方的宜居性优势大幅下降。所以一般北半球国家人口分布的趋势都是朝南移，比如英国经济南移，德国往巴伐利亚移，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现在也是经济重镇。
　　经济地理的布局有其客观规律，如市场、气候、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规律，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要顺应这个格局。

城市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

　　未来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首先要顺应百姓迁徙的意愿。不能为了某个地区的GDP总量上升，就在这个地方建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园、广场，结果没人去。相反很多地方，老百姓愿意去，但又不给土地，住房搞得很贵，公共设施跟不上。一定要贯彻中央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人民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一个人最大的决策就是搬家，政府、社会当然可以引导，但说到底还是个人决策，得顺应它。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
　　中国经济格局正在从地方政府竞争资本、竞争项目变成竞争人口——从前认为人口是包袱，人口多了以后养老压力大;现在认为人口是宝贝。虽然这和我们的政策有关，比如财政转移支付和人口挂钩等，但即便不考虑财政因素，人口多了，经济发展就好办，产业也好发展。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开始觉醒了。
　　人口增加会造成房价上涨是最大的误解。北京房价高的原因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部分地区供地不足。可能很多人认为北京房价最贵的地方是CBD，但事实上，CBD的住宅房价不如清华大学旁的五道口，就是因为五道口供地不足。清华大学附近有大量的土地被用来办公而不是住宅，所以住宅房价贵。究其原因，是因为建办公楼能获得更多的GDP——每平方米投资强度高，每平方米税收高，而建住宅只是一锤子买卖，随房价上升的增值部分的收益往往是归房产所有者本人，而不是归地方政府。这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调整，政府应该帮着整个市场发展，而不是只看财政收入。

地区发展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北京的气候条件不是最好的，但它有优势，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以京津冀有发展潜力，但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潜力和珠三角比较，珠三角有入海口，有市场和很好的气候条件。
　　被公众热议的“南盛北衰”现象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两点：一是气候，二是市场（这点未来可能有一定缓解），现在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对国外市场依赖度会降低，因此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要顺应老百姓的意愿;二要帮助人口流出地区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经过五至十年的努力，我们应该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好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北方有北方的优势，北方要做得更好。比如，东北不是没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第一，东北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第二，东北的旅游资源丰富;第三，更重要的是，东北适合发展装备制造业、汽车业等不太依赖气候的产业。南方要做得更大，通过顺应人才流入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地理的充分、有效再布局，中国经济将能实现人口流出地区和流入地区人均收入同步增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我们要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政策应该积极应对、对冲、引导，而不要逆着趋势。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以人民的幸福为本，让流出的人开心，留下的人过得更好，大家都能够提高收入、提升幸福感，这是关键。
　　（摘自《中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