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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庄子思想，意蕴深长，对我国思想史产生深远影响，当然，历来对它的诠释、解读也众说纷纭。尽管庄子本意不是谈美学，但他的哲学却最多美学，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体道理论从本质上看，是合乎审美的。本文通过美论、美感论和创造论三个方面简要阐述了庄子美学思想。
关键词：美论 美感论 创造论
庄子，名周，战国蒙人（约前369—前286），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五十二篇，经过西晋郭象删削而后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在此，本人以自己的眼光审视《庄子》，从其中所蕴涵的美学思想，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美论
天地之美，“大美不言”。庄子在很多篇章中论述道：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庄子·天道》）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
这里庄子明确肯定了美存在于天地之中，为天地所具有。庄子认为天地自然，这种无言的大美，理想的大美，是只有那些具有圣德的人才能用心灵体悟得到的。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大美谓覆载之美也。”庄子的意思是说，天地具有孕育和包容万物之“美”。
美源于道。庄子又指出“道”生天生地。这就是说，“道”孕育和包容了天地万物及天地万物之“大美”，或者说，天地万物的“大美”是“道”的表现，是“道”的“外化”。庄子还指出：“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庄子·田子方》）就是说，得到了“道”，就会获得美的最大享受，获得最高的美感。可见，庄子是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的，以此统率庄子全部美学思想。［１］
“道”又是什么？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应帝王》）“道”是万物产生根源，它自然无为，不能用感官把握，是客观的观念性的实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大宗师》)庄子崇尚自然，崇尚整体和谐，顺应自然。“道”是自然界最本质的规律，也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总之，这种独立存在的“道”，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产生物质的精神性东西。庄子毕生所追求的正是这至高无上的“道”，因此他是把“道”这种绝对精神作为审美的对象的。
庄子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保持了自然的原初和本色，自然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庄子所追求的“大美”。庄子以人与自然和谐、融合的自然美为审美对象，并把自然美还原为一种本然的状态。庄子以审美关系、审美价值观照自然，改变了前期人类对自然的畏惧、害怕和盲目崇拜心理，无疑是人类自然观和审美价值观上的一大进步。以庄子观点，人融入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后，就是“大美”之显现。
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浑沌”本有自己的正常秩序、规律。然而在“鯈”与“忽”的凿“七窍”干涉之下，失去本原而死。从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追求出发，庄子认为自然原本就是美好的，所以它的美是不需要修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然之美，取其天性，也就是顺乎“道”的规律，使自己的本性与自然之“道”的本性相合。而那种人为之美、人文之美，不是“原美”，“原美”是指在人为地进行审美判断之前所“存在”的那一种美，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无美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之美就是一种浑沌、模糊、朦胧的美，是一种无状的美、无象的美、无形的美，是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美。
二、美感论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对于存在的诗性之思的结晶，凝结为以“游”为核心、有“游”这样一个美学范畴所凝聚着的审美内涵与精神实质。“游”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之一，便反映、体现着中国传统人生理想境界与审美最高境界，人的精神修养与人性完美所能够达到的一种理想的境界和一种人的精神自由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事实上，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宝库中的庄子思想，正在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现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庄子对于“游”的阐释与发挥：“游”本身是一种审美过程，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是无须预设与达到的。“游”是人之心灵的自由状态，无拘无束，一种无偏执于“心”的自由。此“心”乃功利之心、认知之心、敬畏之心。破斥功利、认知与敬畏之“心”，便是审美。“游”是一种心灵的审美。审美的本质特点在于精神自由，它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做无穷无尽的想象，审美心理活动当然也有它的目的性与规律性，但它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无规律的合规律。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面对同一对象——出游从容之鱼，庄子能体会到“鱼之乐”而惠子不能。前者的心灵是审美的，后者则是认知的、功利的。从审美角度看，物我浑契，主客同体，“鱼之乐”即我之乐，此之谓“游”；从认知功利角度看，鱼之游动无所谓乐与不乐。惠子用认识的方式把握鱼形象显现，进而做出鱼“出游”是否“从容”的判断，然而用认识的方式无法把握“鱼之乐”。“乐”作为美感活动，只能是个体的，不能是普泛的。从这个意义讲，惠子的说法是对的，惠子的深刻在于他提出了审美的个体性。但惠子没有把握事物的另一种方式——体验的。一般说来，认识的把握事物主要用于科学活动，要求尽量地将主观排除，以取得对事物客观性的看法；体验的把握事物主要用于审美活动，要求尽量在将主体的情感投射到事物上去，其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显然，惠子是在谈对鱼的科学认识，庄子在谈对鱼的审美体验。
三、创造论
庄子的某些思想尽管并不是谈艺术的，可是有形与无形中深刻地影响于中国文艺的创造。美的创造过程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过程。庄子作了进一步地阐述，他在《达生》篇中讲道：
工垂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
工垂画圆的技艺超过用规矩画出来的，能达到“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的程度。“指与物化”是说明表现的能力、技巧已经与被表现的对象，没有距离了。这是以主体与客体的规律性的认识和掌握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客体的规律性必须首先转化为主体的能力，然后才能将主体的能力“物化”为主体的创造对象，使主体的生命力、创造力、想象力、创造个性完全贯注于客体之中，使主体与客体统一于高度的艺术水平上，从而形成杰出的作品。画圆规律已经内化成他的本能，规律在他已经忘掉了，达到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所以“忘适之适”才是真正的适、最高的适。当然，这里精神的专注最为要紧，也就是内心不移，外不从物，摆脱狭隘的功利性，使自己得到充分的自由。
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强调道法自然、自然无为。这可以为艺术创作营造一种天然的非人工的自由境界，使之充满生命的跃动。接着，庄子说到：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檀檀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蠃。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在庄子看来，画家“解衣般礴”，超越世俗、坦然自若、毫无束缚，不为世俗陋习所拘囿，以精神振奋、想象丰富、自然率真的态度，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境界，这样才能与道相通，画出符合大美要求的作品。庄子学派这一类寓意甚深的寓言，本是为了喻“道”的，同时却深刻地说明了真正的艺术创作活动不是为达到某种外在的功利目的，不是获取某种个人利益的手段，而是把外在的功利目的置之度外的一种自由的活动。它需要有不顾一切利害得失的高度镇定、勇敢、专注精神。这是为古今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２］也就是说，“道”是体现于创造品中的一种精神，是艺术达到的最高境界。创造者本身就是体道之人。由此可知，艺术创作只有做到自然无为，并熟练掌握艺术技巧，才能摆脱任何外在束缚，任性驰骋，才能视通万里，进入高度自由的化境，创造出具有大美意境的脱俗作品。
参考文献：
[1]皮朝纲.庄子美学思想管窥[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
关键词：美论 美感论 创造论
庄子，名周，战国蒙人（约前369—前286），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五十二篇，经过西晋郭象删削而后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在此，本人以自己的眼光审视《庄子》，从其中所蕴涵的美学思想，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美论
天地之美，“大美不言”。庄子在很多篇章中论述道：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庄子·天道》）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
这里庄子明确肯定了美存在于天地之中，为天地所具有。庄子认为天地自然，这种无言的大美，理想的大美，是只有那些具有圣德的人才能用心灵体悟得到的。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大美谓覆载之美也。”庄子的意思是说，天地具有孕育和包容万物之“美”。
美源于道。庄子又指出“道”生天生地。这就是说，“道”孕育和包容了天地万物及天地万物之“大美”，或者说，天地万物的“大美”是“道”的表现，是“道”的“外化”。庄子还指出：“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庄子·田子方》）就是说，得到了“道”，就会获得美的最大享受，获得最高的美感。可见，庄子是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的，以此统率庄子全部美学思想。［１］
“道”又是什么？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应帝王》）“道”是万物产生根源，它自然无为，不能用感官把握，是客观的观念性的实体。“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大宗师》)庄子崇尚自然，崇尚整体和谐，顺应自然。“道”是自然界最本质的规律，也是最具有普遍性的东西。“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总之，这种独立存在的“道”，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产生物质的精神性东西。庄子毕生所追求的正是这至高无上的“道”，因此他是把“道”这种绝对精神作为审美的对象的。
庄子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保持了自然的原初和本色，自然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形成了庄子所追求的“大美”。庄子以人与自然和谐、融合的自然美为审美对象，并把自然美还原为一种本然的状态。庄子以审美关系、审美价值观照自然，改变了前期人类对自然的畏惧、害怕和盲目崇拜心理，无疑是人类自然观和审美价值观上的一大进步。以庄子观点，人融入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后，就是“大美”之显现。
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浑沌”本有自己的正常秩序、规律。然而在“鯈”与“忽”的凿“七窍”干涉之下，失去本原而死。从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追求出发，庄子认为自然原本就是美好的，所以它的美是不需要修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然之美，取其天性，也就是顺乎“道”的规律，使自己的本性与自然之“道”的本性相合。而那种人为之美、人文之美，不是“原美”，“原美”是指在人为地进行审美判断之前所“存在”的那一种美，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无美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之美就是一种浑沌、模糊、朦胧的美，是一种无状的美、无象的美、无形的美，是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美。
二、美感论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对于存在的诗性之思的结晶，凝结为以“游”为核心、有“游”这样一个美学范畴所凝聚着的审美内涵与精神实质。“游”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之一，便反映、体现着中国传统人生理想境界与审美最高境界，人的精神修养与人性完美所能够达到的一种理想的境界和一种人的精神自由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事实上，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宝库中的庄子思想，正在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现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庄子对于“游”的阐释与发挥：“游”本身是一种审美过程，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是无须预设与达到的。“游”是人之心灵的自由状态，无拘无束，一种无偏执于“心”的自由。此“心”乃功利之心、认知之心、敬畏之心。破斥功利、认知与敬畏之“心”，便是审美。“游”是一种心灵的审美。审美的本质特点在于精神自由，它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做无穷无尽的想象，审美心理活动当然也有它的目的性与规律性，但它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无规律的合规律。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面对同一对象——出游从容之鱼，庄子能体会到“鱼之乐”而惠子不能。前者的心灵是审美的，后者则是认知的、功利的。从审美角度看，物我浑契，主客同体，“鱼之乐”即我之乐，此之谓“游”；从认知功利角度看，鱼之游动无所谓乐与不乐。惠子用认识的方式把握鱼形象显现，进而做出鱼“出游”是否“从容”的判断，然而用认识的方式无法把握“鱼之乐”。“乐”作为美感活动，只能是个体的，不能是普泛的。从这个意义讲，惠子的说法是对的，惠子的深刻在于他提出了审美的个体性。但惠子没有把握事物的另一种方式——体验的。一般说来，认识的把握事物主要用于科学活动，要求尽量地将主观排除，以取得对事物客观性的看法；体验的把握事物主要用于审美活动，要求尽量在将主体的情感投射到事物上去，其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物我两忘。显然，惠子是在谈对鱼的科学认识，庄子在谈对鱼的审美体验。
三、创造论
庄子的某些思想尽管并不是谈艺术的，可是有形与无形中深刻地影响于中国文艺的创造。美的创造过程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过程。庄子作了进一步地阐述，他在《达生》篇中讲道：
工垂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
工垂画圆的技艺超过用规矩画出来的，能达到“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的程度。“指与物化”是说明表现的能力、技巧已经与被表现的对象，没有距离了。这是以主体与客体的规律性的认识和掌握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客体的规律性必须首先转化为主体的能力，然后才能将主体的能力“物化”为主体的创造对象，使主体的生命力、创造力、想象力、创造个性完全贯注于客体之中，使主体与客体统一于高度的艺术水平上，从而形成杰出的作品。画圆规律已经内化成他的本能，规律在他已经忘掉了，达到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所以“忘适之适”才是真正的适、最高的适。当然，这里精神的专注最为要紧，也就是内心不移，外不从物，摆脱狭隘的功利性，使自己得到充分的自由。
庄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强调道法自然、自然无为。这可以为艺术创作营造一种天然的非人工的自由境界，使之充满生命的跃动。接着，庄子说到：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檀檀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蠃。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田子方》）
在庄子看来，画家“解衣般礴”，超越世俗、坦然自若、毫无束缚，不为世俗陋习所拘囿，以精神振奋、想象丰富、自然率真的态度，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境界，这样才能与道相通，画出符合大美要求的作品。庄子学派这一类寓意甚深的寓言，本是为了喻“道”的，同时却深刻地说明了真正的艺术创作活动不是为达到某种外在的功利目的，不是获取某种个人利益的手段，而是把外在的功利目的置之度外的一种自由的活动。它需要有不顾一切利害得失的高度镇定、勇敢、专注精神。这是为古今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２］也就是说，“道”是体现于创造品中的一种精神，是艺术达到的最高境界。创造者本身就是体道之人。由此可知，艺术创作只有做到自然无为，并熟练掌握艺术技巧，才能摆脱任何外在束缚，任性驰骋，才能视通万里，进入高度自由的化境，创造出具有大美意境的脱俗作品。
参考文献：
[1]皮朝纲.庄子美学思想管窥[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