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艺术馆、文物、古迹，确实是效果奇特的“宣传阵地”。每次去参观，我总能听到啧啧称奇的声音，看到满是敬意的神情。
　　在博物场所赞叹古人的伟大，可能不是人的一种喜好，而是人的一种行为规律。博物馆展示着一切被定义为“值得展示”的东西，它与新闻机关的编辑权和发表权一样，成为意图的体现。
　　现在，新闻发布已是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博物馆却永远不会是人人都可以办，因为就算让你随便办，你也办不了，人人可办博物馆，实际上就是有钱你随便办博物馆。不准随便办博物馆，博物馆就是权力的叙事；可以随便办博物馆，它往往是权力叙事加金钱叙事。
　　人们在博物馆被“震住”，从而接受展览安排者的想法，按照展览的线索去组织知识。人们相信“眼见为实”，博物馆使人相信事情就像展览所展示的那样，你不能否认哪件玉器、青铜器。每一家严肃的博物馆，其藏品的真实性，如同一家严肃的通讯社的报道的真实性。
　　不是所有物品，都能在博物馆展出，值得不值得的标准，掌握在博物馆所有者手中，专家帮助所有者完成管理并给出如此展出的理由。收集哪些物品，不收集哪些物品，也是一種选择，有些物品在展出之前已经被排除，以确保永远不在展览中出现。收藏和砸毁之于物品，如同科举和焚烧之于书籍，起到了区别对待的靶向作用。
　　“人民博物馆”之难，难在越是古远，人民越是没能留下可供展出的东西。墓葬及其出土物，都在复原贵族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这是有名有姓“有所有权”的。人民只是作为“能工巧匠”去作工艺的实现，没有名字。曾侯的编钟、越王勾践的剑，谁制作的，无考，似乎也没什么重要，物品的主人明确。精英人物也被展出，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实业家，群星闪耀，像是人人都有杰出的机会了。但登山家是一种人，向导是一种人，夏尔巴人天天上珠峰，仍然只是向导，不必书写其名。
　　“民国范儿”的发现或者打造，可以证明博物馆作为“工具”的力量。从1911年到1949年的38年间，按照革命的逻辑看，可以说是最坏的时代之一。政权无能导致的混乱，国力衰颓导致的外敌入侵，治理失控导致的民不聊生，都是鲜见的。无论从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和态度，还是从他们的选择来看，民国的失败都不是偶然原因可以解释。
　　但近年，民国以“范儿”的姿态被想象、复原、证实和虚拟性地返场。绅士啦，淑女啦，学者啦，遗老啦，风骨啦，宽容啦，好像竟是一个太平盛世了。不过，来来回回也只供应一些“历史微博”式的趣闻轶事、掌故佳话。照片，画像，小物件，小故事，温馨怀旧。物品不难找，人大多去世，很适合“睹物思人”的调调，再加上历史翻覆的背景，尤其适合做指桑骂槐的道具。
　　貌似越来越真、越来越投入以后，民国打扮师自己都觉得是在找回真相了，于是更加有一种大义之感。在这场民国范儿打造活动中，那些终身不认识字、没照过相、没出息过后人、没结交过名士，甚至没在名地主、名资本家的产业上做过事，而只在民国里穷过苦过被杀死过的人，是不会出场的。这就更使“民国范儿”的讲述，感时而伤怀，伤怀而感时，色调斑驳，去时不远，仿佛伸手可及、往者可追，又像是在说着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振振然，愤愤然。
　　用以表征“民国范儿”的那些人物、佳话、回忆、小物件、小情调，以及复旧、作旧、模仿、还原等等一一登场，覆盖从书报版面、酒吧风尚、建筑整修到精神装饰，可以说是一场博物馆化的文化时政运动，并且整体上可以说是成功了。但始终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是，那么好的民国，怎么就会垮得那么不成样子？
　　逻辑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用博物馆来解决。劝服的逻辑不成立，劝服的心理学和美学可以上场。博物馆体现劝服的心理学，“范儿”体现劝服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