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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以“爬行者”自居。在这个人人追求快乐的时代，她一直以“慢乐”为贵，习惯了在爬行中感悟世界。她说，我不在意慢到失去速度，却害怕在飞行中迷失自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爬行到广西巴马，并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孩子，从此变身为“小江老师”，以蜗牛般的坚持播撒着爱的种子。
天上有颗叫老师的星星
江一燕第一次去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长洞村，是为了拍一部文艺片。本以为拍摄地靠近景区优美宜人，却想不到那儿如此贫瘠，居民们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村里到处是留守儿童。拍戏期间，个性开朗的江一燕跟当地的孩子打成了一片。她时常收到孩子们馈赠的“礼物”，有时是几个玉米，有时是一枚果子。“当地土地贫瘠，玉米零星地种在陡峭的山上，孩子们背着小箩筐，要爬四十分钟才能摘到两个玉米。还有一次，孩子们谈起野生木瓜，我随口说没吃过，没想到第二天就有孩子送来了野生大木瓜。”
“我还不知道怎么给予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了要给予你。那些孩子得到的东西好少好少，但愿意付出。”这样的体验震撼着江一燕细腻敏感的心。看到破败的校舍和背着弟弟妹妹赤脚上学的孩子，她决心要做点什么，便和剧组一起给长洞村的小学修缮校舍，运送物资。但直觉告诉她，直接给予物质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当地的孩子需要的还有更多。后来，电影拍完了，江一燕留了下来，成了孩子们的“小江老师”，这一身份迄今已延续八年。
小江老师的出现丰富了长洞小学的课程表。从前孩子们只上语文、数学课，因为有她而慢慢增加了体育、手工、音乐和生理卫生课。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江一燕就像打了鸡血，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不擅长手工的她会花一整晚制作一个模型，亲自给孩子们编排歌舞，只为了他们的生命多一点七彩的艺术体验。
支教期间，江一燕跟当地老师同吃同住，睡的是上下铺的木板床。宿舍简陋，冬天漏风。夜里想上厕所，她都要做许久的思想斗争，才敢走进黑寂的旷野。但与大山为伴的日子里，她的睡眠出奇的好，常常一觉睡到天亮，还养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好习惯。
身为演员，江一燕很忙，支教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每次离开孩子们，她都会想：如果一个老师忽然出现在山区，带给了孩子希望与快乐，然后永远消失，那才是最残忍的事，尤其是对那些渴望温暖的孤儿和留守儿童来说。所以她向孩子们保证：“只要你们乖一点，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小江老师明年一定还来看你们。”而她也会想办法让自己的承诺一年年延续下去。
小时候，江一燕也曾遇到很好的老师，对方因病离开了人世。但有人告诉她，那位老师会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祝福她，看护她，这感觉温暖了江一燕二十几年。所以她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生命里的一颗星，用爱在他们的生命里播下希望的种子。
从哭着离开到笑着告别
江一燕很感性，害怕离别，尤其是每次支教结束，要与孩子们分别，总会有种接近崩溃的情绪在她的体内涌动，有时她会哭到不能自抑。有一年分开时，孩子们跟在车后面不停地跑，江一燕在车上一直哭一直哭，从学校哭到了县城，又哭回了北京。回京后，面对许多人许多车，她忽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只想回到乡间，从此不再演出。
后来江一燕认真反思自己的表现，并找到了许多负能量的东西。她想：如果我每次离别都在哭，那就等于把负能量留给了孩子，这是非常不好的。因此，此后几年再离开，她会想办法克制自己，尽量带着微笑与大家告别。有时候，她会选择不辞而别，但在每个孩子的桌洞里留下精心编写的小纸条。有时她会跟大家做游戏，然后在孩子的笑声中与大家告别。
还有一次，她在离开前并未声张，但有个女孩已经嗅到了离别的气息，放学后执意不肯回家。江一燕坦诚地与女孩告别，并承诺很快就会回来。后来，女孩在她的催促下走进了大山，她也一直目送着孩子远去。忽然间，大山对面的女孩停了下来，大声对着她喊：“小江老师，你能把手机号码留给我吗？”于是，山的这边，江一燕大声地喊着自己的手机号码。两个人隔山对喊了许久，那一幕让江一燕至今记忆犹新，她欣慰地说：”我们都成长了，我也成长了，能勇敢地面对离别了。”
江一燕甚至开始试着同孩子们讨论“离别”“孤独”等话题，引导他们去面对这些东西。她曾写过一首名叫《蜗牛爬爬》的小诗：“蜗牛爬爬，来自遥远的巴马。蜗牛爬爬，背着重重的小家。蜗牛爬爬，从小离开妈妈。蜗牛爬爬，浪迹天涯。”她把诗送给了孩子们，并且告诉他们：“这个蜗牛爬爬呢，是小江老师，也是你们每一个。将来，我们所有人都要自己去闯世界。我们都会离开爸爸妈妈或我们的好朋友。但只要我们不忘记我们的家在哪儿，我们就会相聚。因为有思念，我们的心又会爬到一起。”
唯有真诚最有力量
无论是替孩子们编排歌舞，还是一句句教他们说普通话，小江老师都特别用力。她以自己的方式传播爱，分享爱，同时也感受着孩子们爱的回馈。有一次正在讲课，忽然有個6岁的孩子疯了一样冲进教室，背上还背着4岁的弟弟。孩子进门后大口喘息，好久才问小江老师：“老师有吃的吗？我好饿。”后来江一燕才知道，这个孩子转学了，听说自己回来后背着弟弟一路狂奔，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只跑了一小时就到了，只为了赶来见亲爱的小江老师。
在传递爱的过程中，江一燕也会特别注意方式。有一次她带了许多项链送给女孩们。结果有的孩子因为太喜欢争了起来。这让她非常抱歉和自责，觉得自己“让孩子们觉得不平衡，有选择了”。第二年，她带了很多的珠子，决心串一百条项链，给所有女孩一模一样的礼物。
为了让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得到更好的保障，江一燕在巴马设立了助学基金，还通过网络举行义卖，出售自己和好友们的闲置物件，将义卖所得捐给孩子们。江一燕还凭借过硬的摄影技术，于2015年9月，在北京举办了个人公益摄影展，将所得全部用于巴马的支教事业。
而在给予的同时，江一燕非常注重培养孩子们的感恩之心。她在校内设立了爱心超市，摆放着社会人士捐助的爱心物资，孩子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事帮助他人，才能换取自己的所需物品。而每当有朋友邮寄礼物给长洞小学的孩子们，江一燕都会及时录下孩子们的感谢并反馈给朋友。
“我可能没有很大的财力、物力，但我相信一年年、一步步去积累，至少我能给一代或者说那一片的孩子带来改变。我始终相信，真诚的东西对人影响最深。”的确，江一燕的支教经历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以她为中心形成了支教“爬行团”，志愿者们涌向贫瘠的山区。“爬行团”有印着自己Logo的T恤和背包，后来江一燕发现很多穿着“爬行者”T恤的志愿者出现在四川、西藏等地。“有人会默默地买你的书包，到某一个地方去支教了，代表你，但不一定跟你讲。”这让江一燕很感动，也很欣慰。
而在江一燕和志愿者们的努力下，孩子们发生的改变也显而易见。有一年，他们甚至自编自导了一台元旦演出，有模有样地排舞，串歌，表演小品，这让观看演出的教育局领导诧异非常：“这些孩子平时是多么害羞和自卑啊，连在公众面前说话都不敢，什么时候竟然变得这样开朗活泼了？”谈起这些的时候，江一燕的眼睛里闪烁着自豪而调皮的光芒。
“我们可能走得很慢，但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奋力爬，一点一滴去做，总有什么会慢慢深入人心。”江一燕这样鼓励自己和她的“爬行团”。对她来讲，不管身处何处，是何身份，内心深处总会不自觉地回荡起她和学生们共同创作的那首校歌：“长洞小学是我家，老师就像我爸妈，同学把我肩膀搭，相亲相爱是一家……”
天上有颗叫老师的星星
江一燕第一次去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长洞村，是为了拍一部文艺片。本以为拍摄地靠近景区优美宜人，却想不到那儿如此贫瘠，居民们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村里到处是留守儿童。拍戏期间，个性开朗的江一燕跟当地的孩子打成了一片。她时常收到孩子们馈赠的“礼物”，有时是几个玉米，有时是一枚果子。“当地土地贫瘠，玉米零星地种在陡峭的山上，孩子们背着小箩筐，要爬四十分钟才能摘到两个玉米。还有一次，孩子们谈起野生木瓜，我随口说没吃过，没想到第二天就有孩子送来了野生大木瓜。”
“我还不知道怎么给予的时候，他们已经想到了要给予你。那些孩子得到的东西好少好少，但愿意付出。”这样的体验震撼着江一燕细腻敏感的心。看到破败的校舍和背着弟弟妹妹赤脚上学的孩子，她决心要做点什么，便和剧组一起给长洞村的小学修缮校舍，运送物资。但直觉告诉她，直接给予物质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当地的孩子需要的还有更多。后来，电影拍完了，江一燕留了下来，成了孩子们的“小江老师”，这一身份迄今已延续八年。
小江老师的出现丰富了长洞小学的课程表。从前孩子们只上语文、数学课，因为有她而慢慢增加了体育、手工、音乐和生理卫生课。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江一燕就像打了鸡血，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不擅长手工的她会花一整晚制作一个模型，亲自给孩子们编排歌舞，只为了他们的生命多一点七彩的艺术体验。
支教期间，江一燕跟当地老师同吃同住，睡的是上下铺的木板床。宿舍简陋，冬天漏风。夜里想上厕所，她都要做许久的思想斗争，才敢走进黑寂的旷野。但与大山为伴的日子里，她的睡眠出奇的好，常常一觉睡到天亮，还养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好习惯。
身为演员，江一燕很忙，支教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每次离开孩子们，她都会想：如果一个老师忽然出现在山区，带给了孩子希望与快乐，然后永远消失，那才是最残忍的事，尤其是对那些渴望温暖的孤儿和留守儿童来说。所以她向孩子们保证：“只要你们乖一点，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小江老师明年一定还来看你们。”而她也会想办法让自己的承诺一年年延续下去。
小时候，江一燕也曾遇到很好的老师，对方因病离开了人世。但有人告诉她，那位老师会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祝福她，看护她，这感觉温暖了江一燕二十几年。所以她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生命里的一颗星，用爱在他们的生命里播下希望的种子。
从哭着离开到笑着告别
江一燕很感性，害怕离别，尤其是每次支教结束，要与孩子们分别，总会有种接近崩溃的情绪在她的体内涌动，有时她会哭到不能自抑。有一年分开时，孩子们跟在车后面不停地跑，江一燕在车上一直哭一直哭，从学校哭到了县城，又哭回了北京。回京后，面对许多人许多车，她忽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只想回到乡间，从此不再演出。
后来江一燕认真反思自己的表现，并找到了许多负能量的东西。她想：如果我每次离别都在哭，那就等于把负能量留给了孩子，这是非常不好的。因此，此后几年再离开，她会想办法克制自己，尽量带着微笑与大家告别。有时候，她会选择不辞而别，但在每个孩子的桌洞里留下精心编写的小纸条。有时她会跟大家做游戏，然后在孩子的笑声中与大家告别。
还有一次，她在离开前并未声张，但有个女孩已经嗅到了离别的气息，放学后执意不肯回家。江一燕坦诚地与女孩告别，并承诺很快就会回来。后来，女孩在她的催促下走进了大山，她也一直目送着孩子远去。忽然间，大山对面的女孩停了下来，大声对着她喊：“小江老师，你能把手机号码留给我吗？”于是，山的这边，江一燕大声地喊着自己的手机号码。两个人隔山对喊了许久，那一幕让江一燕至今记忆犹新，她欣慰地说：”我们都成长了，我也成长了，能勇敢地面对离别了。”
江一燕甚至开始试着同孩子们讨论“离别”“孤独”等话题，引导他们去面对这些东西。她曾写过一首名叫《蜗牛爬爬》的小诗：“蜗牛爬爬，来自遥远的巴马。蜗牛爬爬，背着重重的小家。蜗牛爬爬，从小离开妈妈。蜗牛爬爬，浪迹天涯。”她把诗送给了孩子们，并且告诉他们：“这个蜗牛爬爬呢，是小江老师，也是你们每一个。将来，我们所有人都要自己去闯世界。我们都会离开爸爸妈妈或我们的好朋友。但只要我们不忘记我们的家在哪儿，我们就会相聚。因为有思念，我们的心又会爬到一起。”
唯有真诚最有力量
无论是替孩子们编排歌舞，还是一句句教他们说普通话，小江老师都特别用力。她以自己的方式传播爱，分享爱，同时也感受着孩子们爱的回馈。有一次正在讲课，忽然有個6岁的孩子疯了一样冲进教室，背上还背着4岁的弟弟。孩子进门后大口喘息，好久才问小江老师：“老师有吃的吗？我好饿。”后来江一燕才知道，这个孩子转学了，听说自己回来后背着弟弟一路狂奔，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只跑了一小时就到了，只为了赶来见亲爱的小江老师。
在传递爱的过程中，江一燕也会特别注意方式。有一次她带了许多项链送给女孩们。结果有的孩子因为太喜欢争了起来。这让她非常抱歉和自责，觉得自己“让孩子们觉得不平衡，有选择了”。第二年，她带了很多的珠子，决心串一百条项链，给所有女孩一模一样的礼物。
为了让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得到更好的保障，江一燕在巴马设立了助学基金，还通过网络举行义卖，出售自己和好友们的闲置物件，将义卖所得捐给孩子们。江一燕还凭借过硬的摄影技术，于2015年9月，在北京举办了个人公益摄影展，将所得全部用于巴马的支教事业。
而在给予的同时，江一燕非常注重培养孩子们的感恩之心。她在校内设立了爱心超市，摆放着社会人士捐助的爱心物资，孩子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好事帮助他人，才能换取自己的所需物品。而每当有朋友邮寄礼物给长洞小学的孩子们，江一燕都会及时录下孩子们的感谢并反馈给朋友。
“我可能没有很大的财力、物力，但我相信一年年、一步步去积累，至少我能给一代或者说那一片的孩子带来改变。我始终相信，真诚的东西对人影响最深。”的确，江一燕的支教经历潜移默化地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以她为中心形成了支教“爬行团”，志愿者们涌向贫瘠的山区。“爬行团”有印着自己Logo的T恤和背包，后来江一燕发现很多穿着“爬行者”T恤的志愿者出现在四川、西藏等地。“有人会默默地买你的书包，到某一个地方去支教了，代表你，但不一定跟你讲。”这让江一燕很感动，也很欣慰。
而在江一燕和志愿者们的努力下，孩子们发生的改变也显而易见。有一年，他们甚至自编自导了一台元旦演出，有模有样地排舞，串歌，表演小品，这让观看演出的教育局领导诧异非常：“这些孩子平时是多么害羞和自卑啊，连在公众面前说话都不敢，什么时候竟然变得这样开朗活泼了？”谈起这些的时候，江一燕的眼睛里闪烁着自豪而调皮的光芒。
“我们可能走得很慢，但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奋力爬，一点一滴去做，总有什么会慢慢深入人心。”江一燕这样鼓励自己和她的“爬行团”。对她来讲，不管身处何处，是何身份，内心深处总会不自觉地回荡起她和学生们共同创作的那首校歌：“长洞小学是我家，老师就像我爸妈，同学把我肩膀搭，相亲相爱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