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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左手商业，右手文学。一边是推杯换盏的商海应酬，一边是对“物质上的欲望、精神上的虚伪以及各式各样的装腔作势”的冷眼旁观， 他试着用笔赶走身边的“各种冷漠，纨绔，戏谑和贪婪”。中篇小说集《昊天皇敕》，这个凝聚他五年心血的成果的诞生，终于让他从深重的孤独中走出，在文学创作中，他找到了久违的家的抚慰。
杨卫东 商人，作家，现居广州。1966年生于山西乡宁。1983年入伍，曾赴滇参战；中篇小说集《昊天皇敕》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启生双肘抱膝，安静地坐在沙岭高处的秃峁上。在启生模糊的感觉中，这个黄昏太美妙了，整个西半天都是红彤彤的火烧云，壮观至极。启生惊叹之余，觉得那云就是火，暖暖的，让人舒服。”这是他2010年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中篇小说的第一笔。杨卫东对于黄昏落霞的特别偏好，贯穿于他的多部小说与现实生活。
杨卫东现居广东，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崇尚文学，作家能够成为明星的年月，他顺利地将小说处女作发表在文学名刊《延河》上，并如愿踏入京城魏公村军艺的大门。
2008年底，一次偶尔的家务整理，杨卫东翻出昔日的作品，“满满一大纸箱子”。之后整个下午，他一头埋进回忆中，一度眼眶潮湿。这种久别重逢的激动，居然激荡起他重新创作的激情。
落霞的哀伤之美 在杨卫东的晋南老家，民间巫师们祷告唱词最后一句常是“昊天皇敕”，意为“天说，祈愿平安和睦，敬天爱人”。在中篇小说《昊天皇敕》中，杨卫东围绕神庙丢碑一事，展开少年根旺的烦恼之旅。神倌赵广泰来历隐秘，突然来到圪垛村，如发现宝贝样，在庙院旁住下来。文革中，知青队要来拆庙，魔幻开始上演。四块将要被砸的、雕刻着四幅神秘图案的石碑不翼而飞；一窝旋风突然落在了牛槽里；主张拆庙的知青队长突然中魔，狂奔30里……
在这篇小说中，杨卫东注入了他少年的记忆：对乡土中国秩序与善良的怀念，对人性之美被毁坏的惋惜。“《昊天皇敕》里的神倌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很深刻，他很冷漠，而我始终能在他身上感觉到温暖。对于这样的人，偏见很多，但真正的堪舆，是看透人性的。”杨卫东一直想把记忆中的神倌告诉给更多对传统抱有温情的人，现在，他终于用了神倌经歌的最后一句“昊天皇敕”完成了一次记忆的复原和临摹。
少年的杨卫东与根旺一样，都有一个漂亮的女知青姐姐，“圆圆的脸蛋儿，白皙而光润，两根小辫子乖巧地守在颌边”。都那么忧郁，喜欢在夕阳下陪着喜欢她的小弟弟忧伤地看晚霞。
那时见城里的漂亮姐姐，都要洗干净脸和手。老师喜欢带他去小山岗上看夕阳，“落山的晚霞那么美，仿佛就是为了老师一个人绽放。”“那时我还上小学，只知道老师离开繁华的城市，来到我们小村庄，是天使遗落凡间。她一个人，对我们那么好。老师最后要离开，我舍不得，就拉着老师的手，说，你嫁给我二哥吧。”那是一个单纯的乡村少年对于美好易逝的最早体验。
晚霞之魅，成了杨卫东回忆童年的经典话题，亦是他小说创作时最为兴致勃勃的渲染对象。
父亲的怒与悲
威严的父亲，是杨卫东懈怠与浮华时最容易想起的人。这个常年耕耘于晋南山区的老农民，平日在子女前多是以沉默与冷峻的形象出现。杨卫东记得，他八九岁时，每年冬天都要跟随大人去大队农田水保工地干活。一次休息期间，有人想让卫东翻个筋斗。卫东不想无偿表演，就以卷烟为交换条件—他想以卷烟孝敬在工地另一处忙碌的父亲。父亲问卫东烟是怎么得来的。“翻筋斗赢的。”他说。父亲当即铁青着脸，一个巴掌上来，烟被扇落于地。“他认为我那样做，是丢人现眼。”杨卫东回忆道，“不管家景穷还是富，父亲都反复告诫我们，一个人活着，尊严尤为宝贵。”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怀抱大志向而没有考上大学的乡村青年来说，参军或许是惟一的出路了。1983年底，杨卫东应征入伍。第一次探亲时，杨卫东背了四十多公斤的行李，里面装满他用津贴给亲朋置选的礼物。那时临近年关，天下大雪，长途班车抵达老家镇上时已是傍晚，而距离他的村子还需徒步30里山路。厚厚的雪地上，狼的爪印时隐时现，杨卫东有些胆战。他忽然想起大人曾说过，狼怕火。尚未学会吸烟的杨卫东便把给父亲买的香烟拆开，点上，让那一点火星为自己壮胆。四个小时后，他到了村口，忽然传来一声呼唤，是父亲在叫他的小名，杨卫东心头一热，急忙应着，但他没有忘记赶紧扔掉手里的烟头，他很害怕父亲看到他吸烟—若干年后，父亲对他说：“你是大人了，抽烟不用躲着我了。”他才敢在父亲面前抽烟。
“还有两天就过年了，我想也该回来了么。”父亲说着接过儿子的行李，那是杨卫东第一次听到父亲如此柔和的话语，那一刻他早已忘记了旅途的劳顿，跟在父亲身后，他已是热泪盈眶。
而杨卫东婚礼上的那场小小插曲，让杨卫东看到父亲要强的另一面。城里长大的妻子天真地以为乡下马多，很多天前就向杨卫东提出一个要求：婚礼那天要骑马。父亲满口应承。在淳朴的父亲看来，准儿媳除此之外，对婚礼没提任何要求，这已够明事理，当即说出门去联系。到了婚礼那天，牵来的竟是一匹毛发邋遢、连马鞍都缺失的老马，根本就不能骑。父亲的表情由尴尬，到气愤，最终含着两眶老泪，无声地呆在了一边。杨卫东知道，那是老父亲为自己的“无能”而伤心。
父亲的怒与悲，就这样如烙铁，一左一右地烙在杨卫东的心上，让他在浮华与吹捧的俗世江湖中，保留那么一份骄傲与矜持。
“是我的虚荣心亵渎了他”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杨卫东来到西安一所部队政治学院学习时，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有一群大名鼎鼎的作家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让我心潮澎湃”。喜欢读书的杨卫东接触到了更多文学书籍，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的著作，让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一些感动，有了强烈的要奔涌而出的感觉。他尝试着用笔写下。
当然，更令他澎湃的东西便是爱情。“它是真正让我敢于拿起笔，开始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创作似乎也给我带来了不错的运气，我的处女作很快就在《延河》上发表。”杨卫东说。1993年秋天，杨卫东如愿步入京城魏公村军艺的大门，成为文学系第五届一员。 在理想疯长的年纪，他没有忘记故土的伙伴，那些与他同样怀揣梦想渴望走出乡村的少年。在他的中篇小说《疼痛的乱弹》中，他讲述了一桩真实的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原型，是杨卫东的表哥，童年时的伙伴，他是一个乱弹高手，而杨卫东是他坚实的拥趸，他们有着很深厚的情谊。那一年，他们一起去验兵，表哥因耳疾失去了当兵的机会。每次省亲时，表哥总会热情地来看杨卫东，邀请杨卫东到他家做客，“我都敷衍了，一次也没去过。”表哥因故去世很多年后，杨卫东才知道，每次探亲期间，为了见他，表哥会专程去到三十里外的集市上买上白酒和吃食。有人曾嘲笑他的表哥，但表哥坚定地给予了反驳，他说他与卫东是最好的兄弟，无关贵贱，三生不变。
明了这一切，杨卫东愧疚不已，“无法想象，我的敷衍会令他的内心多么疼痛。”表哥死于一场意外—在山里挖矿石时，被深深埋入突然而至的塌方之下，几天后才被人挖出。多年商海沉浮，在夜深人静之时，淳朴的表哥时常浮现于杨卫东的眼前，“是我的虚荣心亵渎了他。我唯一能够弥补的，是用文字来纪念他。”
重情重义，成为朋友眼中杨卫东的一个重要标签。任何曾帮助过自己的人，杨卫东都念兹在兹。杨卫东上小学时，给部队当兵的大哥写了封回信，家里却实在拿不出8分钱的邮票。那时他人小，不懂家贫的滋味，而且也太希望大哥能看到自己的回信。生产队长叫上工的吆喝声一遍遍传来，母亲必须要下地了，他却缠着母亲要钱。从家里跟到地畔，自己急哭了，母亲也被缠哭了。这时，李家的婶婶路过，听清事由，说：“别哭了，婶子这儿有一毛钱，你拿上寄信去吧。”尽管事后母亲用四颗鸡蛋还了账，但几十年来，杨卫东始终铭记着这件事。后来杨卫东离家远行，每次探亲他都要去看望这位婶婶。2014年，婶婶去世，杨卫东专程从广州飞回山西老家拜祭。“那一毛钱的恩情，实在是千金难换，似乎永远报答不完。”杨卫东动情地说。
杨卫东的中篇小说《白云青云》发表在《边疆文学》2014第11期，之后又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听他讲述，这个中篇的创作也是有生活依据的：两个很要好的朋友，因为竞争同一个职位，最终竟走到形同陌路的境地，让人唏嘘纠结。“人到中年，友情和欲念不再意气风发，却常常要接受两者短兵相接的考验。”见过了名利浮云，杨卫东还是觉得抓在手中的友情才是塌实的，“我试图以这样的形式调解两位朋友间的恩怨，也许徒劳，但至少我告诫着自己，什么才是最珍贵的。”
领悟另一种孤独 对文学的热情，杨卫东经历过狂热与心灰，继而热情再起。1995年，从军艺毕业后，杨卫东一脚踏入当时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广州。“一切都变了。自己所热爱的，竟常常被人报以不屑，甚至讥笑，甚至自然而然地把你孤零零地丢在一边。”杨卫东事后回忆，渐渐地，“那份不着边际的骄傲就像一尊泥垛子，在南方无常的雨水里，变得脆弱无比，很快就被冲刷成泥水，不见了踪影……”不见踪影的，还有文学创作的冲动。
之后的这十多年间，杨卫东双手搏击市场经济，他渐渐习惯了充斥各种欲望和恭维的眼神，但也常常体味着孤独。“那是一种被冷漠、纨绔、贪婪包围着，令你又无处逃脱的孤独。”“从部队转业后，我一头钻入经商行列。我得承认我不是一块经商的材料，更不是那种精明的江湖老手，更令许多人费解的是，某些时候，我会轻易丢掉一些赚钱的机会。”杨卫东说，“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从来不可能放弃自己身上那一点点矜持。”
2008年那次整理家务，似乎是命运之手的指引，杨卫东翻出了昔日的作品集。似乎被电击一般，他开始回味当年这些作品带给自己的愉悦。在杨卫东看来，这是多少钱都难以买到的。“从那天开始，我便有了一种欲罢不能的强烈冲动，我想写小说了。当我坐在电脑前，刚创建了一个文本窗口时，我的内心竟然隐隐萌生出一种羞涩，我是那样迷恋这种感觉，我又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
2009年，杨卫东重启文学创作之程。重新拾笔后的第一篇作品《伫立风中》费了杨卫东不少心血，但自我评价不高，“很冗长，八万多字，但实在不能称其为作品，烂极了。”杨卫东壮着胆子寄给了军艺的同学，他需要倾听批评，需要有人指点迷津。2010年大年初一，杨卫东在北方老家接到了远在京城的同学打来的祝福电话，她同时传给了杨卫东一个特别喜讯：“你的中篇小说《启生的黄昏》已过《青年文学》编辑部的三审，将在第二期下半月刊发。”那一刻，杨卫东激动万分，他在给病榻上的老母亲磕头时将额头紧贴在地板上，“眼含泪水，久久没有起身。”
杨卫东的朋友圈，这几年来，开始覆盖广州的文学俊杰。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花城》杂志名誉主编田瑛成了他无所不谈的朋友。杨卫东至今难忘：在一个闷热的夜晚，田瑛和他在偏僻的排档畅聊文学，不知不觉一瓶老白汾被扫荡一空。“那天晚上，田兄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卡达莱和卡尔维诺，始终都在阐述结构对一部作品的重要性。”在与杨卫东“三五天一见”的谢有顺看来，杨卫东是一个天生的作家。“这是一个有精神原点的人。这个原点，简单地说，就是故乡与军营。一个是少年生活，一个是青春经验，它们共同构成了杨卫东最重要的人生记忆。”
如果说，父亲给了杨卫东以刚强与自尊，那么母亲则以对命运的别样理解，让他明白放弃也是一种成长，一种勇气。母亲老家河南内黄，1942年冬天，13岁的她和7岁的小弟被自己的二哥悄悄卖给了人贩子，继而被稀里糊涂地拐卖到了山西，一生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往日母亲每讲到这些，总会长长嘘上一口气，喟叹：“有时候，实在找不回来的，就别找了，找也没用，老天给你的便是你的，人家不给你，搭上命也没用。”在父亲离世后不久，母亲再次平静地重复了这些话，这次“它忽然宛如一缕轻风，只是如此轻轻一拂，便驱散了长久盘踞我心底的阴霾。我常常感慨，人一旦走到中年，竟然变得如此容易妥协，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止，甚至一个不经意间的发见，都会轻易触碰到你的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位”。
这个酒桌上最低调的买单者，很多时候文友看到的是他豪爽的言语，爽快的酒品。酒酣耳热之后，同样有一种孤独徘徊脑际，但似乎与以前的孤独不甚相同。杨卫东有时被这种复杂的情绪纠结着，“直到后来，看到有人这样言道：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孤独！我仿佛一下子释怀了。”
杨卫东 商人，作家，现居广州。1966年生于山西乡宁。1983年入伍，曾赴滇参战；中篇小说集《昊天皇敕》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启生双肘抱膝，安静地坐在沙岭高处的秃峁上。在启生模糊的感觉中，这个黄昏太美妙了，整个西半天都是红彤彤的火烧云，壮观至极。启生惊叹之余，觉得那云就是火，暖暖的，让人舒服。”这是他2010年发表在《青年文学》上的中篇小说的第一笔。杨卫东对于黄昏落霞的特别偏好，贯穿于他的多部小说与现实生活。
杨卫东现居广东，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崇尚文学，作家能够成为明星的年月，他顺利地将小说处女作发表在文学名刊《延河》上，并如愿踏入京城魏公村军艺的大门。
2008年底，一次偶尔的家务整理，杨卫东翻出昔日的作品，“满满一大纸箱子”。之后整个下午，他一头埋进回忆中，一度眼眶潮湿。这种久别重逢的激动，居然激荡起他重新创作的激情。
落霞的哀伤之美 在杨卫东的晋南老家，民间巫师们祷告唱词最后一句常是“昊天皇敕”，意为“天说，祈愿平安和睦，敬天爱人”。在中篇小说《昊天皇敕》中，杨卫东围绕神庙丢碑一事，展开少年根旺的烦恼之旅。神倌赵广泰来历隐秘，突然来到圪垛村，如发现宝贝样，在庙院旁住下来。文革中，知青队要来拆庙，魔幻开始上演。四块将要被砸的、雕刻着四幅神秘图案的石碑不翼而飞；一窝旋风突然落在了牛槽里；主张拆庙的知青队长突然中魔，狂奔30里……
在这篇小说中，杨卫东注入了他少年的记忆：对乡土中国秩序与善良的怀念，对人性之美被毁坏的惋惜。“《昊天皇敕》里的神倌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很深刻，他很冷漠，而我始终能在他身上感觉到温暖。对于这样的人，偏见很多，但真正的堪舆，是看透人性的。”杨卫东一直想把记忆中的神倌告诉给更多对传统抱有温情的人，现在，他终于用了神倌经歌的最后一句“昊天皇敕”完成了一次记忆的复原和临摹。
少年的杨卫东与根旺一样，都有一个漂亮的女知青姐姐，“圆圆的脸蛋儿，白皙而光润，两根小辫子乖巧地守在颌边”。都那么忧郁，喜欢在夕阳下陪着喜欢她的小弟弟忧伤地看晚霞。
那时见城里的漂亮姐姐，都要洗干净脸和手。老师喜欢带他去小山岗上看夕阳，“落山的晚霞那么美，仿佛就是为了老师一个人绽放。”“那时我还上小学，只知道老师离开繁华的城市，来到我们小村庄，是天使遗落凡间。她一个人，对我们那么好。老师最后要离开，我舍不得，就拉着老师的手，说，你嫁给我二哥吧。”那是一个单纯的乡村少年对于美好易逝的最早体验。
晚霞之魅，成了杨卫东回忆童年的经典话题，亦是他小说创作时最为兴致勃勃的渲染对象。
父亲的怒与悲
威严的父亲，是杨卫东懈怠与浮华时最容易想起的人。这个常年耕耘于晋南山区的老农民，平日在子女前多是以沉默与冷峻的形象出现。杨卫东记得，他八九岁时，每年冬天都要跟随大人去大队农田水保工地干活。一次休息期间，有人想让卫东翻个筋斗。卫东不想无偿表演，就以卷烟为交换条件—他想以卷烟孝敬在工地另一处忙碌的父亲。父亲问卫东烟是怎么得来的。“翻筋斗赢的。”他说。父亲当即铁青着脸，一个巴掌上来，烟被扇落于地。“他认为我那样做，是丢人现眼。”杨卫东回忆道，“不管家景穷还是富，父亲都反复告诫我们，一个人活着，尊严尤为宝贵。”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怀抱大志向而没有考上大学的乡村青年来说，参军或许是惟一的出路了。1983年底，杨卫东应征入伍。第一次探亲时，杨卫东背了四十多公斤的行李，里面装满他用津贴给亲朋置选的礼物。那时临近年关，天下大雪，长途班车抵达老家镇上时已是傍晚，而距离他的村子还需徒步30里山路。厚厚的雪地上，狼的爪印时隐时现，杨卫东有些胆战。他忽然想起大人曾说过，狼怕火。尚未学会吸烟的杨卫东便把给父亲买的香烟拆开，点上，让那一点火星为自己壮胆。四个小时后，他到了村口，忽然传来一声呼唤，是父亲在叫他的小名，杨卫东心头一热，急忙应着，但他没有忘记赶紧扔掉手里的烟头，他很害怕父亲看到他吸烟—若干年后，父亲对他说：“你是大人了，抽烟不用躲着我了。”他才敢在父亲面前抽烟。
“还有两天就过年了，我想也该回来了么。”父亲说着接过儿子的行李，那是杨卫东第一次听到父亲如此柔和的话语，那一刻他早已忘记了旅途的劳顿，跟在父亲身后，他已是热泪盈眶。
而杨卫东婚礼上的那场小小插曲，让杨卫东看到父亲要强的另一面。城里长大的妻子天真地以为乡下马多，很多天前就向杨卫东提出一个要求：婚礼那天要骑马。父亲满口应承。在淳朴的父亲看来，准儿媳除此之外，对婚礼没提任何要求，这已够明事理，当即说出门去联系。到了婚礼那天，牵来的竟是一匹毛发邋遢、连马鞍都缺失的老马，根本就不能骑。父亲的表情由尴尬，到气愤，最终含着两眶老泪，无声地呆在了一边。杨卫东知道，那是老父亲为自己的“无能”而伤心。
父亲的怒与悲，就这样如烙铁，一左一右地烙在杨卫东的心上，让他在浮华与吹捧的俗世江湖中，保留那么一份骄傲与矜持。
“是我的虚荣心亵渎了他”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杨卫东来到西安一所部队政治学院学习时，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有一群大名鼎鼎的作家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让我心潮澎湃”。喜欢读书的杨卫东接触到了更多文学书籍，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的著作，让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一些感动，有了强烈的要奔涌而出的感觉。他尝试着用笔写下。
当然，更令他澎湃的东西便是爱情。“它是真正让我敢于拿起笔，开始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创作似乎也给我带来了不错的运气，我的处女作很快就在《延河》上发表。”杨卫东说。1993年秋天，杨卫东如愿步入京城魏公村军艺的大门，成为文学系第五届一员。 在理想疯长的年纪，他没有忘记故土的伙伴，那些与他同样怀揣梦想渴望走出乡村的少年。在他的中篇小说《疼痛的乱弹》中，他讲述了一桩真实的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原型，是杨卫东的表哥，童年时的伙伴，他是一个乱弹高手，而杨卫东是他坚实的拥趸，他们有着很深厚的情谊。那一年，他们一起去验兵，表哥因耳疾失去了当兵的机会。每次省亲时，表哥总会热情地来看杨卫东，邀请杨卫东到他家做客，“我都敷衍了，一次也没去过。”表哥因故去世很多年后，杨卫东才知道，每次探亲期间，为了见他，表哥会专程去到三十里外的集市上买上白酒和吃食。有人曾嘲笑他的表哥，但表哥坚定地给予了反驳，他说他与卫东是最好的兄弟，无关贵贱，三生不变。
明了这一切，杨卫东愧疚不已，“无法想象，我的敷衍会令他的内心多么疼痛。”表哥死于一场意外—在山里挖矿石时，被深深埋入突然而至的塌方之下，几天后才被人挖出。多年商海沉浮，在夜深人静之时，淳朴的表哥时常浮现于杨卫东的眼前，“是我的虚荣心亵渎了他。我唯一能够弥补的，是用文字来纪念他。”
重情重义，成为朋友眼中杨卫东的一个重要标签。任何曾帮助过自己的人，杨卫东都念兹在兹。杨卫东上小学时，给部队当兵的大哥写了封回信，家里却实在拿不出8分钱的邮票。那时他人小，不懂家贫的滋味，而且也太希望大哥能看到自己的回信。生产队长叫上工的吆喝声一遍遍传来，母亲必须要下地了，他却缠着母亲要钱。从家里跟到地畔，自己急哭了，母亲也被缠哭了。这时，李家的婶婶路过，听清事由，说：“别哭了，婶子这儿有一毛钱，你拿上寄信去吧。”尽管事后母亲用四颗鸡蛋还了账，但几十年来，杨卫东始终铭记着这件事。后来杨卫东离家远行，每次探亲他都要去看望这位婶婶。2014年，婶婶去世，杨卫东专程从广州飞回山西老家拜祭。“那一毛钱的恩情，实在是千金难换，似乎永远报答不完。”杨卫东动情地说。
杨卫东的中篇小说《白云青云》发表在《边疆文学》2014第11期，之后又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听他讲述，这个中篇的创作也是有生活依据的：两个很要好的朋友，因为竞争同一个职位，最终竟走到形同陌路的境地，让人唏嘘纠结。“人到中年，友情和欲念不再意气风发，却常常要接受两者短兵相接的考验。”见过了名利浮云，杨卫东还是觉得抓在手中的友情才是塌实的，“我试图以这样的形式调解两位朋友间的恩怨，也许徒劳，但至少我告诫着自己，什么才是最珍贵的。”
领悟另一种孤独 对文学的热情，杨卫东经历过狂热与心灰，继而热情再起。1995年，从军艺毕业后，杨卫东一脚踏入当时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广州。“一切都变了。自己所热爱的，竟常常被人报以不屑，甚至讥笑，甚至自然而然地把你孤零零地丢在一边。”杨卫东事后回忆，渐渐地，“那份不着边际的骄傲就像一尊泥垛子，在南方无常的雨水里，变得脆弱无比，很快就被冲刷成泥水，不见了踪影……”不见踪影的，还有文学创作的冲动。
之后的这十多年间，杨卫东双手搏击市场经济，他渐渐习惯了充斥各种欲望和恭维的眼神，但也常常体味着孤独。“那是一种被冷漠、纨绔、贪婪包围着，令你又无处逃脱的孤独。”“从部队转业后，我一头钻入经商行列。我得承认我不是一块经商的材料，更不是那种精明的江湖老手，更令许多人费解的是，某些时候，我会轻易丢掉一些赚钱的机会。”杨卫东说，“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从来不可能放弃自己身上那一点点矜持。”
2008年那次整理家务，似乎是命运之手的指引，杨卫东翻出了昔日的作品集。似乎被电击一般，他开始回味当年这些作品带给自己的愉悦。在杨卫东看来，这是多少钱都难以买到的。“从那天开始，我便有了一种欲罢不能的强烈冲动，我想写小说了。当我坐在电脑前，刚创建了一个文本窗口时，我的内心竟然隐隐萌生出一种羞涩，我是那样迷恋这种感觉，我又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
2009年，杨卫东重启文学创作之程。重新拾笔后的第一篇作品《伫立风中》费了杨卫东不少心血，但自我评价不高，“很冗长，八万多字，但实在不能称其为作品，烂极了。”杨卫东壮着胆子寄给了军艺的同学，他需要倾听批评，需要有人指点迷津。2010年大年初一，杨卫东在北方老家接到了远在京城的同学打来的祝福电话，她同时传给了杨卫东一个特别喜讯：“你的中篇小说《启生的黄昏》已过《青年文学》编辑部的三审，将在第二期下半月刊发。”那一刻，杨卫东激动万分，他在给病榻上的老母亲磕头时将额头紧贴在地板上，“眼含泪水，久久没有起身。”
杨卫东的朋友圈，这几年来，开始覆盖广州的文学俊杰。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花城》杂志名誉主编田瑛成了他无所不谈的朋友。杨卫东至今难忘：在一个闷热的夜晚，田瑛和他在偏僻的排档畅聊文学，不知不觉一瓶老白汾被扫荡一空。“那天晚上，田兄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卡达莱和卡尔维诺，始终都在阐述结构对一部作品的重要性。”在与杨卫东“三五天一见”的谢有顺看来，杨卫东是一个天生的作家。“这是一个有精神原点的人。这个原点，简单地说，就是故乡与军营。一个是少年生活，一个是青春经验，它们共同构成了杨卫东最重要的人生记忆。”
如果说，父亲给了杨卫东以刚强与自尊，那么母亲则以对命运的别样理解，让他明白放弃也是一种成长，一种勇气。母亲老家河南内黄，1942年冬天，13岁的她和7岁的小弟被自己的二哥悄悄卖给了人贩子，继而被稀里糊涂地拐卖到了山西，一生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往日母亲每讲到这些，总会长长嘘上一口气，喟叹：“有时候，实在找不回来的，就别找了，找也没用，老天给你的便是你的，人家不给你，搭上命也没用。”在父亲离世后不久，母亲再次平静地重复了这些话，这次“它忽然宛如一缕轻风，只是如此轻轻一拂，便驱散了长久盘踞我心底的阴霾。我常常感慨，人一旦走到中年，竟然变得如此容易妥协，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举止，甚至一个不经意间的发见，都会轻易触碰到你的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位”。
这个酒桌上最低调的买单者，很多时候文友看到的是他豪爽的言语，爽快的酒品。酒酣耳热之后，同样有一种孤独徘徊脑际，但似乎与以前的孤独不甚相同。杨卫东有时被这种复杂的情绪纠结着，“直到后来，看到有人这样言道：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孤独！我仿佛一下子释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