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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的文化坐标,我们身在何处?川流不息的文化长河,谁能指点迷津?探访历史往往是通向未来的捷径。面对现实,常常要追问文化的起因。关注变化中的中国。”在《文化访谈录》的片头中,该节目制片人、主持人马东这样阐释节目的创作理念。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如是评价:在一个经济中心的时代,《文化访谈录》致力于文化传播,表现出了可贵的坚持品质与传播艺术。
虽说在娱乐甚嚣尘上的现在,电视媒体需要凭借一些文化类节目树立自己的高端形象,一些很少看电视的知识分子观众或许会因此找到开机的理由。但是由于央视综艺频道(CCTV-3)以歌舞、曲艺类节目见长,不少收看访谈类节目、文化类节目的忠诚观众会更愿意锁定央视科教频道(CCTV-10)。在这样的收视惯性下,这类节目要想在CCTV-3获得较高的持续关注似乎难度不小,曾经的《倪萍访谈录》、《文化视点》最后都因为曲高和寡黯然收场,2004年新生的《文化访谈录》如何摆脱“吃力不讨好”的局面?
“电视是做给全体观众看的。”该节目制片人马东说,文化是一个大词,也是一些小事,只有从身边的小事切入,才能汇聚成大的文化。作为栏目制片人,马东从不把《文化访谈录》的目标观众锁定为哪类细分的人群,也不把选题局限于具体的条条框框之中,而是在承担必要的文化宣传任务之外,尽量发挥团队每一个编导的创作自主性。“我关注的恰恰是哪些内容应该去涉及,如果该做的没做,我会感觉非常遗憾。”在这样的理念下,《文化访谈录》自开播之日起就强调遵循“百姓视角、文化情怀”的节目诉求,以一种平等的对话心态对大家关注的文化焦点进行深度访谈与探讨,试图在平稳、低调中慢慢引导文化的健康发展。
文化批评也是《文化访谈录》的一个亮点。比如早期的节目,曾经鲜明地指出“算命大师”巨天中与作家贾平凹传播迷信。比如让畅销书作家郭敬明解释为何其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与庄羽所著《圈里圈外》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追问他能否容忍文学中的借鉴和模仿等,以至于郭敬明在访谈现场一度出现情绪失控......除了这些尖锐的批评,《文化访谈录》也在试图传递一种理性、全面的思维方式。比如在2009年2月播出的《春晚的底牌》节目中,央视主持人董卿首次用"感伤"、"感动"、"感悟"三个字眼直面“春晚口误”事件,该期节目以其宽容、放松的心态引导董卿、观众,所有人都可以尽快“翻过去这一篇”。
《文化访谈录》主编胡双表示,这档节目虽然不回避尖锐的话题,但是不会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尽量用一种比较理性的视角来关注文化事件,有时访谈嘉宾发表的观点也可以帮助当事人理清思路,况且至今为止,并没有一位当事人因为被批评发来起诉信。“当然,如果一个重大话题需要媒体表达立场、发出声音,任何一个媒体都不会考虑批评是否会得罪人。”
制片人自述
这档节目与其他访谈类节目的最大区别不是节目本身的区别,而是播出平台的区别。《文化访谈录》是中央电视台目前为止惟一一档文化类访谈节目,而且它是在综艺频道播出。在节目的选题、创作、改进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特殊性,坚持自己的定位,不能随波逐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直保持一种好奇心、新鲜的状态,《文化访谈录》开播四年多来,在节目形式上不断寻求突破,包括特别节目、常规节目,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发现,隔一阵儿节目就会呈现一个新花样。
至于如何体现节目的深度、文化的厚重感,我认为电视本身就是一种通俗的传播媒介,文化类节目要想做出深度难度特别大。因为深度其实是一个积累和磨炼的过程,你是什么深度就做什么深度的节目,如果刻意去追求所谓的深度,观众看上去就是装。反过来,你把一档文化类节目做浅了、通俗了、有意思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对具体的制作人而言,最好的创作方式就是认清自己的高度、真诚面对观众。
——马东《文化访谈录》制片人
评委点评
文化也许是最难“访”最难“谈”的,然而经过节目团队的精心定位,在主持人举重若轻的洒脱中,焦点、热点和难点所引起的悬疑与关注,都静静地流向对文化价值的解析与认知。
——王甫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副馆长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如是评价:在一个经济中心的时代,《文化访谈录》致力于文化传播,表现出了可贵的坚持品质与传播艺术。
虽说在娱乐甚嚣尘上的现在,电视媒体需要凭借一些文化类节目树立自己的高端形象,一些很少看电视的知识分子观众或许会因此找到开机的理由。但是由于央视综艺频道(CCTV-3)以歌舞、曲艺类节目见长,不少收看访谈类节目、文化类节目的忠诚观众会更愿意锁定央视科教频道(CCTV-10)。在这样的收视惯性下,这类节目要想在CCTV-3获得较高的持续关注似乎难度不小,曾经的《倪萍访谈录》、《文化视点》最后都因为曲高和寡黯然收场,2004年新生的《文化访谈录》如何摆脱“吃力不讨好”的局面?
“电视是做给全体观众看的。”该节目制片人马东说,文化是一个大词,也是一些小事,只有从身边的小事切入,才能汇聚成大的文化。作为栏目制片人,马东从不把《文化访谈录》的目标观众锁定为哪类细分的人群,也不把选题局限于具体的条条框框之中,而是在承担必要的文化宣传任务之外,尽量发挥团队每一个编导的创作自主性。“我关注的恰恰是哪些内容应该去涉及,如果该做的没做,我会感觉非常遗憾。”在这样的理念下,《文化访谈录》自开播之日起就强调遵循“百姓视角、文化情怀”的节目诉求,以一种平等的对话心态对大家关注的文化焦点进行深度访谈与探讨,试图在平稳、低调中慢慢引导文化的健康发展。
文化批评也是《文化访谈录》的一个亮点。比如早期的节目,曾经鲜明地指出“算命大师”巨天中与作家贾平凹传播迷信。比如让畅销书作家郭敬明解释为何其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与庄羽所著《圈里圈外》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追问他能否容忍文学中的借鉴和模仿等,以至于郭敬明在访谈现场一度出现情绪失控......除了这些尖锐的批评,《文化访谈录》也在试图传递一种理性、全面的思维方式。比如在2009年2月播出的《春晚的底牌》节目中,央视主持人董卿首次用"感伤"、"感动"、"感悟"三个字眼直面“春晚口误”事件,该期节目以其宽容、放松的心态引导董卿、观众,所有人都可以尽快“翻过去这一篇”。
《文化访谈录》主编胡双表示,这档节目虽然不回避尖锐的话题,但是不会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尽量用一种比较理性的视角来关注文化事件,有时访谈嘉宾发表的观点也可以帮助当事人理清思路,况且至今为止,并没有一位当事人因为被批评发来起诉信。“当然,如果一个重大话题需要媒体表达立场、发出声音,任何一个媒体都不会考虑批评是否会得罪人。”
制片人自述
这档节目与其他访谈类节目的最大区别不是节目本身的区别,而是播出平台的区别。《文化访谈录》是中央电视台目前为止惟一一档文化类访谈节目,而且它是在综艺频道播出。在节目的选题、创作、改进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特殊性,坚持自己的定位,不能随波逐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直保持一种好奇心、新鲜的状态,《文化访谈录》开播四年多来,在节目形式上不断寻求突破,包括特别节目、常规节目,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发现,隔一阵儿节目就会呈现一个新花样。
至于如何体现节目的深度、文化的厚重感,我认为电视本身就是一种通俗的传播媒介,文化类节目要想做出深度难度特别大。因为深度其实是一个积累和磨炼的过程,你是什么深度就做什么深度的节目,如果刻意去追求所谓的深度,观众看上去就是装。反过来,你把一档文化类节目做浅了、通俗了、有意思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对具体的制作人而言,最好的创作方式就是认清自己的高度、真诚面对观众。
——马东《文化访谈录》制片人
评委点评
文化也许是最难“访”最难“谈”的,然而经过节目团队的精心定位,在主持人举重若轻的洒脱中,焦点、热点和难点所引起的悬疑与关注,都静静地流向对文化价值的解析与认知。
——王甫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