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节有一条段子—写字楼里的Linda、Vivian和Julia，春运后，又变回了村里家里的翠花、小红和丫蛋。
　　这个一度被反复拿来消遣的段子，是因为那些拗口的英文名仿佛给人一种中产的感觉，尽管我们至今对“中产”迟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尽管我们其实认定那些政府官员、小企业主、外企高管、都市白领是标准的中产。
　　新冠肺炎在春节暴发后，何谓“中产”？翠花、小红和丫蛋会再次变身Linda、Vivian和Julia吗？这需要我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从龙虾到泡面

　　中产的父母，过去会在寒假送孩子去国外参加冬令营，两星期后，回家的孩子会讲述一次兴高采烈的篝火晚会，或是认识了其他国家新朋友的故事。
　　“但是现在我们取消了这个计划。”站在《南风窗》记者对面的是一个建筑材料供应商，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取消计划，除了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与他们家的现金流变得皱皱巴巴有关。这位父亲在2019年投资了几个门店，没料到，疫情的到来不仅没有实现预期中红火的生意，而且让偿还贷款的压力变得更大。
　　“但我还是海淘了一个Switch，让孩子们在家玩《健身环大冒险》，弥补下不能出国的情绪吧。”这位父亲补充道。
　　用几千元的电子设备，替代一次几万元的冬令营，有人说，这场疫情把全民轰轰烈烈的消费升级，打回了消费降级。
　　阿里大数据的统计是一个截面。数据显示，疫情期间，30～35岁年龄层电商消费表现最差，消费金额较往日缩水20%左右，所谓“新中产”平日里喜爱的高端护肤品、高档红酒等产品的销量都大幅跳水。
　　消费降级的情绪还蔓延到了家庭的一日三餐。
　　龙虾、三文鱼这类常出没朋友圈、很受欢迎的“硬菜”，在疫情期间却出现了市场的积压。为此，多数商超不仅要打折促销，还干脆在广告上请消费者“伸出援助之手”。
　　与无人问津的龙虾相对的，却是泡面卖得脱销了。2月上旬，苏宁大数据显示，方便面销量环比猛增约350%。速食走俏，除了它们在使用上有方便快捷的优势，还因为它们象征着某种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情况。疫情突然降临的时候，美国Costco在3月初推出了“末日罐头”，顾名思义就是囤粮，囤到世界末日降临的那一天也不愁没东西吃。
　　结果“末日套餐”热卖。平日各种追求新鲜、有机蔬果，视罐头为不健康食品的美国中产，这次居然争先恐后把可供4口人一年所需、保质25年的几百个超级罐头搬回了家。
　　从取消旅行，到争抢速食，疫情期间一系列的行为改变，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作—为了对冲疫情带来的现金流“洗劫”，无数家庭选择了支出的“腰斩”。
　　撑，这个字精准地传递出了多数家庭目前呈现出对现金流枯竭的焦虑—显而易见的焦虑。
　　每月的供房、供车和税赋，每学期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每一年提供给老人的赡养费，还要留出部分钱给医疗，以应对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一次意外等等。
　　对许多中国家庭而言，几乎每天一睁眼，就要能准确知道每月甚至每年的开销最少是多少。要保卫绝对稳定、长久的资金来源，人人都不敢懈怠。
　　新型冠状病毒这只“黑天鹅”扇动翅膀的时候，多数家庭最主要的担心是工资收入。在没法开工或近期开工的情况下，工资收入肯定降低。但大部分开销是刚性的，很难降低需求。
　　比如教育。社会竞争加剧，灌输给每个人的理念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让自己考个证，或者送孩子上个琴棋书画的兴趣班，动辄成千上万就花出去了。

疫情期间，30～35岁年龄层电商消费表现最差，消费金额较往日缩水20%左右，所谓“新中产”平日里喜爱的高端护肤品、高档红酒等产品的销量都大幅跳水。

　　除了工资，财产性收入也不乐观，比如投资的回报率也会下降。以市场目前的反应来看的确如此。疫情以来，我们不仅见证了股市大跌，美元指数剧烈震荡，传统避险资产黄金也在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跌逾3%。

房地产这个“篮子”

　　全天下人“消费降级”的原因几乎都一样，比如缺钱。但因各国国情不一样，家庭资产的匹配结构差别很大，因此，筹钱方式则各有各的不同。
　　宏观上看，这次疫情是对中国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全世界的一次大考。微观而言，可以理解为对家庭的一次大考，譬如家庭资产配置。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家庭的资产结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家庭还没有什么财富可言，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赚钱上，没有理财的挑战和投资的欲望。可是，到了最近几年，尤其是2016年前后启动的大多数城市房价跳涨，瞬间颠覆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财富观，有房者的资产像吹气球般膨胀了起来。
　　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怎样配置投资组合，才既最大化保值升值，又最小化风险？《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给出了一个答案：继续买房。数据显示，2019年，家庭人均财产增长中来自房产净值的占比达到91%。而这个数值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不低了，为68.8%。
　　该份报告则用“房产形成挤出效应”的说法，强调了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畸形的现象。这也对应着此次疫情中，有人申請延迟还贷等新闻的屡见不鲜。
　　值得注意的有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今年1月，重点18城二手房成交量出现大幅减少，环比下降38%，同比下降27.3%，说明疫情对房地产的冲击是明显的。历史早有预警，2009年，美国暴发H1N1的第一个高峰期，受到影响最大的行业就有房地产，资金回撤率达12.72%。 　　第二组数据：2003年非典，近800万人登记失业。试想，如果背负着巨额房贷的人一旦在这场影响面积更大的疫情中失业，没了收入，那么被改变的可能是一个家庭。
　　疫情期间，一个从事教育行业的母亲将2001年的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推荐给正在读初中的女儿。这位母亲对《南风窗》记者说，作者罗伯特·清崎说房子是负债不是资产，这20年来遭到了很多人的嘲讽。现在呢？
　　可见，家庭资产都会由于房地产配置过于集中，而在这次疫情中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者总是反复一句老话：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频繁看到不同金融机构在为我们的财富管理“补课”，引导家庭短期、中期以及长期如何做更合理的现金流规划，对任何情况，都要有备用的偿还方案。疫情，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中国家庭的风险保障意识。
　　那么，除了房产等有形资产受到冲击外，金融资产呢？回顾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股市经历了大跌又出现了大涨。
　　原因在于疫情这个“外部冲击”因素。疫情早期，资本市场后知后觉，等猛然意识到疫情严重性则易反应过度，恐慌性抛售。但这种恐慌又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于是修复行情便会开启，常出现反弹。
　　这个现象也从另一个角度向中国家庭诠释了，为什么要进行多元化投资，而不是对几只股票、一个资产区域或一种资产类别敞口过高。
　　比如，前期如果过度投资了受疫情影響较重的行业餐饮、旅游等行业，而不是还分散投资医疗、线上娱乐等行业，那么，面对疫情，对冲风险的能力显然不高。

拯救的对象和方法

　　被我们忽视的一个数据是，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2%，饥饿的死亡率则是100%。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而言，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阻止经济下滑，确保每个家庭的兜里都有钱。
　　疫情暴发之初，有媒体报道，黄冈一名孕妇感染了病毒，花光了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20万元仍不见好转，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治疗。
　　为避免这样因困弃医的情况再次发生，中央先后明确无论确诊还是疑似病例的医疗费用，都由财政兜底。
　　国家支付这个政策的出台，对于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而言，是这个寒冬疫情阴霾下极大的宽慰。
　　保卫家庭现金流的步伐从未停歇，还有一个大动作是央行的货币政策。
　　为“维护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2月2日，央行在公开市场单日逆回购操作投放1.2万亿元人民币。两天后，再次投放5000亿元。
　　通俗来说，这是为了给市场一颗“定心丸”，注入巨额资金，市场上可以自由流动与自由交易的货币多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宽松都会富有成效。作为参照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入21世纪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刺激经济发展，都采取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

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救助，大部分遵循着规模有限、针对弱势群体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基本原则。

　　看上去这个“不差钱”的社会正在到来，但其本质却可能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泡沫，来托起原有的泡沫。它会摧毁普通人的储蓄。
　　从短期来看，其连锁反应就是：资金脱实向虚。热钱会流入楼市、股市等，而不是实体企业。没有钱的企业则不能投资、生产，获得利润，这就导致企业员工得不到高薪酬。
　　这时便发现，家庭的现金流原来与实体经济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要保卫家庭的现金流，要重振实体企业，有足够的空间创业和就业才是当下工作的重点。决策者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共同出台了30项政策措施，以支持严重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私营企业和制造业。
　　在恢复生产灾后重建方面，其他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救助，大部分遵循着规模有限、针对弱势群体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基本原则。
　　2011年，日本受到九级大地震及随之而来的海啸、核泄漏的毁灭性破坏，日本政府将之定性为战后60年来最大的危机。
　　受灾难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仅在2011年一年内，日本就有1.2734万家企业倒闭。可见，不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也使整个日本经济遭受重创。
　　在增加市场流动性之外，政府最主要的救助措施是规模有限的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信用担保，为日本人提供职业培训和与中小企业对接的机会。
　　同时重视针对个人、家庭的救助—日本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由私人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参与运作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理赔金额在750亿日元以下的，全由各商业保险公司负责。理赔金额在750亿日元至8100亿日元之间的，由各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各负担一半。而在8100亿日元至41000亿日元之间，则由政府负责95%，各商业保险公司负责5%。
　　这种理赔的“分层技术”，本质上是一种风险共担，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受助企业和机构的道德风险，值得那些“救助资源”雄厚却效率低下的经济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