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方志敏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革命创造性，在闽浙赣地区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红十军。而当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苏区实施重兵“围剿”时，方志敏又表现出了极强的党性，坚决服从革命大局，充分展示了一位革命领袖的崇高境界和卓越风范。
［关键词］ 方志敏 闽浙赣根据地 红十军
1930年7月，由最初的农民革命团发展形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成立。自此，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有了自己的主力红军。1933年1月，正值红十军全力粉碎国民党军对闽浙赣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却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河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在方志敏的“一切都听从中央指挥”的号召下，英勇的红十军指战员们毅然开赴中央苏区，其间被改编为红十一军①，胜利完成任务后留在中央苏区。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大举进军闽浙赣根据地首府葛源，中央又责成新红十军②与红七军团③合并组成红十军团，继续完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挺进国民党统治中心腹地浙江及皖南地域的任务。对此，以方志敏为主要负责人的闽浙赣省委顶着巨大的压力，又一次坚决服从了中央决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直至悲壮失败。今天，上述史实已广为人知，方志敏和红十军广大指战员表现出的极强党性和大局意识也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近日，笔者对有关闽浙（皖）赣根据地史料进行了深入研读，并重点对上述史实进行认真思考，再次领略了服从大局、党性坚强的革命领袖方志敏的崇高境界和卓越风范。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笔者特撰此文，力求为新时期我党继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从最初创立的农民革命团发展壮大成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十军，表明方志敏是一位极具创造精神的革命领袖
“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1］P63靠枪杆子才能打出红色政权，这是各根据地创建中的共性。但因各根据地武装力量和群众基础的情况不同，在具体做法上又各不一样。有的是靠正规的人民军队做骨干创建的，有的是靠党掌握的白军帮助建立的，而闽浙赣根据地则是先依靠农民武装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创建正式红军来巩固根据地。
早在大革命时期，方志敏就很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并组建了农民自卫军。蒋介石杀害工人领袖陈赞贤以后，他立即同正在筹建县农协的万年县干部指出：“县农协成立，一定要有武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方志敏指示赣东北的党组织收集了100多支枪，准备武装农民自卫军，但受到执行右倾路线的省委某些领导人的阻扰。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深刻认识到：“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2］P33但当时弋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比较薄弱，仅有枪二三十支。单单依靠只掌握这点武装的农民自卫军来组织暴动是不可行的，必须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形成强大的农民武装。
怎样依靠农民组织武装暴动呢？方志敏决定利用民间的刀矛等土式武器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创造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形式。1927年11月，方志敏在著名的窖头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建立农民革命团的决定。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团下设排、排下设班，每团均在30人以上。这样，随着农民革命团的建立，就把革命的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了。“农民革命团一经建立，这村中的权力，即暗地转入于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之手”［2］P41，农民革命团实际上又成了村中的政权组织。虽然在规定农民办理加入农民革命团的手续中，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了换帖子、画押、喝鸡血酒等方法，“这一仪式有点陷于封建的换帖结拜式的错误，但当时实际收效很大”［3］P40。
由于窖头会议决策的正确，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好，农民革命团发展很快，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弋阳北乡地区和横峰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就是建立在上千个农民革命团的基础上的。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暴动就席卷了弋阳、横峰、德兴三县，起义声势越来越大。
但是，当1928年初反动军阀朱培德所部在地方反动势力的配合下向农民军进行反扑时，由于农民军无正规组织，又缺少训练，迭遭失败。这时，“革命区域已有纵横四五十里，但快枪仅二十余支，应付非常困难”［3］P42。以方志敏为代表的赣东北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农民的群众武装是不能对付敌人的正规军的，必须组织军队。于是，他们指示暴动的群众立即停止进攻，转移到磨盘山打游击，并采取了三条强有力的措施：第一，成立脱产的正规军，集中步枪二三十支，编成一个连，机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第二，把一些脱产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镇压反革命，骚扰敌人，分散敌人的目标；第三，加强各村不脱产的农民军，就地保护革命群众，侦查敌情，严密警戒。通过这三条措施建立起来的正规军、武装工作队和不脱产的农民军，即是以后闽浙赣根据地的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的雏形。
1928年4月，中共弋阳县委在各地农民自卫军中挑选了弋横起义中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成立了土地革命军，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这是红十军的雏形。7月，部队进行扩编，改番号为工农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在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局部“围攻”以后，成立了正规的红军，番号为江西红军第五团。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局部“围攻”以后，部队进一步扩大成两连，约200人，各县也成立了地方武装，于是革命武装的体系——主力军、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便初步形成了。1929年4月，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局部“围攻”以后，部队扩大至1000多人，改番号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1930年1月1日，邵式平主持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在弋阳由4个连扩编为6个连。全团共有步枪370余支，驳壳枪20支，机枪1挺。6月部队再次扩编，共编为3个营，1个特务连，1个机枪连，1个驳壳枪连，1个担架队，共计1000余人。1930年7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赣东北苏区正式建立。红十军下辖第一、第十、第十九3个团和1个特务营。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任代政委，胡庭铨任前委书记。至此，方志敏最初创立的农民革命团就这样一步一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十军。 关于红十军的建立，方志敏后来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他指出：弋横暴动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红军。我们虽有二三十支枪，都还是分散的，没有组织队伍，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没有红军，是可以组织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积极去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来。”［2］P46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红军在创建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在正规军队的来源问题和武装群众的方法和形式上有所补充和发展。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的秋收暴动中指出：“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拥卫。”但“军事的帮助”来自何处，当时并未解决，毛泽东主要依靠的是原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而方志敏则是依靠从农民群众武装中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方志敏组建的“农民革命团”是一种新的创造，它不仅在暴动中是武装群众的良好形式，而且还起了临时乡苏维埃的作用。这就充分表明，方志敏是一位极具创造精神的革命领袖。
二、红十军南渡信河同中央红军协同作战，完成战略任务后留在中央苏区，表明方志敏是一位具有坚强党性观念的革命领袖
1933年1月，党中央为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决定调红十军进入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央在1月6日给闽浙赣省委、军区的电令中说：“中央倾来电要方面军④迅速冲破抚河敌军包围线，为配合作战并令十军开至信河南岸行动。现抚河敌人正调集兵力求与我方面军决战，其主力由浒湾东出，另一路分两路由南城新丰街东出截击我方面军。方面军已集结兵力，准备先与浒湾来敌三师决战于金溪左场［坊］圩（营）附近。我十军应即改变方向，立刻转移至贵溪附近行动，并准备渡河策应方面军。”［3］P538
中央电令来时，正值闽浙赣根据地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关键时期，作为闽浙赣根据地的主力红军，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作战任务，此时岂能离开？一旦离开，闽浙赣苏区怎么办？由于不了解红一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中央这一电令使得红十军指战员感到非常突然。1月7日，时任闽浙赣省军区总指挥的唐在刚同总政委曾洪易联名给中央致电：“我们昨日接你们通告，谓五十三师将集中万余，回田渡由保二团接防。同时昨晚接三十一师来电谓，将袭取东乡。因此，我们估量珠山桥与回田渡之敌一定退却。我们现在大规模布置先将回田渡、珠山桥之敌消灭之，然后迅速转赴贵溪方向行动。关于十军立即南渡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十军为钳制北面敌人，不与一方面军集中行动，还不如在北岸的作用。同时我们主力的薄弱，河道的隔绝，行动工作的未建立，五师、五三师集结在余贵，十军南渡在军事上是无胜利把握的。”［3］P539
12日，中央再次来电：“从建、黎、泰、光⑤打通金资余贵⑥一面，是使闽浙赣与中央苏区确实打成一片；另一面使造成我军犄角之势，使赣江以东之敌缩成葫芦状。使南昌抚州常感威胁，这是造成达到上述任务之优越条件。你们应将作战重心转到信河南岸，以威胁抚州，来吸引并钳制抚河敌军的左侧背，以便我方面军尽全力消灭抚河之敌，冲破两南崇宜⑦之线。然后协同攻取抚州、樟树，逼近南昌。你们应编成一部兵力活动于信河北岸，以主力活动于信河南岸、背靠着闽赣边。但此主力须在中央红军帮助之下加强起来，才能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9］P550
时任闽浙赣省主席方志敏对中央的电令也有顾虑：时值闽浙赣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的关键时刻，红十军一走，势必严重削弱闽浙赣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力量，不仅影响闽浙赣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而且会严重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除此之外，方志敏还一直认为，由于敌军布置重兵于信河沿线，红十军应向浙西、皖南出击，乘敌军纵深堡垒尚未形成之际，跳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活动，以配合中央红军争取全线反攻的胜利。虽然有种种顾虑，但方志敏出于对中央的高度信任，还是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命令。
1月24日，闽浙赣省委向中央报告：“为要集中力量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以取得更大的胜利，以致完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倾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我们决定：第一，将红十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现在赤警师扩大成红军第十军，并决定迅速成立红军第十军团。第二，十一军成立后不日即南渡行动（现已布置了），以十军巩固信河北岸苏区，并与十一军呼应行动，并令各县的赤警营和连更坚决的执行进攻战略和赤化工作，以有力的呼应十一军和中央红军的行动。十一军南渡的作战和工作区域是以闽北铅山苏区为后方根据地，出动于金资铅⑧一带。其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央红军，运用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互相牵制与配合的进攻战略，各个击破敌人，结集我们的力量，与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特别是抚河一带的敌军决战，完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赤化信河南岸金资铅一带的白区，实行打通中央闽北两苏区，以汇合我们的力量，为执行包围抚州，威逼南昌，以至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斗争。”［3］P559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完成中央制定的作战计划，以方志敏为代表的闽浙赣省共产党人表现出了极强的党性，他们严格按照中央的部署，并根据闽浙赣苏区的实际情况，迅速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这就为后来的红十一军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并成功开辟信抚根据地以及新红十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并巩固扩大化婺德⑨根据地提供了战略保障。
中央除了电令红十军立即南渡信河策应红一方面军外，还命令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等干部随军前往中央根据地。1月25日，当邵式平等离开闽浙赣苏区奔赴中央苏区时，方志敏又叮嘱邵式平说：“一切都听从中央指挥！”此语看似轻盈，却重若千斤。我们知道，红十一军在南渡信河出色地完成战略任务后，被扩大为红七军团，留在中央苏区，从此脱离闽浙赣省归中央直接领导，而此前红十一军是归闽浙赣省领导的。对此，以方志敏为代表的闽浙赣省共产党人没有丝毫怨言，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因此，“一切都听从中央指挥”这短短的9个字，它既包含了方志敏这位闽浙赣根据地负责人对党中央的高度信任，更折射出他是一位具有坚强党性观念的革命领袖。 三、面对国民党军对闽浙赣根据地首府葛源的重兵逼近，临危受命，率红十军团挺进国民党统治中心腹地，表明方志敏是一位坚决服从大局的革命领袖
1933年初，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当局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着中央，“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也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4］1934年7月，中央决定将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中央要求部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要求红七军团在一个月内赶到这次行动的目的地皖南，支援那里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实际上当时中央的战略意图除北上抗日外，还试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的腹心地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我们知道，当时苏区红军在蒋介石的“步步为营、保垒推进”的“围剿”下，在中央“左”倾路线的指挥下，已经完全陷入被动的地位。此时派出红七军团深入到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区作战，并试图通过这支部队的北进解中央苏区之围，这无疑是脱离现实的主观臆想，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主义。
7月7日，北上抗日先遣队7000余人自瑞金出发，经闽东、浙西、闽北等地，历时近四个月，沿途大小战斗数十次，于同年10月到达闽浙赣省化婺德县的重溪。由于红七军团长期在白区行军作战，军需、兵源得不到补充，又由于随军代表曾洪易不听取不同意见，又无作战决心，对部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致使在短短三个月中，7000人的部队损失过半，到达重溪时只有3000多人了”［5］P202。
红七军团抵达闽浙赣根据地的重溪后，受到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时任闽浙赣省委书记的方志敏亲自到红七军团驻地看望全体指战员，使一路征战、备受艰辛的红七军团官兵倍感温暖，士气大振。再加之红七军团是在老红十军的基础上组成的，两军会师使得老战友重逢，双方倍觉亲切。然而，当时正值闽浙赣根据地军民全力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最危急时刻，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反对诱敌深入的方针，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处处设防”“节节防御”，实行“分兵把口”，主张“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5］P201，用劣势的红军同优势的敌人去拼消耗，攻坚打硬，使得我军转战于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东堵西击，穷于应付，终于被敌军逼近了闽浙赣根据地的首府——葛源。
就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央却责成闽浙赣省委和红十军的主要负责人方志敏，将红十军和红七军团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成更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11月4日，正在战略大转移途中的中革军委发来电令：“七军团已进入赣东北苏区，七、十两军团应即合编为十军团。七军团编为十九师，管辖两个团；十军团编为二十师，辖三个团。军团部兼二十师师部。十军团长刘畴西担任，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乐并兼二十师师长、政委。洪易留赣东北为省委书记，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洪易兼政委。七军团的改编整理与补充，应由军区及新的军团与十九师的首长负责进行，并在一星期内完成。新的十军团的目前任务：第一，十九师于整理后应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第二，二十师则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第三，两师执行各任务时，统应受军区军团指挥，并求协同动作。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项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并即由中央分局军区依此电通方针，规定其具体布置。”［3］P751-752
必须指出的是，红十军团整编之后，国民党军又加大了对闽浙赣根据地的重点进攻。为此，11月17日，方志敏等向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发出电报：“现此间环境极为严重，周围均有封锁线，并在加深加防。如新、暖封锁线，部队已不能通过，其他各线只有一、二小道路能通过。……则主力军活动范围过于狭小，实为不利。省委准备在必要时移闽北，此间成立分区改为游击区域，十军亦拟挺出闽浙赣边区域内，求得野战勇气，创造新的游击区域与摇篮，这项意见如何？请立复。”［3］P753方志敏等要求同意闽浙赣党政军领导机关迁移闽北根据地，并把赣东北中心区变为游击分区，这是适应反“围剿”形势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然而，中央军区第二日的复电，非但没有同意闽浙赣首脑机关迁移闽北，还突然改变中革军委原来的决定，命令红十军团悉数出动，要求“集中主力，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3］P754。电报中还宣布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红十军团北上行动。
中央军区的决定，显然是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当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已经一个多月，南方各地革命斗争的处境日趋艰难。闽浙赣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也处在最危急的关头，红军部队需要以根据地为依托，化整为零转入游击战争。然而中央军区不仅没有适时转变战略，反而草率地否决了方志敏关于转移闽北的正确决策，命令东南地区仅有的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向靠近国民党腹心地区（宁沪杭）的皖南出击，继续集中大兵团打无依托的运动战。当时方志敏“痔疮大发，每天流很多脓血，不但不能走路或骑马，而且不能坐椅子，要坐总是半躺着坐”［2］P88，但他还是抱着“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2］P88的态度，又一次坚决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忍痛率队出发了。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因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和客观上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最终失败了，但它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它既是一首北上抗日先遣队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的壮烈的革命史诗，又以血的事实诠释了方志敏是一位坚决服从革命大局的伟大的革命领袖。○
注释：
①1933年1月21日，老红十军在贵溪县神前地区改编为红十一军。
②1933年2月，老红十军南渡信河后，闽浙赣根据地将赤色警卫师和原有的游击部队合并，成立了新红十军。
③1933年6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七军团，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
④指红一方面军。
⑤指建宁、黎川、泰宁、光泽。
⑥指金溪、资溪、余江、贵溪。
⑦指南城、南丰、崇仁、宜黄。
⑧指金溪、资溪、铅山。
⑨指开化、婺源、德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方志敏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3］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4］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宣言》.
［5］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方志敏 闽浙赣根据地 红十军
1930年7月，由最初的农民革命团发展形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成立。自此，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有了自己的主力红军。1933年1月，正值红十军全力粉碎国民党军对闽浙赣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却电令红十军南渡信河策应中央红军作战。在方志敏的“一切都听从中央指挥”的号召下，英勇的红十军指战员们毅然开赴中央苏区，其间被改编为红十一军①，胜利完成任务后留在中央苏区。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大举进军闽浙赣根据地首府葛源，中央又责成新红十军②与红七军团③合并组成红十军团，继续完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挺进国民党统治中心腹地浙江及皖南地域的任务。对此，以方志敏为主要负责人的闽浙赣省委顶着巨大的压力，又一次坚决服从了中央决定，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直至悲壮失败。今天，上述史实已广为人知，方志敏和红十军广大指战员表现出的极强党性和大局意识也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近日，笔者对有关闽浙（皖）赣根据地史料进行了深入研读，并重点对上述史实进行认真思考，再次领略了服从大局、党性坚强的革命领袖方志敏的崇高境界和卓越风范。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笔者特撰此文，力求为新时期我党继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从最初创立的农民革命团发展壮大成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十军，表明方志敏是一位极具创造精神的革命领袖
“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1］P63靠枪杆子才能打出红色政权，这是各根据地创建中的共性。但因各根据地武装力量和群众基础的情况不同，在具体做法上又各不一样。有的是靠正规的人民军队做骨干创建的，有的是靠党掌握的白军帮助建立的，而闽浙赣根据地则是先依靠农民武装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创建正式红军来巩固根据地。
早在大革命时期，方志敏就很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并组建了农民自卫军。蒋介石杀害工人领袖陈赞贤以后，他立即同正在筹建县农协的万年县干部指出：“县农协成立，一定要有武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方志敏指示赣东北的党组织收集了100多支枪，准备武装农民自卫军，但受到执行右倾路线的省委某些领导人的阻扰。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深刻认识到：“不要武力并自动解除武装，缴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给敌人的错误，是这次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2］P33但当时弋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比较薄弱，仅有枪二三十支。单单依靠只掌握这点武装的农民自卫军来组织暴动是不可行的，必须把广大农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形成强大的农民武装。
怎样依靠农民组织武装暴动呢？方志敏决定利用民间的刀矛等土式武器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创造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形式。1927年11月，方志敏在著名的窖头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建立农民革命团的决定。农民革命团以自然村为单位，团下设排、排下设班，每团均在30人以上。这样，随着农民革命团的建立，就把革命的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了。“农民革命团一经建立，这村中的权力，即暗地转入于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之手”［2］P41，农民革命团实际上又成了村中的政权组织。虽然在规定农民办理加入农民革命团的手续中，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了换帖子、画押、喝鸡血酒等方法，“这一仪式有点陷于封建的换帖结拜式的错误，但当时实际收效很大”［3］P40。
由于窖头会议决策的正确，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好，农民革命团发展很快，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弋阳北乡地区和横峰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了农民革命团的组织，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就是建立在上千个农民革命团的基础上的。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暴动就席卷了弋阳、横峰、德兴三县，起义声势越来越大。
但是，当1928年初反动军阀朱培德所部在地方反动势力的配合下向农民军进行反扑时，由于农民军无正规组织，又缺少训练，迭遭失败。这时，“革命区域已有纵横四五十里，但快枪仅二十余支，应付非常困难”［3］P42。以方志敏为代表的赣东北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农民的群众武装是不能对付敌人的正规军的，必须组织军队。于是，他们指示暴动的群众立即停止进攻，转移到磨盘山打游击，并采取了三条强有力的措施：第一，成立脱产的正规军，集中步枪二三十支，编成一个连，机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第二，把一些脱产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镇压反革命，骚扰敌人，分散敌人的目标；第三，加强各村不脱产的农民军，就地保护革命群众，侦查敌情，严密警戒。通过这三条措施建立起来的正规军、武装工作队和不脱产的农民军，即是以后闽浙赣根据地的正规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的雏形。
1928年4月，中共弋阳县委在各地农民自卫军中挑选了弋横起义中的积极分子二三十人，成立了土地革命军，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营第一连，这是红十军的雏形。7月，部队进行扩编，改番号为工农红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在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局部“围攻”以后，成立了正规的红军，番号为江西红军第五团。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局部“围攻”以后，部队进一步扩大成两连，约200人，各县也成立了地方武装，于是革命武装的体系——主力军、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便初步形成了。1929年4月，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局部“围攻”以后，部队扩大至1000多人，改番号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1930年1月1日，邵式平主持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在弋阳由4个连扩编为6个连。全团共有步枪370余支，驳壳枪20支，机枪1挺。6月部队再次扩编，共编为3个营，1个特务连，1个机枪连，1个驳壳枪连，1个担架队，共计1000余人。1930年7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赣东北苏区正式建立。红十军下辖第一、第十、第十九3个团和1个特务营。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任代政委，胡庭铨任前委书记。至此，方志敏最初创立的农民革命团就这样一步一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红十军。 关于红十军的建立，方志敏后来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他指出：弋横暴动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红军。我们虽有二三十支枪，都还是分散的，没有组织队伍，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没有红军，是可以组织爆发一个群众的暴动；但是在暴动之后，不积极去建立坚强能战的红军，无论如何，暴动是不能长久支持下来。”［2］P46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红军在创建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在正规军队的来源问题和武装群众的方法和形式上有所补充和发展。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的秋收暴动中指出：“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拥卫。”但“军事的帮助”来自何处，当时并未解决，毛泽东主要依靠的是原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而方志敏则是依靠从农民群众武装中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方志敏组建的“农民革命团”是一种新的创造，它不仅在暴动中是武装群众的良好形式，而且还起了临时乡苏维埃的作用。这就充分表明，方志敏是一位极具创造精神的革命领袖。
二、红十军南渡信河同中央红军协同作战，完成战略任务后留在中央苏区，表明方志敏是一位具有坚强党性观念的革命领袖
1933年1月，党中央为集中力量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决定调红十军进入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央在1月6日给闽浙赣省委、军区的电令中说：“中央倾来电要方面军④迅速冲破抚河敌军包围线，为配合作战并令十军开至信河南岸行动。现抚河敌人正调集兵力求与我方面军决战，其主力由浒湾东出，另一路分两路由南城新丰街东出截击我方面军。方面军已集结兵力，准备先与浒湾来敌三师决战于金溪左场［坊］圩（营）附近。我十军应即改变方向，立刻转移至贵溪附近行动，并准备渡河策应方面军。”［3］P538
中央电令来时，正值闽浙赣根据地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关键时期，作为闽浙赣根据地的主力红军，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作战任务，此时岂能离开？一旦离开，闽浙赣苏区怎么办？由于不了解红一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中央这一电令使得红十军指战员感到非常突然。1月7日，时任闽浙赣省军区总指挥的唐在刚同总政委曾洪易联名给中央致电：“我们昨日接你们通告，谓五十三师将集中万余，回田渡由保二团接防。同时昨晚接三十一师来电谓，将袭取东乡。因此，我们估量珠山桥与回田渡之敌一定退却。我们现在大规模布置先将回田渡、珠山桥之敌消灭之，然后迅速转赴贵溪方向行动。关于十军立即南渡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十军为钳制北面敌人，不与一方面军集中行动，还不如在北岸的作用。同时我们主力的薄弱，河道的隔绝，行动工作的未建立，五师、五三师集结在余贵，十军南渡在军事上是无胜利把握的。”［3］P539
12日，中央再次来电：“从建、黎、泰、光⑤打通金资余贵⑥一面，是使闽浙赣与中央苏区确实打成一片；另一面使造成我军犄角之势，使赣江以东之敌缩成葫芦状。使南昌抚州常感威胁，这是造成达到上述任务之优越条件。你们应将作战重心转到信河南岸，以威胁抚州，来吸引并钳制抚河敌军的左侧背，以便我方面军尽全力消灭抚河之敌，冲破两南崇宜⑦之线。然后协同攻取抚州、樟树，逼近南昌。你们应编成一部兵力活动于信河北岸，以主力活动于信河南岸、背靠着闽赣边。但此主力须在中央红军帮助之下加强起来，才能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9］P550
时任闽浙赣省主席方志敏对中央的电令也有顾虑：时值闽浙赣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的关键时刻，红十军一走，势必严重削弱闽浙赣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力量，不仅影响闽浙赣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而且会严重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除此之外，方志敏还一直认为，由于敌军布置重兵于信河沿线，红十军应向浙西、皖南出击，乘敌军纵深堡垒尚未形成之际，跳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活动，以配合中央红军争取全线反攻的胜利。虽然有种种顾虑，但方志敏出于对中央的高度信任，还是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命令。
1月24日，闽浙赣省委向中央报告：“为要集中力量配合中央红军行动，以取得更大的胜利，以致完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倾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我们决定：第一，将红十军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现在赤警师扩大成红军第十军，并决定迅速成立红军第十军团。第二，十一军成立后不日即南渡行动（现已布置了），以十军巩固信河北岸苏区，并与十一军呼应行动，并令各县的赤警营和连更坚决的执行进攻战略和赤化工作，以有力的呼应十一军和中央红军的行动。十一军南渡的作战和工作区域是以闽北铅山苏区为后方根据地，出动于金资铅⑧一带。其主要任务是：配合中央红军，运用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互相牵制与配合的进攻战略，各个击破敌人，结集我们的力量，与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特别是抚河一带的敌军决战，完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赤化信河南岸金资铅一带的白区，实行打通中央闽北两苏区，以汇合我们的力量，为执行包围抚州，威逼南昌，以至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斗争。”［3］P559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完成中央制定的作战计划，以方志敏为代表的闽浙赣省共产党人表现出了极强的党性，他们严格按照中央的部署，并根据闽浙赣苏区的实际情况，迅速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这就为后来的红十一军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并成功开辟信抚根据地以及新红十军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并巩固扩大化婺德⑨根据地提供了战略保障。
中央除了电令红十军立即南渡信河策应红一方面军外，还命令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等干部随军前往中央根据地。1月25日，当邵式平等离开闽浙赣苏区奔赴中央苏区时，方志敏又叮嘱邵式平说：“一切都听从中央指挥！”此语看似轻盈，却重若千斤。我们知道，红十一军在南渡信河出色地完成战略任务后，被扩大为红七军团，留在中央苏区，从此脱离闽浙赣省归中央直接领导，而此前红十一军是归闽浙赣省领导的。对此，以方志敏为代表的闽浙赣省共产党人没有丝毫怨言，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因此，“一切都听从中央指挥”这短短的9个字，它既包含了方志敏这位闽浙赣根据地负责人对党中央的高度信任，更折射出他是一位具有坚强党性观念的革命领袖。 三、面对国民党军对闽浙赣根据地首府葛源的重兵逼近，临危受命，率红十军团挺进国民党统治中心腹地，表明方志敏是一位坚决服从大局的革命领袖
1933年初，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当局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着中央，“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也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4］1934年7月，中央决定将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中央要求部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要求红七军团在一个月内赶到这次行动的目的地皖南，支援那里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实际上当时中央的战略意图除北上抗日外，还试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的腹心地区，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以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我们知道，当时苏区红军在蒋介石的“步步为营、保垒推进”的“围剿”下，在中央“左”倾路线的指挥下，已经完全陷入被动的地位。此时派出红七军团深入到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区作战，并试图通过这支部队的北进解中央苏区之围，这无疑是脱离现实的主观臆想，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主义。
7月7日，北上抗日先遣队7000余人自瑞金出发，经闽东、浙西、闽北等地，历时近四个月，沿途大小战斗数十次，于同年10月到达闽浙赣省化婺德县的重溪。由于红七军团长期在白区行军作战，军需、兵源得不到补充，又由于随军代表曾洪易不听取不同意见，又无作战决心，对部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致使在短短三个月中，7000人的部队损失过半，到达重溪时只有3000多人了”［5］P202。
红七军团抵达闽浙赣根据地的重溪后，受到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时任闽浙赣省委书记的方志敏亲自到红七军团驻地看望全体指战员，使一路征战、备受艰辛的红七军团官兵倍感温暖，士气大振。再加之红七军团是在老红十军的基础上组成的，两军会师使得老战友重逢，双方倍觉亲切。然而，当时正值闽浙赣根据地军民全力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最危急时刻，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反对诱敌深入的方针，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主张“处处设防”“节节防御”，实行“分兵把口”，主张“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5］P201，用劣势的红军同优势的敌人去拼消耗，攻坚打硬，使得我军转战于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东堵西击，穷于应付，终于被敌军逼近了闽浙赣根据地的首府——葛源。
就是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央却责成闽浙赣省委和红十军的主要负责人方志敏，将红十军和红七军团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成更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11月4日，正在战略大转移途中的中革军委发来电令：“七军团已进入赣东北苏区，七、十两军团应即合编为十军团。七军团编为十九师，管辖两个团；十军团编为二十师，辖三个团。军团部兼二十师师部。十军团长刘畴西担任，乐少华任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聂洪钧任政委，刘、乐并兼二十师师长、政委。洪易留赣东北为省委书记，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洪易兼政委。七军团的改编整理与补充，应由军区及新的军团与十九师的首长负责进行，并在一星期内完成。新的十军团的目前任务：第一，十九师于整理后应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第二，二十师则仍留老苏区，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第三，两师执行各任务时，统应受军区军团指挥，并求协同动作。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项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并即由中央分局军区依此电通方针，规定其具体布置。”［3］P751-752
必须指出的是，红十军团整编之后，国民党军又加大了对闽浙赣根据地的重点进攻。为此，11月17日，方志敏等向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发出电报：“现此间环境极为严重，周围均有封锁线，并在加深加防。如新、暖封锁线，部队已不能通过，其他各线只有一、二小道路能通过。……则主力军活动范围过于狭小，实为不利。省委准备在必要时移闽北，此间成立分区改为游击区域，十军亦拟挺出闽浙赣边区域内，求得野战勇气，创造新的游击区域与摇篮，这项意见如何？请立复。”［3］P753方志敏等要求同意闽浙赣党政军领导机关迁移闽北根据地，并把赣东北中心区变为游击分区，这是适应反“围剿”形势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然而，中央军区第二日的复电，非但没有同意闽浙赣首脑机关迁移闽北，还突然改变中革军委原来的决定，命令红十军团悉数出动，要求“集中主力，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3］P754。电报中还宣布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红十军团北上行动。
中央军区的决定，显然是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当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已经一个多月，南方各地革命斗争的处境日趋艰难。闽浙赣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也处在最危急的关头，红军部队需要以根据地为依托，化整为零转入游击战争。然而中央军区不仅没有适时转变战略，反而草率地否决了方志敏关于转移闽北的正确决策，命令东南地区仅有的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向靠近国民党腹心地区（宁沪杭）的皖南出击，继续集中大兵团打无依托的运动战。当时方志敏“痔疮大发，每天流很多脓血，不但不能走路或骑马，而且不能坐椅子，要坐总是半躺着坐”［2］P88，但他还是抱着“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2］P88的态度，又一次坚决服从了中央的决定，忍痛率队出发了。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因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和客观上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最终失败了，但它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它既是一首北上抗日先遣队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的壮烈的革命史诗，又以血的事实诠释了方志敏是一位坚决服从革命大局的伟大的革命领袖。○
注释：
①1933年1月21日，老红十军在贵溪县神前地区改编为红十一军。
②1933年2月，老红十军南渡信河后，闽浙赣根据地将赤色警卫师和原有的游击部队合并，成立了新红十军。
③1933年6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七军团，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
④指红一方面军。
⑤指建宁、黎川、泰宁、光泽。
⑥指金溪、资溪、余江、贵溪。
⑦指南城、南丰、崇仁、宜黄。
⑧指金溪、资溪、铅山。
⑨指开化、婺源、德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方志敏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3］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4］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宣言》.
［5］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