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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言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与儒家的背道而驰，表现为“法”与“仁”的争锋相对。其实不然，本文正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韩非子用“法”不用“仁”的原因，首先从时代背景和作书对象两个方面作背景分析；其次从《五蠹》、《显学》两篇文章细节作文本分析。
关键词：韩非子；五蠹；法；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与李斯俱事荀卿。”由此可见，韩非子的学术综合了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慎到的“势”，而加以发展，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至于与儒家的渊源，除了以荀子为师，继承了他的“性恶论”之外，更多的是批判不满之辞，正如《五蠹》、《显学》两篇文章所言。
一、背景分析
“儒以文乱法”、“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慈母有败子”等言论俯拾皆是。所以要概括韩非子笔下的孔子，似乎不必赘言，就能归结于“不待见”三个字。其实不然，可知《论语·卫灵公》有言：“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人都是不完美的，不能因为某个人说了某句话就推崇他，也不能因为某人的所作所为而对他的言论不以为然。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同时也是矛盾的，只是各个阶段各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不同而已。
（一）时代抉择——从背景看
韩非子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否认了孔子观点的正确性，不支持并不表示不相信。韩非子生于公元前281年，卒于公元前233年，正是战国末期，比起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愈演愈烈，随着战国七雄确立，各国更是为了统一全国，求贤下士，招兵买马。为了能在战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不得不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而在这时的儒家思想比起法家思想来，实用性不强，根本不能以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富国强兵。是战争给予了法家一席之地，从而取代儒家当时的显学地位。
（二）为君王书——从对象看
纵使韩非子所写的著作的确代表了他个人的思想看法，但就《五蠹》的写作前提而言，在于向韩王说明治国之道，即站在治理国家、匡扶社稷的高度上，自然要舍弃个人好恶，更多的以君主好恶为要，以国家利益为主。正如文章中所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而“严法”只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诚如《史记》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他的主张多么切合君王的胃口。
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圣人的“仁”、“义”、“礼”、“智”、“信”就是错的，而是“国平养儒侠，難至用介士”。而当时诸侯争霸，战争连绵的时代并不能提供那样的环境。另外对于君王个人而言，要少说他不能做到的，而要多言他能做到的。自然，以儒家的思想要求出发，更多的归结于修养问题上来，而这不是每个君主说到就能做到，并且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需要智慧和时间。显然要把修生养性的念头收起来，尽管它可能很重要。这正是他用“法”不用“仁”的背景原因所在。
二、文本分析
从《五蠹》、《显学》两篇文章的细节着手对韩非子用“法”不用“仁”的原因作文本分析。
韩非子的《五蠹》篇，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指斥当时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患御者（国君所狎昵的近侍之臣）、工商五种社会蠹虫的，主张养耕战之士（农民、军队），除五蠹之民。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下韩非子之所以用“法”不用“仁”、逼不得已的原因呢，大概可分为一下三点：
（一）民暴，且少智不务
《五蠹》篇中曾写道：“今有不才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民暴如此，只有法才能让他变节易行。“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更有“布帛寻常，庸人不释，烁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的言论充斥其中。民暴的观念贯穿始终，“性恶论”的思想无处不在。民暴如此，只能以暴制暴，以柔克刚已经无法力挽狂澜。
即使想以贤、贞、信教化百姓，百姓也有心无力，特别在那个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试想在如此的困境下，谁还能泰然处之，学礼仪，读圣贤。正所谓“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秀。”退一步言之，百姓有力亦无心。“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非民务也”，况且“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就算百姓有心有力，若无智辅之，亦是空中楼阁，“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一言概之，这种智慧连国君都无法轻易获得，那么又怎能求得芸芸众生能领悟且见之于行呢？那何尝不是祈求“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呢，让百姓得到教化无疑是项长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还得存活于这乱世？
（二）君不能为圣
再言君之困境，国君要想行仁义于天下，首要的条件是能心领神会仁义为何物，倘若自己都不能理解或者喜欢，又怎么能要求别人理解和喜欢呢？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篇文章就隐晦地指出了国君的难处。韩非子称孔子是天下的圣人，而是唯一一位能行仁义的人，而且终其一生只有七十列徒能继承他的衣钵，由此可见，其他人包括至高无上的国君至今为止所施行的仁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仁义，未能得其精髓，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況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更重要的是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权利要求他不能像一般人样能无欲无求，君主处于制人之势，操权柄，一切完全可以用权利去征服他人，而这与布衣之交，贤贞信推崇的不欺之士、不欺之术的理念相去胜远。
（三）贤者稀少
就前面所提到圣人孔子相传其列徒三千而得其精髓者不足百数，仅七十而已。而要以如此稀缺的贤人来管理治理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正如文章中所言“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士，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换句话说用贤人治国，现实可能性很低。就像韩非子《显学》篇中所言：“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由此可看出，采取以“法”治国的措施，纯属无奈之举，现实所逼。加之，“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就像前文所论及那般，情商是后天可以培养的，而智商则是与生俱来的，贪求不得，全看命数。事已至此，又怎么能天真地要求国君之智能出仲尼之右呢？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06）
[2][汉]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01（09）
作者简介：
孙竞（1988—），男，汉，山东济南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中国古代经济史；
倪平（1989—），女，汉，四川省成都人，重庆工商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巴渝文化。
关键词：韩非子；五蠹；法；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记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与李斯俱事荀卿。”由此可见，韩非子的学术综合了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慎到的“势”，而加以发展，成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至于与儒家的渊源，除了以荀子为师，继承了他的“性恶论”之外，更多的是批判不满之辞，正如《五蠹》、《显学》两篇文章所言。
一、背景分析
“儒以文乱法”、“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慈母有败子”等言论俯拾皆是。所以要概括韩非子笔下的孔子，似乎不必赘言，就能归结于“不待见”三个字。其实不然，可知《论语·卫灵公》有言：“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人都是不完美的，不能因为某个人说了某句话就推崇他，也不能因为某人的所作所为而对他的言论不以为然。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同时也是矛盾的，只是各个阶段各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不同而已。
（一）时代抉择——从背景看
韩非子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否认了孔子观点的正确性，不支持并不表示不相信。韩非子生于公元前281年，卒于公元前233年，正是战国末期，比起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愈演愈烈，随着战国七雄确立，各国更是为了统一全国，求贤下士，招兵买马。为了能在战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不得不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而在这时的儒家思想比起法家思想来，实用性不强，根本不能以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富国强兵。是战争给予了法家一席之地，从而取代儒家当时的显学地位。
（二）为君王书——从对象看
纵使韩非子所写的著作的确代表了他个人的思想看法，但就《五蠹》的写作前提而言，在于向韩王说明治国之道，即站在治理国家、匡扶社稷的高度上，自然要舍弃个人好恶，更多的以君主好恶为要，以国家利益为主。正如文章中所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而“严法”只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诚如《史记》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他的主张多么切合君王的胃口。
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圣人的“仁”、“义”、“礼”、“智”、“信”就是错的，而是“国平养儒侠，難至用介士”。而当时诸侯争霸，战争连绵的时代并不能提供那样的环境。另外对于君王个人而言，要少说他不能做到的，而要多言他能做到的。自然，以儒家的思想要求出发，更多的归结于修养问题上来，而这不是每个君主说到就能做到，并且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需要智慧和时间。显然要把修生养性的念头收起来，尽管它可能很重要。这正是他用“法”不用“仁”的背景原因所在。
二、文本分析
从《五蠹》、《显学》两篇文章的细节着手对韩非子用“法”不用“仁”的原因作文本分析。
韩非子的《五蠹》篇，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指斥当时的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患御者（国君所狎昵的近侍之臣）、工商五种社会蠹虫的，主张养耕战之士（农民、军队），除五蠹之民。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下韩非子之所以用“法”不用“仁”、逼不得已的原因呢，大概可分为一下三点：
（一）民暴，且少智不务
《五蠹》篇中曾写道：“今有不才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民暴如此，只有法才能让他变节易行。“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更有“布帛寻常，庸人不释，烁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的言论充斥其中。民暴的观念贯穿始终，“性恶论”的思想无处不在。民暴如此，只能以暴制暴，以柔克刚已经无法力挽狂澜。
即使想以贤、贞、信教化百姓，百姓也有心无力，特别在那个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战争频繁，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试想在如此的困境下，谁还能泰然处之，学礼仪，读圣贤。正所谓“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秀。”退一步言之，百姓有力亦无心。“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非民务也”，况且“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就算百姓有心有力，若无智辅之，亦是空中楼阁，“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一言概之，这种智慧连国君都无法轻易获得，那么又怎能求得芸芸众生能领悟且见之于行呢？那何尝不是祈求“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呢，让百姓得到教化无疑是项长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还得存活于这乱世？
（二）君不能为圣
再言君之困境，国君要想行仁义于天下，首要的条件是能心领神会仁义为何物，倘若自己都不能理解或者喜欢，又怎么能要求别人理解和喜欢呢？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篇文章就隐晦地指出了国君的难处。韩非子称孔子是天下的圣人，而是唯一一位能行仁义的人，而且终其一生只有七十列徒能继承他的衣钵，由此可见，其他人包括至高无上的国君至今为止所施行的仁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仁义，未能得其精髓，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況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更重要的是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权利要求他不能像一般人样能无欲无求，君主处于制人之势，操权柄，一切完全可以用权利去征服他人，而这与布衣之交，贤贞信推崇的不欺之士、不欺之术的理念相去胜远。
（三）贤者稀少
就前面所提到圣人孔子相传其列徒三千而得其精髓者不足百数，仅七十而已。而要以如此稀缺的贤人来管理治理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正如文章中所言“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士，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换句话说用贤人治国，现实可能性很低。就像韩非子《显学》篇中所言：“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由此可看出，采取以“法”治国的措施，纯属无奈之举，现实所逼。加之，“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就像前文所论及那般，情商是后天可以培养的，而智商则是与生俱来的，贪求不得，全看命数。事已至此，又怎么能天真地要求国君之智能出仲尼之右呢？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06）
[2][汉]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01（09）
作者简介：
孙竞（1988—），男，汉，山东济南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中国古代经济史；
倪平（1989—），女，汉，四川省成都人，重庆工商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巴渝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