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记事的时候，爹决定让我背点东西，锻炼记忆力。他问我：“背π还是背诗？”我压根不明白什么是“派”什么是诗，歪着头假装想了想，说：“诗。”
　　我摇头晃脑地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背“春眠不觉晓”，背“蟑螂吃水清兮”，后来才明白那是“沧浪之水清兮”。如今我常常想不起昨天刚看的论文，《木兰辞》倒是张口就来。大概是内存被占用太多，又舍不得清理。
　　小时候，我常溜进爹的书房乱翻。一排是文艺理论，一排是古典诗词，还有一个大橱里都是些外国名字，从尼采到阿赫玛托娃。我最喜欢书桌边上那一箱古典章回体小说，《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等，便一本接一本读下去。“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那段，我独忘不了林教头吃牛肉喝冷酒的场景。有一次家里吃白切牛肉，我偷偷藏了一块，半夜在被窝里偷偷地啃，一边遥想林教头的风姿，不觉昏昏睡去。第二天一早人赃俱获，收获一顿暴打。


　　高一暑假，正逢法国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西班牙6：1大胜保加利亚，最后仍惨遭淘汰。赛后我百感交集，写下了一篇观后感。我用尽了一个十六岁少年所能想到的所有华丽辞藻，写满了深情押韵的句子。我非常得意，打算寄给《新民晚报》，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从邮局回家的路上我尤其兴奋，觉得自己要出名了。从那天起，每天下午三点一过，我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宁。好不容易盼到了邮递员的身影，我一把抢过报纸，先翻体育版，再翻副刊，心情便黯淡了下来。直到世界杯结束，法国队拿了冠军，我还是没能在报纸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我忘不了那种无望的等待，像极了暗恋的滋味。
　　填志愿时，语文老师劝我报复旦中文，班主任物理老太怂恿我考交大物理。我喜欢文学，但物理成绩好像也不错。那天物理老太把我叫出教室，告诉我考复旦的推荐分是5分，而交大有10分。我失眠了，辗转了一整夜，最终决定接受交大的招安。几天后志愿表交上去，语文老师痛心疾首，一声叹息。我悲哀地想，是不是哪怕交大的推荐分只高半分，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跳进这座山神庙。理想、兴趣，说穿了就是这么不值钱。我魂不守舍，无心复习，语文老师的叹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明白我的文学梦完了，科学梦还得从头做起。
　　纪伯伦说：“我的心曾悲伤七次——忘了是第几次，在困难和容易之间，它选择了容易。”
　　2007年夏天，我去陕北支教。没课的时候，我爬上高高的塬顶，听放羊的杨老汉讲故事。他饶有兴致地告诉我：“这一带向来是兵家重地，小范老子（范仲淹）打西夏，杜松将军打漠南蒙古，不知死了多少人。1934年，老谢（陕北红军将领谢子长）的部队也在无定河边打过几场大仗。”
　　“无定河，”我脱口而出，“是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无定河？”
　　“是啊，沿着河往上游走，便是那赫连勃勃大王建的统万城，也叫赫连台。”他低头叹息，“只剩下一截城墙，几眼窑洞，没啥看头。”
　　支教结束后，我背上行囊，一路西行，去追逐那些唐诗中的地名。搭货车，坐摩托，蹭拖拉机，跟着转场的牧人骑过马，夜晚我便找个加油站搭帐篷。那些埋在心底的诗句，被一个个古老辉煌的名字唤醒：凉州、阳关、玉门关、居延、轮台、楼兰、交河、走马川、丁零塞……
　　独自面对大块的空间和时间，除了笔墨，无以排遣。我买来一个小学生的作业本，默写诗词，记录感想。写满了，又买第二本。最后竟是七本满满的行路笔记。长风几万里，吹疼我的脸颊。这是我真正的成人礼，是我迟到的少年游。
　　年少时的记忆，像相机的底片，只感光，不留影。随着光阴流逝，岁月沉淀，一张一张洗出来。我明白，我的第一张底片是这样的：
　　——背π，还是背诗？
　　——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