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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计量经济学会”是国际上最富盛誉的经济学术组织，学会院士几乎囊括了当今所有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去年，第一位中国大陆的院士产生；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二十余年，也曾在国内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长江商学院授课。周林教授有着美剧里成功人士的典型长相：天庭饱满、眼神坚定，鼻子挺隆、脸相方正，年届不惑却极具神采。
1991年9所大学试点MBA教育开始，到2011年中国已经有236所大学开办MBA学位教育，20年来中国商学院教育，从照搬外国的课程设计、教材引进，人才培养模式，到逐渐本土化，也正在形成中国模式。
2010年4月，周林教授全职出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一个以技术管理见长的老字号的国内知名商学院。在春季EMBA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他说：“人生中一定有许多值得纪念和记忆的事情。我很高兴，你们在自己的生命中选择用两年的时间刻下上海交通大学的烙印。我更相信，两年之后的你们，一定无悔于两年前的选择，因为在这里，你们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同时也非常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的加入，使得我们在更高的起点上搏击长空。”
邹至庄留学计划中诞生的经济学家
周林原来的专业是数学，他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校园里。1982 年，年轻的周林毕业后，在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任教。两年后，他参加了邹至庄留学计划考试。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曾经模仿NBA明星卡制作出一套经济学家名人卡，邹至庄教授是其中唯一的华人。邹至庄在当年开设的邹至庄留学计划，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命运，杨小凯、李稻葵、周林、朱民、许小年、胡祖六等著名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均出自于此。
“经济学主要是观察，”周林说，“当年，我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认为它是用理性来解决问题。”那一年，邹至庄亲自出题考试，结果，周林获得双百，名列第一。排在第二的是李稻葵，如今在清华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
到美国后，邹至庄将李稻葵推荐到哈佛大学，而把获得第一名的的周林，留在了他本人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人才济济，邹至庄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而周林的宏观经济学老师则是伯南克。几年前，他与林毅夫同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林毅夫一有空，就劝我回国，他总说国内的空间，有意想不到的巨大。”周林回国后一手促成了2010 世界经济学大会移师上海。世界经济大会，号称经济界的奥林匹克，全球1500 名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周内全部呆在中国进行思想碰撞。周林院长的研究领域很宽泛，最初是数学，后来研究领域覆盖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博弈论、机制设计、社会选择和福利经济学，
经济和管理是文理并重的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但研究的方法可以是高度量化的，需要用到很多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比如选举问题的现代研究大量使用博弈论方法，形式上看上去是数学，实质上却是在关注社会问题。当然，很多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还要通过学者直白的阐述使其更容易被社会大众接受。
“十年前，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如此重要，中国也没有如此国际化，国际商学院进入中国的也不多。交大安泰此前的一些的国际合作伙伴，是与当时的发展阶段一致的，当时主要是师资方面的合作，而他们有在中国市场拓展方面的需求。 现在，除了维持现有的项目，交大安泰下一步国际伙伴的选择，将是精选那些能帮助我们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商学院，包括运营方面的课程与MIT合作，创业方面的课程正考虑与斯坦福合作。”
交大安泰“蓝海战略”
目前摆在许多商学院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顶尖优秀教师的欠缺。即便是哈佛商学院每年也有10%左右的流失率。“把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老师，尤其是可以用中文授课的，能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是所有商学院面临的难题，也是今后各家商学院比拼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的差异使得东方管理实践与西方大有不同，中国的现实经济基本上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管理文化上，五千多年传统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必然引起磨擦和碰撞。商学院教育发展时间也较晚，一些管理思想或哲学的形成可能还“差些火候”。中国目前可能还处于吸收、学习、消化阶段，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潮。交大安泰是内地唯一一家通过三个国际认证的商学院，却并没有被动接受欧美商学院的理念。“国际模块是交大安泰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入世后不仅是把门打开，把人请进来，也要让学员走出去，让他们了解国际商学院的教学，以及国际最新管理思想和商业实践。参与这些认证，不是为了把认证的证书放在柜子里“瞻仰”，也不是把欧美的商学教育生搬硬套到中国来。这些不同认证体系都具有其各自的标准，侧重的方面和特点不尽相同。通过这些国际认证有助于中国的商学院从不同层次和方面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
至于来自社会上始终存在的一种质疑声音，“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都不是商学院教出来的”，周林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误区，纵观中外，从商学院的角度，首 先面对的还是职业经理人，“商学院是舶来品，即使你看欧美成熟商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也是主要去两个行业，一个是金融一个是咨询。”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经济结构化转型不断深入，中国商业社会对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量巨大，每年3 万MBA、EMBA 的毕业生远远不能填补GDP 快速增长带来的人才缺口。包括北大光华、清华、中欧、长江等商学院在内，现时中国商学院还是以培养经济管理的通才为主。
但培养通才的目标并不影响教学的个性化，“比如国际上比较受推崇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哈佛的案例教学，现在国内学得很多；另一种像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则以领域为主，更加学术化。有时候评判一个商学院的特色，不是看它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而是看它采用什么样的培养方式。” 对于交大安泰来说，应该把综合性大学的背景当作是优势，而不是包袱。在传统学科的支撑上，交大在工科、制造业、创新创业方面的优势突出，此外，交大安泰也 在考虑和医学院、法学院的合作，这种跨学科或特色学科的合作项目可能是独立商学院和其他综合性大学商学院所不易模仿的，这也是交大安泰的“蓝海战略”。
《首席ELITE》对话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
Q： 原本是学数学的，为何转去学经济？
A： 当初如果我对定量本身特别感兴趣的话，可能就继续学下去了，但是数学只是一种工具，要有实际的背景才会比较有趣，总是对着模型很难让人兴奋。一百加一百没意思，但是一百美元加一百美元仿佛有趣一点。我很喜欢逻辑、定量这些没有具体的载体，抽象的逻辑关系颠来倒去，就像画抽象画，有非常美的框架。可就我来说，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内容。所以当时接触经济学就觉得挺好，有自己的内容，说是“看不见的手”，但是可以通过数学的语言来表现。学习的转变还是很自然的。后来去美国，学习的方法各方面都是定量，这个意义上对我来说是蛮容易，但要考虑比较具体的经济问题，还是要从模型里跳出来。怎么把抽象的模型，真正能够灵活自如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中？这还有一个过程。现实翻译到模型，模型翻译到现实，过第二个坎更困难。在美国学术界，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一直做研究，他可以对现实一点不了解，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事实，我也不说是好是坏。只不过，如果是真要做些对于社会有一定影响的事，还是得回到现实中，当然不愿意的话就永远呆在学术界。
Q： 如何看待学生的成功？
A： 如果要我定义一个标准，这很不合适，每个人有不同的追求。是否成功，外界也许有评说，但我不愿意下定义。每个人自己定下目标，不管是要挣多少钱，或者要创新多少理论，办个企业解决多少就业问题，等等。然后一旦定下往这方面走，努力就是成功，不一定做到最好。我以前同事的小孩，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成绩非常好，父母希望他能继续深造读博。他在念书期间到高盛去做过实习，一毕业就拿到了offer，他却不愿意去，毕业第一年他去了美联储，做了一年又觉得没意思。其实他真正喜欢的是做记者，他跑去华尔街日报香港版，去做实习生职位，薪水没多少，只能勉强解决温饱，但他很高兴，一年后，现在在英国金融时报，做专栏作家，一年也就写个四五篇比较有深度的报道。我觉得他挺成功的，说他有钱吗没啥钱，有学位吗也没啥学位，但是他做自己喜欢的事，在所在的行当里做的非常好，那他就是很成功。每个人的诉求是怎么样，定了目标努力去走，满足了大部分就算成功，有时候走进门槛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财富是最无聊的事情，当然它可以使你生活比较舒服，想一下，我们所有记得的古代历史名人里，秦朝，汉朝，没有人是因为有钱而被人记住？有钱对后人没有影响。精神上对他人的影响，政治家、艺术家，那才是真的留下很多遗产。主要还是看学生追求什么。
Q： 商学院院长的工作是怎样的？
A： 事情很琐碎。有重要的事情，学院的方向、目标，具体的事情，不过细节也很多，我被批评小事管的太多。比如造新大楼，我对建筑有一些想法，建筑对学校影响很大，我们现在还是传统格子间办公室。应该来说，金融学院都是玻璃的，整个楼看起来也比较开放，行为也会被影响的，人与人之间会有交流。我觉得要破墙，但是有人要说需要自己的私密性。建筑会影响到整个文化和运作方式。办公室可以小一些，但是公共空间要大。大家就会聚集在那里。现在有些楼，大堂很大，都是浪费的空间，太高了！小一些，弄一些桌椅酒吧。商学院的建筑不应该是一个华丽的大堂仅仅是让人叹为观止就走过去了，应该是能让大家留下来，聚住人气。对此我很感兴趣，可惜选择有限。
Q： 中国有银行家吗？
A： 很多人知道林毅夫之前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但他也不是银行家。世界银行只是一个机构，吸引投资来帮助落后国家，他原本在中国很关心农村问题，也许能帮到一些落后国家。所以现在世界银行的行长原本是一个医生，他未必得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过去和现在的银行家不是一个概念。包括现在美国的银行，不是特别有挑战的地方，中国也是，运作很简单，把钱吸引进来，利用存款和贷款的利差赚钱，商业银行的银行家没有特别大挑战。真正那些很有激情，特别刺激的，可能是投行、资本市场的交易，这在中国还比较滞后，政策上来说是比较安全。你看西方金融工具创新有点过头，带来很大风险。
Q： 如何看待最近频频被报道的光伏电行业？
A： 新能源我们国家的发展是有问题的，做新能源，首先是为什么？首先应该满足自身需要，我们国家传统能源不足，每年花在石油进口上2000亿美金，依赖性太强，不安全。中国如果要发展新能源应该是解决国家未来资源问题，光伏电业完全是看到其他国家用光伏电池，我们来造，这跟卖衣服没有两样，跟加工鞋子是一个思路。买机器买原料，生产好再卖出去，生产好大部分是卖到国外去的，并不是自身有需要。在帮国外做这个事，这肯定不对，还消耗了中国很多能源，引起更多污染，形成别人的新能源的产能。走的路子完全不对。
Q： 给我们推荐一本书。
A： 《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是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是数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人有更多时间会被释放出来，像过去那样充分就业，随着技术发展，机器取代人会越来越多，那时人就要真正开始过生活了，每个人可以追求自己的爱好，而不是必须为了生存。现代化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辛苦程度还是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可以过渡到人们为了生活。我并不担心机械化带来的改变和趋向，人可以有更多时间。
周林荐书
在这本书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数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这就好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
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现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否则，人类文明就有消失的危险。
作者敏锐地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
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垂直的、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分散郊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线性的外延式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团队正在制定总体规划，以期将现有的城市和郊区空间纳入到封闭的生物空间内。我们想象存在数以千计的生物地区，每个这样的地区都是一个点，而得益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能源、通讯和运输系统，这些点被连接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覆盖多个大陆。
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后碳”时代。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未来的希望。
1991年9所大学试点MBA教育开始，到2011年中国已经有236所大学开办MBA学位教育，20年来中国商学院教育，从照搬外国的课程设计、教材引进，人才培养模式，到逐渐本土化，也正在形成中国模式。
2010年4月，周林教授全职出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一个以技术管理见长的老字号的国内知名商学院。在春季EMBA研究生开学典礼上，他说：“人生中一定有许多值得纪念和记忆的事情。我很高兴，你们在自己的生命中选择用两年的时间刻下上海交通大学的烙印。我更相信，两年之后的你们，一定无悔于两年前的选择，因为在这里，你们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同时也非常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的加入，使得我们在更高的起点上搏击长空。”
邹至庄留学计划中诞生的经济学家
周林原来的专业是数学，他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校园里。1982 年，年轻的周林毕业后，在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任教。两年后，他参加了邹至庄留学计划考试。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曾经模仿NBA明星卡制作出一套经济学家名人卡，邹至庄教授是其中唯一的华人。邹至庄在当年开设的邹至庄留学计划，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命运，杨小凯、李稻葵、周林、朱民、许小年、胡祖六等著名经济、金融界的专家均出自于此。
“经济学主要是观察，”周林说，“当年，我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认为它是用理性来解决问题。”那一年，邹至庄亲自出题考试，结果，周林获得双百，名列第一。排在第二的是李稻葵，如今在清华任教的著名经济学家。
到美国后，邹至庄将李稻葵推荐到哈佛大学，而把获得第一名的的周林，留在了他本人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人才济济，邹至庄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而周林的宏观经济学老师则是伯南克。几年前，他与林毅夫同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林毅夫一有空，就劝我回国，他总说国内的空间，有意想不到的巨大。”周林回国后一手促成了2010 世界经济学大会移师上海。世界经济大会，号称经济界的奥林匹克，全球1500 名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周内全部呆在中国进行思想碰撞。周林院长的研究领域很宽泛，最初是数学，后来研究领域覆盖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博弈论、机制设计、社会选择和福利经济学，
经济和管理是文理并重的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但研究的方法可以是高度量化的，需要用到很多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比如选举问题的现代研究大量使用博弈论方法，形式上看上去是数学，实质上却是在关注社会问题。当然，很多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还要通过学者直白的阐述使其更容易被社会大众接受。
“十年前，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如此重要，中国也没有如此国际化，国际商学院进入中国的也不多。交大安泰此前的一些的国际合作伙伴，是与当时的发展阶段一致的，当时主要是师资方面的合作，而他们有在中国市场拓展方面的需求。 现在，除了维持现有的项目，交大安泰下一步国际伙伴的选择，将是精选那些能帮助我们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商学院，包括运营方面的课程与MIT合作，创业方面的课程正考虑与斯坦福合作。”
交大安泰“蓝海战略”
目前摆在许多商学院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顶尖优秀教师的欠缺。即便是哈佛商学院每年也有10%左右的流失率。“把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老师，尤其是可以用中文授课的，能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是所有商学院面临的难题，也是今后各家商学院比拼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的差异使得东方管理实践与西方大有不同，中国的现实经济基本上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管理文化上，五千多年传统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必然引起磨擦和碰撞。商学院教育发展时间也较晚，一些管理思想或哲学的形成可能还“差些火候”。中国目前可能还处于吸收、学习、消化阶段，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潮。交大安泰是内地唯一一家通过三个国际认证的商学院，却并没有被动接受欧美商学院的理念。“国际模块是交大安泰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入世后不仅是把门打开，把人请进来，也要让学员走出去，让他们了解国际商学院的教学，以及国际最新管理思想和商业实践。参与这些认证，不是为了把认证的证书放在柜子里“瞻仰”，也不是把欧美的商学教育生搬硬套到中国来。这些不同认证体系都具有其各自的标准，侧重的方面和特点不尽相同。通过这些国际认证有助于中国的商学院从不同层次和方面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
至于来自社会上始终存在的一种质疑声音，“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都不是商学院教出来的”，周林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误区，纵观中外，从商学院的角度，首 先面对的还是职业经理人，“商学院是舶来品，即使你看欧美成熟商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也是主要去两个行业，一个是金融一个是咨询。”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经济结构化转型不断深入，中国商业社会对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量巨大，每年3 万MBA、EMBA 的毕业生远远不能填补GDP 快速增长带来的人才缺口。包括北大光华、清华、中欧、长江等商学院在内，现时中国商学院还是以培养经济管理的通才为主。
但培养通才的目标并不影响教学的个性化，“比如国际上比较受推崇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哈佛的案例教学，现在国内学得很多；另一种像芝加哥大学的教学，则以领域为主，更加学术化。有时候评判一个商学院的特色，不是看它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而是看它采用什么样的培养方式。” 对于交大安泰来说，应该把综合性大学的背景当作是优势，而不是包袱。在传统学科的支撑上，交大在工科、制造业、创新创业方面的优势突出，此外，交大安泰也 在考虑和医学院、法学院的合作，这种跨学科或特色学科的合作项目可能是独立商学院和其他综合性大学商学院所不易模仿的，这也是交大安泰的“蓝海战略”。
《首席ELITE》对话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
Q： 原本是学数学的，为何转去学经济？
A： 当初如果我对定量本身特别感兴趣的话，可能就继续学下去了，但是数学只是一种工具，要有实际的背景才会比较有趣，总是对着模型很难让人兴奋。一百加一百没意思，但是一百美元加一百美元仿佛有趣一点。我很喜欢逻辑、定量这些没有具体的载体，抽象的逻辑关系颠来倒去，就像画抽象画，有非常美的框架。可就我来说，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内容。所以当时接触经济学就觉得挺好，有自己的内容，说是“看不见的手”，但是可以通过数学的语言来表现。学习的转变还是很自然的。后来去美国，学习的方法各方面都是定量，这个意义上对我来说是蛮容易，但要考虑比较具体的经济问题，还是要从模型里跳出来。怎么把抽象的模型，真正能够灵活自如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中？这还有一个过程。现实翻译到模型，模型翻译到现实，过第二个坎更困难。在美国学术界，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一直做研究，他可以对现实一点不了解，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一个事实，我也不说是好是坏。只不过，如果是真要做些对于社会有一定影响的事，还是得回到现实中，当然不愿意的话就永远呆在学术界。
Q： 如何看待学生的成功？
A： 如果要我定义一个标准，这很不合适，每个人有不同的追求。是否成功，外界也许有评说，但我不愿意下定义。每个人自己定下目标，不管是要挣多少钱，或者要创新多少理论，办个企业解决多少就业问题，等等。然后一旦定下往这方面走，努力就是成功，不一定做到最好。我以前同事的小孩，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成绩非常好，父母希望他能继续深造读博。他在念书期间到高盛去做过实习，一毕业就拿到了offer，他却不愿意去，毕业第一年他去了美联储，做了一年又觉得没意思。其实他真正喜欢的是做记者，他跑去华尔街日报香港版，去做实习生职位，薪水没多少，只能勉强解决温饱，但他很高兴，一年后，现在在英国金融时报，做专栏作家，一年也就写个四五篇比较有深度的报道。我觉得他挺成功的，说他有钱吗没啥钱，有学位吗也没啥学位，但是他做自己喜欢的事，在所在的行当里做的非常好，那他就是很成功。每个人的诉求是怎么样，定了目标努力去走，满足了大部分就算成功，有时候走进门槛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财富是最无聊的事情，当然它可以使你生活比较舒服，想一下，我们所有记得的古代历史名人里，秦朝，汉朝，没有人是因为有钱而被人记住？有钱对后人没有影响。精神上对他人的影响，政治家、艺术家，那才是真的留下很多遗产。主要还是看学生追求什么。
Q： 商学院院长的工作是怎样的？
A： 事情很琐碎。有重要的事情，学院的方向、目标，具体的事情，不过细节也很多，我被批评小事管的太多。比如造新大楼，我对建筑有一些想法，建筑对学校影响很大，我们现在还是传统格子间办公室。应该来说，金融学院都是玻璃的，整个楼看起来也比较开放，行为也会被影响的，人与人之间会有交流。我觉得要破墙，但是有人要说需要自己的私密性。建筑会影响到整个文化和运作方式。办公室可以小一些，但是公共空间要大。大家就会聚集在那里。现在有些楼，大堂很大，都是浪费的空间，太高了！小一些，弄一些桌椅酒吧。商学院的建筑不应该是一个华丽的大堂仅仅是让人叹为观止就走过去了，应该是能让大家留下来，聚住人气。对此我很感兴趣，可惜选择有限。
Q： 中国有银行家吗？
A： 很多人知道林毅夫之前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但他也不是银行家。世界银行只是一个机构，吸引投资来帮助落后国家，他原本在中国很关心农村问题，也许能帮到一些落后国家。所以现在世界银行的行长原本是一个医生，他未必得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过去和现在的银行家不是一个概念。包括现在美国的银行，不是特别有挑战的地方，中国也是，运作很简单，把钱吸引进来，利用存款和贷款的利差赚钱，商业银行的银行家没有特别大挑战。真正那些很有激情，特别刺激的，可能是投行、资本市场的交易，这在中国还比较滞后，政策上来说是比较安全。你看西方金融工具创新有点过头，带来很大风险。
Q： 如何看待最近频频被报道的光伏电行业？
A： 新能源我们国家的发展是有问题的，做新能源，首先是为什么？首先应该满足自身需要，我们国家传统能源不足，每年花在石油进口上2000亿美金，依赖性太强，不安全。中国如果要发展新能源应该是解决国家未来资源问题，光伏电业完全是看到其他国家用光伏电池，我们来造，这跟卖衣服没有两样，跟加工鞋子是一个思路。买机器买原料，生产好再卖出去，生产好大部分是卖到国外去的，并不是自身有需要。在帮国外做这个事，这肯定不对，还消耗了中国很多能源，引起更多污染，形成别人的新能源的产能。走的路子完全不对。
Q： 给我们推荐一本书。
A： 《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是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是数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人有更多时间会被释放出来，像过去那样充分就业，随着技术发展，机器取代人会越来越多，那时人就要真正开始过生活了，每个人可以追求自己的爱好，而不是必须为了生存。现代化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辛苦程度还是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可以过渡到人们为了生活。我并不担心机械化带来的改变和趋向，人可以有更多时间。
周林荐书
在这本书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数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这就好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
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严峻现实，因为这一现实将迫使人类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否则，人类文明就有消失的危险。
作者敏锐地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通讯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将再次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新基础设施。
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垂直的、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分散郊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线性的外延式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团队正在制定总体规划，以期将现有的城市和郊区空间纳入到封闭的生物空间内。我们想象存在数以千计的生物地区，每个这样的地区都是一个点，而得益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能源、通讯和运输系统，这些点被连接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覆盖多个大陆。
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后碳”时代。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