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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年间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古今闻名的宋代文学最高成就代表人之一。其父苏洵少时未曾用功读书，四处游历，人到中年才开始发奋，成为《三字经》中“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其弟苏辙曾登进士第，时任秘书省校书郎，学问受父兄的影响，父子三人合称“三苏”。
苏轼作为一代文化巨人，生平犹如一个传奇，奇闻轶事为众人广为流传。他秉性乐天，拥有着悲天悯人的精神持守，他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书法家，是修炼者，是佛教徒……是政治上坚持己见的人，也是月光下漫步的诗者[1]。欧阳修称赞他：“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定独步于天下。”这样一位在我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全才，其深刻而极具艺术性的人生模式和文化性格，至今能为我们带来诸多启迪和回味的空间。
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轼的一生是苦难的、深刻的，更是艺术的，这种艺术将一种清旷之气深深刻画在他的诗句里，造就了苏轼随缘自得的态度，以及既豪放又清雅的内心襟怀。
艺术品般的人生，与当时整个大环境都有抽丝剥茧的关系。苏轼所处的年代，正值北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相对发达之际，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让市民文化也兴盛起来，安居乐业的百姓有了治草木、饰亭台的余力，对娱乐文化也开始有更多追求。根据《东京梦华录》中对汴京的记载：“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足见当时丰富而耀眼的市民生活。
在这种久处太平盛世的环境下，许多宋人亦逐渐褪去了市井之俗，更醉心于琴棋书画与山水园林的高雅品位之中。他们收起了前朝人外放张扬的性格，转而更为内敛淡泊，以筋骨思理见胜[2]。
身处其中的苏轼亦受到这种尚“平淡”与“理趣”的影响，形成了迥于唐朝人张扬性格的文化气质[3]。我们品味他一路而来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时而向豪迈超然的方向追求，时而在婉约清旷的方向投放更多能量密度。例如在那首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中，他注入的真挚情感，仿佛将淡淡惆怅一化而开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此词时，正值苏轼与弟弟苏辙分处两地。他曾请奏能调动到离苏辙稍近的地方为官，但直到那年中秋，这一愿望仍然没能实现。在明月高悬的夜晚，亲人间的分离和政治上的失意不免给人带来一些难以慰藉的愁绪，但还是不要太过怨恨吧。毕竟人间的悲欢离合，就和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常见，自古就难以两全，只希望相隔万里的亲人们，仍能一起共享这美好月光。
如此看来，苏轼的旷达与超脱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生的得失、悲欢、荣辱，更追寻对人生的反思，和对生活中哲意的思考。他的清旷之气是有生命的，有力量的，用词鲜活而有温度，吟毕仿佛还有袅袅余音，就连《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豪放，以及时空枉去，人生俨然梦一场的旷达，也在韵律中层层加深了情感：“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儒家《礼记》中曾讲：“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所谓“遗味”，便是回味的余地，这实际揭示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留白。在庄重的祭祀上，所用的酒是未受过精心酿制的“淡”，所食的汤羹也是没有调好的清淡之味，因为只有这样，在咀嚼之外，食物才有了“余味” [4]。不仅饮食如此，音乐亦然。“调素琴，阅金经”，音乐也要注意断续间难以捕捉的袅袅余音。苏轼将这种文人讲究的“余味”延伸到诗词中，有离别经年，想起了生死未卜的故人，于是感叹“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有看见梨花，触景生情，感慨：“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东栏梨花》）；有欣喜于生活的朴实，喜悦称赞的：“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
得益于词中气韵的延伸，脑海里铺展开来的画面犹如丝竹的尾音，曲已尽，余音仍然高悬，经久不散。
不仅诗风洒脱，苏轼几乎将不厌世弃世的活泼性格带到了自己的人生观中，就连对待夫妻情、兄弟情也是如此。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除了年少成名时的意气风发，大多时候是失意在外的——熙宁四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调到密州任知州，熙宁十年在徐州，到了元丰二年又到了湖州，此后经历了东山再起和各地流落，不如意可谓占了人生的大半。但即使这样苏轼也让日子鲜活起来，不仅作出了被后世称道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在日常生活中也对窘迫的境况进行着回击。在他被贬黄州时，因着当地过节吃烧肉的习俗作了一首《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被贬的日子仿佛也不再艰苦了，人間总有让人心生喜悦的小事。
如果说人生观有悲观、乐观、超然观之分[5]，苏轼或许是介于乐观与超然之间的，虽然他仍有情深之时，为一妻二妾吟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蝶恋花·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梅花》），但他不曾被自怨自艾的泥沼缠住双脚。他把清冽的精气神安放在人生得失之外，继而奋勇地投入到生命的喜悦祥和与对人间的赤诚热爱里。
二.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首苏轼所作的《水调歌头》，至今仍是中学课本里的重要诗词。然而，宋词是由隋唐燕乐发展而来的产物，早已形成诗歌与音乐融为一体的文艺形式，无论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都讲究用词在韵位上的排布。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词曲本不相离，唯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6]。故而词韵与腔韵的手法使用，也会在苏轼的诗词中表露痕迹。 宋词相较于唐诗，更注重韵声与起承转合，这在一方面也是為了呼应歌者将词入歌、搭配旋律的需要。毕竟如果韵脚搭配不稳，词的节奏也就乱了。宋代歌妓文化繁荣，擅以词入歌，而苏轼的词题材多样，韵律巧妙，也留下了许多歌妓词。说到歌妓词，往往给人一种滚滚红尘的感觉，但苏轼的歌妓词却尤为不同，词风清雅自然，一洗歌妓词中的风尘气息。常见歌妓词，如柳永的《望远行》：“绣帏睡起。残妆浅，无绪匀红补翠……但暗掷，金钗买醉。对好景，空饮香醪，争奈转添珠泪。待伊游冶归来，故故解放翠羽，轻裙重系。见纤腰，图信人憔悴。”类似之作大多将描绘的重点放置在歌妓的闺中哀怨上，内容里也免不了艳俗之物，而苏轼的歌妓词却不同，且看《江神子·江景》：“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这首词不似柳永词中浓艳脂粉味的描写，转而描绘了一幅骤雨初晴、才子佳人浪漫邂逅的画面。用“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来表现佳人的清新脱俗，而“人不见，数峰青”又将惺惺相惜之后的怅然若失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其他的一些歌妓词，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或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中的：“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俨然一幅清风明月总相随的画面，皆被歌者所唱，足见苏轼对词中韵律的讲究和把握。
除却歌妓词中显而易见的词韵，苏轼关于人物情趣对酒、月、花等意象的关照也十分独到。所谓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密切相关，深人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7]。如上文所讲，苏轼历经了几轮政治上的动荡，既有朝廷对旧派党羽的迫害、施罪，又有颠倒是非，令苏轼兄弟二人在流放中难以适从，甚至连苏轼如此豁达之人也难展欢颜，作出一首失落无助的《南康望湖亭》：“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苏轼的领悟力和渗透力早已在命运的颠簸中变得通透，故能体物之灵性，见物之深韵[8]。他不但给了人间草木以柔情，更赋予了山川秋月以灵气，同时又将这种风物的情怀纳入自己的内心。他所作的《雨中过舒教授》，既有雨中竹林的寂静灵动，又有幽居生活的清雅与孤独：“疏疏帘外竹，浏浏竹间雨。窗扉静无尘，几砚寒生雾……飞鸢悔前笑，黄犬悲晚悟。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以及那首著名的《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春日的情景与有家不能回的怅茫鲜明对比，感慨间又不失清新大气。
意象常常与文人的日常活动联系起来，与文人的心境情怀融为一体。或诗情画意，或清凉孤傲，都是一种“物”与“我”的对话——在词韵中倾注了情感的肌理，用情感升华超世拨俗的词韵。毕竟“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9]。
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入宋之后，社会上一种禅意风气的蔓延，或许可以从诸多诗歌记载中窥探一二。譬如邓肃的《别珠公》：“倘能容此无归客，便当结社追白莲。”或是秦观的《送佛印》：“云散虎溪莲社友，独依香火思何堪。”所谓“莲社”，便是士大夫与佛教僧徒结会，谈禅论诗的形式，最著名的当属北宋的西湖白莲社，故而“莲社”在后来几乎成为这种交流结会的释义[10]。宋代以来，许多带有宗教性质的会社纷纷出现，以佛教尤甚。这种会社给了士大夫与僧侣共同问禅论性、切磋研磨的机会，甚至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苏轼诗词中的禅意和遗世独立的精神，或许也与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有关。最开始，苏轼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的。毕竟在苏轼为官之前，家乡眉州就是个尊崇儒学的地方，贵经术，重西汉文词古学。他甚至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记录了这种风气：“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与儒家思想的紧密联系，奠定了苏轼的学术之根和思想之源。儒家思想体系，侧重出世，以及游刃有余地处理社会关系，善者则从，不善者则改。这种处世观也让苏轼摈弃了以功利来维系关系的做法，反而以更宏观的心态来交友、为人，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出入。故有诗将这种旷达记载：“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而等到诗社结会的兴起，苏轼对人生思考的深度，以及诗词在行云中表现出来的词风，也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其实早在苏轼年少之时，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在华藏寺、实相寺等寺院读书，与弟弟苏辙一起阅读佛经[11]，成年之后云游四海，与颇有名望的高僧结交，以此为机缘研读了许多佛教典籍，构筑了他独善其身的处世境界，营造了他随缘而安的潇洒性格。
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和不同流派思想交融所碰撞出的火花，不仅为苏轼的创作输入了源源不绝的灵感，更为他的诗篇增添了许多禅意。其中既有儒家的智慧通达，又有佛家的超脱释然。
被贬黄州之后，面对人生无常，纵使如苏轼这般豁达之人也难免陷入一种怀疑人生的困惑。难得的是苏轼并没有就此被迁怒世道不公的情绪所淹没，反而将这种心境上的挂碍归咎为由于自己修行不足而导致的心胸狭窄。依靠着以禅为表、内杂儒佛的哲思，苏轼度过了一次又一次被排遣到外的艰难时日，从《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可以看出这种心境的变化：“我今老病不出门，海山岩洞知何许。门外桃花自开落，床头酒瓮生尘土。前年开阁放柳枝，今年洗心归佛祖。梦中旧事时一笑，坐觉俯仰成今古。愿君不用刻此诗，东海桑田真旦暮。”文章开头就告知自己的身体日渐羸弱，酒已不喝了，酒瓮也积了灰。但这种痛苦仿佛也不值得多提，因为自从洗心归佛，旧事荣辱都尽一笑之中了。
而到了《和子由渑池怀旧》，这种从成败得失中超脱出来，洗净人生炎凉沉浮的心境就更难以掩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作此诗时，苏轼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家，但对人生价值的清醒思考和体悟，也让他不再沉迷于这荣辱祸福的世间。毕竟，种种经历就像飞鸿在雪泥上留下一个浅浅的爪痕，那都是偶然的事情，又何苦过多计较呢？
如此想来，政治上的迫害、被贬后的窘境，仿佛都被苏轼一一化解了。正是这种清冽的人生态度和不滞于物的价值观念，让苏轼不畏颠沛流离，在窘境中仍能享煎茶之乐，仍能发出千古绝唱。
一个时代的经典诗人，总是充满着传奇主义、历经创伤、奋力挣扎、回归自由等等故事。他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在时光的长河中被传唱，被唤醒，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来回忆那些往昔岁月的。无论这样的故事在后世被如何解读，被贴上怎样的标签，也掩盖不了那些从容而传奇的人生。这不正中苏轼的下怀了吗：“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7.
[3][8]崔宜明.论苏轼的艺术人生[D].上海师范大学，2016.
[4]梁文道.味道·味觉现象[M].广西大学出版社，2013.
[5]宗白华.说人生观[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6]张艳红.浅谈宋词词韵与音乐的关系[J].语文建设，2013（05）：77-78.
[7][9]朱光潜.谈美[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10]阮延俊.苏轼诗与禅之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
[11]刘石. 有高楼杂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苏轼作为一代文化巨人，生平犹如一个传奇，奇闻轶事为众人广为流传。他秉性乐天，拥有着悲天悯人的精神持守，他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书法家，是修炼者，是佛教徒……是政治上坚持己见的人，也是月光下漫步的诗者[1]。欧阳修称赞他：“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定独步于天下。”这样一位在我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全才，其深刻而极具艺术性的人生模式和文化性格，至今能为我们带来诸多启迪和回味的空间。
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轼的一生是苦难的、深刻的，更是艺术的，这种艺术将一种清旷之气深深刻画在他的诗句里，造就了苏轼随缘自得的态度，以及既豪放又清雅的内心襟怀。
艺术品般的人生，与当时整个大环境都有抽丝剥茧的关系。苏轼所处的年代，正值北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相对发达之际，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让市民文化也兴盛起来，安居乐业的百姓有了治草木、饰亭台的余力，对娱乐文化也开始有更多追求。根据《东京梦华录》中对汴京的记载：“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足见当时丰富而耀眼的市民生活。
在这种久处太平盛世的环境下，许多宋人亦逐渐褪去了市井之俗，更醉心于琴棋书画与山水园林的高雅品位之中。他们收起了前朝人外放张扬的性格，转而更为内敛淡泊，以筋骨思理见胜[2]。
身处其中的苏轼亦受到这种尚“平淡”与“理趣”的影响，形成了迥于唐朝人张扬性格的文化气质[3]。我们品味他一路而来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时而向豪迈超然的方向追求，时而在婉约清旷的方向投放更多能量密度。例如在那首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中，他注入的真挚情感，仿佛将淡淡惆怅一化而开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此词时，正值苏轼与弟弟苏辙分处两地。他曾请奏能调动到离苏辙稍近的地方为官，但直到那年中秋，这一愿望仍然没能实现。在明月高悬的夜晚，亲人间的分离和政治上的失意不免给人带来一些难以慰藉的愁绪，但还是不要太过怨恨吧。毕竟人间的悲欢离合，就和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常见，自古就难以两全，只希望相隔万里的亲人们，仍能一起共享这美好月光。
如此看来，苏轼的旷达与超脱似乎已经超越了人生的得失、悲欢、荣辱，更追寻对人生的反思，和对生活中哲意的思考。他的清旷之气是有生命的，有力量的，用词鲜活而有温度，吟毕仿佛还有袅袅余音，就连《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豪放，以及时空枉去，人生俨然梦一场的旷达，也在韵律中层层加深了情感：“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儒家《礼记》中曾讲：“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所谓“遗味”，便是回味的余地，这实际揭示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留白。在庄重的祭祀上，所用的酒是未受过精心酿制的“淡”，所食的汤羹也是没有调好的清淡之味，因为只有这样，在咀嚼之外，食物才有了“余味” [4]。不仅饮食如此，音乐亦然。“调素琴，阅金经”，音乐也要注意断续间难以捕捉的袅袅余音。苏轼将这种文人讲究的“余味”延伸到诗词中，有离别经年，想起了生死未卜的故人，于是感叹“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有看见梨花，触景生情，感慨：“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东栏梨花》）；有欣喜于生活的朴实，喜悦称赞的：“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
得益于词中气韵的延伸，脑海里铺展开来的画面犹如丝竹的尾音，曲已尽，余音仍然高悬，经久不散。
不仅诗风洒脱，苏轼几乎将不厌世弃世的活泼性格带到了自己的人生观中，就连对待夫妻情、兄弟情也是如此。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除了年少成名时的意气风发，大多时候是失意在外的——熙宁四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调到密州任知州，熙宁十年在徐州，到了元丰二年又到了湖州，此后经历了东山再起和各地流落，不如意可谓占了人生的大半。但即使这样苏轼也让日子鲜活起来，不仅作出了被后世称道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在日常生活中也对窘迫的境况进行着回击。在他被贬黄州时，因着当地过节吃烧肉的习俗作了一首《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被贬的日子仿佛也不再艰苦了，人間总有让人心生喜悦的小事。
如果说人生观有悲观、乐观、超然观之分[5]，苏轼或许是介于乐观与超然之间的，虽然他仍有情深之时，为一妻二妾吟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蝶恋花·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梅花》），但他不曾被自怨自艾的泥沼缠住双脚。他把清冽的精气神安放在人生得失之外，继而奋勇地投入到生命的喜悦祥和与对人间的赤诚热爱里。
二.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首苏轼所作的《水调歌头》，至今仍是中学课本里的重要诗词。然而，宋词是由隋唐燕乐发展而来的产物，早已形成诗歌与音乐融为一体的文艺形式，无论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都讲究用词在韵位上的排布。正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言：“词曲本不相离，唯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6]。故而词韵与腔韵的手法使用，也会在苏轼的诗词中表露痕迹。 宋词相较于唐诗，更注重韵声与起承转合，这在一方面也是為了呼应歌者将词入歌、搭配旋律的需要。毕竟如果韵脚搭配不稳，词的节奏也就乱了。宋代歌妓文化繁荣，擅以词入歌，而苏轼的词题材多样，韵律巧妙，也留下了许多歌妓词。说到歌妓词，往往给人一种滚滚红尘的感觉，但苏轼的歌妓词却尤为不同，词风清雅自然，一洗歌妓词中的风尘气息。常见歌妓词，如柳永的《望远行》：“绣帏睡起。残妆浅，无绪匀红补翠……但暗掷，金钗买醉。对好景，空饮香醪，争奈转添珠泪。待伊游冶归来，故故解放翠羽，轻裙重系。见纤腰，图信人憔悴。”类似之作大多将描绘的重点放置在歌妓的闺中哀怨上，内容里也免不了艳俗之物，而苏轼的歌妓词却不同，且看《江神子·江景》：“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这首词不似柳永词中浓艳脂粉味的描写，转而描绘了一幅骤雨初晴、才子佳人浪漫邂逅的画面。用“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来表现佳人的清新脱俗，而“人不见，数峰青”又将惺惺相惜之后的怅然若失表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其他的一些歌妓词，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或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中的：“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俨然一幅清风明月总相随的画面，皆被歌者所唱，足见苏轼对词中韵律的讲究和把握。
除却歌妓词中显而易见的词韵，苏轼关于人物情趣对酒、月、花等意象的关照也十分独到。所谓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密切相关，深人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7]。如上文所讲，苏轼历经了几轮政治上的动荡，既有朝廷对旧派党羽的迫害、施罪，又有颠倒是非，令苏轼兄弟二人在流放中难以适从，甚至连苏轼如此豁达之人也难展欢颜，作出一首失落无助的《南康望湖亭》：“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苏轼的领悟力和渗透力早已在命运的颠簸中变得通透，故能体物之灵性，见物之深韵[8]。他不但给了人间草木以柔情，更赋予了山川秋月以灵气，同时又将这种风物的情怀纳入自己的内心。他所作的《雨中过舒教授》，既有雨中竹林的寂静灵动，又有幽居生活的清雅与孤独：“疏疏帘外竹，浏浏竹间雨。窗扉静无尘，几砚寒生雾……飞鸢悔前笑，黄犬悲晚悟。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以及那首著名的《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春日的情景与有家不能回的怅茫鲜明对比，感慨间又不失清新大气。
意象常常与文人的日常活动联系起来，与文人的心境情怀融为一体。或诗情画意，或清凉孤傲，都是一种“物”与“我”的对话——在词韵中倾注了情感的肌理，用情感升华超世拨俗的词韵。毕竟“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所谓美感经验，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9]。
三.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入宋之后，社会上一种禅意风气的蔓延，或许可以从诸多诗歌记载中窥探一二。譬如邓肃的《别珠公》：“倘能容此无归客，便当结社追白莲。”或是秦观的《送佛印》：“云散虎溪莲社友，独依香火思何堪。”所谓“莲社”，便是士大夫与佛教僧徒结会，谈禅论诗的形式，最著名的当属北宋的西湖白莲社，故而“莲社”在后来几乎成为这种交流结会的释义[10]。宋代以来，许多带有宗教性质的会社纷纷出现，以佛教尤甚。这种会社给了士大夫与僧侣共同问禅论性、切磋研磨的机会，甚至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苏轼诗词中的禅意和遗世独立的精神，或许也与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有关。最开始，苏轼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的。毕竟在苏轼为官之前，家乡眉州就是个尊崇儒学的地方，贵经术，重西汉文词古学。他甚至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记录了这种风气：“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与儒家思想的紧密联系，奠定了苏轼的学术之根和思想之源。儒家思想体系，侧重出世，以及游刃有余地处理社会关系，善者则从，不善者则改。这种处世观也让苏轼摈弃了以功利来维系关系的做法，反而以更宏观的心态来交友、为人，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出入。故有诗将这种旷达记载：“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而等到诗社结会的兴起，苏轼对人生思考的深度，以及诗词在行云中表现出来的词风，也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其实早在苏轼年少之时，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在华藏寺、实相寺等寺院读书，与弟弟苏辙一起阅读佛经[11]，成年之后云游四海，与颇有名望的高僧结交，以此为机缘研读了许多佛教典籍，构筑了他独善其身的处世境界，营造了他随缘而安的潇洒性格。
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和不同流派思想交融所碰撞出的火花，不仅为苏轼的创作输入了源源不绝的灵感，更为他的诗篇增添了许多禅意。其中既有儒家的智慧通达，又有佛家的超脱释然。
被贬黄州之后，面对人生无常，纵使如苏轼这般豁达之人也难免陷入一种怀疑人生的困惑。难得的是苏轼并没有就此被迁怒世道不公的情绪所淹没，反而将这种心境上的挂碍归咎为由于自己修行不足而导致的心胸狭窄。依靠着以禅为表、内杂儒佛的哲思，苏轼度过了一次又一次被排遣到外的艰难时日，从《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可以看出这种心境的变化：“我今老病不出门，海山岩洞知何许。门外桃花自开落，床头酒瓮生尘土。前年开阁放柳枝，今年洗心归佛祖。梦中旧事时一笑，坐觉俯仰成今古。愿君不用刻此诗，东海桑田真旦暮。”文章开头就告知自己的身体日渐羸弱，酒已不喝了，酒瓮也积了灰。但这种痛苦仿佛也不值得多提，因为自从洗心归佛，旧事荣辱都尽一笑之中了。
而到了《和子由渑池怀旧》，这种从成败得失中超脱出来，洗净人生炎凉沉浮的心境就更难以掩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作此诗时，苏轼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家，但对人生价值的清醒思考和体悟，也让他不再沉迷于这荣辱祸福的世间。毕竟，种种经历就像飞鸿在雪泥上留下一个浅浅的爪痕，那都是偶然的事情，又何苦过多计较呢？
如此想来，政治上的迫害、被贬后的窘境，仿佛都被苏轼一一化解了。正是这种清冽的人生态度和不滞于物的价值观念，让苏轼不畏颠沛流离，在窘境中仍能享煎茶之乐，仍能发出千古绝唱。
一个时代的经典诗人，总是充满着传奇主义、历经创伤、奋力挣扎、回归自由等等故事。他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在时光的长河中被传唱，被唤醒，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来回忆那些往昔岁月的。无论这样的故事在后世被如何解读，被贴上怎样的标签，也掩盖不了那些从容而传奇的人生。这不正中苏轼的下怀了吗：“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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