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谋与狂欢之下的背离

来源 :南腔北调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futnyd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2005年,随着国内第一部“剩女”题材影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的播出,国内“剩女”题材影视剧开始兴起,之后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在数量上开始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综观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其内部的故事情节、价值判断都存在前后错位、对立、互相矛盾甚至暧昧不清的现象,笔者将此称为背离。这种背离是大众文化、影视剧情节处理策略与媒介宣传三者之间的共谋与狂欢下催生的,其具体表现在反复不定的印象态度和暧昧不清的价值判断。而大众文化特点的彰显、各种观众心理的兼顾、电视剧自身功用的需要是其产生的原因,由此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加强对媒介宣传的引导,倡导对“剩女”群体的尊重,规避大众文化的消极因素,呼吁影视剧责任价值的定位。如此可以让这类题材的电视剧内容更真实,意义更积极,也能达到为女性创造更好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一终极目的。
  关键词:“剩女”题材电视剧、情节处理策略、背离
  最近几年,大陆“剩女”题材的电视剧在数量上急剧增多,随着2005年第一部“剩女”题材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的热播,之后相继出现了《美女也愁嫁》(2006年)、《大女当嫁》(2010年)、《单身公主相亲记》(2010年)、《单身女王》(2011年)、《盛女的黄金时代》(2011年)、《新女婿时代》(2011年)、《钱多多嫁人记》(2011年)、《老米家的婚事》(2012年)等一系列“剩女”题材的电视剧,从2010年以来,形成了一个此类题材电视剧的高潮,并迅速在观众中引发热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类“剩女”题材电视剧热播的现象引起了相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对大陆“剩女”题材电视剧的相关研究也迅速成为学界的学术增长点,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相继出现。
  笔者综观这些研究成果,认为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社会学、传播学的角度,对近几年传播媒体或者大陆“剩女”题材电视剧的传播内容、兴起的原因以及传播效果进行分析;二是从女权主义、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结合近几年某部“剩女”题材的电视剧,对其中的“剩女”形象进行梳理,分析这类题材电视剧兴起的原因,并挖掘这背后所体现的社会意义。
  而对于从这类题材电视剧本身情节处理策略出发,结合大众文化等相关理论,分析这类题材电视剧故事情节、价值判断前后错位、对立甚至暧昧不清这种笔者称为背离的现象,却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的不多。因此,笔者写作此文,欲对此作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包括对这种背离现象的表现、成因、启示进行分析,以期对这类题材的电视剧未来的内容建设、情节处理以及主题宗旨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此之前,笔者定义一下本文中提到的“剩女”,本文中所说的“剩女”,即“大龄单身女性,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所认为的适婚年龄,但是仍然未结婚的女性,广义上是指27岁或以上的单身女性,尤其是指择偶要求比较高的一群人,常见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1]。
  一.背离的表现
  1.反复不定的印象态度
  在众多“剩女”题材的电视剧中,每部剧中的“剩女”都置放在一个被“窥视”的境地。而窥视她的人包括剧中的父母双亲、亲戚朋友,轮番上场的各类与其接触的相亲男,甚至是最后那一个上场的“真命天子”。在这些窥视她的人当中,有力挺这位“剩女”主角的;劝说她坚持自己的信念到最后的好友;有支持欣赏理解鼓励“剩女”的亲戚同事;也有不理解甚至焦虑不堪的母亲;还有背后暗地嘲讽、冷眼旁观的同事。同样的一个“剩女”,在电视剧里却通过剧中不同人物的眼,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印象:缺少女人味,脾气性格古怪;与贤惠绝缘,只知道一味忙于事业,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完全不温柔,动辄大发雷霆,刁钻刻薄;颜值低、邋遢不堪,完全不修边幅,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负面” 形象,却在遇到那个最后的“真命天子”以后,有如脱胎换骨般变成温柔贤惠、内外兼修、大方时尚美丽、人见人爱的“大众情人”。剧中那些亲戚同事朋友的态度也瞬间转变,这样在同一部电视剧中,剧中人物前后对“剩女”的态度和印象简直形成天壤之别。
  更有甚者的是,在2005年的热播剧《好想好想谈恋爱》中,一直桀骜不驯、视感情为游戏,从不肯对婚姻就范的毛纳(梁静饰),却最先走进婚姻,而且在留给闺蜜们的信中弹起了单身生活十分腻味、一个人多么凄凉的调调。这种自身前后观念的大转变,固然是自身认识的一种变化,但却在客观上让人觉得这样的转变带有更多戏剧性的味道,其中毛纳对自身的评价和态度,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也是如此反复不定。呈现给观众的便是前后故事情节的错位和对立。
  2.暧昧不清的价值判断
  在这些“剩女”题材的电视剧中,“剩女”们最后在剧中的归宿都是找到一个完美的“真命天子”,成就一段幸福婚姻。但是,在通往幸福歸宿之前,身边各种人对“剩女”进行劝说的过程中,显现的与其说是认为“剩女”适合去嫁何种人,过何种生活,不如说是不同婚恋观念的集中展现。这种种观念的集中体现,背后却道出了“剩女”在爱情婚姻中的分量,也即自身有多大价值。因为所谓对象,其实也就是对照自身找到一个与自己相匹配的人,反观的就是自身的价值。无疑,这种对于“剩女”多种婚恋观念的集中“游说”,正是对“剩女”自身价值的一种定位,代表了身边各种人对“剩女”种种不同的价值判断。而这种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中,有些本身就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
  而在整个电视剧的故事构造中,前面的故事情节是在这些众人的不同价值判断中,“剩女”被裹挟着,甚至是勉为其难,违背自己的初心与自身的定位,去与各路不同的人轮番“交战”,致使自己身心俱疲,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观。但到了最后,随着那个符合自己一切标准甚至是高于自身标准、完美得简直和童话一样的“真命天子”的出现,所有各种之前众人所代表的对“剩女”不同的价值判断都烟消云散,最后反而重新捍卫了“剩女”的尊严价值。这种对“剩女”自身价值,甚至是不同婚姻价值观念轮番出场、交会,都体现了暧昧不清的价值判断,其前后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是对这类电视剧背离现象具体表现的分析。挖掘这种具体表现背后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有助于更好地透视这种类型电视剧。
  二.背离的原因
  1.大众文化特点的彰显
  所谓大众文化,即“批评家用这一术语特指20世纪以来由文化工业制作的诸如电影、广告、流行音乐、通俗小说、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与之相关的概念包括‘大众艺术’、‘通俗艺术’、‘流行艺术’等。其特点是通俗易懂、机械复制和传播迅速”[2]。由此可见,影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本身就需要具备通俗易懂的特质,因此也就采用了上文中分析的作为背离现象具体表现的相关情节处理策略。而且因为其本身的制作特点就是机械复制,需要批量生产以谋取利润,同时也需要迎合观众口味,吸引大众眼球以保障这类影视剧的收视率,也就造成了这类影视剧情节处理策略大同小异,几乎雷同甚至到最后是粗制滥造,只重视外在情节结构上的出奇制胜,流行好看,而不太注重内在精神深度上的坚守。
  但同时,大众文化“它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以大众传播媒介为制作手段、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市民大众为对象的社会型、大众化的文化形态。它具有商业性和产业性,具有实用功利价值和娱乐消遣功能;它以批量复制和拷贝作为创作生活方式;它具有主体参与、娱乐刺激、轻松消费的市民化、泛社会化的审美追求”[3]。因此,隶属于大众文化的电视剧也具有商业性和产业性的特征,这导致了观众对于这类题材电视剧的情节套路容易很快熟悉甚至厌恶。如在中国网络电视的网站中的一篇报道指出“影视剧别动不动就拿‘剩女’说事”[4],甚至,有些观众随着欣赏这类电视剧的增多,其对于这类电视剧的深度和内容都开始有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会使这类电视剧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调整,这种调整不会是大面积的、大范围的,更不会是颠覆以往所有固定情节套路的。因为如果是大面积甚至是颠覆性的调整,那么这类影视剧在某种程度上便失去了大众文化的特质,甚至不再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这样最终也会失去大众,进而也就无法维持这类被大众文化主导的影视剧的收视率和利润。因此,我们也就很容易看到,这类电视剧在作相关微调上注定只能是小修小补。一方面那些以往能够保证一定收视率,且经过以往收视率检验的这些形成套路的情节处理策略是不能丢弃的;另一方面,随着观众的厌倦程度以及对深度方面的一些要求,也必须要在情节上、人物形象上、影视剧的结尾上进行细微的调整,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些影视剧最后总有一个合适的男主人公出现,让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而这样的保持与调整却是和大众文化本身的特点分不开的。
  2.各种观众心理的兼顾
  1958年,随着北京电视台《一口菜饼子》的拍摄播出,中国第一部电视剧开始正式诞生。之后随着中国电视剧的逐渐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迎来了自己的蓬勃发展时期。而大众的审美习惯也随着电视剧的发展呈现多样性。但无论何种多样化,在触及“剩女”的婚恋问题上,依然还是会遵循“花好月圆”这种传统大团圆式的结局,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期待任何事情都圆满完美是一直以来的一种心理定势,更何况是如此重要而美好的婚姻爱情呢?因此在最后的结尾上,这类电视剧大多是采用了历经磨难以后的完美归宿。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电视剧承担了一种补偿功能(尽管这种补偿显得是多么苍白),将国人的美好期待在电视剧的虚拟故事情节中得以实现,(也许这种期待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造梦,甚至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消费了“剩女”群体后的一种“惭愧”的补偿)。那么在此类题材的电视剧中,故事前部分大篇幅的情节中,费尽周章地展现了一切不尽如人意以后,结尾处终于迎来这么一出显得勉强但也好歹符合各种人心理期待的故事结局。同时,也使整个电视剧符合了大众长期以来对于爱情婚姻的传统审美心理,即花好月圆,长长久久。
  3.电视剧自身功用的需要
  电视剧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产品,那么它需要有丰富的文化元素和文化表征,才能达到丰富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目的。但同时,电视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产品,借助媒介的传播,扩散速度很快,客观上也能对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念形成一定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从表面上看来,这类“剩女”题材的电视剧带来的是人们背后对当今特定人群——“剩女”的婚恋问题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多么粗暴与浅表),但在客观上却会让各种婚恋观念在其中传播。而在这些不同观念面前,这类电视剧的态度显得十分暧昧,不愿意甚至也不会作出相对明确的价值判断。如此一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类电视剧也就造成了既想起到正面鼓动作用,但同时也不想失去代表各种价值判断而带来的各种不同场景、情节以及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这样不仅是将电视剧作为休闲娱乐的精神文化产品,电视剧作为宣传某种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功能都发挥了作用,而且也将整个这类电视剧的情节构造变得丰富多样,使这类电视剧更具有观赏性。
  但同时客观上带来的模糊的价值判断也造成了背离现象的产生。同时也使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在情节模式、故事构造、人物形象上都形成了固定的套路。这种套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于“剩女”婚恋故事的好奇心理以及对于“剩女”私生活的窥视欲。通俗而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情节,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与人物的堆积,都让观众乐此不疲,从而也为这种类型的电视剧提供了收视保障,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由此而催生这类题材电视剧在大陆影视剧市场的繁荣。
  但一旦这类电视剧的情节处理策略形成固定的套路后,也成为这类电视剧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很多此类的电视剧忽视了本身的内容建设,单纯地只是从外在形式上下功夫,一味比奇,即比人物台词的犀利,人物形象的夸张,故事情节的进一步跌宕起伏,以及各种不同“剩女”形象的不断挖掘。于是,我们看到这类题材电视剧在大陆影视剧市场数量上越来越多,内在的故事情节和表达宗旨恐怕依然还是老调重弹。这些都会影响此类题材电视剧向着更高水准和质量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背离也在这类电视剧中造成了剧情情节的脱离和碎片化,带给观眾的直观感受就是整部影视剧“头重脚轻”,即前面的叙述娓娓道来,极尽铺张之能事,而且情节紧凑,但往往最后反而是故事结局从天而降,使整部电视剧戛然而止,其中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   更有甚者,如此背离也会造成这类题材电视剧形成一个糟糕的社会舆论环境,即将现实生活中这类“剩女”统统都贴上此种标签,在这种标签的背后是戴着有色眼镜对到了一定年龄依然未婚女性的一种窥探,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其个人价值的贬抑,甚至粗暴一点的是对其个人尊严与价值的践踏。那么如何去规避这类背离,是以后这类电视剧应该面对的问题。
  三.背离的启示
  1.加强对媒介宣传的引导
  电视剧的题材内容甚至其中所传达的观点,都与当今社会的时代内容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电视剧就是社会时代变迁的记录者。而为了使电视剧更有可看性,一些电视剧必然会用当今社会的热点来作为题材内容。而近几年被媒介(包括报纸、网络)一手打造出来的“剩女”成为热点,导致电视剧也盲目跟风,其中产生的这种背离现象不能说与媒介对“剩女”的这种塑造宣传就完全无关。“大众媒介所建构的‘剩女’形象同‘剩女’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偏差不仅造成了‘剩女’的抵触情绪,还引发了年轻女性的自我认知危机”[5]。而由于媒介是需要不断制造新的热点来吸引大众眼球,以此来达到盈利的目的,容易将严肃的社会问题变得娱乐化,转移大众的视线,消解大众思考问题的深度,这是不利于培养大众在观剧时所应该具备的客观公正的理性精神的。因此,对“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介必须正视其自身的社会责任,以平衡、客观的媒介议程来报道‘剩女’现象,从而促进两性平等,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6]。如此才是加强对媒介宣传的引导所应该有的方向。
  2.倡导对“剩女”群体的尊重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个人主体意识的抬头,强调自我,展现自己,坚持自己所欲所想成为个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勇于展现和坚持自己所认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成为社会主导趋势。而“剩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她们自身有着良好的条件,勇于坚持自己宁愿被剩也不凑合的感情观。在如今这个生活观念多元化的时代,这样的观点是一种个人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不好的影响。那么,我们即使不能去理解,也应该对“剩女”群体给予足够的尊重。而不是像有些“剩女”题材的电视剧一样,借助剧中人物的语言,将“剩女”妖魔化,比如年龄大没人要;眼光太高无人敢接近;受过情伤对感情没有期待甚至完全自闭;性格古怪畸形无人敢靠近等等,这些尽管是借助剧中其他人物说出来的,其实也代表了当今社会一部分人的真实看法和想法,这种表达的自由当然是应该允许的,毕竟我们处于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每个人有发表自己见解的自由(当然是要在遵循基本的法律底线的前提下)。但是在享受言论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的同时,是不是也要学会尊重他人,至少在言语上不要如此粗暴呢?而作为通过各种媒介能够在大众中广泛传播的电视剧,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类“剩女”题材的电视剧能不能对“剩女”传播一点基本的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甚至是最基本的尊重呢?
  3.规避大众文化的消极因素
  上文中在谈及大众文化的特质时,已经将大众文化因为具有机械复制、商业性特质而带来的粗制滥造、低俗不堪、套路严重、导向负面等消极因素,使这类电视剧产生背离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恐怕这类电视剧不仅仅只是产生背离现象,还会让这类题材电视剧无从发展,而最终导致内容、意义的枯竭而近乎于消失(如今这类电视剧也确实锐减到几乎没有的地步)。所以,积极规避这些消极因素,将大众文化中融入健康积极的因子,甚至向精英文化适当地借鉴,才能促使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而在此类文化主宰下的这类影视剧才能走上更具现实意义、更有深度意义的道路。
  4.呼吁影视剧责任价值的定位
  在以上两点论述中,笔者一再提到电视剧在传播过程中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会对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形成一定的引导作用。这正如曾庆瑞所说:“电视剧艺术这种社会精神现象一旦产生也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会对经济基础产生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反作用,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倾向”[7]。由此,电视剧应该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影视剧需要对大众树立良好的社会导向,对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有一定積极正面的引导。这种引导作用应该是能让人们更加理智和客观公正地对待周边的各种人事,也包括能创造一个和谐、友好、理性的氛围,更有助于正能量的传播,这才是电视剧所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
  同时,电视剧的价值体系是综合性的,即具有审美的、认识的、教育的、娱乐的多种价值体系,而这一综合性的价值体系,应该让电视剧能更好的以一种审美艺术形式,承担起认识和教育大众的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娱乐作用。因此,外在的审美和娱乐价值都得到实现以后,还应该有认识和教育的价值功能。而这同样也能让电视剧承担更多正面的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剩女”题材电视剧的前后故事情节、价值判断发生错位的这种背离现象,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大众文化主导下的影视剧无论是在情节构筑上,还是表达意义上都是左右逢迎,态度暧昧。分析这种背离现象的表现、原因和启示,对这类题材电视剧将来的良好发展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希望由此能让当今已成枯竭之势的“剩女”题材电视剧有更新鲜、更正面、更真实的内容,更深刻、更积极的意义,从而为女性创造更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笔者认为这才是最终极的目的。
  注释:
  [1]360百科.剩女.http://baike.so.com/doc/5340454-5575897. html.
  [2]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26.
  [3]李鹏飞. 大众文化视野中历史电视剧的叙述策略[D].复旦大学,2006:11.
  [4]央视网.“剩女”题材遭“过度消费 ”观众感“审美疲劳”. http://dianshiju.cntv.cn/20111205/100222.shtml,2011–12–5.
  [5][6]秦静文. “剩女”媒介形象解析[D].湖南师范大学,2012:2.
  [7]曾庆瑞.电视剧原理,第一卷.本质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63.
  参考文献:
  [1]史可扬.影视传播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2]高修娟. “剩女难嫁”的社会学解读[J].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01).
  [3]范茜. 性别视角下的“剩女”现象研究[D].安徽师范大学,2012.
  [4]董雪. 爱情“剩”宴——论“情剩”题材的爱情喜剧[J]. 当代电影,2009(09).
  [5]马丽敏.热播电视剧中“剩女”媒介形象建构探析[J].东南传播,2011(09).
  [6]王蕾. 中国都市“三高”“剩女”的婚恋困境研究——以电视剧《大女当嫁》为例[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
其他文献
云南昆明老街马家大院实景体验话剧《雷雨》最难能可贵的是其创造了一个新的戏剧模式,它打破了镜框舞台的三堵墙,将《雷雨》放到了马家大院里,变成了一个环境性的戏剧,它带给观众的震撼和几乎近在咫尺的交流,其感染力是前所未有的。图为云南昆明老街马家大院实景体验话剧《雷雨》观赏现场。  《雷雨》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是曹禺先生的处女作,也是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代表之作和顶峰之作,至今仍活跃在各地的话剧场,今年6
期刊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1]是梁漱溟先生的口述历史,他在书中曾谈道: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主持人白岩松称他看到这段话时突然很心动。白岩松在自己的书中《幸福在哪里》[2]中写道: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
期刊
十多年前冯杰即是名誉诗坛的诗人,那时他戴一副圆圆的复古眼镜,周身是谦谦君子的民国范儿,在一群写字人中鹤立鸡群,乍一看恍惚有诗人徐志摩的影子。但冯杰骨子里并不是那种热烈的浪漫诗人,他的文字即使醉眼蒙眬,也清醒地扫视着眼前的路,从不会迷失在风月里。艺术家在自我的艺术世界里,要一座山就搬来一座山,要一场雨就唤一场雨,当然全由他来主宰。具体到生活中,艺术家分两类,一类是把艺术的边界扩展到生活中,生命力或是
期刊
1921年,鲁迅先生创作了著名短篇小说《故乡》,2017年9月,《收获》杂志第五期“60周年纪念特刊”上重磅推出莫言小说新作《故乡人事》(《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而此刻我的案头摆放一本李延青的短篇小说集《人事》。机缘巧合也好,有意为之也罢,文学上的事或许向来如此:无他,尽人事,听天命而已。对此,李延青看得相当透彻:“小说无非是记事写人,写当下叫‘现实题材’,写久远的则称‘历史题材’。但无
期刊
一  80后,一个已然为人熟知的群体指称,曾经颇被诟病的“垮掉的一代”,如今也大都成家立业,为人父母,奔波游走在社会与责任、物质与精神、失落与激愤、彷徨与坚守之中,努力完成个人或时代的使命。而作为文学代际的划分,80后概念的提出和使用与学界观点并不统一。比如以时间概念为准绳的硬性切割,容易在“懒政”的归纳中遮蔽文学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特征,容易忽视代际之间本来实际存在的文化影响和文化渗透,所以诗人及诗
期刊
徐则臣无疑是雄心勃发的青年作家,一部《耶路撒冷》一扫“70后”作家留给中国文学界孱弱、不明晰的群体性背影,试图以“盖帽”的方式确立“70后”一代人的精神群像,进而确立“70后”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容忽视的地位。正如初平阳在专栏《我所看到的脸》结尾所写的:“我在为他们回忆和想象时,也是在为自己回忆和想象:他们是我,我是他们。”  “耶路撒冷”,信仰、生之安妥的呼唤  徐则臣的这部长篇小说何以命名“
期刊
一举获得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五项提名,并最终囊括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导演两个分量十足的奖项的黑色幽默文艺片《一个勺子》,根据河北知名作家胡学文先生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改编而成。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一部不太叫座却一直被叫好的电影,内容其实是关于一个“勺子”(傻子)。  在西北方言中,“傻子”被称作“勺子”,更确切地说,这个“傻子”有两层意思:一层指电影里的那个智商有问题的傻子,第二层意
期刊
弋舟被文学界评论界认为是“新世纪以来专注于城市书写的先锋小说家”,但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小说不拘囿于庸碌生活的琐屑呈现和庸常人伦关系的描写上,而是投射在超验性的哲理的底盘,对都市人的病态心灵进行切片式观察,揭示出城市纠合的诸多矛盾与冲突。  在70后一代作家中,弋舟是颇受瞩目的一位,曾获得两次郁达夫小说奖、位居《收获》文学排行榜读者专家榜榜首,并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年度小说家提名。一个确立自己独特话语
期刊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影响颇大的两部长篇小说,这两部作品也堪称是余华到目前为止的代表作。在《活着》前言中,余华解释自己对这本书的写作初衷:“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1]。毫无疑问,从小说《活着》对主人公富贵的塑造,从作者对富贵面对生命苦难的态度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余华所表述的主题。但是,优秀的作品常有逸出主题之外的言外之意的表达,在余华的这两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余华对
期刊
最近,著名戏剧评论家谭静波一篇解谜祥符调的评论文章在朋友圈流传。文章的大意引用如下:  近年来,豫剧界出现了一些现象值得关注。即陈素真的陈派戏特别火,王素君的王派戏特别火,桑振君的桑派戏特别火。  年初陈派弟子吴素真演了几场陈派戏,戏迷及观众们像过节一样轰动。5月份吴素真携陈派戏《白蛇传》赴广州参评梅花奖落选,网上关注者竟达数十万,出现了千人评论、万人评说的现象。这在戏剧界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一句话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