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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董四家正为儿子办喜事，绑在树杈上的大喇叭正热火朝天地唱着：“大姑娘美嘞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已结穗，微风轻吹起热浪……”
与这热闹的气氛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坐在董四家大门前一张老式八仙桌旁边的小范和汪先生。他们头上冒着冷汗，正着急地清点着礼金，这已经是第3遍了。
“真是大白天撞见鬼了！”汪先生用力摔掉手中的烟头。
汪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人家随礼的钱是小范一张一张收的，随礼人的名字是汪先生一个一个记的，怎么就错了呢？怎么就平白无故地多出1000元钱呢？
“唉！这下丢人丢大了！”
汪先生说出这句话时，双手抱着脑袋蹲在八仙桌旁边，羞愧得几乎要钻到桌子底下。
汪先生心里明白，红白喜事上出现这种礼金对不上账的事，根本无法向主家交代，自己日后再也无脸面对村庄的父老乡亲了。
苏北一带农村，在红白喜事上给人家寫对联（丧事要写幛子等）、记礼簿的称为坐柜。坐柜的人一般都是家族或村庄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仅有文化，毛笔字写得漂亮，同时在外面要有本事，最好能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官半职。总之，在红白喜事上坐柜的都是深受人们尊重和仰慕的成功人士。
汪先生原名汪世诚，早些年是代课老师，后来又做了几年的大队书记。据说汪世诚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在他做代课老师的时候，当地一家报纸经常发表他的文章，连绑在村头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里，也隔三岔五地播他采写的通讯报道——汪世诚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汪秀才”，当然，更多的人都愿意尊称他为汪先生。后来，虽说村头的大喇叭撤掉了，家家有了电视，很多人家有了电脑，有了手机，可汪先生的威望和名气没有变，不管谁家遇到喜事还是丧事，家主都会手捧香烟，登门请汪先生坐柜。
早些年，汪先生给人家坐柜也出过一次差错，不过，那不是发现钱多了，而是发现钱少了。钱少了好处理，自认倒霉，将身上的钱掏出来偷偷补上就是了。这也怪不得别人，谁让他耐不住性子，客人刚报出姓名，伸进口袋里的手尚未将钱掏出来放在柜桌上，他就麻利地记下了人家的尊姓大名，结果，人家在他一愣神的间隙，缩身溜掉了。等他反应过来清点礼金，确定有人“逃票”时，主家那么多的亲朋好友，生面孔熟面孔像逢集赶庙会似的出出进进，找谁去？再说，即使找到了，谁又会承认呢？
从那以后，汪先生就长了记性，吃一堑长一智，不管主家客人怎么催促，不管柜桌旁边围观的人怎么喧闹，汪先生一点都不着急。他一直等到他的搭档将客人的钱点清了，整齐地放进怀中的手提包里，他这才握起狼毫小毛笔，蘸一下面前小黑碗里的墨汁，于碗边顺顺笔头，将客人的名字写成漂亮的蝇头小楷。
尽管这么小心谨慎，这次还是出现差错了。
汪先生心里清楚，钱多出来更是糟糕，那就是小范收了人家的钱，而他却没有记下人家的名字。想想看，礼簿上的名字和礼金是主家与外界往来人情的唯一见证，漏记了一个人名，严重一点说，就等于断绝了主家与某位亲戚或朋友交往的机会，如果误会闹大了，有可能还会积下怨恨，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怎么办？这1000元怎么向主家交代呢？实事求是向主家承认错误，说自己不小心漏记了客人的名字，让主家事后登门或打电话一家一家地询问？一个一个地核实？
世上哪有这种荒唐的事啊。主家向谁询问？向谁核实？主家怎么知道谁想和他建立友情、主动过来随礼？万一问到了没来随礼的亲戚朋友怎么办，这不等于讽刺人家，打人家的脸吗？
话说回来，就算主家事后碰巧真的找出来了，这事传出去，汪先生的老脸往哪儿搁？以后让汪先生怎么做人？就算有人家不计前嫌遇上事仍过来请他，他汪世诚也不好意思再给人家坐柜了。
思来想去，汪先生最后决定，这事一定要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主家知道，不能让除他们俩之外的任何人知道。这不是钱的事，这关系到坐柜人给主家做事的态度，关系到坐柜人的做事能力，关系到坐柜人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和被信任的程度。
小范一咬牙说：“别再纠结了，这钱我们俩分了算了，权当没有这事。”
汪先生瞪了小范一眼，气愤地说：“亏你想得出来，坐柜的哪能偷拿主家的钱啊。”
小范也没了耐心，他对着汪先生嚷道：“账目之外的钱，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的，怎么能说是偷拿主家的呢？不分，你说怎么办吧，把钱丢桌子底下得了，谁捡谁的！”
汪先生语塞了，他一时也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事情也许注定是这样的结果。晚上客人散尽之后，汪先生与小范对主家交账时，偷偷将那1000元钱抽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两个人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将那1000元钱分了，一人500元。
分钱时，汪先生是这样想的，那么多亲戚朋友，随了礼的人事后又不会过来对账的，这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只要小范不说出去，他汪世诚依然还是受人尊重的汪先生，他依然像往常那样，嘴上叼着香烟，脸上鼓荡着荣耀，活跃在整个村庄大大小小的红白喜事上。
然而，事情远没有汪先生想象的那么简单。汪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时间仅过了两天，主家董四就带着一位亲戚找上门来。
原来，为儿子办完婚事的第二天，董四就拿出礼簿看了。不该随礼的人随了，让董四心生感动;本该随礼的人没随，让董四心生怨恨。尤其令董四气愤和费解的是，自己亲舅舅家的两个表哥，只有大表哥随了1000元，二表哥分文没有。
董四越想越生气，当时就给二表哥挂了电话，劈头盖脸地将二表哥骂了个狗血淋头、驴尿洗脸：“你这个不通人性、不懂人情的畜牲，你儿子结婚我随了1000元，你女儿出嫁我又随了1000元，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结婚了，你一个子儿不出，你真是个畜牲！”
二表哥被骂懵了，连忙向董四解释说：“那天我发高烧是没到婚礼现场，可我已经随礼了，我1000元礼金是让哥哥捎过去的。” 董四打电话再与大表哥核实，大表哥诅咒发誓地说：“那1000元已经随礼了，我亲眼看见收钱的小伙子将钱反复点了两遍才装进手提包里的。点第二遍时，那小伙子怀疑一张钱是假的，他抽出来用指头弹了弹，最后又对着太阳照了一下。”
表兄弟3人争来吵去，一直没有结果，最后董四只好带着大表哥找汪先生当面对质来了。
汪先生听了董四大表哥的描述，他眼睛像被电击似地瞬间僵直了。汪先生终于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當时，大表哥将自己的1000元钱与弟弟的1000元同时交给了小范，小范以为是同一个人的礼金，没有细问。汪先生记名字时，听见大表哥报了两遍“张培清1000元”，他也没有多想，就提笔记了下来。实际上，大表哥报的是两个人的名字和礼金，一个是自己的“张培清1000元”，另一个是弟弟的“张培钦1000元”，因“清”与“钦”是近音字，结果将“张培钦1000元”给遗漏了。
幸好董四是个明事理的人，他见汪先生脸色煞白得吓人，反过来安慰说：“汪先生，没事的，不要感到不好意思，谁都有疏忽的时候，说清楚了误会也就解除了。”
董四大表哥追问道：“汪先生，既然是这样，那没落账的1000元你交给谁了？”
汪先生的脸色由白变黄，又由黄变黑，嘴唇像患了重感冒发高烧似地哆嗦个不停。此时的汪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汪先生没有打电话叫来小范，他低着头走进卧室，自己拿出1000元钱，双手举到头顶退还给了董四。
事情太荒唐了，太不可思议了，连董四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是真的。汪先生啊，汪先生，人名落了没记也就罢了，身为受全村庄人尊重的坐柜先生，你怎么能将人家的礼金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去呢？
董四二人走后，汪先生一头栽倒在床上，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梦游似地爬起来。他折断了家中包括大号提斗在内的所有毛笔，烧掉了那本平时被他视作宝贝的繁体线装书《农村红白事实用对联大全》，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家门……
发现汪先生失踪并报警那是一周之后的事了。警察向周边村民寻找线索时，一位村民反映说，几天前一个晚上，他看见汪先生在村西边的自留地里来回转悠，像是在寻找丢失的什么东西，与他打了声招呼，他没有理睬，样子像没听见似的。那村民讨了个没趣，后来就走开了。
“井！天哪，自留地里有一口深井……”
说这话的是汪先生的媳妇，话没说完，她就疯子似地朝村西跑了过去。
跟在她身后跑过去的，有警察，有村庄里的大人小孩，还有两条一边跑一边嬉戏打闹的黑狗。
与这热闹的气氛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坐在董四家大门前一张老式八仙桌旁边的小范和汪先生。他们头上冒着冷汗，正着急地清点着礼金，这已经是第3遍了。
“真是大白天撞见鬼了！”汪先生用力摔掉手中的烟头。
汪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人家随礼的钱是小范一张一张收的，随礼人的名字是汪先生一个一个记的，怎么就错了呢？怎么就平白无故地多出1000元钱呢？
“唉！这下丢人丢大了！”
汪先生说出这句话时，双手抱着脑袋蹲在八仙桌旁边，羞愧得几乎要钻到桌子底下。
汪先生心里明白，红白喜事上出现这种礼金对不上账的事，根本无法向主家交代，自己日后再也无脸面对村庄的父老乡亲了。
苏北一带农村，在红白喜事上给人家寫对联（丧事要写幛子等）、记礼簿的称为坐柜。坐柜的人一般都是家族或村庄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仅有文化，毛笔字写得漂亮，同时在外面要有本事，最好能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官半职。总之，在红白喜事上坐柜的都是深受人们尊重和仰慕的成功人士。
汪先生原名汪世诚，早些年是代课老师，后来又做了几年的大队书记。据说汪世诚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在他做代课老师的时候，当地一家报纸经常发表他的文章，连绑在村头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里，也隔三岔五地播他采写的通讯报道——汪世诚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汪秀才”，当然，更多的人都愿意尊称他为汪先生。后来，虽说村头的大喇叭撤掉了，家家有了电视，很多人家有了电脑，有了手机，可汪先生的威望和名气没有变，不管谁家遇到喜事还是丧事，家主都会手捧香烟，登门请汪先生坐柜。
早些年，汪先生给人家坐柜也出过一次差错，不过，那不是发现钱多了，而是发现钱少了。钱少了好处理，自认倒霉，将身上的钱掏出来偷偷补上就是了。这也怪不得别人，谁让他耐不住性子，客人刚报出姓名，伸进口袋里的手尚未将钱掏出来放在柜桌上，他就麻利地记下了人家的尊姓大名，结果，人家在他一愣神的间隙，缩身溜掉了。等他反应过来清点礼金，确定有人“逃票”时，主家那么多的亲朋好友，生面孔熟面孔像逢集赶庙会似的出出进进，找谁去？再说，即使找到了，谁又会承认呢？
从那以后，汪先生就长了记性，吃一堑长一智，不管主家客人怎么催促，不管柜桌旁边围观的人怎么喧闹，汪先生一点都不着急。他一直等到他的搭档将客人的钱点清了，整齐地放进怀中的手提包里，他这才握起狼毫小毛笔，蘸一下面前小黑碗里的墨汁，于碗边顺顺笔头，将客人的名字写成漂亮的蝇头小楷。
尽管这么小心谨慎，这次还是出现差错了。
汪先生心里清楚，钱多出来更是糟糕，那就是小范收了人家的钱，而他却没有记下人家的名字。想想看，礼簿上的名字和礼金是主家与外界往来人情的唯一见证，漏记了一个人名，严重一点说，就等于断绝了主家与某位亲戚或朋友交往的机会，如果误会闹大了，有可能还会积下怨恨，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怎么办？这1000元怎么向主家交代呢？实事求是向主家承认错误，说自己不小心漏记了客人的名字，让主家事后登门或打电话一家一家地询问？一个一个地核实？
世上哪有这种荒唐的事啊。主家向谁询问？向谁核实？主家怎么知道谁想和他建立友情、主动过来随礼？万一问到了没来随礼的亲戚朋友怎么办，这不等于讽刺人家，打人家的脸吗？
话说回来，就算主家事后碰巧真的找出来了，这事传出去，汪先生的老脸往哪儿搁？以后让汪先生怎么做人？就算有人家不计前嫌遇上事仍过来请他，他汪世诚也不好意思再给人家坐柜了。
思来想去，汪先生最后决定，这事一定要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主家知道，不能让除他们俩之外的任何人知道。这不是钱的事，这关系到坐柜人给主家做事的态度，关系到坐柜人的做事能力，关系到坐柜人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和被信任的程度。
小范一咬牙说：“别再纠结了，这钱我们俩分了算了，权当没有这事。”
汪先生瞪了小范一眼，气愤地说：“亏你想得出来，坐柜的哪能偷拿主家的钱啊。”
小范也没了耐心，他对着汪先生嚷道：“账目之外的钱，我们都不知道是谁的，怎么能说是偷拿主家的呢？不分，你说怎么办吧，把钱丢桌子底下得了，谁捡谁的！”
汪先生语塞了，他一时也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事情也许注定是这样的结果。晚上客人散尽之后，汪先生与小范对主家交账时，偷偷将那1000元钱抽了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两个人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将那1000元钱分了，一人500元。
分钱时，汪先生是这样想的，那么多亲戚朋友，随了礼的人事后又不会过来对账的，这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只要小范不说出去，他汪世诚依然还是受人尊重的汪先生，他依然像往常那样，嘴上叼着香烟，脸上鼓荡着荣耀，活跃在整个村庄大大小小的红白喜事上。
然而，事情远没有汪先生想象的那么简单。汪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时间仅过了两天，主家董四就带着一位亲戚找上门来。
原来，为儿子办完婚事的第二天，董四就拿出礼簿看了。不该随礼的人随了，让董四心生感动;本该随礼的人没随，让董四心生怨恨。尤其令董四气愤和费解的是，自己亲舅舅家的两个表哥，只有大表哥随了1000元，二表哥分文没有。
董四越想越生气，当时就给二表哥挂了电话，劈头盖脸地将二表哥骂了个狗血淋头、驴尿洗脸：“你这个不通人性、不懂人情的畜牲，你儿子结婚我随了1000元，你女儿出嫁我又随了1000元，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结婚了，你一个子儿不出，你真是个畜牲！”
二表哥被骂懵了，连忙向董四解释说：“那天我发高烧是没到婚礼现场，可我已经随礼了，我1000元礼金是让哥哥捎过去的。” 董四打电话再与大表哥核实，大表哥诅咒发誓地说：“那1000元已经随礼了，我亲眼看见收钱的小伙子将钱反复点了两遍才装进手提包里的。点第二遍时，那小伙子怀疑一张钱是假的，他抽出来用指头弹了弹，最后又对着太阳照了一下。”
表兄弟3人争来吵去，一直没有结果，最后董四只好带着大表哥找汪先生当面对质来了。
汪先生听了董四大表哥的描述，他眼睛像被电击似地瞬间僵直了。汪先生终于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當时，大表哥将自己的1000元钱与弟弟的1000元同时交给了小范，小范以为是同一个人的礼金，没有细问。汪先生记名字时，听见大表哥报了两遍“张培清1000元”，他也没有多想，就提笔记了下来。实际上，大表哥报的是两个人的名字和礼金，一个是自己的“张培清1000元”，另一个是弟弟的“张培钦1000元”，因“清”与“钦”是近音字，结果将“张培钦1000元”给遗漏了。
幸好董四是个明事理的人，他见汪先生脸色煞白得吓人，反过来安慰说：“汪先生，没事的，不要感到不好意思，谁都有疏忽的时候，说清楚了误会也就解除了。”
董四大表哥追问道：“汪先生，既然是这样，那没落账的1000元你交给谁了？”
汪先生的脸色由白变黄，又由黄变黑，嘴唇像患了重感冒发高烧似地哆嗦个不停。此时的汪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汪先生没有打电话叫来小范，他低着头走进卧室，自己拿出1000元钱，双手举到头顶退还给了董四。
事情太荒唐了，太不可思议了，连董四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是真的。汪先生啊，汪先生，人名落了没记也就罢了，身为受全村庄人尊重的坐柜先生，你怎么能将人家的礼金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去呢？
董四二人走后，汪先生一头栽倒在床上，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梦游似地爬起来。他折断了家中包括大号提斗在内的所有毛笔，烧掉了那本平时被他视作宝贝的繁体线装书《农村红白事实用对联大全》，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家门……
发现汪先生失踪并报警那是一周之后的事了。警察向周边村民寻找线索时，一位村民反映说，几天前一个晚上，他看见汪先生在村西边的自留地里来回转悠，像是在寻找丢失的什么东西，与他打了声招呼，他没有理睬，样子像没听见似的。那村民讨了个没趣，后来就走开了。
“井！天哪，自留地里有一口深井……”
说这话的是汪先生的媳妇，话没说完，她就疯子似地朝村西跑了过去。
跟在她身后跑过去的，有警察，有村庄里的大人小孩，还有两条一边跑一边嬉戏打闹的黑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