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85年，我随一个诗人采风团来到鱼山，拜谒长眠于此的建安诗坛雄杰曹植。站在海拔仅八十余米的鱼山之巅，蒙蒙细雨打湿了我的衣衫，也打湿了我的诗情，我诗歌的情愫开始萌芽。我相信，采风团的所有诗人，向东南远眺绵延起伏的泰山山脉，向西北极目郁郁葱葱的鲁西平畴，向脚下俯瞰滚滚东逝的黄河，定会像近两千年前的东阿王曹植，诗的激流在心中涌动，诗的浪涛拍打心壁。一阵秋风吹过，披襟当风，仙袂飘飘、神思飞扬的，当不只是忧思萦怀的诗歌先贤曹植，还有鲁西这块黄河冲积平原上的所有现代诗人吧？
　　那时，新时期文学正沐浴着春光；那时，鲁西的诗风劲吹，吹绿了鲁西。以张维芳、姜建国为旗手的聊城诗歌群体至为活跃，以姜勇、弓车为主的青年诗人开始步入齐鲁诗坛，鲁西诗坛正以它的葱绿、葳蕤，开始进入全国的视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鲁西聊城的诗歌创作之活跃，诗事之多，回顾起来，真是令人艳羡。创作学习班、研习班，诗歌大赛，作品研讨，诗歌采风，请省里、京城、外地的著名诗人前來讲座授课，几乎令人目不暇接，好似每一株树、每一棵庄稼都被染上了诗的色彩，摇曳着诗的风致。
　　也是在1985年，扛枪走向诗坛又刚刚脱去戎装的姜勇，与同龄的弓车等人，组建了聊城地区青年诗人协会。几十位二十余岁的红男绿女，以青春靓丽的仪容、朝气勃发的姿态、新潮理念的自信，开始了诗歌的纵深开拓和深层挖掘。聊城的大中院校，也纷纷成立了文学社、诗社，尤以聊城师范学院（即今天的聊城大学）为重。那时的莘莘学子，有多少青春梦枕着诗作的，他们相信，诗歌开花的时节，也就是他们诗意人生的辉煌时节。学生如此，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也涌现出了无数的诗歌爱好者，其中不少人将诗歌创作视为神圣、伟大的事业，真的信奉曹植的哥哥曹丕所言的诗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把诗当作生命旅程中的不二选择。
　　各类文学期刊也应运而生。当时的聊城文化局创作室办起了第一份文学综合杂志《绿野》，1982年聊城地区文联成立后，《东昌文学》编辑部成立，编选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聊城地区青年诗人协会的会报《七音河》，一面世，便以其新锐的风尚，给鲁西诗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鲁西的文学，也像全国各地一样，逐渐边缘化。但是，聊城的诗歌没有，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有关单位、有识之士及一些老领导和企业家的大力支持赞助下，张维芳、姜建国、朱希江等老诗人毅然高举诗歌的大旗，弓车、臧利敏等中青年骨干辛勤播种、耕耘，以1995年聊城诗人协会的成立为标志，鲁西诗坛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派繁盛的景象，引起了全国诗界的瞩目。作为诗人协会会刊的《鲁西诗人》（老诗人苗得雨题写刊名），以每年平均出刊六期的速率，更以其海纳百川、唯质是取的信誉，迅速被全国诗界尤其是中青年诗人所认可、所称誉。正如在面向全国的征稿启事中所说：“《鲁西诗人》虽冠之以‘鲁西’，但她像鲁西大平原一般襟怀博大且质朴真诚。多年来，她坚持开放式办刊方针，面向全国，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她的特色是：……大气、真实。九曲黄河在我们身边滚滚流过，《鲁西诗人》正是秉承了她的深沉和宽博的气质，这种基因是难以改变的，也是改变不了的。求真，是她一以贯之的风格，你在投稿前，要掂量一下，你的旋律是不是起源于你的真实心跳，就像黄河的波浪一般。”实际上，她的特色，正是鲁西新时期诗歌的特色，是秉承了曹植基因的特色。也正是她的不媚俗，不向金钱投降，不做商品的奴隶，坚持诗的高品位，才赢得了众多诗人的青睐。全国各地的诗人们，包括一些名家，比如我省的老诗人苗得雨、桑恒昌，还有诗人谢明洲，活跃在全国的青年诗人黑马、杨健等，将力作佳构投给她，将她装点成全国综合性诗歌民刊中的一棵奇葩。迄今为止，她已出刊90期，作者遍及全国。编发的一些作品还被选入中国年度诗歌选等选本。
　　除了全力办好会刊外，诗人协会的其他诗歌活动也颇为丰富，每年都要搞一到两次诗歌采风，遇有重大事件不缺席，比如“非典”，比如汶川大地震，或出专栏、专辑，或举办诗歌朗诵会，发出我们的声音，为民生、为文明进程、为社会进步鼓与呼。还搞了两次全国性的诗歌活动。诗人协会除本身编辑出版了十几部诗集外，还帮助协会会员编辑出版个人诗歌集几十部。诗人协会成立后的这十五年间，入会会员已达三百余人，形成了老中青梯队结构、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一支强大的队伍。这些人中，有宝刀不老者如张维芳、姜建国，他们年过古稀，依然笔耕不断有新著问世，中青年诗人更是成了这个队伍的中坚，一颗颗诗星冉冉升起，在诗国的星空熠熠闪烁。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鲁西诗歌的繁荣期，那么，九十年代就是成熟期了，而本世纪以来，则是鲁西诗歌的黄金期，这，主要表现在涌现出一批实力派中青年诗人，弓车、臧利敏、秀水、田兆阳、微紫、翠薇、赵继波、仇长义、康学森、淼淼、杨吉忠、张桂林是其中较为突出者，他们都在《诗刊》《星星》等中国核心诗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在全国各诗赛中连连获奖。这些诗人，功力深厚、扎实，审美层次高，具备较充足的现代诗学理念，不少人还具有较高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并善于从现代西方各流派中汲取营养，勇于探索，在当代诗潮中走在了前列，现代诗的写作技巧运用娴熟，这就保证了他们诗艺不断精进，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然而，无论上面论及的这些中青年实力诗人，还是新生代诗歌爱好者，还是老一辈诗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守着自《诗经》、楚辞再到建安文学、中唐诗、五四白话诗的中国主流诗歌传统，从生活中、从社会现实中撷取诗情画意，在内容上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注重修身和道德修养，“不语怪力乱神”，放达但不轻佻，狂放但不狂妄，智慧但不油滑，犀利但不轻薄，深邃但不决绝，独步但不险怪，旷达超脱但不玩世，先锋现代但不艰涩，秉承传统但不滞后，有承担、有肩负而无恶习，极少游戏文墨之作。即便是抒写小我情怀的诗，在外延上，也与“大我”相契合，在诗风上，就是质朴，大气，情感充沛。另外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平易，亲切，不偏激，不乖张，有亲和力。孔子讲求中庸之道，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无疑在这些诗人身上有着难以更改的遗传基因。
　　这些特征，这些诗风的形成，追根溯源，与鲁西的地域、环境、历史、文化积淀、人文传统有关。聊城是历史文化名城，战国时期名士辈出，现代史学家、不畏强权的傅斯年，还有国学翘楚季羡林，国画大师李苦禅，都是聊城人引以为傲的重量级文化名人；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耸立在明洪武年间修建、至今保存完好的光岳楼下；书业印刷在清朝至为繁荣；《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中多处事件、多个人物发生、生活在这里。聊城可谓钟灵毓秀之地，文化繁盛之乡。聊城地处山东的最西北，战国时属齐，与赵毗邻，这个孔孟之乡就不可避免地濡染上了燕赵的豪侠之气、慷慨济世的风尚；虽是沿海省份，但她与其说接近海洋文明和商业文明，不如说与中原的农耕文明更相近。然而，西风吹来之前，运河是中国交通大动脉的时代，明清两朝她又是沿运河的重要商埠之一，所以，又遗传了一些商业的脉息，至今屹立在运河岸边的山陕会馆就是明证。故此，你很难胪列清楚，聊城，到底是农业文明还是商业文明，是黄河文化还是运河文化，是齐鲁文化还是燕赵文化，是沿海文化还是内陆文化，或者不如说，兼而有之。不过，我认为，鲁西新时期的诗风，与农业文明、与黄河文化更贴近，兼有齐鲁文化和燕赵文化的特质。
　　这就是我题目中所说的“风”，是融会中原之风、燕赵之风的“风”，是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风骨中的“风”，是绿色的风，是健康的风，是清新的风，是质朴的风，是散发着乡土气息的风，是可以穿透灵魂的风，是可以和大自然相互唱和的风，是可以在心灵里吹起波澜、掀起千尺巨浪的风，是激浊扬清的风，是从天籁里吹来的风……
　　这，就是鲁西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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