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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念型是韦伯用来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理念型工具有助于在纷繁无序的社会事实中归纳出一般原则。本文以韦伯的理念型作为分析工具，结合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发展观点，试图在发展动力、隐含问题、解决之道和未来预测诸方面比较社会学三大家关于社会发展观点的异同。
关键字：理念型；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社会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73-03
一、理念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
马克思曾经说过认识与实践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每一次的否定都是在前一次否定基础上的提升，人就是在这样逻辑循环上升的认识过程中，才不断深入到事物内部，逐渐认清被模糊的表面掩盖下的真实。这种认识论被韦伯应用到社会学分析中，就变成了理念型（或曰理想类型）的分析工具，而且韦伯似乎也承认了马克思“否定之否定”的原理，他从不否认所有的理念型都只具有“暂时”的性质。韦伯曾给理念型下了一个清晰的定义：理念型乃是一种概念工具，它基于特定的观点，由杂多的现实里抽离出某些特征，整理成逻辑一致的“思想秩序”，反过来可以作为衡量现实的尺度。
理念型是一种认识社会事实的工具，它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片段中找到逻辑一致又能自洽的一般原则，并作为分析检验下一次事实的工具。吉登斯作为后现代的集大成者在爬梳前人的理论时说过：“理想类型并不是纯概念思想的连接所形成的，而是经过对具体问题的实证分析后才被创立、修改并变得清晰的，同时反过来又增加了该分析的精确性”。当然，虽然韦伯使用理念型的分析工具是为了分析社会问题的便利，以避免在碎片化的无数历史事件中找不到头绪，但是，理念型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并不是完美的，可以说，理念型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可以凭借自己主观偏好而取舍自己认为合乎理性的概念，从而导致概念的混杂和使用的混乱。
其实，韦伯早就看出了他的这一分析工具存在问题，因此，他的另一理论立场“因果多元论”似乎可以看做是为理念型辩护。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书中就亮出了一个与涂尔干不同倾向的观念：任何一种结果的出现都导源于至少不止一个原因。既然一个结果可能来自多个原因，那么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再者，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能秉承韦伯“价值中立”的学术原则，因此，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立场、情感做出判断，并在“价值关系”的原则下选择他们认为有助于提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合乎自己研究目的的概念，就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不管怎样，社会学的分析工具从来都是倾向实用主义的，它的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帮助分析解决出现的问题，那种十全十美的、但似乎又无助于问题说明和解决的分析工具并不是社会学研究想要的，事实上这种工具也是“乌托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韦伯的理念型分析工具虽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解释力，但只要它能让我们在已经成为记忆的历史中寻找到哪怕是一点点的线索，那也就足够了。事实上，韦伯在构建他庞大的“理解社会学”理论体系过程中，时时处处在应用他自己创造的理念型工具，这种分析方法在被他应用到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划分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依据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准，他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形态的唯一标准，其它因素都是从生产力派生的（如宗教、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生产力只能划分社会的不同阶段，而要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还需要引入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使得社会的发展动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中获得说明。每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都是对前一个社会形态的扬弃，都是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结果。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概念，从理念型的分析视角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从自己的理论需要出发而构建出来的分析概念。从韦伯的角度看，生产力无非就是马克思对于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些因子的印象中构型出来的一个概念，生产关系无非就是马克思从人们在普遍的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总称，然而，这两个概念的建构都有其偶然性，任何一个小小环节的改变，都可能构造出其他用于分析历史发展的工具，并且这种解释力与马克思的分析工具的解释力相比，孰优孰劣还是未知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中，这种矛盾无法通过任何非暴力革命的改良得到解决，平均每十年为一个周期的经济危机是最好的证明。马克思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最文明的阶段，也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进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但他更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一个通往更高阶段社会形态的“前奏”，资本主义的“暂时性”是无法避免的，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进行无情批判，马克思花了40年的时间写就了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缺陷无情地从“最后的避难所”里赶出来，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马克思继承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即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然而，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他比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亚当·斯密走得更远，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存在于他们要求工人工作的时间超过他们支付工人工资所要求的实际工作时间，这部分剩余时间体现在劳动价值上就是剩余价值，正是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带来利润，也正是剩余价值维持着资本主义社会这部机器不停地运转。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使马克思成为赤裸裸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人，资本主义制度隐含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揭露下成为公开的事实。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难以逾越的矛盾，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它就避免不了在它之前的其他社会形态的命运，最终只能被比它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但是，马恩也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每一次的社会形态更替都必然充满着战争的火药味，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与韦伯不同的一点是，马克思为资本主义“把脉”，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开出了“药方”，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他为人类未来所描述的美好景象。马克思分析预测了人类未来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中间的过渡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时，共产主义的社会里不存在异化、私有制、阶级和国家。 三、涂尔干的社会发展观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作为涂尔干构建理论最为典型的纯粹类型，被他用来解释社会的进化。机械团结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典型社会形态是原始部落，这种团结形式是建立在彼此之间毫无差别的集体情感上，每个人的道德准则都来源于集体。有机团结对应于现代分工社会，特别是分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个人之间的差异性不断扩大，同时也使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迪尔克姆认为，分工越细，个性越鲜明，每个人对社会和其他人的依赖性越深，因而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大。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把历史“切割”成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些串联起来的不同社会形态构成了整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发展线索，而涂尔干则把社会团结的形态作为理解社会发展的“钥匙”。在社会发展的动力上，涂尔干认为应该从社会内部找答案，他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于人口的扩大和由此导致的人们之间交往的愈加频繁，也即“社会容量”和“动力密度”的作用下分工日盛对社会的推动。
然而，涂尔干也看到了由分工带来的副作用，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逐渐削弱了宗教、道德、习惯等社会整合的纽带桥梁，在转型社会时期，旧的精神力量日益失去效力，而新的道德力量却还远未形成。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处于无信仰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原子化样式，从而使得公民行为失去外在约束，并且欲望变得毫无节制。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机械团结这一团结模式已经失去作用，有机团结塑造的道德力量还不能满足社会分化的需要，因此，必须增强国家以及家庭在培育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职能，但同时，涂尔干认为，社会整合最强有力的是以职业团体为主体的民主机制，重建社会的道德信仰，从而加速实现社会整合纽带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方面，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实现有机团结的必要条件。分工越严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就越强，个人也就越贴近社会；个人活动越专门化，重建社会的道德纽带，最终建立一个以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分工社会。
四、韦伯的社会发展观
相对马克思和涂尔干，韦伯关注得更多的是从中世纪至今的这段历史，特别是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这段时期。韦伯用自己的理念型方法论，提取了两个帮助其分析论证的关键词：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阐述社会发展极好的一部著作，韦伯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思想就来源于此。产生于路德宗教改革、经过加尔文教发展至极致的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生，起到了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作用。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得俗世“职业”披上了宗教伦理的外衣，使得职业带有义务的色彩，路德的最大贡献就是打通了阻碍在宗教与俗世面前的障碍。但是，路德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越是往后发展，这种宗教特性越是偏向情感一方，并且路德要求人们安于自己的职业，这本身就与一种可能产生变革的思想相违背。加尔文的预定论把新教精神推到极致，认为谁能获得救赎和谁不能获得救赎已经早被上帝安排，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还好，预定论没有产生严重的悲观主义，而是使希望获得救赎的人忠于自己的职业，并努力用自己的表现来展现对上帝的忠诚、显示上帝的荣耀。为了努力成为上帝的工具，希望获得救赎之人，就得过着一种长期性、有组织性的系统生活，每个人都要学会克制俗世的诱惑，过着一种严格禁欲的生活。自然，这种生活状态导致了理性的产生，那些对救赎没有任何帮助，甚至会导致反作用的事情绝对不能去做，所有的事情因此带上了韦伯认为的目的理性色彩。预定论导致了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导致了理性主义，而这种理性主义最终形成了有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种禁欲主义的理性精神。总之，韦伯的社会发展观属于精神层面的，即精神性物质特别是宗教对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理性化”在韦伯看来，是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最为关键的因素，然而，理性化在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的大发展同时，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囚禁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虽然官僚制在中国早已有之，但是，真正理性化意义上的官僚制在西方产生也才两百年之久。它是所有社会组织类型中最为理性化的一种。官僚制是一种极易适应各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组织，它很容易建立，而且一旦建立，又最不容易收到挑战，因而成为一种“永不消逝”的现象。最后，在描绘未来的蓝图上，相对马克思和涂尔干而言，韦伯的思想表现得最为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一切价值，如自由、创造性等，都将泯灭在官僚制的“铁笼”当中。因此，他寄希望于“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出现，利用其“凯撒”般的气质、独创性和个人魅力而不断引入新的政策，以打破官僚制“铁笼”的控制。韦伯的悲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末表现得淋漓尽致，摘引如下，也作为本文的结束。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2]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62页。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6页。
作者简介：郑子峰，男，（1987年5月-），汉族，福建晋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村社会学。
关键字：理念型；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社会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73-03
一、理念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
马克思曾经说过认识与实践是否定之否定的关系，每一次的否定都是在前一次否定基础上的提升，人就是在这样逻辑循环上升的认识过程中，才不断深入到事物内部，逐渐认清被模糊的表面掩盖下的真实。这种认识论被韦伯应用到社会学分析中，就变成了理念型（或曰理想类型）的分析工具，而且韦伯似乎也承认了马克思“否定之否定”的原理，他从不否认所有的理念型都只具有“暂时”的性质。韦伯曾给理念型下了一个清晰的定义：理念型乃是一种概念工具，它基于特定的观点，由杂多的现实里抽离出某些特征，整理成逻辑一致的“思想秩序”，反过来可以作为衡量现实的尺度。
理念型是一种认识社会事实的工具，它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片段中找到逻辑一致又能自洽的一般原则，并作为分析检验下一次事实的工具。吉登斯作为后现代的集大成者在爬梳前人的理论时说过：“理想类型并不是纯概念思想的连接所形成的，而是经过对具体问题的实证分析后才被创立、修改并变得清晰的，同时反过来又增加了该分析的精确性”。当然，虽然韦伯使用理念型的分析工具是为了分析社会问题的便利，以避免在碎片化的无数历史事件中找不到头绪，但是，理念型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并不是完美的，可以说，理念型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可以凭借自己主观偏好而取舍自己认为合乎理性的概念，从而导致概念的混杂和使用的混乱。
其实，韦伯早就看出了他的这一分析工具存在问题，因此，他的另一理论立场“因果多元论”似乎可以看做是为理念型辩护。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书中就亮出了一个与涂尔干不同倾向的观念：任何一种结果的出现都导源于至少不止一个原因。既然一个结果可能来自多个原因，那么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再者，并不是每个研究者都能秉承韦伯“价值中立”的学术原则，因此，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立场、情感做出判断，并在“价值关系”的原则下选择他们认为有助于提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合乎自己研究目的的概念，就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不管怎样，社会学的分析工具从来都是倾向实用主义的，它的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帮助分析解决出现的问题，那种十全十美的、但似乎又无助于问题说明和解决的分析工具并不是社会学研究想要的，事实上这种工具也是“乌托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韦伯的理念型分析工具虽然不存在一以贯之的解释力，但只要它能让我们在已经成为记忆的历史中寻找到哪怕是一点点的线索，那也就足够了。事实上，韦伯在构建他庞大的“理解社会学”理论体系过程中，时时处处在应用他自己创造的理念型工具，这种分析方法在被他应用到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划分人类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依据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准，他说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形态的唯一标准，其它因素都是从生产力派生的（如宗教、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生产力只能划分社会的不同阶段，而要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还需要引入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使得社会的发展动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中获得说明。每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出现都是对前一个社会形态的扬弃，都是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结果。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概念，从理念型的分析视角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从自己的理论需要出发而构建出来的分析概念。从韦伯的角度看，生产力无非就是马克思对于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些因子的印象中构型出来的一个概念，生产关系无非就是马克思从人们在普遍的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总称，然而，这两个概念的建构都有其偶然性，任何一个小小环节的改变，都可能构造出其他用于分析历史发展的工具，并且这种解释力与马克思的分析工具的解释力相比，孰优孰劣还是未知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中，这种矛盾无法通过任何非暴力革命的改良得到解决，平均每十年为一个周期的经济危机是最好的证明。马克思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最文明的阶段，也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进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但他更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一个通往更高阶段社会形态的“前奏”，资本主义的“暂时性”是无法避免的，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进行无情批判，马克思花了40年的时间写就了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资本论》把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缺陷无情地从“最后的避难所”里赶出来，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马克思继承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即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唯一尺度。然而，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他比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亚当·斯密走得更远，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存在于他们要求工人工作的时间超过他们支付工人工资所要求的实际工作时间，这部分剩余时间体现在劳动价值上就是剩余价值，正是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带来利润，也正是剩余价值维持着资本主义社会这部机器不停地运转。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使马克思成为赤裸裸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人，资本主义制度隐含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揭露下成为公开的事实。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难以逾越的矛盾，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它就避免不了在它之前的其他社会形态的命运，最终只能被比它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但是，马恩也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每一次的社会形态更替都必然充满着战争的火药味，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与韦伯不同的一点是，马克思为资本主义“把脉”，同时也为资本主义开出了“药方”，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他为人类未来所描述的美好景象。马克思分析预测了人类未来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中间的过渡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时，共产主义的社会里不存在异化、私有制、阶级和国家。 三、涂尔干的社会发展观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作为涂尔干构建理论最为典型的纯粹类型，被他用来解释社会的进化。机械团结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典型社会形态是原始部落，这种团结形式是建立在彼此之间毫无差别的集体情感上，每个人的道德准则都来源于集体。有机团结对应于现代分工社会，特别是分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个人之间的差异性不断扩大，同时也使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迪尔克姆认为，分工越细，个性越鲜明，每个人对社会和其他人的依赖性越深，因而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大。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把历史“切割”成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些串联起来的不同社会形态构成了整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发展线索，而涂尔干则把社会团结的形态作为理解社会发展的“钥匙”。在社会发展的动力上，涂尔干认为应该从社会内部找答案，他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于人口的扩大和由此导致的人们之间交往的愈加频繁，也即“社会容量”和“动力密度”的作用下分工日盛对社会的推动。
然而，涂尔干也看到了由分工带来的副作用，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逐渐削弱了宗教、道德、习惯等社会整合的纽带桥梁，在转型社会时期，旧的精神力量日益失去效力，而新的道德力量却还远未形成。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处于无信仰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原子化样式，从而使得公民行为失去外在约束，并且欲望变得毫无节制。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机械团结这一团结模式已经失去作用，有机团结塑造的道德力量还不能满足社会分化的需要，因此，必须增强国家以及家庭在培育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职能，但同时，涂尔干认为，社会整合最强有力的是以职业团体为主体的民主机制，重建社会的道德信仰，从而加速实现社会整合纽带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方面，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实现有机团结的必要条件。分工越严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就越强，个人也就越贴近社会；个人活动越专门化，重建社会的道德纽带，最终建立一个以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分工社会。
四、韦伯的社会发展观
相对马克思和涂尔干，韦伯关注得更多的是从中世纪至今的这段历史，特别是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这段时期。韦伯用自己的理念型方法论，提取了两个帮助其分析论证的关键词：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阐述社会发展极好的一部著作，韦伯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思想就来源于此。产生于路德宗教改革、经过加尔文教发展至极致的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生，起到了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作用。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得俗世“职业”披上了宗教伦理的外衣，使得职业带有义务的色彩，路德的最大贡献就是打通了阻碍在宗教与俗世面前的障碍。但是，路德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越是往后发展，这种宗教特性越是偏向情感一方，并且路德要求人们安于自己的职业，这本身就与一种可能产生变革的思想相违背。加尔文的预定论把新教精神推到极致，认为谁能获得救赎和谁不能获得救赎已经早被上帝安排，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还好，预定论没有产生严重的悲观主义，而是使希望获得救赎的人忠于自己的职业，并努力用自己的表现来展现对上帝的忠诚、显示上帝的荣耀。为了努力成为上帝的工具，希望获得救赎之人，就得过着一种长期性、有组织性的系统生活，每个人都要学会克制俗世的诱惑，过着一种严格禁欲的生活。自然，这种生活状态导致了理性的产生，那些对救赎没有任何帮助，甚至会导致反作用的事情绝对不能去做，所有的事情因此带上了韦伯认为的目的理性色彩。预定论导致了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导致了理性主义，而这种理性主义最终形成了有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种禁欲主义的理性精神。总之，韦伯的社会发展观属于精神层面的，即精神性物质特别是宗教对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理性化”在韦伯看来，是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最为关键的因素，然而，理性化在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的大发展同时，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囚禁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虽然官僚制在中国早已有之，但是，真正理性化意义上的官僚制在西方产生也才两百年之久。它是所有社会组织类型中最为理性化的一种。官僚制是一种极易适应各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组织，它很容易建立，而且一旦建立，又最不容易收到挑战，因而成为一种“永不消逝”的现象。最后，在描绘未来的蓝图上，相对马克思和涂尔干而言，韦伯的思想表现得最为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一切价值，如自由、创造性等，都将泯灭在官僚制的“铁笼”当中。因此，他寄希望于“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出现，利用其“凯撒”般的气质、独创性和个人魅力而不断引入新的政策，以打破官僚制“铁笼”的控制。韦伯的悲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末表现得淋漓尽致，摘引如下，也作为本文的结束。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2]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62页。
[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6页。
作者简介：郑子峰，男，（1987年5月-），汉族，福建晋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