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年中国：国族青春重塑与成长小说（1900-1959）》（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 哈佛大学二0一五年版；以下简称《少年》）的序幕弥漫着晨雾，作者宋明炜把我们引向现代小说名著《倪焕之》中主人公的旅行。一位典型的“五四青年”水上出行，即将成为传播新思想的教师。立在船头，倪焕之凝视着自己的未来、理想的彼岸，以及朝阳中这古老国度即将重获的青春。
　　这是怎样的青年旅程啊，这是多少二十世纪中国故事的开头（甚或结局），《少年》一书带我们重新跋涉于其中：倪焕之实践着启蒙的理念，但没多久他就经历了教育改革的困境和自由婚恋的幻灭。他于是不断地寻求“新的开始”（如宋明炜指出，反复重新开始，正是二十世纪青春故事的问题性动机），参与了五卅运动，却又在国民党清共的逆流中陷入绝望，病死他乡。倪焕之失意之处，茅盾笔下的“现在的教徒”们也正从“五四”的孩子变为“革命青年”，他们在社会解放、政治解放和性解放的浪潮中，用全部的肉身和灵魂体会着“幻灭”“动摇”和“追求”。革命青年在政治悲剧中重新（又是重新！）寻找和时代的进步关联。用宋明炜的话说，茅盾（从政治的左翼和文学的现实主义）将青年书写进了“历史”。这样的历史意识在具体的生活斗争中的获得，就是青年的“成长”。然而，巴金小说中无政府主义青年，却以同样的文化政治激进性，拒绝“长大成人”。他们是劳工运动中的理想者、是肺结核患者、是憤世嫉俗的特异个人、是感伤主义的诗人。他们所走向的自愿牺牲，也是政治上的极端暴力行为。直到《家》的结尾，高觉慧才来到了类似《倪焕之》的开头：那是在郭沫若自传中也出现过的场景，一位男青年由水路出川，置身于险恶而雄伟的三峡之中，滚滚长江水推开新的未来。而抗战中的青年们则是逆流而上，走在被迫内迁的路上。中国的苦难给了他们另外的机会：他们重新发现了内陆，重新发现了民族的复杂精神世界和个体的矛盾现代心理。左翼内部出现胡风派的“主观战斗精神”，西南联大成长起新的青年现代主义诗歌群体。而到了人民中国，茅盾所无法写成的进步女青年的成长小说，终于在《青春之歌》中得以续完。林道静对女性解放、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追求，终于在无数次碰壁与反思之中、在政治运动的历练和考验以及党（启蒙男性）的“教育”之中得以“升华”。这样的青春旅程以成为革命政党政治的可靠分子而完成了主观和客观的整合，却也失去了（女性）个体的位置。宋明炜称之为对青春的“驯服”。而同样是在五十年代，王蒙的《青春万岁》，却把社会主义青春叙述为不止息的狂欢。可见，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诗意论断中，青春的内在症结并未得到解决；对青年活力的无限召唤和对青春能量的有力规训构成了一对矛盾，伴随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参见蔡翔的相关论述）。
　　青春旅程和时代变奏之间的秘密，也正是《少年》一书要探寻的。结合了文学阅读的感性和理论分析的深度，宋明炜对青年叙事的溯源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为一起点。晚清科幻文学中的“老少年”们，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终究无法流连于“未来”的“文明世界”。如果按照鲁迅的教诲，“五四”一代的任务则是“肩住黑暗的闸门”，牺牲自己，放孩子们去“宽阔光明的地方”。但作为“五四的孩子”的青年们并没有立刻找到光明。他们失恋，他们自杀，他们暴动，他们在十字街头迷茫，他们在“黄金时代”苟活。甚至于，他们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血泊中互相残杀。由新时代“询唤”出的大写青春又引出了鲁迅式的悲怆：“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正如《少年》一书所强调的，青春并不仅仅是指年龄、生理或代际。它表征着一种新的主体性面对历史的特殊质地，它代表了现代性的起源性想象，它构造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型修辞，它形成了文化政治想象的动力结构。在宋明炜的视野之下，青春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原型”和“象征叙事”。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国采用西元纪年以来的第一个“世纪”，那么青春就是这个“革命世纪”的“时空体”（Chronotope；宋明炜从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中借来这一概念）。

二

　　宋明炜新著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视角。正如书中所梳理的，“成长小说”这一现代叙事文学的类型名称来自德文，也曾被译为“教育小说”或“修养小说”。这一亚文类在全球文学现代性中的关键地位可谓众所周知。德国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莱格尔曾宣告，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事变有三样：法国大革命、康德批判哲学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从早期浪漫诗学到二十世纪卢卡契的小说理论，《威廉·迈斯特》（“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都被认为是成长小说的典范。如果说在经典的现代性话语中康德将“启蒙”定义为人摆脱精神奴役、变成理性的主人的过程，那么，成长小说所书写的就是个人在纷乱无根的现代“散文化的世界”（黑格尔语）中一点点走向“成熟”和“成型”（Bildung）的故事。在青年卢卡契的名著《小说理论》中，个人由生至死的历程，在一个充满反讽碎片的现代性“无家状态”之中，为史诗文学提供了仅存的统一性和“内在的形式”。在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名篇《叙述还是描写》中，卢卡契又一次认为，正是个人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有机成长和变异，构成了“内在的诗”。
　　宋著同样借重了卢卡契等人的批评话语，并在理论上不断在和这一传统进行深切对话。在成长小说中，青年时代的“学习”和“漫游”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过，根据歌德所建立的典范，成长的叙事并不会停止在青春旅程；更明确地说，青春的实现必须同时是青春的克服。迈斯特们的浪游所换来的“成熟”是个体对局限性的体认（歌德意义上的“断念”），对自身的历史位置的确定，对一技之长的耐心锤炼，在看似无意义的日常生存中确立意义。于此，自我脱去了青春的狂乱，无论世事纷杂，它将赢得“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语）。在青春的终结处，个体拥抱自身的局限并获得了“形式”。
　　然而，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在《少年》一书中遭遇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内在悖论。读完宋著之后，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叙事的困境可以被概括为青年旅程的戛然而止或不知所终；在这样的故事里，青春或许无限饱满，也会反复挣扎、不断破灭，抑或消解和耗尽，但却始终无法超克自身，无法走向“成熟”“定型”和“形式”。在这样的成长小说中，“成长”之路似乎预先就阻断了，“长久而耐心的工作”（冯至心中的里尔克模式）永远无从展开，时间所给予的智慧无人认领。质言之，中国的成长小说孜孜以求的是成长，最终却成为“反成长”的小说，因为历史没有给出关于个人“成熟”的叙事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