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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5月，暮春时分，后院蔷薇开得满墙。哥哥一早进父亲房间，说：我要上班去了，你好好养着——例行的看望或者请安，持续了几个月。父亲总点点头，眼睛闭着，话听得见。今天他一动不动。哥哥重复了一遍。这回看见父亲努力摇了摇头，眼角有泪水渗出来。
哥哥退出来，对门口的嫂子说，看来过不去了，你去上班，也替我请个假。随即在堂前坐下，看看表，伸手招呼我：阿虎，你去邮政局跑一趟，给上海梅仙拍个电报，就说父病危，速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块钱递给了我。
我撒腿就往外跑。
从刀茅巷123号墙门到最近的邮政局，要沿石板巷向南串到庆春路，折西到庆春中路，约摸四五里地。那里的农贸市场正是闹忙之际，板车、自行车和摇摇晃晃开来开去的公共汽车，挤成一团。邮政局还没开门，等了一会，身上的汗慢慢收了，算是第一个进门，把电报纸认真填了，踮着脚连钱递进了柜台。
给梅仙姐打电报，我知道是件大事。梅仙是上海姨妈的女儿，算从小过继给了我家。父亲临50岁时有了我，那时哥哥17岁，梅仙姐十三四岁，也可以说梅仙姐是看着我长大的。不知道为什么，绍兴安昌乡下出来的外公外婆一家，除了母亲九岁进了我爷爷的作坊，其他三个舅舅一个姨都到了上海。上海的姨表兄弟姐妹有十来个吧？只有梅仙姐要通知，那是女儿赶来给父亲送终。
喘着气一路跑回家，没到墙门口，见家前围着些邻居，有哭声传来。我脚一软，跌坐在青石板门槛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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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丧事依循旧制：堂前用门板搭了张床，父亲脸上蒙着薄丝绵，躺了三天，脚下点着盏忽闪忽闪的油灯;墙门里还俗道士锦生伯伯找来几个人，作着法事;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德生伯伯坐在父亲遗体边，对哥哥说，长寿哥是个好人，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只是他问我借过20元，这件事我得和你说。哥哥应声说，父债子还，德生伯伯你放心。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走前德生伯伯来看他，父亲交代德生伯伯这样讲，从哥哥那里要20元钱，留给母亲救急用。哥哥心中难免不快，但见了德生伯伯，还是恭敬如子侄。
父亲出殡是在第四天凌晨，天还墨黑，被母亲叫醒的我感觉到凉意。把父亲移进棺材，扣上棺盖的时候，哥哥拉我跪在棺材头前，说：用头顶牢棺材，赶紧顶牢！几个侄儿和一群堂兄弟跪成一圈。我见梅仙姐搀着母亲，泪人般立在一侧。敲击钉子声随即此起彼落，所有人哭成一片。抬上老东岳的坟山时天蒙蒙亮，柏树林边，坟亲挖好墓穴等候多时了。
小辈跪下头顶住棺材，是钉棺材盖时让逝者安心，听着让人心甘情愿。脸上蒙丝棉，科学说怕有病菌从五官溢出，后来看历史书，又说是明亡了羞见先人于地下，都觉得没意思。我宁愿喜欢听丝棉盖脸，是说从此阴阳两隔，互不牵挂，有份好情谊。中国民间很多习俗，小时候无知无识，大了想起来常常会惊觉，心里有暖意升起。再比如坟亲这个称谓，也真是好。父亲葬毕，所有是非善恶一笔勾销，青天白日下只留了座坟茔。但是坟亲出现了，他替我们守候父亲，等我们一年一两次来祭扫，他倒是和坟茔一起，成了父亲尚在世上的证明。所以叫坟亲——因为坟而成了我们的亲人。坟亲进城里，来我家坐一坐，母亲赶紧泡来糖茶，又去灶上煎一碟年糕，松黄松黄也用糖沾着吃，都是接待亲眷人客的礼数。孔子制礼，读书人说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着眼的是社会秩序。民间看重的则是人世，你要君臣有义，父子有恩，兄弟有序，根基处必得有一个亲字，有亲才有敬，互亲互敬就是人伦。对人亦亲亦敬，哪怕再是陌路，这个人就是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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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父亲的死，记忆里没有悲痛，连印象都模糊。那时我不足15岁。也不是选择性遗忘，记忆可以淡漠，灵魂不会欺骗自己。父亲的死对我只是一个事件。我对父亲毫不了解。和墙门里其他人一样，父亲不识字，似乎也没有固定些的工作。江浙富裕历来靠农桑，民间各类作坊星罗棋布，丝织业尤为发达。父亲在杭州织绸行算是个人物。哥哥说常常正吃着饭呢，有人阿寿哥阿寿哥叫进来，父亲碗一放就跟人走了，饭没吃完父亲一手油腻回了家，织绸机已经修好了。他还常替人去南浔买丝，蹲下闭眼一摸，就说得出丝的质地和来历。日本人占了南京上海，大量倾销日本纺织品，江浙民间作坊纷纷倒闭，父亲不得已拉了黄包车，不想被日本人打了几巴掌，黄包车一扔他就回了家。把刚出生不久的姐姐扔进育婴堂，靠母亲给人家当奶妈度日。后来抗战胜利，见哥哥逐年长大，父亲发心攒点钱，也靠二伯伯相帮，买下一台织绸机，家里就成了一个小丝织作坊，直到哥哥18岁那年，把嫂嫂娶进了家。1954年公私合营，这台织绸机倂进震旦丝织厂，连带着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均成了震旦丝织厂的工人。
1950年我出生，父亲虚岁50，算是老年得子。我记事起，他肺结核病复发，从车间转到食堂又转到传达室接着就办了病退，退休金30元。有一天小学老师课上批评同学，说你们不好好读书，长大只能给人倒马桶运垃圾，你们看谁谁谁的爸爸，浙大教授，一个月工资300多，我迅速算出他的钱顶我父亲10倍。我至今记着两件事：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哥哥嫂嫂远在贵州，我和三个侄儿跟着父母，母亲的金耳环、金戒指都换钱买了吃食，父亲没钱买烟抽，我上街给他拣烟屁股。我在竹竿梢头用铁丝绑根粗针，见到烟屁股一扎就是一个，一扎就是一个。父亲把它们拆成烟丝，用纸卷着抽（后来我在黑龙江上山下乡，没烟抽了也拣烟头卷着抽）;其二：我13岁那年上初中，男同学都用皮带束着裤子，方便又精神，我回家和父亲说了，也想要条皮带，他犹豫几天，终于上街发心买了一条。母亲后来埋怨我，你怎么那么不懂事？一条皮带好买十来斤米呢，裤带系系怎么啦？
母亲说得没错。可那是一个少年唯一一次虚荣，也是此生唯一一次虚荣。这里记下的，实际是对父亲的歉疚。他临死前对哥哥唯一的要求，是想吃苹果，哥哥下班回来带给他的，是两个——对，我没有写错，就是两个苹果。
父亲活着时，家里的顶梁柱早就是哥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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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风雨过后，蔷薇花零落一地，叶子日见浓绿。父亲丧事办毕，一切又都按部就班。本来父亲30元退休费，算父母和我的生活费，现在一应开销都要哥哥嫂嫂承担。母亲额外揽了点洗床单被单的活，放学回家看见湿漉漉的床单被单晾在院子里，风掀动一角，墻根青苔斑驳。我几次动了不再上学的心思。有次忍不住和母亲提了，说，我不去读书了好不好？反正也不读高中。母亲说，把初中读读完吧，说来总算初中毕业，墙门里也是独一个。 这是真话，墙门里七八户人家，父母没有一个有单位的，子女没有一个初中生。我对学校虽说没有念想但也没有好恶，像是个过客，读亦可不读亦可，那就读吧！
我就读的杭州第二中学前身是蕙兰中学，1963年我进校时，改名为浙江省实验中学。
关于蕙兰中学，百度如此介绍：
蕙兰中学旧址位于上城区建国中路70号，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籍传教士甘惠德在石牌楼淳佑桥东堍购地建校，招生兴学，校名蕙兰中学堂。学制为五年，后改为四年，1923年改为六年。1937年日军侵华，学校被迫停办，1945年复校招生。1927年以前历任校长均为外国人担任，之后始由国人担当。1951年学校同前浙大附中合并成立杭州第二中学。原蕙兰中学的大部分建筑已拆毁，现仅存惠德图书馆、“树人数德”碑、“蕙兰学堂”碑座、小闹钟等。
这一词条不知由何人撰写。我入学的1963年，原蕙兰中学的建筑大多都在，惠德图书馆想来就是三好楼。不过说到的碑、碑座和小闹钟，我却毫无印象。作为省重点中学，杭二中的教学质量在全省一直遥遥领先，招生规模也就不断扩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在钱塘江南岸辟地建了新校区，建国中路的旧校区就类似于留守地了。
我进杭二中实属偶然。1962年夏秋之交，哥哥回杭州探亲。他和嫂嫂1957年去贵州遵义筹建遵义丝织厂，说好三年为期，结果到遵义就再没人提起此事。他一看苗头不对，先以父母年迈、孩子弱小为由，把嫂嫂先期调回杭州，接着，就以“夫妻分居”为由办自己的调动。这次回杭州名曰探亲实际也是为调动。那年我12岁。他和嫂嫂一次上街带上了我，进庆春路新华书店，让我随意挑本书算是礼物。也许是书名的蛊惑，我挑的居然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哥哥嫂嫂买下竟也未见犹豫。不曾想近十年以后，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我写下为《青春之歌》翻案的文章，开启了真正的青春时代。这是后话。
哥哥要回遵义了，我凑到他身前，他放下正收拾的行李，摸摸我的头，问：要读初中了，想读哪个学校？
我说我不知道，也没想过，读不读一样。
这倒是的，不读一样做人。他似在自言自语。
再说，家里也没有钱，我帮母亲在挣钱呢。这是真话，除了家里所有的重头活——挑水，买米，买煤球……我已经能四处找活干，多多少少挣回点钱。
哥哥说，我知道，不过还是读吧。我没读中学，不能你也不读啊？你要是考上蕙兰，阿哥供你读。
什么蕙兰？
哦，现在叫杭二中吧，你考上杭二中我给你出学费。
哥哥是郑重其事，我说完就完。1963年年中，初中考试迫在眼前，我问母亲，中学我还考不考？母亲说，不是你阿哥和你说好了么？我这才记起有个杭二中。填写报考志愿时，三个重点中学我填的都是杭二中。把表交给老师，老师看看表又斜眼看看我，过半天说还有一般志愿呢？一般志愿？我才看清表上还有六个空格，好吧，三下五除二，又填了六个杭二中。相信有蕙兰中学以来，这样填写志愿表的唯有我一人。
此后差不多忘了这件事。从小我就没什么非分之想，日子过得没心没肺倒也有滋有味。每天帮母亲做事从起床忙到闭眼，没什么空也没烦心事。论我这一辈我是老小，但比比小我三四岁的侄儿辈，我犹如老大。父亲的身体确乎一天不如一天。隔三岔五，我还去郊外逮鱼摸虾，卖了给母亲贴补家用。
日复一日，通知书该寄总得寄来，拆了一看：杭二中。我便无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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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1日，我进杭二中报到，初中招了四个班，我在丙班。后来听说甲班多干部子弟，乙班多知识分子子弟，丁班工人子弟居多，丙班是杂烩——除了知识分子和工人家庭，还有职员、小业主、独立劳动者等等，只是没有干部子弟。渐渐清楚这一些，是因为很快就贯彻阶级路线，填表开始要填“成分”。我怎么知道我算什么成分？问父亲母亲更是一脸懵懂。好不容易在抽屉角落找出父亲的工作证，他在职业栏填了“独立劳动者”——他的职业就成了我的成分。
从1963年9月到1969年4月，算来我在杭二中连头到尾近6年，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日子一天天过，记不记得尽可随便，刻意去记反倒不好。我甚至连同学都记得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回杭州参加《西湖》杂志的笔会，讲座时见到同班同学史向前。他好意寄我一张同学聚会的照片，还在背后一排排细心注上名字，我才依稀想起那些同学来。2007年初春，杭二中66届初三丙班在杭州社苑宾馆聚会，少小离散，白头相聚，大家兴致勃勃说了不少往事，我听了大都陌生。这验证了我多年的疑惑：我从不曾融入过这个班级，不是对抗是——疏离：不是对同学疏离是对集体的疏离。集体是盆水，我是颗油珠，漂在水面上恍来荡去，无根无基。
1963年9月1日开学典礼，有几个场面倒是至今记得：阳光灿烂，操场一角的乌桕树昂头参天，叶子斑驳着半为透明，哗啦哗啦摇曳，映得三号楼的玻璃窗像宝石闪烁不定。省教育厅长（刘厅长？）亲自给大家讲话，宣布杭二中即日起改名叫浙江省实验中学。厅长还用俄语唱了一首歌，一个字也听不懂，不过真的是好听，我就看着好听的歌声盘旋上蓝天。校长黄怀仁的讲话我只记住了一句：你们就算门门课都不及格，只要有一门课超前，我一样收你们进高中。让我动心的是前半句，至于后半句，从报考杭二中起我就心思已定。这时忽地想起哥哥说到的蕙兰两字，扭头四处找找，蓝天白云下四野空寂，连黑压压的人群也无声息，蕙兰蕙兰没有半点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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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一日在北京想起这一幕，才恍然我们进校，中国正发生着大事。我们在阳光下开学，一个大局就此开篇。接着开学，班级成立班委会，知识分子子弟和工农子弟一半对一半。我对此无动于衷。虽不知阶级为何物，自幼却懂世上有穷有富。比如饿了，同学家有饼干桶装满吃食，我若是喊饿，父母便斥道：“忍着！过会就吃饭了”;秋风起了，同学家开箱取件衣服加上，父母还是让我“忍着”，再加只有棉衣了，而腊月更冷！饿与冷都是现实，但“忍”里并非是退縮，倒是有面对现实的志气，所谓咬咬牙横下一条心，眼前就豁然开朗另有新天地！所以贫寒子弟会别有志气，“富贵人家一蓬烟”从小耳濡目染，却是底层人世的天经地义。 只是现在说工农子弟让我稍有不服。工人有单位有工资比我家有钱，凭什么高人一头？何以当了班干部，走路说话立时变了样？尤其是一说到集体，顿时就居高临下沉下了脸。比如班级搞活动就算春游秋游，也要交点费用，我不好问家里伸手，只好不参加。本来心里就委屈，从此不再乘车，两个烧饼早点能不吃就不吃，洗澡无非不进澡堂，总算省下点钱，盼着下一次活动来。等下次活动前开班会了，班干部介绍完活动内容和安排，就说希望大家踊跃参加，特别是个别同学，不能总缺席，要爱护集体，珍惜集体荣誉，说时眼睛就瞄着我——我怕他说什么他偏说什么，春游就是春游，不说集体主义会死啊，他不会说别的话，我就只能不去。再比如放学轮到小组打扫教室，我说家里有事要早点回家，班干部又说班级是个集体，你怎么就和别人不一样？我也不争辩，抢先扫了地扭头就走。他们眼里这就是“个人主义”，像个双胞胎和集体主义配套，可在我看来，都是些鸡毛无非他们当成了令箭。
我从小见惯墙门里的人家，七八户，没有一家有单位，没有一个人识字，摸鱼摸虾、摆甘蔗摊、贩点小商品甚至捡垃圾……一样养活一家人。邻里间有事全是笑脸商量，没有谁会说应当不应当。家里有点好吃的，也一家一家送些过去大家尝尝。哥哥回来探亲前半年，父亲弄来个小羊羔，养在灶前我每天早晚割草喂它，哥哥回来父亲杀了红烧了，我放学回家为此还哭了一顿，可傍晚还是我一家家送羊肉，一任家里只剩了小半锅。中国人过去没有集体主义，但是有天下社稷有人意人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于是“天下可运于掌”，何等的慷慨激昂，海阔水深！在这样的人世间做人，只要有一份志气，面前就是一马平川。
那年冬天我不曾进澡堂洗澡，开始在学校洗，不想有次天寒地冻，学校浴室龙头冻住了，我去食堂要了壶开水浇开龙头洗。心想既然如此何不就近去护城河？护城河瘦多了近处结了薄冰远处水汽氤氲，光着身子顺手折根细竹竿敲开冰，一头就扎进水里，憋不住气了才站起身。河对岸田陌舒展，冬阳仍是有一份热力，而我身上热气腾腾，浑身上下泛出嫩红色，像是刚从娘胎里出生，赤条条直见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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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子弟从小有家教，懂分寸，但他们衣饰相似趣味相投，无形中像是自己人，相互间的话题也属于他们自己。比如昨晚人民大会堂朝鲜歌舞团的演出如何如何好，他们说得眉飞色舞，你一旁听着自己都嫌自己为多余。他们课间十分钟能下盘围棋，午休约着去操场打球，放学了一个个推出自行车，骑上呼啸而去，不是去少体校就是去少年宫，有几个早早装了半导体收音机。他们从不曾亏待我，但是绍兴人有句话：鸡皮鹅皮搭不拢。我在幼儿园就觉出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即便如此，到了初二，班委中知识分子子弟也悉数被免掉，一概成了工农子弟的天下。
很快相熟的是家住附近的几个同学。环境相仿，脾性就容易相契，尤其都不在班里多事，相处就有一份默契。放学一同回家玩也玩在一起。在工农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平分天下的班级里，我们就像是第三势力，完全自顾自。
小学同班同学王德寅，小业主成分。脸相俊俏，嘴角有对男生很不相宜的酒窝，不笑也会动，绰号“酒窝儿”。他为人聪颖温和，遇事先抿嘴一笑，伸出指头点点你，不知是嘉许还是不以为然，我看了自是懂得。在班里进进出出无声无息，像是没有他这个人。文革初起我们都逍遥，一次和他转到西山路，见湖边石堰坍塌一路。我就下湖去摸虾，扔上岸他拣起来装在草帽里，一直摸到南山路。时近傍晚，有稀稀拉拉拎篮子的老人来买菜，我们坐马路牙子上草帽放在脚边，就地卖了3块8角钱，我给他2块他至今还常说起。上山下乡了，他不声不响抢先回了萧山老家，早早就在班里消失。1971年春节我第一次回杭州探亲，预先写信说要去看他，那天一早他居然骑着车来了我家，说是我没去过怕是连钱塘江的轮渡码头都找不着。那天我们就一起骑着车，一路上有说有笑没停住嘴。
“李拐儿”李志清，工人成分，不过一天班干部都未曾做过，遇事不慌不忙总替他人着想。是班里少有的心灵手巧，天文地理，木作铁艺，没有不懂不会的。上山下乡我早早去了北大荒，志清不想走在家扛着，居民区把他父亲关进学习班，儿子不走就不放出来，这才去了黑龙江兵团。走前还给我母亲做了个菜橱送家来。在兵团我们有书信来往，我曾去58团他的连队看他，晚上挤一个被窝聊到天发白。有一年春节他和德寅相约来我家，我正抽着烟斗在啃西方哲学史，我神情亢奋对他们大谈黑格尔笛卡尔，他俩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看我的眼神满满是同情。他回城在省交际处开车，允许有出租车了他下海开起出租车，挣了点钱全是辛苦钱。
“酒窝儿”“李拐儿”总算有点由头，应启寅何以叫“关节炎”？完全莫名其妙。少年人的言语行为，多是这样的无来由，犹如天地之初一切都没名目，这才是好。他像他父亲圆脸大耳，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小年纪就心思缜密做事有条不紊，下围棋时对方冲冲杀杀，一条大龙横冲直撞，他端坐着面无表情地应对，到了他开始收拾对方，在外围一子两子地吃，慢慢会有笑容浮起，直到对方见大龙陷入困境，大喊“上当上当”，他站起来，说到此为止吧，估计我能贏七八目。他就是这样胜了也当是平常。他下乡回城进了邮局，没听说出什么事当然不会有腾达，无灾无难到退休，也如围棋，平常也就是大胜了。
王楚雄的成分应该是职员，我姓何叫“和尚”，他名字一谐音叫成了“黄鼠狼”。楚雄和我住得最近，父母外婆和我父母又相熟，去他家就像是走亲戚。楚雄平常言语不多，一开口面露惭色像有什么事对不起你。我们一起去铁力独立二团，同在工程连一起出工收工。我后来调到团部报道组，他当了服务连事务长，带着几个知青种菜养猪养鸡鸭，后勤搞得风生水起。有天报道组赶稿子到深夜，我们肚子饿了上天落地怎么都难将息，忽然想起有个服务连就在不远，赶过去不由分说敲开了楚雄的宿舍，他揉着眼睛捅开封上的炉火，打了二十多个鸡蛋炒了盆炒鸡蛋，吃得我们第二天打嗝都是鸡蛋味。1980年4月我从杭州调北京，妻子有八个月的身孕，交代她有事就去杭州第一医院找王楚雄。儿子出生前一天，楚雄来电话说我妻子住进了他的医院，可能会难产不过你嫑（不要）担心，大不了我替你签字破腹产。我第二天中午火车到杭州城站，楚雄在站台接我，第一句话就是“放心，生了，儿子”。儿子出生时间是上午十点半，他是等我儿子出生就往城站赶，我连一句谢谢都没说。 文革中我们都做“逍遥派”，心里直当它是没有。学校第一次突然批斗黄校长，我看着蜂窝炸了般的操场，黄校长被同学推来搡去，头上扣着字纸篓，脑子发懵心里泛恶心，德寅摇摇头叹了口气，手指伸起却又放下了。志清则拍拍我的肩：和尚走吧，没啥好看的了！他们都比我理性，大事临头会一下看透当即解脱，我反倒比他们多愁善感临事踌躇。退休后我住北京，回杭州会约了一起见面吃饭。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说真朋友是三秋不见，如隔一日。前几年班级建了个群，把我拉进去了，看了几天的微信，想想还是退了出来。他们几个在群里从不现身不过也不退，自己另建了群。看着他们在群里晒孙儿孙女的照片，或者约着春游孤山秋赏桂，我潜着水不做声心里也高兴。但凡想到他们，总觉得他们对我的好，要远远超过我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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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听母亲讲《白蛇传》，说白娘子嫁了许仙为新妇，认低伏小，对许仙百依百顺。又说“孝顺孝顺，就是一个顺字”。所以我做人从小就温婉顺从，少有叛逆，进了中学亦是如此，几乎没有一件和人顶撞纷争的事情。但是白蛇被法海欺负，她就连天兵天将都不惧，索性水漫金山，搅得天翻地覆。母亲说那也好，做人还要用得上“刚烈”，大不了“一世人不做”。绍兴能出秋瑾、王金发诸人，还有章太炎、鲁迅一类，就是紧要关头会打翻一切出得来泼辣。
进初中就知道不读高中和大学的，不知有没有其他人？我进杭二中，一开始就由着性子随心所欲：化学物理我一概放弃，上课不听也不做作业，顾自读闲书。我喜欢数学成绩也不错，只是经常把面对语文的态度用作数学，显得不安分。老师教一道几何题，标准解法有三种，我会站起来说还多两种。老师叫我上去演算给大家看，我当然不惧，演算出来让老师哭笑不得。比如从北京飞到巴黎，可以直飞，最多到香港或者马尼拉换飞机，但是我是飞纽约甚至到悉尼，再飞巴黎，不能说错但是形同捣乱。如是者三，老师就开始朝我翻白眼。其实我只是早懂了标准答案，觉得无趣想找找新花样。后来知道老师不喜欢我这样，就找了几本数学书，初一自学完了初三的课程，余下来的数学课一样用来看闲书。老师也不为难我，因为每次考试——连同100分外的附加题——我都是满分。英语我最用力，那时放电影前有新闻记录片，我喜欢看外交官，觉得他们潇洒有风度。外交官英语一定要好，所以我要用心学。后来在北大荒，全农场只有我订了一份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杂志，一早起来先背单词，到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我找团政委说我想去读外国语学院，政委喜欢我，说，只要我在这个团里，你就安安心心呆着。人家喜欢你舍不得你走，你还有什么话说？外交官梦就此终结。
我的语文成绩从来数一数二，尤其是作文。原因很简单：因为穷，从小没有玩具更不会有书看。识字了没书看，家里板壁上贴的报纸就是现成读物，站在床上伸着脖子看。父母管报纸都叫“申报”纸，其实贴的是《浙江日报》，可见史量才的申报在民间的影响。报纸早已发黄发脆，一样读得津津有味。某张竟是倒贴的，反着辨认还是个乐趣。第一本正经的书，是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是个小学同学的哥哥退伍带回家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那时就读了不知多少遍。小学和初中发新课本，包好书皮我就看，开学前早读得滚瓜烂熟。还是因为穷，上学坐不起车靠两条腿，一路上就胡思乱想做白日梦。尤其上中学，路上要走大半个小时，白日梦做熟了就是现成的作文。这两条正是做出漂亮作文的基本条件。进了杭二中，我的作文常常成为语文老师袁雄易的范本，画上几个圈不说，时不时在班上朗读或者贴在墙报上。
凡是白日梦必定信马由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在作文里体现阶级路线呢？因此袁老师的奖掖，经常成了阶级教育的靶子，不少还是同学自发的。比如一个孩子养了金鱼不幸金鱼死了，那孩子悲伤地埋了金鱼。要求看图作文写一篇论说文。我照例信口开河：我赞扬这孩子做得好做得对，黛玉葬花是千古美谈，男孩葬金鱼也是……作文得到袁老师的肯定，立即被同学批评，墙报贴出同学的文章，批评作文小资产阶级感情严重，林黛玉是封建小姐，无所事事才去葬花，思想很不健康，葬金鱼的孩子当然也不健康，这篇作文就更不健康了。联系到何某人还在学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不是偶然的需要警惕了呵，有同学要击一猛掌有同学呼吁悬崖勒马，如是云云。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曲。我不像班里一些同学，凡有新电影场场必随父母去看。我只是到了杭二中，费用在学杂费里，才随着班级能看几场电影了。《冰山上的来客》真的是好看，歌尤其好听，我找不到歌本，无非凭记忆在那里学唱，如今一并批成了“思想感情不健康”。我没有反驳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说得句句都对，只好不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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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班，真正为难的是袁雄易老师。袁老师做班主任却兼着语文课，也就是说他要贯彻阶级路线还要负责语文课教改，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常常还相悖。袁老师小心应对没出过半点差池。虽然工农子弟有点气指颐使，班里的气氛还算和谐，我说我疏离班级没感觉到伤害，都得力于袁老师的温和和善良：袁老师从不激烈更不偏激，一段时间有同学窃窃私语，说袁老师是国民党“三青团员”（那是多大的罪名啊）时，他一如既往温和而平静。
不妨拿另一個老师为比较：英语老师罗荣根年纪轻轻，教学出类拔萃，一两年就把我们的英语调教得比高中生还出色。但是不断有风言风语传来，说他酗酒，床底下全是啤酒瓶子;有一天见他居然剃了光头在校园里若无其事走来走去，马上有消息流传：原来是他失恋了。那时中学生的逻辑是，恋爱本身大逆不道，罗老师不思悔改还大肆张扬，可见思想意识有问题。袁老师从来没有这样的形象，也从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传言。不会是他老谋深算，而是秉性使然——我要在很久很久以后，多少懂得点做人的要害时才意识到，袁老师其实干净而淡泊：干净就不被杂质所扰，淡泊便不计一己毁誉，所以出得来一份好性情。我想就是这一点，保留了我们班的一份干净。
后面的事于是就顺理成章。
在一面受褒奖一面挨批判中，从初二开始，常常我可以不上语文课了。上课铃响，袁老师夹着布口袋走进教室朝我笑笑，说：你去我宿舍吧，桌上有新到的《人民文学》，今天的语文课你就不用上了——我就在众目睽睽下起身离开教室。另一次或许就成了《收获》或者别的什么。袁老师家眷在老家，一个人住凹形区二楼一间小宿舍里，屋里光线晦暗，书报杂陈。我把唯一的那张藤椅搬到走廊上，把那本《人民文学》或者《收获》读得津津有味。 记不得是哪一学期了，上午课刚上完，大家急着去食堂。袁老师叫住了我，从布口袋里取出一本书，笑眯眯看着我：我刚买的，好书啊，你先看吧！我接过书，原来是秦牧的《艺海拾贝》。我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中午一边吃饭一边迫不及待看起来。不小心一滴菜汤滴到崭新的书页上，油渍慢慢渗开，用袖子怎么也擦不干净了……那种懊丧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候的散文，虽还不曾“废黜百家”却早独尊杨朔、刘白羽了。许多同学的作文经常情不自禁走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的路子。秦牧和他的《艺海拾贝》，对我是怎样的惊喜又是怎样的救正！这是真正奠就我散文底子的第一块砖。接下来，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了，记得我在农场昏暗的烛光下把它从头到尾抄了一遍。最后，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在同样白茫茫的北大荒寒冷的冬季，鲁迅成了我唯一的文学滋养。我在反复读着鲁迅的时候，终于读出了杨朔、刘白羽散文的弊根：伪媚而夸张的浪漫主义。
10
2005年夏，我奉調回杭州担任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院长，2007年同学聚会前，几个同学相约去看袁老师，那是我1969年春离开杭州以来第一次，不必屈指，粗算隔了40年。
是个晴朗的上午，阳光很好，逼仄但安静的小区也很好，重要的是大家的心情也很好。小小的客厅阳光缭绕，阳光中青烟回旋，袁老师不会诧异我居然抽烟了。袁老师当然显出些老态，但我觉得他从来就这样，岁月并不曾在我与他之间留下太多阻隔，只在他微笑着说起我当年的一点破事时，我反倒略有些惊奇：袁老师说的是我么？他一直关注我回杭州两年来的行踪，对报纸报道我和学校的消息几乎无一遗漏，却毫不在意我竟那么晚才来看他，这让我感到了暖意，奇怪的却是没有内疚。面对袁老师我始终如面对亲人，没有畏惧因此不必忐忑;没有距离因此一向简洁;我无论有多大的不是，也不觉得应有怎样的歉疚;即使只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恩泽，我一样连最通常的感激也没想及——否则一定会牵累彼此的心。
2008年盛夏袁老师病重住院，我在山西内蒙一带随文化部领导调研。8月初回北京，正订回杭州的机票，接到应启寅电话，是货真价实的噩耗了：袁老师已经去世，他们在准备花圈，打算把我的名字列上去。这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列上去就是了，我大声说，心里一片纷乱。
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第一次：不是你做错什么，而是错失了一个时机，随之一切就面目皆非而不可更改。你在同学聚会时见到袁老师就成了永别。苏东坡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虽说一直信奉“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但心里总有个角落，存放着零散的雪泥指爪，供夜半独自回味和栖息。袁老师从来就供奉在那里。
11
那时初中，每年要支农劳动10天左右。支农的日子我如鱼得水，没有一件事与我不相宜。初一去转塘“双抢”（抢收抢种），初二在龙井采茶，初三记不得去哪里了——也许临近毕业又是文革前夕，取消了这次支农？记得在转塘住生产队仓库，地铺只铺一层薄薄的稻草。仓库有浓重的霉味，夹杂一样浓重的敌敌畏味，很多同学就嚷嚷头痛，我什么感觉都没有。蚊子还没起来，潮虫借着暑气四处活动，早晨起床，见有虫子四处爬，有同学连声叫着跳开去，我用手捉了扔出门外连鸡都不吃。龙井住茶农家我就像在自己家，泥地上说坐就坐不会忸怩不会客气，那家大人随口说一句“这粗胚”，在那里这是嘉奖只有我懂得。龙井人说的不是杭州话更不是普通话，话里有绍兴口音、余杭口音总之是乡下话，我只要说绍兴话他们也觉得我是自家人。
抢收水稻是个体力活，弯着腰割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同学大多累瘫在铺上，连饭都打不起精神吃。晚饭后我还去水塘边和农民车水，身子扒着横杠脚下踩着水车踏板，月光下一团一团水飞溅而来真个如珠似玉，远处蛙声联翩声若雷鸣。在龙井采茶是谷雨前后，早饭后上山山路崎岖，露水尙浓，不少同学跌跌撞撞，连走带爬，还担心茶蓬里窜出蛇来，我光着脚走前头，拿根树枝敲敲茶蓬，停下来拉一把同学上石阶，我知道有人声蛇就会避之远远不必自己吓自己。太阳开始炙热，同学带着草帽也怕晒，我夏天打鱼摸虾身上每年都蜕几身皮。我和龙井的孩子还玩得来，事情做得他们也称心，比如采下茶叶放进竹篓拿放都要小心，茶叶太嫩手脚重了倒出来就没了形，这不光是道理更是个习惯，有的同学再三关照还是手下没轻重，我是鱼虾装进竹篓看得比命重，竹篓口盖上游泳裤宁肯自己晒着草帽还要扣上去，走一两里地还找池塘浸一浸——虾鲜龙活跳才能卖得好价钱。晚饭后男孩子去茶蓬轰麻雀，牵着大黄狗叫上我，回来和他们一起在溪水里洗手脚，我抬头望望西山，山色森严初月在薄云一角，凉气袭来身心一片澄澈，没来由就叹口气心里知道自己是高兴。临离开龙井几个孩子相约来送我，有个女孩叫阿彩手捧一纸袋茶叶说她父母叫送给我，我低着头不敢看她，脸红心跳不知说什么好。
龙井村在三台山以西，北高峰南侧，沿龙井路即可抵达。我回杭州那几年，春秋天常和朋友来爬山。从天竺上山沿十里琅珰，拐过几个山峰，龙井村就在不远处。时值近午，层层叠叠茶山怀抱，龙井村春阳一片，敞亮旷远像是在画中。当年龙井支农的日子就在眼前，似乎还见得到捧着一纸袋茶叶的那个阿彩，现在也成了奶奶或外婆了吧？说是白云苍狗，毕竟还是山川人间。望过去龙井依旧，村里那条曲折小道也依旧，眼见得它向着脚下的山头蜿蜒而来，到得近前，蓦然惊觉半个世纪过去了，却原来人世也依旧。
12
2016年，初三丙班毕业50年。听说先是高中学生提出要补发毕业证，杭二中的领导觉得要求正当，便补发了高中毕业证明书——不是证书。高中各届各班借此搞聚会，老校区一时人声鼎沸车欢马啸。初三丙班群里很快就串联也要补发毕业证书，把意见反映给校方校方当然也同意，12月某日补发毕业证明，同学相约就此回老校区聚会。我退休在北京乡下住着，这样的热闹我不会特意去赶。50年后重发毕业证明，这事想起来就尴尬：该发毕业证的时候没有发成，隔了50年什么话都没有，却说补发个证明，岂不犹如玩笑？这事怎么都做不庄重，看来严肃不免是轻佻。 班里几个热心的同学发起要搞纪念册，在群里征集每个人的近照、简历、同学聚会照片和回忆文章。让我感动的是，有同学去杭州市档案局费心找出当年的毕业档案，把每人的毕业照一张张翻拍修理，发到了群上。这样每个同学的照片就有了两张，隔50年一前一后互为映照。几个编委商量让我写个序，我说班级纪念册个人写序不合适，我起草个初稿你们来修改，定稿了就用编委会的名义，无非放在纪念册前面做导引。我想了半天不知写什么好，勉强凑了几百字，就放在下面：
前言
这本《杭二中66届初三丙班毕业50周年纪念册》终于要付印了，令人百感丛生。
我们这届同学，1963年秋季入学，1966年夏初应该毕业。因为“文革”，拖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又因为“上山下乡”，陆续奔赴农村边疆，可谓未及弱冠，便星散天下。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老三届”。这就有了50年后——2016年——杭州二中校方为大家补办“初中毕业证明书”，同学们重回母校，于是成了这本“纪念册”的缘起。
其间隔着整整50年，半个世纪，大半辈子人生！细数这50年，对于纪念册，不仅繁琐而且无益——谁能从每个同学50年前后的照片里，读出连自己都曲尽难至的滋味呢？每根白发，每个皱纹，都在默默述说着50年的曲折步履和刻骨人生。我们这一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懵懂之间，“文革”“上山下乡”旋踵而来。及至而立之年了，改革开放大潮又汹涌而至。时代呼啸奔腾，不由分说，更容不得仔细辨认，而今痛定思痛：我们肩上所曾承载的，是怎样的风霜雨雪、沧海桑田！我们生命所曾亲历的，又是怎样的蛮横岁月、无尽波澜！
庄子说，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而今同学少年，白首相聚，证明着我们终于打败了时间，连带战胜了我们一直不得不面对的命运。生命和心灵迎来了成熟的那一刻。在这一刻，我们重回杭二中初三丙班，共同捡拾难以忘怀的少年时代，一起纪念杭二中特别是初三丙班曾经的一切。
历史已在我们脚下。我们身后，儿孙辈花一般地盛开。
说打败了时间，只是不愿扫大家的兴——我们哪一个不是被时间打成了灰头土脸？把历史踩到脚下更是一个诳。但我还能说些什么？尤其还有那些没写的让人更为心痛：有好几个同学不曾熬到今天，有的亡逝时正及壮年，他们也该是历史的一部分——海涅说过，每一块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世界史。
2017年清明过后，我到杭州，王楚雄、李志清、王德寅、应启寅在梅家坞请我吃农家饭，王德寅把代领的初中毕业证明书交给了我，我翻开，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毕业照，年轻是不消说的了——谁在67岁去看自己16岁的照片啊——让我吃惊的是眉宇间的那股单纯、疏朗和英气，而今荡然无存。我唯有对着大家略笑一笑。梅家坞有山风吹过，茶山层层叠叠绿浪此起彼伏，远处薄雾如白纱缭绕山头，翻过那几个山头，是去往富阳的平常阡陌，早就修了杭新景高速，直达桐庐千岛湖。岁月沧桑，有人世更有天道，有如富春江江水滔滔日夜不息，年复一年，从西流向东。
13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哥哥临要退休了，撞上个机会，花点钱在龙井村买得一间旧屋，略作修缮，竟也能住得人了，就和嫂嫂住進龙井，基本不回城。有一年开春，我带十来岁的儿子回杭州，找了个日子去龙井看他们。
谷雨早就过了，哥哥给我泡的是自己摘的野茶，用龙井山上的泉水，那滋味确实不同一般。他和嫂嫂每天上午去拎泉水，一桶又一桶，上山下山也权作是锻炼。看见路头溪边的野茶树，就停脚摘茶叶，凑多了请邻居帮着炒了，放在石灰缸里慢慢喝。端午还远呢，粽子已经包好，一串一串挂在房梁上，这回煮了几个给儿子吃，那粽叶也是溪边摘来的，确也别有风味。日常吃食，除了米面一类去店里买，其他菜蔬鱼肉村头都有卖，当然都是农民自己的。酒是每年入冬，哥哥都会酿一大缸存起来，只是买的酱油越来越糟糕，哥哥说，他打算自己做酱油，把酿酱油的方子都找来了，想想并不难。
几个侄儿侄女也有了下一代，寒暑假孙子孙女外孙子都送来龙井，白天膝下少不了有人攀绕，到得夜间，楼上打好地铺排着睡了一地。寻常人家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这确实是好。只是我总有一件事存在心里，诸般不得排解。儿子在天井里蹲着玩蚂蚁，我喝口茶，开口问道：当年你说我考中学，只要是蕙兰，你就供我读，明知我不会读高中大学，中学又读来何用？
哥哥笑道，三十来年了，你还记得？我小时候读书没个准数，父亲手里有几个钱了，把我放到学堂里读几个月，没钱了就回家，这样断断续续15岁才高小毕业——说是高小其实也是冤枉的。好在我还算聪明，要是就势去读初中还是跟得上，只是父亲要让我学织绸，织机也买进家里，我就依了父亲。还幸亏学了这门手艺，这辈子总算靠技术吃饭，养活了一家人。
——那和蕙兰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你有个姐姐送进育婴堂，母亲给人家做奶妈，那家东家大儿子和我小学同学，要考中学了，爹娘做梦都想叫他进蕙兰。但这个家伙实在不争气，书从来不好好读，进馆子像进自家厨房一样便当。有次还请我和几个同学上馆子，喝得昏天黑地，临算账了钱不够，打电话给家里，是下人坐着黄包车带钱来把他领回去。母亲有天说，那家主妇对她实在好，吃饭她第一个吃，说要喂奶营养第一要紧。除了喂奶，家里凡事都不要她动手。就是这个儿子不长进，要考中学了哪里考得进呢？你替他去考吧，反正你也不读中学了……
——你就……冒名顶替，替他去考了？
哥哥说，哪里有那么严重，不就代考个中学吗？考试那天我就去了，心想学校认出我来，我就回来，不会少块肉。居然什么事都没有，考了，他就上了蕙兰。后来我想蕙兰究竟是什么让这家人牵肠挂肚？才知道是个教会学校，有钱人都想让孩子读蕙兰，有个好出身。
所以你心里有这个结，要我来帮你解开？——哥哥说，你又想多了，其实你上哪个中学，该供你还是会供你。你还算争气果真进了蕙兰。哥哥又说，我没读中学是没办法，文化总是不够，后来靠自学，不知多走了多少弯路。你要是考上蕙兰，就是我家命里有，我去不了你去都是命里一笔为定，有什么不好？ ——那个公子呢？上蕙兰的那个？
他？蕙兰出来，去杭大读书，风流成性又管不住自己的嘴，1957年带了右派帽儿加上作风败坏，送劳改农场说是死在那里了。哥哥说，他也是书读得呆了，没事胆小有事胆要大，事情临头就要豁得出来。再说脚还在自己身上，你不会逃？那个时候他若去找我，到遵义躲几年，或许命还在，现在也是子孙满堂了。
哪里是想逃人人都逃得成的？我一直疑心哥哥嫂嫂去遵义，抛下高堂幼子，怎么看都像是慌不择路，那时正是反右风将刮未刮之际。话到了嘴边，嫂嫂在厨房叫了：好吃饭了，一会要赶末班车呢！便起身去天井招呼儿子。
早早吃罢晚饭，牵着儿子的手出门，哥哥送我们到龙井村口。公交站还有一里多地。暝色四合，群山犹如卧兽。夜风渐渐凉了，脱了外衣给儿子披上。这时回望来路，已慢慢融进了暮色。村子里有灯逐个亮起。心里总有点什么难以排遣，脚下就高低不平起来——
远处山路上有大灯盘旋时明时灭，那是进山的龙井路，该是末班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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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搜百度“杭州二中”词条，除了引用蕙兰中学那一段，其余皆是学校获了什么称号，同学获了什么奖，按今天的价值标准确实都是成绩，但是堂堂杭二中，若局限于这番眼界和格局，未免小气了。即使与我在时的杭二中相比也显轻薄。学校是培养人的，所谓授道解惑，学校得到什么称号，学生获多少奖，都及不上黄怀仁校长这一句，“只要有一门课超前，其他门门不及格，也一样收你进高中”，青天白日，这是何等的眼界、气度和魄力！
当初学校取名蕙兰，当有深意存焉。翻翻资料，屈原的《楚辞》就写到了蕙兰：“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陆游更是有诗赞咏：“芳兰移取遍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乞两丛香百合，老翁七十尚童心”。蕙质兰心，从来取它的高雅清洁，这恰该是学校教育的本意。
但蕙兰确实存在过。我哥哥替人考过蕙兰。依稀记得郁达夫、陆蠡、冯亦代等都毕业于蕙兰。前一阵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他也曾入蕙兰上学，不过很快就被开除了。他在杭州住过一年的斯家，公子斯颂德也毕业于蕙兰，后来成了早期的共产党人。杭二中一定存有蕙兰以来的档案，那里层层叠叠记载着学生的印迹，若去做一番考古，不知会寻觅出多少有趣的故事？那里应该还存有蕙兰的心魄，自由而敞亮，然而又是叛逆的，有着多少少年人的轟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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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发现《杭州文史资料第三辑》刊载一篇《蕙兰中学》文章，署名丁荣观。此文详尽可读，转抄如下，留待有兴趣者披阅：
蕙兰中学创始于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新败，签订马关辱国条约之后，强邻环伺，外患迭兴，国势凌替，朝不保暮。腐败的清廷，被迫“废科举，兴学校”。美籍教士甘蕙德（W·S·Sweet）来杭，见浙江人文荟萃，而省内学校尚未普遍设立，乃为播道良机，爰征得美国基督教北浸礼差会同意，恃中美条件为护符，于杭垣石牌楼淳桥东堍购地数亩，筑小屋数椽，援引西制，招生兴学，定名为蕙兰中学堂，今校门口的传达室即其故址。首届招生仅4名，由甘氏夫妇及一名中国教员担任教席，未几扩展至24人，乃聘请学识湛深者10人为教席。课程除国文外，悉用洋版原本。学费年收5元，不足年给经费补助。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人自为班，因材施教，采用学分制。往往有国文授三年级课程而英语则为一年级等情况，须俟修完规定学分，始予卒业。后更创印书馆，让学生工读，因而学生骤增。辛亥革命前后，已达七八十人。甘氏之后，经历任校长慕珥、密克拉、葛德基、葛烈腾（以上均美籍）、徐佐青（华人）等苦心擘划，悉心经营，逐年向国内外热心人士筹募建校经费[据该校1949年《蕙兰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载，1921年募款4000元，建健身房;1929年募捐7000金建图书馆（今三好楼）;1934年募款2万余元，建小学部校舍（今建国一小）;1948年由原设立人向美教会捐款24000美金建思葛堂（今五爱堂）]，扩大校园，建筑校舍，充实设备，至1936年抗战前夕，已拥有春、秋季17班，学生1300余人，教职员工65人，图书4万册，仪器数百套，教学设施，允称完善。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全国抗战，敌骑迫近杭垣，学校内迁。未几杭州沦陷，原有校舍为敌所占，仪器设备破坏殆尽。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始复旧观。1949年杭州解放，该校建校已50周年。50年来，先后在校学生逾2万，共有毕业生47届，其间高中毕业生几千人，初中毕业生1200余人。散布之广，遍及海内外;厥功社会，成绩斐然。今国内知名学者如教育家陈鹤琴和作家郁达夫、艾青等均出其门。
大革命前，历任校长概由教会委派西人充任，一应学制悉仿美制，学生程度约与美国中学相等，故毕业生有直接保送至美国滕纳逊、许耳立非、番葛林、格拉麦苏、亚太华诸大学者。今旅居海外的港澳同胞以及华裔美籍的知名学者和实业家，很多是蕙兰校友。解放前夕，蒋经国的儿子曾一度肄业该校，同为时人所共知。大革命后，学校经教育部立案，制度循照本国，校长亦由国人担任，教育主权始行收回。但因学校经费一部分仍赖教会辅助，仍沿称教会学校如故。
当时各科教学均重视课前预习，教师检查丝毫不苟，考试制度严格，故教学质量博得社会公认。高中英语教员，悉由西人充任，注重课堂会话，分阅读及文法两门，周时有多达9学时者。惟为纠正偏科之弊，乃以国文为尚。入学考试时，各科比例为国文2分、数学1分、地理1分、英文1分。至于平日更有明确规定：“其有侧重英文抛荒各科者，当令停读英文，补习各科，俾免偏胜之弊。”故凡毕业学生皆中西兼优，能胜任翻译及英语教学工作。
蕙兰注重体育，球类、田径尤负盛名。诸如国内大专院校知名教练宋君复、舒鸿、吾舜文、陈建亲等均出其门，此乃该校一贯重视并努力提倡故也。早在1912年美人慕珥长校时，广购校旁隙地，辟为一个大的运动场，即今“求是楼”以东的足球场、篮球场与跑道。1921年葛德基长校，复商承各顾问及校友会的帮助，募款4000元，建健身房一座，配以灯光。至是，体育锻炼，日夜不辍，风雨无阻。杭市各校，均地处闹市中心。有这样大的运动场及完善的设备，当首推蕙兰。宜乎体育成绩，能独步苏杭，各项比赛，时得夺冠军，绝非偶然。当时还规定：下午课后，学生一律至运动场活动;运动完毕，一律至淋浴间淋浴（蕙兰不招女生），隆冬腊月，概不例外。遇有学生畏寒“逃浴”，慕珥则一一点名抓至浴室，淋以莲蓬，不稍姑息。开始或感“外国校长”举止“野蛮”，久而久之，亦得其益，因之学生体魄健硕逾恒。如今老年校友缅念往事，对此印象独深，无不津津乐道。 教会学校以传教为办学宗旨之一，故宣教工作占主要地位，宗教空气弥漫全校。各项宗教活动诸如早、晚礼拜、读经、祈祷、唱赞美诗……要占师生生活的一大部分，其中圣经一课，且被列入教学课程。另方面，由于崇尚资本主义“西方民主”，信仰、言论自由，故校内社团的组织及各班自立的球队，纷呈异采;各种刊物，亦如雨后春笋。在校师生，目击时艰，爱国不甘后人，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及各项爱国运动中，斗争精神始终不辍。据校刊所载：早在学校创办的第二年，迫于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学校停办一年。民国初兴，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学生喻义闻风而起。其后又有陆恩涌、丁庚生、沈祖懋、陈家骏、陈斯荫、于端人、车炳荣等倡立“雪耻会”，出版《雪耻旬刊》达五六年之久，颇得社会好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的时候，蕙兰高初中学生常常到外面去宣传，还拿了毛竹筒到各处去募捐，支援工人，并参加杭州市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等，在参加这些爱国行动时，尤其表现得出色。因此，那时学界流行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蔚为一时的风尚。1927年国民革命抵达浙江后，11月25日正值浙江地方革命起义纪念日，省垣大中小学纷纷放假一天志庆，惟独主持蕙兰校政的美籍校长不允放假。当时高二学生全级罢课，并向校方提出“放假一天”、由“国人立校”等条件，遭到校方的镇压。美籍校长当即出布告将全级学生开除，并勾通反动军警冲进校园，强令全级高二学生离校。就在被迫离校的当晚，全级同学聚集在网球场上高唱国歌，在黑夜戒严的气氛中，肩扛行李，被迫离校。那时军阀当局正在四出抓捕被诬为“捣乱分子”的工人与学生，风声鹤唳，一旦被捕，生死莫卜。在这種高压下，其他年级同学到大门口送行泣别。次日复经罢课抗议，迫使校方收回成命，高二同学复学。后来西席校长也更换为中国人，这在校史上可谓是光荣的一页。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我东北三省，举国上下敌忾同仇。蕙兰师生，经常上街宣传救亡，检查敌货。“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垣相继沦陷，全校师生不甘附敌，迁校富阳场口，后又加入上海各教会联合中学。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宣战，乃告停办。在杭蕙兰校址，抗战初起时，由美籍留校教师葛烈腾主持办了红十字会收容所，珍珠港事件后，为敌寇所据，改充日军特工大本营，所有留存学校的文献以及图书仪器、课椅设备尽遭洗劫。抗战胜利，河山重光，蕙兰亦告复校，经多方奔走，稍复旧观。不意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杭市大中院校以浙大、杭高为首，先后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及抗议北京美军强奸北大女生，声援于子三惨案等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是时，蕙兰师生受反动当局严密控制，表面上未公开参加学运，博得反动政府“嘉许”，但实际上在地下党的影响下，部分进步学生早就参与了校外的学生运动。他们组织读书会，编印小报，通过校内“合法”组织“蕙（蕙兰）弘（弘道女中）基督教青年团契”，广泛团结群众参加学运。有些活动被校方发觉，有的受到秘密警告，或遭秘密逮捕（如徐庆帧）;有的被迫去浙东参加游击队（如张有琦）;有的被秘密开除学籍（如张有瑜），但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师生，组织“应变会”保护校产，迎接解放。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城，杭州解放，校中即由学生会出面贴出大型墙报《五·四解放号》，轰动全校。次晚老浙大举行“五·四晚会”，即有五六十个蕙兰师生出现在于子三广场上听谭震林的讲演。5月17日在庆祝蕙兰建校50周年的晚会上，也有浙大50余人前来参加，演出剧本《走娘家》，并有解放军同志演唱《黄河颂》节目。当时学生骨干陈仲仪、来勤达等解放后分别当选为市学联主席及市团委书记等职。
之后，出于爱国的热忱，蕙兰校园一次次掀起了参军、参干的热潮，即有刘星华、徐虞植等同学分批考入了华东军政大学，麦铁棉等投入了嘉兴地区的土改运动。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中，蕙兰师生在南京、上海教会学校的声援下，发起了盛况空前的反美爱国运动。全校师生通过集会、批判会、展览会等各种形式，愤怒揭发美帝推行奴化教育的反动实质，深刻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遗毒，历时年余。在提高思想觉悟、加强爱国观念的基础上，杭州市军管会接管了这所教会学校，与前浙大附中合并成立了杭州市第二中学，后又被定为省重点中学。
——杭二中于今已120周岁，杭二中的校史背后，自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的沧桑岁月。西湖不言，钱塘江水日夜奔流不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唯一代又一代学生始终生于蕙兰或杭二中的风景里，进去校外的世界，依然属于蕙兰或杭二中，还是一代又一代。
蕙兮兰兮！
（责任编辑：游离）
1965年5月，暮春时分，后院蔷薇开得满墙。哥哥一早进父亲房间，说：我要上班去了，你好好养着——例行的看望或者请安，持续了几个月。父亲总点点头，眼睛闭着，话听得见。今天他一动不动。哥哥重复了一遍。这回看见父亲努力摇了摇头，眼角有泪水渗出来。
哥哥退出来，对门口的嫂子说，看来过不去了，你去上班，也替我请个假。随即在堂前坐下，看看表，伸手招呼我：阿虎，你去邮政局跑一趟，给上海梅仙拍个电报，就说父病危，速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块钱递给了我。
我撒腿就往外跑。
从刀茅巷123号墙门到最近的邮政局，要沿石板巷向南串到庆春路，折西到庆春中路，约摸四五里地。那里的农贸市场正是闹忙之际，板车、自行车和摇摇晃晃开来开去的公共汽车，挤成一团。邮政局还没开门，等了一会，身上的汗慢慢收了，算是第一个进门，把电报纸认真填了，踮着脚连钱递进了柜台。
给梅仙姐打电报，我知道是件大事。梅仙是上海姨妈的女儿，算从小过继给了我家。父亲临50岁时有了我，那时哥哥17岁，梅仙姐十三四岁，也可以说梅仙姐是看着我长大的。不知道为什么，绍兴安昌乡下出来的外公外婆一家，除了母亲九岁进了我爷爷的作坊，其他三个舅舅一个姨都到了上海。上海的姨表兄弟姐妹有十来个吧？只有梅仙姐要通知，那是女儿赶来给父亲送终。
喘着气一路跑回家，没到墙门口，见家前围着些邻居，有哭声传来。我脚一软，跌坐在青石板门槛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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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丧事依循旧制：堂前用门板搭了张床，父亲脸上蒙着薄丝绵，躺了三天，脚下点着盏忽闪忽闪的油灯;墙门里还俗道士锦生伯伯找来几个人，作着法事;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德生伯伯坐在父亲遗体边，对哥哥说，长寿哥是个好人，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只是他问我借过20元，这件事我得和你说。哥哥应声说，父债子还，德生伯伯你放心。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走前德生伯伯来看他，父亲交代德生伯伯这样讲，从哥哥那里要20元钱，留给母亲救急用。哥哥心中难免不快，但见了德生伯伯，还是恭敬如子侄。
父亲出殡是在第四天凌晨，天还墨黑，被母亲叫醒的我感觉到凉意。把父亲移进棺材，扣上棺盖的时候，哥哥拉我跪在棺材头前，说：用头顶牢棺材，赶紧顶牢！几个侄儿和一群堂兄弟跪成一圈。我见梅仙姐搀着母亲，泪人般立在一侧。敲击钉子声随即此起彼落，所有人哭成一片。抬上老东岳的坟山时天蒙蒙亮，柏树林边，坟亲挖好墓穴等候多时了。
小辈跪下头顶住棺材，是钉棺材盖时让逝者安心，听着让人心甘情愿。脸上蒙丝棉，科学说怕有病菌从五官溢出，后来看历史书，又说是明亡了羞见先人于地下，都觉得没意思。我宁愿喜欢听丝棉盖脸，是说从此阴阳两隔，互不牵挂，有份好情谊。中国民间很多习俗，小时候无知无识，大了想起来常常会惊觉，心里有暖意升起。再比如坟亲这个称谓，也真是好。父亲葬毕，所有是非善恶一笔勾销，青天白日下只留了座坟茔。但是坟亲出现了，他替我们守候父亲，等我们一年一两次来祭扫，他倒是和坟茔一起，成了父亲尚在世上的证明。所以叫坟亲——因为坟而成了我们的亲人。坟亲进城里，来我家坐一坐，母亲赶紧泡来糖茶，又去灶上煎一碟年糕，松黄松黄也用糖沾着吃，都是接待亲眷人客的礼数。孔子制礼，读书人说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着眼的是社会秩序。民间看重的则是人世，你要君臣有义，父子有恩，兄弟有序，根基处必得有一个亲字，有亲才有敬，互亲互敬就是人伦。对人亦亲亦敬，哪怕再是陌路，这个人就是天下人。
3
我对父亲的死，记忆里没有悲痛，连印象都模糊。那时我不足15岁。也不是选择性遗忘，记忆可以淡漠，灵魂不会欺骗自己。父亲的死对我只是一个事件。我对父亲毫不了解。和墙门里其他人一样，父亲不识字，似乎也没有固定些的工作。江浙富裕历来靠农桑，民间各类作坊星罗棋布，丝织业尤为发达。父亲在杭州织绸行算是个人物。哥哥说常常正吃着饭呢，有人阿寿哥阿寿哥叫进来，父亲碗一放就跟人走了，饭没吃完父亲一手油腻回了家，织绸机已经修好了。他还常替人去南浔买丝，蹲下闭眼一摸，就说得出丝的质地和来历。日本人占了南京上海，大量倾销日本纺织品，江浙民间作坊纷纷倒闭，父亲不得已拉了黄包车，不想被日本人打了几巴掌，黄包车一扔他就回了家。把刚出生不久的姐姐扔进育婴堂，靠母亲给人家当奶妈度日。后来抗战胜利，见哥哥逐年长大，父亲发心攒点钱，也靠二伯伯相帮，买下一台织绸机，家里就成了一个小丝织作坊，直到哥哥18岁那年，把嫂嫂娶进了家。1954年公私合营，这台织绸机倂进震旦丝织厂，连带着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均成了震旦丝织厂的工人。
1950年我出生，父亲虚岁50，算是老年得子。我记事起，他肺结核病复发，从车间转到食堂又转到传达室接着就办了病退，退休金30元。有一天小学老师课上批评同学，说你们不好好读书，长大只能给人倒马桶运垃圾，你们看谁谁谁的爸爸，浙大教授，一个月工资300多，我迅速算出他的钱顶我父亲10倍。我至今记着两件事：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哥哥嫂嫂远在贵州，我和三个侄儿跟着父母，母亲的金耳环、金戒指都换钱买了吃食，父亲没钱买烟抽，我上街给他拣烟屁股。我在竹竿梢头用铁丝绑根粗针，见到烟屁股一扎就是一个，一扎就是一个。父亲把它们拆成烟丝，用纸卷着抽（后来我在黑龙江上山下乡，没烟抽了也拣烟头卷着抽）;其二：我13岁那年上初中，男同学都用皮带束着裤子，方便又精神，我回家和父亲说了，也想要条皮带，他犹豫几天，终于上街发心买了一条。母亲后来埋怨我，你怎么那么不懂事？一条皮带好买十来斤米呢，裤带系系怎么啦？
母亲说得没错。可那是一个少年唯一一次虚荣，也是此生唯一一次虚荣。这里记下的，实际是对父亲的歉疚。他临死前对哥哥唯一的要求，是想吃苹果，哥哥下班回来带给他的，是两个——对，我没有写错，就是两个苹果。
父亲活着时，家里的顶梁柱早就是哥哥了。
4
一场风雨过后，蔷薇花零落一地，叶子日见浓绿。父亲丧事办毕，一切又都按部就班。本来父亲30元退休费，算父母和我的生活费，现在一应开销都要哥哥嫂嫂承担。母亲额外揽了点洗床单被单的活，放学回家看见湿漉漉的床单被单晾在院子里，风掀动一角，墻根青苔斑驳。我几次动了不再上学的心思。有次忍不住和母亲提了，说，我不去读书了好不好？反正也不读高中。母亲说，把初中读读完吧，说来总算初中毕业，墙门里也是独一个。 这是真话，墙门里七八户人家，父母没有一个有单位的，子女没有一个初中生。我对学校虽说没有念想但也没有好恶，像是个过客，读亦可不读亦可，那就读吧！
我就读的杭州第二中学前身是蕙兰中学，1963年我进校时，改名为浙江省实验中学。
关于蕙兰中学，百度如此介绍：
蕙兰中学旧址位于上城区建国中路70号，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籍传教士甘惠德在石牌楼淳佑桥东堍购地建校，招生兴学，校名蕙兰中学堂。学制为五年，后改为四年，1923年改为六年。1937年日军侵华，学校被迫停办，1945年复校招生。1927年以前历任校长均为外国人担任，之后始由国人担当。1951年学校同前浙大附中合并成立杭州第二中学。原蕙兰中学的大部分建筑已拆毁，现仅存惠德图书馆、“树人数德”碑、“蕙兰学堂”碑座、小闹钟等。
这一词条不知由何人撰写。我入学的1963年，原蕙兰中学的建筑大多都在，惠德图书馆想来就是三好楼。不过说到的碑、碑座和小闹钟，我却毫无印象。作为省重点中学，杭二中的教学质量在全省一直遥遥领先，招生规模也就不断扩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在钱塘江南岸辟地建了新校区，建国中路的旧校区就类似于留守地了。
我进杭二中实属偶然。1962年夏秋之交，哥哥回杭州探亲。他和嫂嫂1957年去贵州遵义筹建遵义丝织厂，说好三年为期，结果到遵义就再没人提起此事。他一看苗头不对，先以父母年迈、孩子弱小为由，把嫂嫂先期调回杭州，接着，就以“夫妻分居”为由办自己的调动。这次回杭州名曰探亲实际也是为调动。那年我12岁。他和嫂嫂一次上街带上了我，进庆春路新华书店，让我随意挑本书算是礼物。也许是书名的蛊惑，我挑的居然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哥哥嫂嫂买下竟也未见犹豫。不曾想近十年以后，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我写下为《青春之歌》翻案的文章，开启了真正的青春时代。这是后话。
哥哥要回遵义了，我凑到他身前，他放下正收拾的行李，摸摸我的头，问：要读初中了，想读哪个学校？
我说我不知道，也没想过，读不读一样。
这倒是的，不读一样做人。他似在自言自语。
再说，家里也没有钱，我帮母亲在挣钱呢。这是真话，除了家里所有的重头活——挑水，买米，买煤球……我已经能四处找活干，多多少少挣回点钱。
哥哥说，我知道，不过还是读吧。我没读中学，不能你也不读啊？你要是考上蕙兰，阿哥供你读。
什么蕙兰？
哦，现在叫杭二中吧，你考上杭二中我给你出学费。
哥哥是郑重其事，我说完就完。1963年年中，初中考试迫在眼前，我问母亲，中学我还考不考？母亲说，不是你阿哥和你说好了么？我这才记起有个杭二中。填写报考志愿时，三个重点中学我填的都是杭二中。把表交给老师，老师看看表又斜眼看看我，过半天说还有一般志愿呢？一般志愿？我才看清表上还有六个空格，好吧，三下五除二，又填了六个杭二中。相信有蕙兰中学以来，这样填写志愿表的唯有我一人。
此后差不多忘了这件事。从小我就没什么非分之想，日子过得没心没肺倒也有滋有味。每天帮母亲做事从起床忙到闭眼，没什么空也没烦心事。论我这一辈我是老小，但比比小我三四岁的侄儿辈，我犹如老大。父亲的身体确乎一天不如一天。隔三岔五，我还去郊外逮鱼摸虾，卖了给母亲贴补家用。
日复一日，通知书该寄总得寄来，拆了一看：杭二中。我便无可选择。
5
1963年9月1日，我进杭二中报到，初中招了四个班，我在丙班。后来听说甲班多干部子弟，乙班多知识分子子弟，丁班工人子弟居多，丙班是杂烩——除了知识分子和工人家庭，还有职员、小业主、独立劳动者等等，只是没有干部子弟。渐渐清楚这一些，是因为很快就贯彻阶级路线，填表开始要填“成分”。我怎么知道我算什么成分？问父亲母亲更是一脸懵懂。好不容易在抽屉角落找出父亲的工作证，他在职业栏填了“独立劳动者”——他的职业就成了我的成分。
从1963年9月到1969年4月，算来我在杭二中连头到尾近6年，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日子一天天过，记不记得尽可随便，刻意去记反倒不好。我甚至连同学都记得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回杭州参加《西湖》杂志的笔会，讲座时见到同班同学史向前。他好意寄我一张同学聚会的照片，还在背后一排排细心注上名字，我才依稀想起那些同学来。2007年初春，杭二中66届初三丙班在杭州社苑宾馆聚会，少小离散，白头相聚，大家兴致勃勃说了不少往事，我听了大都陌生。这验证了我多年的疑惑：我从不曾融入过这个班级，不是对抗是——疏离：不是对同学疏离是对集体的疏离。集体是盆水，我是颗油珠，漂在水面上恍来荡去，无根无基。
1963年9月1日开学典礼，有几个场面倒是至今记得：阳光灿烂，操场一角的乌桕树昂头参天，叶子斑驳着半为透明，哗啦哗啦摇曳，映得三号楼的玻璃窗像宝石闪烁不定。省教育厅长（刘厅长？）亲自给大家讲话，宣布杭二中即日起改名叫浙江省实验中学。厅长还用俄语唱了一首歌，一个字也听不懂，不过真的是好听，我就看着好听的歌声盘旋上蓝天。校长黄怀仁的讲话我只记住了一句：你们就算门门课都不及格，只要有一门课超前，我一样收你们进高中。让我动心的是前半句，至于后半句，从报考杭二中起我就心思已定。这时忽地想起哥哥说到的蕙兰两字，扭头四处找找，蓝天白云下四野空寂，连黑压压的人群也无声息，蕙兰蕙兰没有半点踪迹。
6
人到中年，一日在北京想起这一幕，才恍然我们进校，中国正发生着大事。我们在阳光下开学，一个大局就此开篇。接着开学，班级成立班委会，知识分子子弟和工农子弟一半对一半。我对此无动于衷。虽不知阶级为何物，自幼却懂世上有穷有富。比如饿了，同学家有饼干桶装满吃食，我若是喊饿，父母便斥道：“忍着！过会就吃饭了”;秋风起了，同学家开箱取件衣服加上，父母还是让我“忍着”，再加只有棉衣了，而腊月更冷！饿与冷都是现实，但“忍”里并非是退縮，倒是有面对现实的志气，所谓咬咬牙横下一条心，眼前就豁然开朗另有新天地！所以贫寒子弟会别有志气，“富贵人家一蓬烟”从小耳濡目染，却是底层人世的天经地义。 只是现在说工农子弟让我稍有不服。工人有单位有工资比我家有钱，凭什么高人一头？何以当了班干部，走路说话立时变了样？尤其是一说到集体，顿时就居高临下沉下了脸。比如班级搞活动就算春游秋游，也要交点费用，我不好问家里伸手，只好不参加。本来心里就委屈，从此不再乘车，两个烧饼早点能不吃就不吃，洗澡无非不进澡堂，总算省下点钱，盼着下一次活动来。等下次活动前开班会了，班干部介绍完活动内容和安排，就说希望大家踊跃参加，特别是个别同学，不能总缺席，要爱护集体，珍惜集体荣誉，说时眼睛就瞄着我——我怕他说什么他偏说什么，春游就是春游，不说集体主义会死啊，他不会说别的话，我就只能不去。再比如放学轮到小组打扫教室，我说家里有事要早点回家，班干部又说班级是个集体，你怎么就和别人不一样？我也不争辩，抢先扫了地扭头就走。他们眼里这就是“个人主义”，像个双胞胎和集体主义配套，可在我看来，都是些鸡毛无非他们当成了令箭。
我从小见惯墙门里的人家，七八户，没有一家有单位，没有一个人识字，摸鱼摸虾、摆甘蔗摊、贩点小商品甚至捡垃圾……一样养活一家人。邻里间有事全是笑脸商量，没有谁会说应当不应当。家里有点好吃的，也一家一家送些过去大家尝尝。哥哥回来探亲前半年，父亲弄来个小羊羔，养在灶前我每天早晚割草喂它，哥哥回来父亲杀了红烧了，我放学回家为此还哭了一顿，可傍晚还是我一家家送羊肉，一任家里只剩了小半锅。中国人过去没有集体主义，但是有天下社稷有人意人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于是“天下可运于掌”，何等的慷慨激昂，海阔水深！在这样的人世间做人，只要有一份志气，面前就是一马平川。
那年冬天我不曾进澡堂洗澡，开始在学校洗，不想有次天寒地冻，学校浴室龙头冻住了，我去食堂要了壶开水浇开龙头洗。心想既然如此何不就近去护城河？护城河瘦多了近处结了薄冰远处水汽氤氲，光着身子顺手折根细竹竿敲开冰，一头就扎进水里，憋不住气了才站起身。河对岸田陌舒展，冬阳仍是有一份热力，而我身上热气腾腾，浑身上下泛出嫩红色，像是刚从娘胎里出生，赤条条直见性命。
7
知识分子子弟从小有家教，懂分寸，但他们衣饰相似趣味相投，无形中像是自己人，相互间的话题也属于他们自己。比如昨晚人民大会堂朝鲜歌舞团的演出如何如何好，他们说得眉飞色舞，你一旁听着自己都嫌自己为多余。他们课间十分钟能下盘围棋，午休约着去操场打球，放学了一个个推出自行车，骑上呼啸而去，不是去少体校就是去少年宫，有几个早早装了半导体收音机。他们从不曾亏待我，但是绍兴人有句话：鸡皮鹅皮搭不拢。我在幼儿园就觉出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即便如此，到了初二，班委中知识分子子弟也悉数被免掉，一概成了工农子弟的天下。
很快相熟的是家住附近的几个同学。环境相仿，脾性就容易相契，尤其都不在班里多事，相处就有一份默契。放学一同回家玩也玩在一起。在工农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平分天下的班级里，我们就像是第三势力，完全自顾自。
小学同班同学王德寅，小业主成分。脸相俊俏，嘴角有对男生很不相宜的酒窝，不笑也会动，绰号“酒窝儿”。他为人聪颖温和，遇事先抿嘴一笑，伸出指头点点你，不知是嘉许还是不以为然，我看了自是懂得。在班里进进出出无声无息，像是没有他这个人。文革初起我们都逍遥，一次和他转到西山路，见湖边石堰坍塌一路。我就下湖去摸虾，扔上岸他拣起来装在草帽里，一直摸到南山路。时近傍晚，有稀稀拉拉拎篮子的老人来买菜，我们坐马路牙子上草帽放在脚边，就地卖了3块8角钱，我给他2块他至今还常说起。上山下乡了，他不声不响抢先回了萧山老家，早早就在班里消失。1971年春节我第一次回杭州探亲，预先写信说要去看他，那天一早他居然骑着车来了我家，说是我没去过怕是连钱塘江的轮渡码头都找不着。那天我们就一起骑着车，一路上有说有笑没停住嘴。
“李拐儿”李志清，工人成分，不过一天班干部都未曾做过，遇事不慌不忙总替他人着想。是班里少有的心灵手巧，天文地理，木作铁艺，没有不懂不会的。上山下乡我早早去了北大荒，志清不想走在家扛着，居民区把他父亲关进学习班，儿子不走就不放出来，这才去了黑龙江兵团。走前还给我母亲做了个菜橱送家来。在兵团我们有书信来往，我曾去58团他的连队看他，晚上挤一个被窝聊到天发白。有一年春节他和德寅相约来我家，我正抽着烟斗在啃西方哲学史，我神情亢奋对他们大谈黑格尔笛卡尔，他俩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看我的眼神满满是同情。他回城在省交际处开车，允许有出租车了他下海开起出租车，挣了点钱全是辛苦钱。
“酒窝儿”“李拐儿”总算有点由头，应启寅何以叫“关节炎”？完全莫名其妙。少年人的言语行为，多是这样的无来由，犹如天地之初一切都没名目，这才是好。他像他父亲圆脸大耳，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小年纪就心思缜密做事有条不紊，下围棋时对方冲冲杀杀，一条大龙横冲直撞，他端坐着面无表情地应对，到了他开始收拾对方，在外围一子两子地吃，慢慢会有笑容浮起，直到对方见大龙陷入困境，大喊“上当上当”，他站起来，说到此为止吧，估计我能贏七八目。他就是这样胜了也当是平常。他下乡回城进了邮局，没听说出什么事当然不会有腾达，无灾无难到退休，也如围棋，平常也就是大胜了。
王楚雄的成分应该是职员，我姓何叫“和尚”，他名字一谐音叫成了“黄鼠狼”。楚雄和我住得最近，父母外婆和我父母又相熟，去他家就像是走亲戚。楚雄平常言语不多，一开口面露惭色像有什么事对不起你。我们一起去铁力独立二团，同在工程连一起出工收工。我后来调到团部报道组，他当了服务连事务长，带着几个知青种菜养猪养鸡鸭，后勤搞得风生水起。有天报道组赶稿子到深夜，我们肚子饿了上天落地怎么都难将息，忽然想起有个服务连就在不远，赶过去不由分说敲开了楚雄的宿舍，他揉着眼睛捅开封上的炉火，打了二十多个鸡蛋炒了盆炒鸡蛋，吃得我们第二天打嗝都是鸡蛋味。1980年4月我从杭州调北京，妻子有八个月的身孕，交代她有事就去杭州第一医院找王楚雄。儿子出生前一天，楚雄来电话说我妻子住进了他的医院，可能会难产不过你嫑（不要）担心，大不了我替你签字破腹产。我第二天中午火车到杭州城站，楚雄在站台接我，第一句话就是“放心，生了，儿子”。儿子出生时间是上午十点半，他是等我儿子出生就往城站赶，我连一句谢谢都没说。 文革中我们都做“逍遥派”，心里直当它是没有。学校第一次突然批斗黄校长，我看着蜂窝炸了般的操场，黄校长被同学推来搡去，头上扣着字纸篓，脑子发懵心里泛恶心，德寅摇摇头叹了口气，手指伸起却又放下了。志清则拍拍我的肩：和尚走吧，没啥好看的了！他们都比我理性，大事临头会一下看透当即解脱，我反倒比他们多愁善感临事踌躇。退休后我住北京，回杭州会约了一起见面吃饭。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说真朋友是三秋不见，如隔一日。前几年班级建了个群，把我拉进去了，看了几天的微信，想想还是退了出来。他们几个在群里从不现身不过也不退，自己另建了群。看着他们在群里晒孙儿孙女的照片，或者约着春游孤山秋赏桂，我潜着水不做声心里也高兴。但凡想到他们，总觉得他们对我的好，要远远超过我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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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听母亲讲《白蛇传》，说白娘子嫁了许仙为新妇，认低伏小，对许仙百依百顺。又说“孝顺孝顺，就是一个顺字”。所以我做人从小就温婉顺从，少有叛逆，进了中学亦是如此，几乎没有一件和人顶撞纷争的事情。但是白蛇被法海欺负，她就连天兵天将都不惧，索性水漫金山，搅得天翻地覆。母亲说那也好，做人还要用得上“刚烈”，大不了“一世人不做”。绍兴能出秋瑾、王金发诸人，还有章太炎、鲁迅一类，就是紧要关头会打翻一切出得来泼辣。
进初中就知道不读高中和大学的，不知有没有其他人？我进杭二中，一开始就由着性子随心所欲：化学物理我一概放弃，上课不听也不做作业，顾自读闲书。我喜欢数学成绩也不错，只是经常把面对语文的态度用作数学，显得不安分。老师教一道几何题，标准解法有三种，我会站起来说还多两种。老师叫我上去演算给大家看，我当然不惧，演算出来让老师哭笑不得。比如从北京飞到巴黎，可以直飞，最多到香港或者马尼拉换飞机，但是我是飞纽约甚至到悉尼，再飞巴黎，不能说错但是形同捣乱。如是者三，老师就开始朝我翻白眼。其实我只是早懂了标准答案，觉得无趣想找找新花样。后来知道老师不喜欢我这样，就找了几本数学书，初一自学完了初三的课程，余下来的数学课一样用来看闲书。老师也不为难我，因为每次考试——连同100分外的附加题——我都是满分。英语我最用力，那时放电影前有新闻记录片，我喜欢看外交官，觉得他们潇洒有风度。外交官英语一定要好，所以我要用心学。后来在北大荒，全农场只有我订了一份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杂志，一早起来先背单词，到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我找团政委说我想去读外国语学院，政委喜欢我，说，只要我在这个团里，你就安安心心呆着。人家喜欢你舍不得你走，你还有什么话说？外交官梦就此终结。
我的语文成绩从来数一数二，尤其是作文。原因很简单：因为穷，从小没有玩具更不会有书看。识字了没书看，家里板壁上贴的报纸就是现成读物，站在床上伸着脖子看。父母管报纸都叫“申报”纸，其实贴的是《浙江日报》，可见史量才的申报在民间的影响。报纸早已发黄发脆，一样读得津津有味。某张竟是倒贴的，反着辨认还是个乐趣。第一本正经的书，是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是个小学同学的哥哥退伍带回家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那时就读了不知多少遍。小学和初中发新课本，包好书皮我就看，开学前早读得滚瓜烂熟。还是因为穷，上学坐不起车靠两条腿，一路上就胡思乱想做白日梦。尤其上中学，路上要走大半个小时，白日梦做熟了就是现成的作文。这两条正是做出漂亮作文的基本条件。进了杭二中，我的作文常常成为语文老师袁雄易的范本，画上几个圈不说，时不时在班上朗读或者贴在墙报上。
凡是白日梦必定信马由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在作文里体现阶级路线呢？因此袁老师的奖掖，经常成了阶级教育的靶子，不少还是同学自发的。比如一个孩子养了金鱼不幸金鱼死了，那孩子悲伤地埋了金鱼。要求看图作文写一篇论说文。我照例信口开河：我赞扬这孩子做得好做得对，黛玉葬花是千古美谈，男孩葬金鱼也是……作文得到袁老师的肯定，立即被同学批评，墙报贴出同学的文章，批评作文小资产阶级感情严重，林黛玉是封建小姐，无所事事才去葬花，思想很不健康，葬金鱼的孩子当然也不健康，这篇作文就更不健康了。联系到何某人还在学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不是偶然的需要警惕了呵，有同学要击一猛掌有同学呼吁悬崖勒马，如是云云。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曲。我不像班里一些同学，凡有新电影场场必随父母去看。我只是到了杭二中，费用在学杂费里，才随着班级能看几场电影了。《冰山上的来客》真的是好看，歌尤其好听，我找不到歌本，无非凭记忆在那里学唱，如今一并批成了“思想感情不健康”。我没有反驳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说得句句都对，只好不理睬。
9
我们这个班，真正为难的是袁雄易老师。袁老师做班主任却兼着语文课，也就是说他要贯彻阶级路线还要负责语文课教改，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常常还相悖。袁老师小心应对没出过半点差池。虽然工农子弟有点气指颐使，班里的气氛还算和谐，我说我疏离班级没感觉到伤害，都得力于袁老师的温和和善良：袁老师从不激烈更不偏激，一段时间有同学窃窃私语，说袁老师是国民党“三青团员”（那是多大的罪名啊）时，他一如既往温和而平静。
不妨拿另一個老师为比较：英语老师罗荣根年纪轻轻，教学出类拔萃，一两年就把我们的英语调教得比高中生还出色。但是不断有风言风语传来，说他酗酒，床底下全是啤酒瓶子;有一天见他居然剃了光头在校园里若无其事走来走去，马上有消息流传：原来是他失恋了。那时中学生的逻辑是，恋爱本身大逆不道，罗老师不思悔改还大肆张扬，可见思想意识有问题。袁老师从来没有这样的形象，也从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传言。不会是他老谋深算，而是秉性使然——我要在很久很久以后，多少懂得点做人的要害时才意识到，袁老师其实干净而淡泊：干净就不被杂质所扰，淡泊便不计一己毁誉，所以出得来一份好性情。我想就是这一点，保留了我们班的一份干净。
后面的事于是就顺理成章。
在一面受褒奖一面挨批判中，从初二开始，常常我可以不上语文课了。上课铃响，袁老师夹着布口袋走进教室朝我笑笑，说：你去我宿舍吧，桌上有新到的《人民文学》，今天的语文课你就不用上了——我就在众目睽睽下起身离开教室。另一次或许就成了《收获》或者别的什么。袁老师家眷在老家，一个人住凹形区二楼一间小宿舍里，屋里光线晦暗，书报杂陈。我把唯一的那张藤椅搬到走廊上，把那本《人民文学》或者《收获》读得津津有味。 记不得是哪一学期了，上午课刚上完，大家急着去食堂。袁老师叫住了我，从布口袋里取出一本书，笑眯眯看着我：我刚买的，好书啊，你先看吧！我接过书，原来是秦牧的《艺海拾贝》。我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中午一边吃饭一边迫不及待看起来。不小心一滴菜汤滴到崭新的书页上，油渍慢慢渗开，用袖子怎么也擦不干净了……那种懊丧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候的散文，虽还不曾“废黜百家”却早独尊杨朔、刘白羽了。许多同学的作文经常情不自禁走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的路子。秦牧和他的《艺海拾贝》，对我是怎样的惊喜又是怎样的救正！这是真正奠就我散文底子的第一块砖。接下来，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了，记得我在农场昏暗的烛光下把它从头到尾抄了一遍。最后，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在同样白茫茫的北大荒寒冷的冬季，鲁迅成了我唯一的文学滋养。我在反复读着鲁迅的时候，终于读出了杨朔、刘白羽散文的弊根：伪媚而夸张的浪漫主义。
10
2005年夏，我奉調回杭州担任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院长，2007年同学聚会前，几个同学相约去看袁老师，那是我1969年春离开杭州以来第一次，不必屈指，粗算隔了40年。
是个晴朗的上午，阳光很好，逼仄但安静的小区也很好，重要的是大家的心情也很好。小小的客厅阳光缭绕，阳光中青烟回旋，袁老师不会诧异我居然抽烟了。袁老师当然显出些老态，但我觉得他从来就这样，岁月并不曾在我与他之间留下太多阻隔，只在他微笑着说起我当年的一点破事时，我反倒略有些惊奇：袁老师说的是我么？他一直关注我回杭州两年来的行踪，对报纸报道我和学校的消息几乎无一遗漏，却毫不在意我竟那么晚才来看他，这让我感到了暖意，奇怪的却是没有内疚。面对袁老师我始终如面对亲人，没有畏惧因此不必忐忑;没有距离因此一向简洁;我无论有多大的不是，也不觉得应有怎样的歉疚;即使只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恩泽，我一样连最通常的感激也没想及——否则一定会牵累彼此的心。
2008年盛夏袁老师病重住院，我在山西内蒙一带随文化部领导调研。8月初回北京，正订回杭州的机票，接到应启寅电话，是货真价实的噩耗了：袁老师已经去世，他们在准备花圈，打算把我的名字列上去。这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呢？列上去就是了，我大声说，心里一片纷乱。
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第一次：不是你做错什么，而是错失了一个时机，随之一切就面目皆非而不可更改。你在同学聚会时见到袁老师就成了永别。苏东坡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虽说一直信奉“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但心里总有个角落，存放着零散的雪泥指爪，供夜半独自回味和栖息。袁老师从来就供奉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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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初中，每年要支农劳动10天左右。支农的日子我如鱼得水，没有一件事与我不相宜。初一去转塘“双抢”（抢收抢种），初二在龙井采茶，初三记不得去哪里了——也许临近毕业又是文革前夕，取消了这次支农？记得在转塘住生产队仓库，地铺只铺一层薄薄的稻草。仓库有浓重的霉味，夹杂一样浓重的敌敌畏味，很多同学就嚷嚷头痛，我什么感觉都没有。蚊子还没起来，潮虫借着暑气四处活动，早晨起床，见有虫子四处爬，有同学连声叫着跳开去，我用手捉了扔出门外连鸡都不吃。龙井住茶农家我就像在自己家，泥地上说坐就坐不会忸怩不会客气，那家大人随口说一句“这粗胚”，在那里这是嘉奖只有我懂得。龙井人说的不是杭州话更不是普通话，话里有绍兴口音、余杭口音总之是乡下话，我只要说绍兴话他们也觉得我是自家人。
抢收水稻是个体力活，弯着腰割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同学大多累瘫在铺上，连饭都打不起精神吃。晚饭后我还去水塘边和农民车水，身子扒着横杠脚下踩着水车踏板，月光下一团一团水飞溅而来真个如珠似玉，远处蛙声联翩声若雷鸣。在龙井采茶是谷雨前后，早饭后上山山路崎岖，露水尙浓，不少同学跌跌撞撞，连走带爬，还担心茶蓬里窜出蛇来，我光着脚走前头，拿根树枝敲敲茶蓬，停下来拉一把同学上石阶，我知道有人声蛇就会避之远远不必自己吓自己。太阳开始炙热，同学带着草帽也怕晒，我夏天打鱼摸虾身上每年都蜕几身皮。我和龙井的孩子还玩得来，事情做得他们也称心，比如采下茶叶放进竹篓拿放都要小心，茶叶太嫩手脚重了倒出来就没了形，这不光是道理更是个习惯，有的同学再三关照还是手下没轻重，我是鱼虾装进竹篓看得比命重，竹篓口盖上游泳裤宁肯自己晒着草帽还要扣上去，走一两里地还找池塘浸一浸——虾鲜龙活跳才能卖得好价钱。晚饭后男孩子去茶蓬轰麻雀，牵着大黄狗叫上我，回来和他们一起在溪水里洗手脚，我抬头望望西山，山色森严初月在薄云一角，凉气袭来身心一片澄澈，没来由就叹口气心里知道自己是高兴。临离开龙井几个孩子相约来送我，有个女孩叫阿彩手捧一纸袋茶叶说她父母叫送给我，我低着头不敢看她，脸红心跳不知说什么好。
龙井村在三台山以西，北高峰南侧，沿龙井路即可抵达。我回杭州那几年，春秋天常和朋友来爬山。从天竺上山沿十里琅珰，拐过几个山峰，龙井村就在不远处。时值近午，层层叠叠茶山怀抱，龙井村春阳一片，敞亮旷远像是在画中。当年龙井支农的日子就在眼前，似乎还见得到捧着一纸袋茶叶的那个阿彩，现在也成了奶奶或外婆了吧？说是白云苍狗，毕竟还是山川人间。望过去龙井依旧，村里那条曲折小道也依旧，眼见得它向着脚下的山头蜿蜒而来，到得近前，蓦然惊觉半个世纪过去了，却原来人世也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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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三丙班毕业50年。听说先是高中学生提出要补发毕业证，杭二中的领导觉得要求正当，便补发了高中毕业证明书——不是证书。高中各届各班借此搞聚会，老校区一时人声鼎沸车欢马啸。初三丙班群里很快就串联也要补发毕业证书，把意见反映给校方校方当然也同意，12月某日补发毕业证明，同学相约就此回老校区聚会。我退休在北京乡下住着，这样的热闹我不会特意去赶。50年后重发毕业证明，这事想起来就尴尬：该发毕业证的时候没有发成，隔了50年什么话都没有，却说补发个证明，岂不犹如玩笑？这事怎么都做不庄重，看来严肃不免是轻佻。 班里几个热心的同学发起要搞纪念册，在群里征集每个人的近照、简历、同学聚会照片和回忆文章。让我感动的是，有同学去杭州市档案局费心找出当年的毕业档案，把每人的毕业照一张张翻拍修理，发到了群上。这样每个同学的照片就有了两张，隔50年一前一后互为映照。几个编委商量让我写个序，我说班级纪念册个人写序不合适，我起草个初稿你们来修改，定稿了就用编委会的名义，无非放在纪念册前面做导引。我想了半天不知写什么好，勉强凑了几百字，就放在下面：
前言
这本《杭二中66届初三丙班毕业50周年纪念册》终于要付印了，令人百感丛生。
我们这届同学，1963年秋季入学，1966年夏初应该毕业。因为“文革”，拖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又因为“上山下乡”，陆续奔赴农村边疆，可谓未及弱冠，便星散天下。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老三届”。这就有了50年后——2016年——杭州二中校方为大家补办“初中毕业证明书”，同学们重回母校，于是成了这本“纪念册”的缘起。
其间隔着整整50年，半个世纪，大半辈子人生！细数这50年，对于纪念册，不仅繁琐而且无益——谁能从每个同学50年前后的照片里，读出连自己都曲尽难至的滋味呢？每根白发，每个皱纹，都在默默述说着50年的曲折步履和刻骨人生。我们这一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懵懂之间，“文革”“上山下乡”旋踵而来。及至而立之年了，改革开放大潮又汹涌而至。时代呼啸奔腾，不由分说，更容不得仔细辨认，而今痛定思痛：我们肩上所曾承载的，是怎样的风霜雨雪、沧海桑田！我们生命所曾亲历的，又是怎样的蛮横岁月、无尽波澜！
庄子说，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而今同学少年，白首相聚，证明着我们终于打败了时间，连带战胜了我们一直不得不面对的命运。生命和心灵迎来了成熟的那一刻。在这一刻，我们重回杭二中初三丙班，共同捡拾难以忘怀的少年时代，一起纪念杭二中特别是初三丙班曾经的一切。
历史已在我们脚下。我们身后，儿孙辈花一般地盛开。
说打败了时间，只是不愿扫大家的兴——我们哪一个不是被时间打成了灰头土脸？把历史踩到脚下更是一个诳。但我还能说些什么？尤其还有那些没写的让人更为心痛：有好几个同学不曾熬到今天，有的亡逝时正及壮年，他们也该是历史的一部分——海涅说过，每一块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世界史。
2017年清明过后，我到杭州，王楚雄、李志清、王德寅、应启寅在梅家坞请我吃农家饭，王德寅把代领的初中毕业证明书交给了我，我翻开，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毕业照，年轻是不消说的了——谁在67岁去看自己16岁的照片啊——让我吃惊的是眉宇间的那股单纯、疏朗和英气，而今荡然无存。我唯有对着大家略笑一笑。梅家坞有山风吹过，茶山层层叠叠绿浪此起彼伏，远处薄雾如白纱缭绕山头，翻过那几个山头，是去往富阳的平常阡陌，早就修了杭新景高速，直达桐庐千岛湖。岁月沧桑，有人世更有天道，有如富春江江水滔滔日夜不息，年复一年，从西流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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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哥哥临要退休了，撞上个机会，花点钱在龙井村买得一间旧屋，略作修缮，竟也能住得人了，就和嫂嫂住進龙井，基本不回城。有一年开春，我带十来岁的儿子回杭州，找了个日子去龙井看他们。
谷雨早就过了，哥哥给我泡的是自己摘的野茶，用龙井山上的泉水，那滋味确实不同一般。他和嫂嫂每天上午去拎泉水，一桶又一桶，上山下山也权作是锻炼。看见路头溪边的野茶树，就停脚摘茶叶，凑多了请邻居帮着炒了，放在石灰缸里慢慢喝。端午还远呢，粽子已经包好，一串一串挂在房梁上，这回煮了几个给儿子吃，那粽叶也是溪边摘来的，确也别有风味。日常吃食，除了米面一类去店里买，其他菜蔬鱼肉村头都有卖，当然都是农民自己的。酒是每年入冬，哥哥都会酿一大缸存起来，只是买的酱油越来越糟糕，哥哥说，他打算自己做酱油，把酿酱油的方子都找来了，想想并不难。
几个侄儿侄女也有了下一代，寒暑假孙子孙女外孙子都送来龙井，白天膝下少不了有人攀绕，到得夜间，楼上打好地铺排着睡了一地。寻常人家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这确实是好。只是我总有一件事存在心里，诸般不得排解。儿子在天井里蹲着玩蚂蚁，我喝口茶，开口问道：当年你说我考中学，只要是蕙兰，你就供我读，明知我不会读高中大学，中学又读来何用？
哥哥笑道，三十来年了，你还记得？我小时候读书没个准数，父亲手里有几个钱了，把我放到学堂里读几个月，没钱了就回家，这样断断续续15岁才高小毕业——说是高小其实也是冤枉的。好在我还算聪明，要是就势去读初中还是跟得上，只是父亲要让我学织绸，织机也买进家里，我就依了父亲。还幸亏学了这门手艺，这辈子总算靠技术吃饭，养活了一家人。
——那和蕙兰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你有个姐姐送进育婴堂，母亲给人家做奶妈，那家东家大儿子和我小学同学，要考中学了，爹娘做梦都想叫他进蕙兰。但这个家伙实在不争气，书从来不好好读，进馆子像进自家厨房一样便当。有次还请我和几个同学上馆子，喝得昏天黑地，临算账了钱不够，打电话给家里，是下人坐着黄包车带钱来把他领回去。母亲有天说，那家主妇对她实在好，吃饭她第一个吃，说要喂奶营养第一要紧。除了喂奶，家里凡事都不要她动手。就是这个儿子不长进，要考中学了哪里考得进呢？你替他去考吧，反正你也不读中学了……
——你就……冒名顶替，替他去考了？
哥哥说，哪里有那么严重，不就代考个中学吗？考试那天我就去了，心想学校认出我来，我就回来，不会少块肉。居然什么事都没有，考了，他就上了蕙兰。后来我想蕙兰究竟是什么让这家人牵肠挂肚？才知道是个教会学校，有钱人都想让孩子读蕙兰，有个好出身。
所以你心里有这个结，要我来帮你解开？——哥哥说，你又想多了，其实你上哪个中学，该供你还是会供你。你还算争气果真进了蕙兰。哥哥又说，我没读中学是没办法，文化总是不够，后来靠自学，不知多走了多少弯路。你要是考上蕙兰，就是我家命里有，我去不了你去都是命里一笔为定，有什么不好？ ——那个公子呢？上蕙兰的那个？
他？蕙兰出来，去杭大读书，风流成性又管不住自己的嘴，1957年带了右派帽儿加上作风败坏，送劳改农场说是死在那里了。哥哥说，他也是书读得呆了，没事胆小有事胆要大，事情临头就要豁得出来。再说脚还在自己身上，你不会逃？那个时候他若去找我，到遵义躲几年，或许命还在，现在也是子孙满堂了。
哪里是想逃人人都逃得成的？我一直疑心哥哥嫂嫂去遵义，抛下高堂幼子，怎么看都像是慌不择路，那时正是反右风将刮未刮之际。话到了嘴边，嫂嫂在厨房叫了：好吃饭了，一会要赶末班车呢！便起身去天井招呼儿子。
早早吃罢晚饭，牵着儿子的手出门，哥哥送我们到龙井村口。公交站还有一里多地。暝色四合，群山犹如卧兽。夜风渐渐凉了，脱了外衣给儿子披上。这时回望来路，已慢慢融进了暮色。村子里有灯逐个亮起。心里总有点什么难以排遣，脚下就高低不平起来——
远处山路上有大灯盘旋时明时灭，那是进山的龙井路，该是末班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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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搜百度“杭州二中”词条，除了引用蕙兰中学那一段，其余皆是学校获了什么称号，同学获了什么奖，按今天的价值标准确实都是成绩，但是堂堂杭二中，若局限于这番眼界和格局，未免小气了。即使与我在时的杭二中相比也显轻薄。学校是培养人的，所谓授道解惑，学校得到什么称号，学生获多少奖，都及不上黄怀仁校长这一句，“只要有一门课超前，其他门门不及格，也一样收你进高中”，青天白日，这是何等的眼界、气度和魄力！
当初学校取名蕙兰，当有深意存焉。翻翻资料，屈原的《楚辞》就写到了蕙兰：“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陆游更是有诗赞咏：“芳兰移取遍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乞两丛香百合，老翁七十尚童心”。蕙质兰心，从来取它的高雅清洁，这恰该是学校教育的本意。
但蕙兰确实存在过。我哥哥替人考过蕙兰。依稀记得郁达夫、陆蠡、冯亦代等都毕业于蕙兰。前一阵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他也曾入蕙兰上学，不过很快就被开除了。他在杭州住过一年的斯家，公子斯颂德也毕业于蕙兰，后来成了早期的共产党人。杭二中一定存有蕙兰以来的档案，那里层层叠叠记载着学生的印迹，若去做一番考古，不知会寻觅出多少有趣的故事？那里应该还存有蕙兰的心魄，自由而敞亮，然而又是叛逆的，有着多少少年人的轟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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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发现《杭州文史资料第三辑》刊载一篇《蕙兰中学》文章，署名丁荣观。此文详尽可读，转抄如下，留待有兴趣者披阅：
蕙兰中学创始于公元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新败，签订马关辱国条约之后，强邻环伺，外患迭兴，国势凌替，朝不保暮。腐败的清廷，被迫“废科举，兴学校”。美籍教士甘蕙德（W·S·Sweet）来杭，见浙江人文荟萃，而省内学校尚未普遍设立，乃为播道良机，爰征得美国基督教北浸礼差会同意，恃中美条件为护符，于杭垣石牌楼淳桥东堍购地数亩，筑小屋数椽，援引西制，招生兴学，定名为蕙兰中学堂，今校门口的传达室即其故址。首届招生仅4名，由甘氏夫妇及一名中国教员担任教席，未几扩展至24人，乃聘请学识湛深者10人为教席。课程除国文外，悉用洋版原本。学费年收5元，不足年给经费补助。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人自为班，因材施教，采用学分制。往往有国文授三年级课程而英语则为一年级等情况，须俟修完规定学分，始予卒业。后更创印书馆，让学生工读，因而学生骤增。辛亥革命前后，已达七八十人。甘氏之后，经历任校长慕珥、密克拉、葛德基、葛烈腾（以上均美籍）、徐佐青（华人）等苦心擘划，悉心经营，逐年向国内外热心人士筹募建校经费[据该校1949年《蕙兰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载，1921年募款4000元，建健身房;1929年募捐7000金建图书馆（今三好楼）;1934年募款2万余元，建小学部校舍（今建国一小）;1948年由原设立人向美教会捐款24000美金建思葛堂（今五爱堂）]，扩大校园，建筑校舍，充实设备，至1936年抗战前夕，已拥有春、秋季17班，学生1300余人，教职员工65人，图书4万册，仪器数百套，教学设施，允称完善。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全国抗战，敌骑迫近杭垣，学校内迁。未几杭州沦陷，原有校舍为敌所占，仪器设备破坏殆尽。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始复旧观。1949年杭州解放，该校建校已50周年。50年来，先后在校学生逾2万，共有毕业生47届，其间高中毕业生几千人，初中毕业生1200余人。散布之广，遍及海内外;厥功社会，成绩斐然。今国内知名学者如教育家陈鹤琴和作家郁达夫、艾青等均出其门。
大革命前，历任校长概由教会委派西人充任，一应学制悉仿美制，学生程度约与美国中学相等，故毕业生有直接保送至美国滕纳逊、许耳立非、番葛林、格拉麦苏、亚太华诸大学者。今旅居海外的港澳同胞以及华裔美籍的知名学者和实业家，很多是蕙兰校友。解放前夕，蒋经国的儿子曾一度肄业该校，同为时人所共知。大革命后，学校经教育部立案，制度循照本国，校长亦由国人担任，教育主权始行收回。但因学校经费一部分仍赖教会辅助，仍沿称教会学校如故。
当时各科教学均重视课前预习，教师检查丝毫不苟，考试制度严格，故教学质量博得社会公认。高中英语教员，悉由西人充任，注重课堂会话，分阅读及文法两门，周时有多达9学时者。惟为纠正偏科之弊，乃以国文为尚。入学考试时，各科比例为国文2分、数学1分、地理1分、英文1分。至于平日更有明确规定：“其有侧重英文抛荒各科者，当令停读英文，补习各科，俾免偏胜之弊。”故凡毕业学生皆中西兼优，能胜任翻译及英语教学工作。
蕙兰注重体育，球类、田径尤负盛名。诸如国内大专院校知名教练宋君复、舒鸿、吾舜文、陈建亲等均出其门，此乃该校一贯重视并努力提倡故也。早在1912年美人慕珥长校时，广购校旁隙地，辟为一个大的运动场，即今“求是楼”以东的足球场、篮球场与跑道。1921年葛德基长校，复商承各顾问及校友会的帮助，募款4000元，建健身房一座，配以灯光。至是，体育锻炼，日夜不辍，风雨无阻。杭市各校，均地处闹市中心。有这样大的运动场及完善的设备，当首推蕙兰。宜乎体育成绩，能独步苏杭，各项比赛，时得夺冠军，绝非偶然。当时还规定：下午课后，学生一律至运动场活动;运动完毕，一律至淋浴间淋浴（蕙兰不招女生），隆冬腊月，概不例外。遇有学生畏寒“逃浴”，慕珥则一一点名抓至浴室，淋以莲蓬，不稍姑息。开始或感“外国校长”举止“野蛮”，久而久之，亦得其益，因之学生体魄健硕逾恒。如今老年校友缅念往事，对此印象独深，无不津津乐道。 教会学校以传教为办学宗旨之一，故宣教工作占主要地位，宗教空气弥漫全校。各项宗教活动诸如早、晚礼拜、读经、祈祷、唱赞美诗……要占师生生活的一大部分，其中圣经一课，且被列入教学课程。另方面，由于崇尚资本主义“西方民主”，信仰、言论自由，故校内社团的组织及各班自立的球队，纷呈异采;各种刊物，亦如雨后春笋。在校师生，目击时艰，爱国不甘后人，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及各项爱国运动中，斗争精神始终不辍。据校刊所载：早在学校创办的第二年，迫于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学校停办一年。民国初兴，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学生喻义闻风而起。其后又有陆恩涌、丁庚生、沈祖懋、陈家骏、陈斯荫、于端人、车炳荣等倡立“雪耻会”，出版《雪耻旬刊》达五六年之久，颇得社会好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的时候，蕙兰高初中学生常常到外面去宣传，还拿了毛竹筒到各处去募捐，支援工人，并参加杭州市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等，在参加这些爱国行动时，尤其表现得出色。因此，那时学界流行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蔚为一时的风尚。1927年国民革命抵达浙江后，11月25日正值浙江地方革命起义纪念日，省垣大中小学纷纷放假一天志庆，惟独主持蕙兰校政的美籍校长不允放假。当时高二学生全级罢课，并向校方提出“放假一天”、由“国人立校”等条件，遭到校方的镇压。美籍校长当即出布告将全级学生开除，并勾通反动军警冲进校园，强令全级高二学生离校。就在被迫离校的当晚，全级同学聚集在网球场上高唱国歌，在黑夜戒严的气氛中，肩扛行李，被迫离校。那时军阀当局正在四出抓捕被诬为“捣乱分子”的工人与学生，风声鹤唳，一旦被捕，生死莫卜。在这種高压下，其他年级同学到大门口送行泣别。次日复经罢课抗议，迫使校方收回成命，高二同学复学。后来西席校长也更换为中国人，这在校史上可谓是光荣的一页。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我东北三省，举国上下敌忾同仇。蕙兰师生，经常上街宣传救亡，检查敌货。“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垣相继沦陷，全校师生不甘附敌，迁校富阳场口，后又加入上海各教会联合中学。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宣战，乃告停办。在杭蕙兰校址，抗战初起时，由美籍留校教师葛烈腾主持办了红十字会收容所，珍珠港事件后，为敌寇所据，改充日军特工大本营，所有留存学校的文献以及图书仪器、课椅设备尽遭洗劫。抗战胜利，河山重光，蕙兰亦告复校，经多方奔走，稍复旧观。不意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杭市大中院校以浙大、杭高为首，先后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及抗议北京美军强奸北大女生，声援于子三惨案等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是时，蕙兰师生受反动当局严密控制，表面上未公开参加学运，博得反动政府“嘉许”，但实际上在地下党的影响下，部分进步学生早就参与了校外的学生运动。他们组织读书会，编印小报，通过校内“合法”组织“蕙（蕙兰）弘（弘道女中）基督教青年团契”，广泛团结群众参加学运。有些活动被校方发觉，有的受到秘密警告，或遭秘密逮捕（如徐庆帧）;有的被迫去浙东参加游击队（如张有琦）;有的被秘密开除学籍（如张有瑜），但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师生，组织“应变会”保护校产，迎接解放。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城，杭州解放，校中即由学生会出面贴出大型墙报《五·四解放号》，轰动全校。次晚老浙大举行“五·四晚会”，即有五六十个蕙兰师生出现在于子三广场上听谭震林的讲演。5月17日在庆祝蕙兰建校50周年的晚会上，也有浙大50余人前来参加，演出剧本《走娘家》，并有解放军同志演唱《黄河颂》节目。当时学生骨干陈仲仪、来勤达等解放后分别当选为市学联主席及市团委书记等职。
之后，出于爱国的热忱，蕙兰校园一次次掀起了参军、参干的热潮，即有刘星华、徐虞植等同学分批考入了华东军政大学，麦铁棉等投入了嘉兴地区的土改运动。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中，蕙兰师生在南京、上海教会学校的声援下，发起了盛况空前的反美爱国运动。全校师生通过集会、批判会、展览会等各种形式，愤怒揭发美帝推行奴化教育的反动实质，深刻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遗毒，历时年余。在提高思想觉悟、加强爱国观念的基础上，杭州市军管会接管了这所教会学校，与前浙大附中合并成立了杭州市第二中学，后又被定为省重点中学。
——杭二中于今已120周岁，杭二中的校史背后，自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的沧桑岁月。西湖不言，钱塘江水日夜奔流不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唯一代又一代学生始终生于蕙兰或杭二中的风景里，进去校外的世界，依然属于蕙兰或杭二中，还是一代又一代。
蕙兮兰兮！
（责任编辑：游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