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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止一次地向保加利亚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冷战期间，东欧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反抗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只有保加利亚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异议。
保加利亚是我这次原苏东地区之行的最后一站。除了首都索非亚之外，我还到了东北部多瑙河畔保罗交界处的鲁塞、古都大特尔诺沃和文化名城普罗夫迪夫。行程中，我访问了索非亚大学、鲁塞大学、保加利亚社会科学院，与许多教授、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同时还广泛地接触了保加利亚的普通百姓。
在保加利亚，我感受到一种与苏东众国不同的政治文化。
处处可见与俄罗斯的亲近
来保加利亚之后，最突出的印象是，这里感觉不到在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弥漫的那种浓厚的反苏厌俄气氛，甚至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相反，倒是处处发现这个国家与俄罗斯的亲近。
比如，保加利亚许多大城市都有纪念1877～1878年战争的纪念碑或雕像。这场战争史称俄土战争，土耳其战败，保加利亚也藉此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所以，在保加利亚人看来，是俄国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因此他们对俄国充满了感恩之情，不像其他东欧国家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耿耿于怀。
为了纪念在这次俄土战争死去的20万俄国士兵，保加利亚还于1882年专门在索非亚开建了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大教堂，1913年又修建了圣尼古拉俄罗斯小教堂。这两座教堂如今都是索非亚的代表性景点。
再比如，在普罗夫迪夫最高的阿廖沙山顶上有一尊巨大的苏联红军战士塑像。碑座上有两个浮雕，描绘了保加利亚百姓见到苏联红军战士时又是送东西又是拥抱又是扑在怀里喜极而泣的情景，台座上还刻着：“光荣属于不可战胜的苏军解放者。”距此不远的一个矮山凹里，还有另一座1877～1878年俄土战争纪念碑，上面刻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和指挥普罗夫迪夫战役的俄国将军古尔柯的名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苏联红军反击德军时路过的东欧国家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纪念物，但多半都是一座高高的纪念碑，周边刻着某个城市哪年哪月被苏联红军解放这样简单的字句。像这样的苏联士兵高耸入云式的纪念碑还不多见，再加上沙皇名字的就更少。而且一大一小两座碑遥相呼应的方式，更可以反映出保加利亚人持续且谦卑的感恩之情。
为何如此“亲俄”
保加利亚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表层看，两国的语言文字非常接近，民众彼此大体上能听得懂看得明白。其他斯拉夫语国家虽然与俄国也有相似之处，但远不及保加利亚的认同感那么强。
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斯拉夫文字是西里尔兄弟在9世纪创造的，因此也称西里尔文字。有历史文献认为，西里尔兄弟是萨洛尼卡的保加利亚人，斯拉夫文字最早产生于保加利亚，因此保加利亚人对斯拉夫语言国家的认同感更强。另外，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的主要宗教都是东正教，教堂特别是上面的十字架样式都是相同的，只是祈祷仪式略有区别。这也加深了保加利亚人对俄罗斯的亲切感。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更深层。在保加利亚访问期间，我不止一次地向当地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冷战期间，东欧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反抗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只有保加利亚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异议?
他们共同的解释是，保加利亚是一个能够包容的民族，待人比较宽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多样性。
保加利亚是南部斯拉夫民族中特殊的一支，与巴尔干半岛其他斯拉夫国家并不同宗。它是由斯拉夫化了的色雷斯人与保加尔人融合而成，带有不同地区多个民族的血统。保加利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受到了多种文化影响，如古马其顿、古罗马、拜占庭和土耳其奥斯曼等等。
这一点，从索非亚和普罗夫迪夫的名称变迁和现存文物古迹中也可见一斑。索非亚地处巴尔干半岛中央，色雷斯人公元前7世纪建立它时叫塞迪卡，斯拉夫人到来后改称维斯雷德茨，11世纪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称特里亚迪察，14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才叫索非亚。
普罗夫迪夫位于色雷斯平原，公元前3世纪作为马其顿主要贸易城市时称菲利波波利斯，古罗马统治时期称特里蒙迪乌姆。现在残存的国会大厦、竞技场等遗址，可以清楚地看到古罗马的痕迹。而14世纪建造的久马亚·加米亚大清真寺则无疑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不同文明的载体不只是替代，更有相互交叉和并存。
保加利亚与大国的独特关系
这种长期与多种文化相适应的经历，塑造了保加利亚与大国的独特关系。
从历史上看，除了在公元681～1018年和1187～1396年建立过两个地区性大国之外，保加利亚在古代和近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受制于大帝国。
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后，保加利亚当政者为了收复失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了奥地利和德国一边，结果当然是使保加利亚再一次成了战败国。根据1919年的《纳伊条约》，保加利亚不仅将许多领土割给了南斯拉夫、希腊和罗马尼亚，而且还要赔偿巨款，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限制。
于是，急于摆脱失败命运的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站在了德意一边，但又不像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那样死心塌地，可以说是出工不出力。
在这两次大战中，保加利亚都是与俄国(苏联)为敌。1944年9月，在苏军进入保加利亚的时候，保加利亚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祖国阵线政府。战后，保加利亚和其他东欧国家一起被划人苏联的势力范围。
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不同于中东欧的“四战之国”，也不同于处在三大势力夹击下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作为中世纪东欧原野的族群同拜占庭争夺的前线，和后来斯拉夫国家同土耳其对垒的据点，保加利亚习惯了在“二元格局”中选择一方，并时常“改换门庭”。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保加利亚练就了“认命”和随遇而安的实用主义性格，无论是对它所依附的大国还是与周边的邻国，都能保持顺从和良好的关系。
比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500年里，保加利人为了争取独立也多次举行过武装起义。但保加利亚人也似乎并不是单纯地痛恨土耳其人，就是在今天，保加利亚仍然有非常多的土耳其人，可谓恨与爱交织在一起。
此外，虽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都与俄国(苏联)为敌，但总体而言，保加利亚和俄国之间仍然保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关系。
当然，所谓关系远近也是相对的，更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问题。今天，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欧盟和北约，社会发展完全转向了西方。在现在的保加利亚，年纪大的人都会讲俄语而不会说英文，而年轻人则刚好相反。再考虑到保加利亚已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与俄罗斯过去那种密切关系也会越来越淡化吧。
保加利亚是我这次原苏东地区之行的最后一站。除了首都索非亚之外，我还到了东北部多瑙河畔保罗交界处的鲁塞、古都大特尔诺沃和文化名城普罗夫迪夫。行程中，我访问了索非亚大学、鲁塞大学、保加利亚社会科学院，与许多教授、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同时还广泛地接触了保加利亚的普通百姓。
在保加利亚，我感受到一种与苏东众国不同的政治文化。
处处可见与俄罗斯的亲近
来保加利亚之后，最突出的印象是，这里感觉不到在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弥漫的那种浓厚的反苏厌俄气氛，甚至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相反，倒是处处发现这个国家与俄罗斯的亲近。
比如，保加利亚许多大城市都有纪念1877～1878年战争的纪念碑或雕像。这场战争史称俄土战争，土耳其战败，保加利亚也藉此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所以，在保加利亚人看来，是俄国把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因此他们对俄国充满了感恩之情，不像其他东欧国家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耿耿于怀。
为了纪念在这次俄土战争死去的20万俄国士兵，保加利亚还于1882年专门在索非亚开建了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东正大教堂，1913年又修建了圣尼古拉俄罗斯小教堂。这两座教堂如今都是索非亚的代表性景点。
再比如，在普罗夫迪夫最高的阿廖沙山顶上有一尊巨大的苏联红军战士塑像。碑座上有两个浮雕，描绘了保加利亚百姓见到苏联红军战士时又是送东西又是拥抱又是扑在怀里喜极而泣的情景，台座上还刻着：“光荣属于不可战胜的苏军解放者。”距此不远的一个矮山凹里，还有另一座1877～1878年俄土战争纪念碑，上面刻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和指挥普罗夫迪夫战役的俄国将军古尔柯的名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苏联红军反击德军时路过的东欧国家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纪念物，但多半都是一座高高的纪念碑，周边刻着某个城市哪年哪月被苏联红军解放这样简单的字句。像这样的苏联士兵高耸入云式的纪念碑还不多见，再加上沙皇名字的就更少。而且一大一小两座碑遥相呼应的方式，更可以反映出保加利亚人持续且谦卑的感恩之情。
为何如此“亲俄”
保加利亚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表层看，两国的语言文字非常接近，民众彼此大体上能听得懂看得明白。其他斯拉夫语国家虽然与俄国也有相似之处，但远不及保加利亚的认同感那么强。
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斯拉夫文字是西里尔兄弟在9世纪创造的，因此也称西里尔文字。有历史文献认为，西里尔兄弟是萨洛尼卡的保加利亚人，斯拉夫文字最早产生于保加利亚，因此保加利亚人对斯拉夫语言国家的认同感更强。另外，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的主要宗教都是东正教，教堂特别是上面的十字架样式都是相同的，只是祈祷仪式略有区别。这也加深了保加利亚人对俄罗斯的亲切感。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更深层。在保加利亚访问期间，我不止一次地向当地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冷战期间，东欧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反抗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只有保加利亚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异议?
他们共同的解释是，保加利亚是一个能够包容的民族，待人比较宽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多样性。
保加利亚是南部斯拉夫民族中特殊的一支，与巴尔干半岛其他斯拉夫国家并不同宗。它是由斯拉夫化了的色雷斯人与保加尔人融合而成，带有不同地区多个民族的血统。保加利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受到了多种文化影响，如古马其顿、古罗马、拜占庭和土耳其奥斯曼等等。
这一点，从索非亚和普罗夫迪夫的名称变迁和现存文物古迹中也可见一斑。索非亚地处巴尔干半岛中央，色雷斯人公元前7世纪建立它时叫塞迪卡，斯拉夫人到来后改称维斯雷德茨，11世纪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称特里亚迪察，14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才叫索非亚。
普罗夫迪夫位于色雷斯平原，公元前3世纪作为马其顿主要贸易城市时称菲利波波利斯，古罗马统治时期称特里蒙迪乌姆。现在残存的国会大厦、竞技场等遗址，可以清楚地看到古罗马的痕迹。而14世纪建造的久马亚·加米亚大清真寺则无疑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不同文明的载体不只是替代，更有相互交叉和并存。
保加利亚与大国的独特关系
这种长期与多种文化相适应的经历，塑造了保加利亚与大国的独特关系。
从历史上看，除了在公元681～1018年和1187～1396年建立过两个地区性大国之外，保加利亚在古代和近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受制于大帝国。
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后，保加利亚当政者为了收复失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了奥地利和德国一边，结果当然是使保加利亚再一次成了战败国。根据1919年的《纳伊条约》，保加利亚不仅将许多领土割给了南斯拉夫、希腊和罗马尼亚，而且还要赔偿巨款，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限制。
于是，急于摆脱失败命运的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站在了德意一边，但又不像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那样死心塌地，可以说是出工不出力。
在这两次大战中，保加利亚都是与俄国(苏联)为敌。1944年9月，在苏军进入保加利亚的时候，保加利亚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祖国阵线政府。战后，保加利亚和其他东欧国家一起被划人苏联的势力范围。
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不同于中东欧的“四战之国”，也不同于处在三大势力夹击下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作为中世纪东欧原野的族群同拜占庭争夺的前线，和后来斯拉夫国家同土耳其对垒的据点，保加利亚习惯了在“二元格局”中选择一方，并时常“改换门庭”。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保加利亚练就了“认命”和随遇而安的实用主义性格，无论是对它所依附的大国还是与周边的邻国，都能保持顺从和良好的关系。
比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500年里，保加利人为了争取独立也多次举行过武装起义。但保加利亚人也似乎并不是单纯地痛恨土耳其人，就是在今天，保加利亚仍然有非常多的土耳其人，可谓恨与爱交织在一起。
此外，虽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都与俄国(苏联)为敌，但总体而言，保加利亚和俄国之间仍然保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关系。
当然，所谓关系远近也是相对的，更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问题。今天，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欧盟和北约，社会发展完全转向了西方。在现在的保加利亚，年纪大的人都会讲俄语而不会说英文，而年轻人则刚好相反。再考虑到保加利亚已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与俄罗斯过去那种密切关系也会越来越淡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