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行将结束之时，喜获《刘学锴文集》出版的消息，又承安徽师大邀请参加网上首发式，我在这里分三个话题说说自己的感想，借以表达祝贺之忱。
　　我与刘老师
　　20 世纪80 年代初，我与刘老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会议上结识，近四十年来，每次见面，我总是习惯性地称他“刘老师”。这首先是因为我在内心深处确实把他视为自己的老师，1956 年，当他北大毕业的时候，我才初中毕业，他做我的老师岂不绰绰有余！另外的原因，则是他满脸的慈祥和蔼，他和人交谈时语气的亲切无间，让人觉得只能把他当自己的老师看待，而不是按学界的惯例称他为“刘先生”。而在刘老师那一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称呼我总是喊我的名字而绝不加前面的姓，这使我倍感温暖，也就更有了面对老师的感觉。
　　刘老师真的做过我的一回老師。2002 年中国李商隐研究会在安徽师大举行年会，我带了一个研究生赴会，研究生写了李商隐的论文，我不能空手;然而，关于李商隐的话，感觉全让刘老师及余恕诚兄讲完了，我还能讲什么呢？想来想去，拟了个题目《义山诗的清境》，打算如实写写自己读义山诗的感受，讲讲义山诗的遗憾之美、残缺之美。初稿带到会上，怀着交卷一样的心情请教刘老师。刘老师读罢说“很好”，我心下便踏实了。文章写成后发表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上，并收进了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一个论文集。这是我迄今所写唯一关于李商隐的论文，这篇小文使我面对这位唐代大诗人不至交白卷，私心因而稍安。刘老师是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虽然并不是具体的指导，但他当时一句话使我心中有了底，这就足够了。
　　刘老师的治学之道
　　我所理解的刘老师的治学之道，就是专精与博通的统一。
　　专精，是李商隐与温庭筠研究。李商隐研究，包括他与余恕诚合作以及他独立完成的系列成果，可以说以各种书写形式穷尽了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解决了诸多疑难，体现了国内最高研究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其李商隐研究的成果于20 世纪90 年代在国内掀动了一场“李商隐热”，从而改写了文学史，把李商隐推上了唐代一流诗人的地位。“温李”并称，构成晚唐一个重要诗派。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刘老师一鼓作气，又完成了温庭筠研究的系列成果。毫不夸张地说，刘老师关于“温李”的研究成果，大大超越古人，创造了新的经典。
　　博通，以十卷本《唐诗选注评鉴》为代表。这部堪称巨著的书，从整体上覆盖了全部唐诗，正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教授所说：“刘学锴先生《唐诗选注评鉴》，是近三十年最好的唐诗大型选本。”是“最好”，没有“之一”。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虽然这是一部选本，但仍然体现着学术上的精深品格。以杜甫诗为例，共选入60 题69首，选诗数量明显少于当下各种杜诗选注本，但却占了十卷中的两卷，总字数应不少于50 万，这足以说明对杜甫诗的注释与评赏达到了何等精深的程度。
　　文集虽然出版，但刘老师并未搁笔。
　　继《唐诗选注评鉴》之后，刘老师今年又推出了此书的“再选本”《刘学锴讲唐诗》，在《选本时时新（代前言）》中，刘老师用大半篇幅评说清人选编的《唐诗三百首》，在肯定其作为“唐诗选本中的经典”的同时，指出“从今天的读者要求来看，这本书如作为面向广大读者的唐诗精品读本，它的一系列缺陷便非常明显了”。责编约我写一篇书评，书评以《期待新选〈唐诗三百首〉》为题，已在《古籍新书报》发表，当天阅读量超过千人。我在书评中做了“谨慎的猜度”：刘老师本着“选本时时新”的原则，似要以自己的新选本将《唐诗三百首》取而代之。据责编说，刘老师下一步正有这样的打算。单就这件事，便可知《刘学锴文集》的出版绝不意味着刘老师就此搁笔，在今后的岁月里，他的研究及写作还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他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的需求。
　　祝愿刘老师凌云健笔不老，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