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热钱”问题本身不足深忧，但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仍然是输入型流动性过剩推高通货膨胀水平，威胁经济健康与社会稳定，为此应坚持人民币升值进程
　　“热钱”汹汹，伴随着盛夏的热浪，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热门话题。当前“热钱”究竟有多少，专家学者仍然是仁智互见，但今年上半年的“热钱”流入增速大幅提升，已成不争的事实。近日，国家外管局、商务部、海关总署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资金流动监管、完善出口与收结汇审核，愈显示出政府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关注紧密，监控日严。
　　直面日益加剧的“热钱”挑战无疑是必要的。其实，自人民币形成升值预期以来，“热钱”二字就在不断地刺激国人的神经；而人民币升值，则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派生结果。正因为此，外汇资本大量涌入，其中既有着眼短期套利的“押宝”者，也有意在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长远投资者。国际收支的贸易顺差是中国巨额外汇收入之源，“热钱”在此基础上产生并推波助澜，更因一年来欧美金融市场波动经济下滑而加剧。
　　只要升值预期仍然持续，“热钱”就难以避免。而当前“热钱”担忧升温，源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考虑，其一是担心“热钱”今日“大进”他日“大出”，可能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其二是担心“热钱”流入增速，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负面影响。当然，二者亦互相关联。
　　我们以为，这两种担忧均不无道理。但于前者不必忧之过甚，于后者绝不可掉以轻心。
　　“大进大出”之忧，直接与“热钱”数字的估算相关。当前各种专家学者的估计，从两三千亿美元到1.75万亿美元均有，差距相当大。事实上，如果严格将“热钱”定义为短期投机牟利而进出中国市场的资金，进而将流入后可长期留在境内的国际资本排除在外，“热钱”或不止于两三千亿美元，但亦不会超出甚多。这一规模不小，但不足以动摇根本，本身不必过度紧张。关注资本的“大进大出”，更需关心经济之本。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经济体增长迅猛、币值上升时，必然吸引外来资本流入。但只要相关经济体本身根基稳固，大规模“热钱”外逃即难以发生；而一旦经济基本面出现致命缺陷，缺乏控制“热钱”进出的有效机制，资本外逃必然发生。
　　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放慢，但在得当的宏观调控下维持较高增长水平，保持“一枝独秀”之势，仍然大有希望。其他经济体难以超过中国的投资回报。资本账户的开放节奏，也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将近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地带。
　　当然，没有理由因之轻看“热钱”加速流入的负面影响。决策者不仅应当对“大进大出”始终保持警觉，亦须看到，当前包括“热钱”在内的外汇资产大量流入，已经对国内正在施行的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直接冲击。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事实上紧密联系，中国近年来一直在被动输入高度宽松的美国货币政策，在美联储去夏以来七次减息后更是如此；央行虽然通过发行票据进行对冲，但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也仍在不断加大，流动性仍在增加。2007年以来，央行加息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5次，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却仅有小幅上扬，足见货币政策作为受阻。
　　外汇资产膨胀，本身就在推高国内的通胀。流动性的不断产生，增加了全面通胀的风险；人民币由于随着美元持续疲软，对一揽子货币的有效汇率已经降低，在刺激出口需求的同时，也把较高的进口价格转化为较高的国内价格。
　　当前的中国经济的确面临着多重艰巨挑战，但最严峻者仍然是输入型流动性过剩推高通货膨胀水平，威胁经济健康与社会稳定。减缓外汇资产的积累速度，弱化与美国货币政策的紧密联系，由此至关重要。不可否认，在人民币渐进升值、美欧需求不振及国内紧缩货币政策的三重挤压之下，相当一批出口型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反应强烈。但若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政策的取舍，取的应是国内经济健康与社会稳定，舍的应是外部顺差。孰轻孰重不难判断。以此为前提，决策者还应坚持人民币升值甚至加快升值的策略。倘人民币升值到一定幅度，市场上出现较大的做空力量时，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可能迅速减缓。
　　在当前，针对“热钱”的治标之策，可为治本赢得时间。更严格的外汇管制，辅之以结构性政策，正属有效的治标行动。在执行中，应加大境外资本流入时需要考虑的不确定性和机会成本，甚至警示针对流入的资本征收税费；同时，应防止对企业正当的进出口造成过大的成本负担，影响正常的资金流转和业务。保证资本流入流出的可控，限制其规模和影响，并非一时之举，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是避免经济发生大幅波动的必要前提。
　　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热钱”压力不断加大对于中国也是一件好事。压力加大则“压而思变”，改革本来就是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