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湘商像一个
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小女子
实话说，湘商作为一个名字，仿佛是一夜之间被人叫出来的。许多人听到后都本能地愣了一下。中国还有一个叫“湘商”的？21世纪初，当湘商在书面与口头语中交替出现，外地人异样的目光齐刷刷投来，好像怀疑它是湖南人虚构的一个弥天大谎。
湖南人为了激发自己的商业自信，也为了证实湘商不是凭空生造出来的一个名字，在2009年端午节，他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湘商寻祖”活动。
在《经营天下的湖南人》一书中，我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近代以来，湖南人将天下都是当实业来经营的，所以近代湖南的人物，都是以实干家的形象出现。
就我们通常所说的实业（今天泛指商业），湖南现代也有一个标杆性的人物：范旭东。他是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到了当代，湘商概念一经提出，伴随而来是一大批湖南企业家的崛起。其中最醒目的，是有“湘商领军人物”之称的傅军。这位来自湖南醴陵的耿直之人，是个“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性情中人，有媒体干脆称他为“猛人”。他的办公桌后面是一尊毛泽东铜像，左侧是曾国藩的坐像，墙上挂着写有“领军从容”四个大字的牌匾。他可以对媒体自嘲“现在公司变成了优良资产，而我却变成了不良资产”，豪放与豁达溢于言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第一人”的熊晓鸽，他领导的IDG VC公司，在中国投资了搜狐、百度、腾讯、携程、家和、当当等多达200家公司。成功的投资，不仅促成了众多中国企业奔赴海外上市，也“刺激”了更多外资涌向中国，寻找投资项目。
此外，凭实力加魅力叫响中国的湘商名流，今天多不胜举：当代中国的慈善大王余彭年，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建立超十亿美金民间慈善基金会的慈善家；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向文波，凭过千亿的经济实力，正在将长沙打造成“世界工程机械之都”，梁稳根个人以700亿元的资产规模，稳当地坐上了2011年中国首富宝座；远大低碳的张跃，以“绿商人”身份，在中国践行“低碳建筑”梦；大汉集团的傅胜龙，投入数百亿元，在中国实施“百城开发战略”……
是的，湘商绝对不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是始终与历史同存的金元宝。但湘商的被发掘、认同，却有过一段小小的曲折。2006年，长沙市雨花区举办湘商文化节，作家王跃文应邀参加，回去后写了一篇《尚需时日话湘商》的新浪博文，在中国掀起一场激烈的湘商“有无之争”，引发国人对湘商空前关注。
2009年，“湘商寻祖”万人空巷，洪江古商城一经挖掘，关于湘商名字到底是实话还是大话的争论，此后完全平息了。湘商也因此在2009年被正式列入全国10+1商帮（本书参考国际现代商会理念，以地域文化为标尺，全新定义，将龙游、宁波商帮合称浙商，故仍为十大）行列，排行第九。
但一个谜团随即产生：湘商既然曾经如此辉煌，为什么像一个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小女子？流行的解释是：因为近代以来，湖南人在军事与政治上的实力太过于辉煌了，光芒太耀眼，将湘商反衬得无比黯淡。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道理远不止这么简单。因为光芒再小，也是光芒，总看得见。看来，还得从源头上彻底解开其中的谜团。
北方的南方人，南方的北方人
中国没有城邦，只有邦国。所以传统的中国，走的正是一条从武力社会到权力社会的路。武力与权力，是国家交换着使用的两只手，需要用哪只时用哪只，哪只方便用时用哪只。
因为集权，所以严管。武力管人的身体，采取的方法，就是打服，或者消灭。消灭了人的身体，也就消灭了人的思想，事情一了百了。但权力就不会这么野蛮，它只能管住人的思想。比较来说，权力的危害要小，对管理的人来说成本要低，所以古代的皇帝，爱好管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汉武帝的发明。从汉武帝往后，国家管理者皇帝，对权力的运用越来越熟练，于是他思想所能管到的地方，天上的云朵，地下的蚂蚁，统统都不会放过。经过这样严丝密缝的控制，人们的思想就像树叶刚被修正过一样，整整齐齐，这对人从精神到身体，都是一种阉割。权力无所不能的社会，在中国终于建起来了。
湖南被权力管到了吗？有点。湖南被权力管死了吗？没有。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有点奇怪，湖南置身中国中部，在这场漫长的阉割运动中却能幸免于难。具体原因，全靠因祸得福。
中原对湖南之祸，一是把湖南当做南蛮对待。蛮是动物，这是不把人当人看；二是湖南本身就是一个三面是山，一面是水的四塞之国（钱基博《湖南近代百年学风》：“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自己本来就落后，人家又不把你当人，这直接让湖南差点隔绝为世外人间。
湖南人对这种被隔绝一直在抗争，或温和，或粗暴，抗争多了，也逐渐有了效果。到唐朝中期，湖南一个叫刘蜕的不怕死的读书人冒险飘过洞庭湖，一举考取了进士。
试想一下，唐朝全国每年要考取多少进士？本极其平常的小事，换了湖南人高中，却一下子在全国炸开了锅。搞笑的又是，这么件小事，居然被国人当做特大新闻来流传，连“破天荒”的成语都发明出来了，真不知道，他们是在褒奖呢，还是在讽刺。
湖南除了进一步与官场接轨，民间本质上仍是一个化外之地。这个场面到20世纪初还是没有多少改变。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还在湖南土地本身。
曾国藩之前，湖南人做官乏路，这很让人悲观。但意外的好处，是最少受到儒家文化三六九礼七姑八婆的污染，也没有受到多少帝国制度专制独裁思想的禁锢与控制，保存着一股自然的、人性的、原始的、古朴的清气。陶澍当年无依无靠无背景，就是凭借他的聪明才气跟湖南清气，陡然冒出头来，做上两江总督。我们知道，司马迁为写书来过湖南，他采访民风世情，历史掌故，了解不可谓不深。他说了一句，西楚之地“其俗剽轻，易发怒”，这说的正是自然野性的湘西一带人。
就湖南人自身来说，内心的力量又从哪里来呢？来自被土地、时间养育出来的本性。按司马迁的说法，既然自古“其俗剽轻”，可见他们的尚武精神已成传统。“易发怒”的人，本性归结成一个字，就是辣。
“其俗剽轻”的武与“易发怒”的辣，是同一种味道。辣的人，要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这就需要一幅好身体打底子。只有孔武有力，才辣得起来。一个身体孱弱、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顶多叫折腾。
湖南人崛起的根，正在武。有人归纳湖南人特点，就两个字：霸蛮。钱基博有一句话概括得很到位：“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
这正是湖南人的特点。我们常常忽视一个常识，读书人从来不缺少智慧，最缺少的只是武人那样的行动力。当无与伦比的行动力配上一流的智慧，这就是文武双全。近四百年来，湖南人走的正是文武双全之路。
我们也许会疑惑：如此文韬武略，文武双全的湖南人，为什么不将过人的力量与智慧放到商业上。这首先因为，1840年以来，中国陷入绝望的困顿与混乱，面临的危险前所未有。放到历史的河流中看，一切了然：西周时期，周灭殷，是文化之亡，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朝灭亡，却是制度之亡，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而清朝灭亡，则是制度与文化同时双亡：共和制度取代帝国制度，新文化取代儒家文化。
这种危机与混乱，比春秋战国时期有过而无不及。在这样三千年的历史大变局转折口，又回到了“武力还是权力”的关口，非得同时有如来智慧、阎王手段、菩萨心肠，缺一不能挽救中国。这是湖南人崛起的时代背景，他们通过军事武力而实现政治权力。
这样说来，是历史选择了湖南人。湖南地处中国中部，是北方的南方人，是南方的北方人，骡子形象，性格中天然融合了南北优势。这种优势，在决定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时刻，一定会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是武力社会与权力社会本身的需求，将湖南人推上了历史的浪尖。深入剖析湖南人，可以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中国与市场经济、商业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百年来，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事
这时再回头看，湖南虽然早有湘商，但湖南人专门来发展湘商，却前所未闻。固然，近代以来，湖南忙着“经营天下”，商业只是其中一个组分，没有专门去顾及。但经济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湖南人为什么在培育湘商发展上也慢于外省？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没有“重商”的传统。
传统缺乏，首先“归功”于帝国制度对商业的打压。韩非子将商人列为“五蠹”之一，当他们是害虫，既防又赶。帝国第一任皇帝嬴政采用了韩非子的意见，从此之后，士农工商，商人居末。由此，两千年如一日，日日不遗余力地打压商业、打击商人，就成了皇帝的专职工作。这样做的后果，是中国社会始终在武力社会与权力社会两块地盘里转圈圈，湖南人也被限制在这个圈圈内了。历史上的湖南人物，所做的工作，一直没有跳出武力跟权力两个大圈圈，这是事实，也见出湖南人的局限。
今天，中国走进共和已经百年，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建立，目前正在借鉴财力社会的经验，大力推行法制，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文化与制度的融合，已经成为趋势。
这时，我们关心的是，在财力社会日益清晰的时代大背景下，湘商怎么定位自己？
话说湘商，不能离开湖湘。如果说，今天湘商就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湖南商人组成，那么，在地缘、血缘、亲缘都正在走向消亡的现代化今天，文化已成为新商会的灵魂。
湖湘文化早已成为一张名片，但湘商文化至今仍不广为人知。毕竟，2009年，湘商才正式纳入全国十大商帮，创出新局面。湘商与其他商帮相比较，最大的特色，在于湘商脱胎于湖湘文化，从一开始就催生了系统的湘商文化。
放到历史中去看，近两百年来，大胆、功利的湖南人，事实一直在做一件事：经济中国、经营天下。他们内心的执奉，经过理性的归纳，就四个字：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王船山开创出的生面。将这个生面切开来看，“经世”就是“经国济世”，“致用”就是“学用结合”。这是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它迅速产生牵一发动全身的结果。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兼收并蓄、实事求是，全是因为经世致用而生发出来的性格。这五条，已经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那么，湘商文化对它如何继承、如何转型？
2007年9月26日，首届湘商大会上，由傅军、张跃、周华松、伍继延、熊晓鸽、刘习宜、易小迪等18名杰出湘商代表，发表《湘商宣言》：秉承“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兼容并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着力打造湘商品牌，向世界展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湖南。
这次大会对湖湘文化如何延承，如何发扬，如何转型为湘商文化，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心忧天下”，意味着湘商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敢为人先”，意味着湘商须拥有更多的创新能力；“兼容并蓄”，意味着湘商须学习更新的和谐理念；“实事求是”，意味着湘商须发扬更强的诚信意识；“经世致用”，意味着湘商须开拓更广的务实空间。
“责任、创新、和谐、诚信、务实”，这十个字，正式被确立为当代湘商文化精神。
2011年，随着湘商文化在中国影响日益扩大，一种新的声音开始充满期待：150多年前，湖湘文化催生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20世纪里，湖湘文化又创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政，继承了湖湘文化精髓的湘商文化，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时代，又可以创造什么新的奇迹？
起点在利，
落点在义，升华点在爱
湘商今天到底何为？
2009年5月，一次洪江寻祖，湘商被正名。同年，在湘潭召开第三届湘商大会，全国十大商帮领袖被伍继延召集过来，全体祭拜毛主席。从此，湘商被纳入“主流”，排行第九。
湘商对湖南人确实是个不小的转变，因为武力、权力、财力，三者对人的才能要求有很大差别。既有湘商，湖南人信心陡增。湖南可以再创奇迹，刻下一句“无湘不成商”碑铭来吗？
西谚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俗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商业要大成，少则需要上百年，多则需要上千年的积淀。湘军早是如此，人们只看到曾国藩、左宗棠一夜之间崛起于草野，忘记从蚩尤开始，湖南蛮子尚武传统已有五千年。
我们再顺着经济的脉线看过去：开启湖南近代先声的陶澍，近代湖南人宗师魏源，他们作为湘系经世派的代表，全部将起点落在经世致用上，这是一派很功利很世俗的人。曾国藩当年“攻南京，发洋财”的口号，更近乎赤裸裸。但神奇的是，湖南人最后无不超越了利，他们只是将利作为垫脚石，最后无一不飘到了义的云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义薄云天。
湖南土地，血性义气。血性义气之人，绝不贪恋小利，所以，旧时湘商，并没有商业性格的系统积累。或者如洪江古商城，兴于一时，遂成化石；或者如湘军、湘政，无时无刻不在经营天下。
今天，湘商的文化基因，打的仍是经营天下密码。
用伍继延的话说，湘商最大的资本，在由湖湘文化转型而来的湘商文化。湘商文化概括起来，就十个字：责任、创新、务实、和谐、诚信。体现湖南地域文化独特的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它就有了灵魂。
湖南人知商懂商，但不局限于商；湖南人着眼于利，落点又都到了义。武力与权力，都只会落在义。湖南之义，激励湖南人强悍、霸蛮、血性，但作用也如硬币的两面：既让湖南哥们义气，盛产黑社会；也让湖南人只认真理、自由，敢为天下先。
在商会如云的当代中国，湘商如果丢掉了“义”，则从根子上断了湖湘文化脐带。湘商如果弃义为利，跟在其他商帮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五百年内能否跟上人家步伐，尚不可知，而且即使跟上，也毫无意义。
但今天湘商之“义”到底怎么定位？它既不是军事的杀戮之义，也不是政治的战略之义，而是财力的经营之义。财力经营之义与武力杀戮、政治战略之义虽然目标相同，但道路殊异，如何去找到财力社会背景下经营的义路？是当代湘商需要探索的事情。
中国未来可以预见地走进公民社会，现代企业制度、西方契约精神、当代公民意识，都将在中国落地成长。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决定中国文化无法完全西方化，人文也永远不可能技术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态，注定“义”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
眼下，中国传统的价值，正在遭遇碰撞，基本碎片化，而新的价值，远没有形成，在这样一个价值真空的时候，资本正在锈蚀着一切。湖湘之义过去既可收拾乱世，今天必能引领治世之人心。所以，即使中国商人走出了“无商不奸”的阴影，但商业的小利、私利、团体之利、集团利益，都是社会公害。当然，财力社会如何避开武力社会与权力社会的价值惯性，重新用行动写出“义”，这个重大的历史担子，恐怕会落到下几代新湖南人身上了。
湘商起点在利，落点在义，升华点在爱。商业有界，大爱无边，那里有湘商的未来。
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小女子
实话说，湘商作为一个名字，仿佛是一夜之间被人叫出来的。许多人听到后都本能地愣了一下。中国还有一个叫“湘商”的？21世纪初，当湘商在书面与口头语中交替出现，外地人异样的目光齐刷刷投来，好像怀疑它是湖南人虚构的一个弥天大谎。
湖南人为了激发自己的商业自信，也为了证实湘商不是凭空生造出来的一个名字，在2009年端午节，他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湘商寻祖”活动。
在《经营天下的湖南人》一书中，我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近代以来，湖南人将天下都是当实业来经营的，所以近代湖南的人物，都是以实干家的形象出现。
就我们通常所说的实业（今天泛指商业），湖南现代也有一个标杆性的人物：范旭东。他是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到了当代，湘商概念一经提出，伴随而来是一大批湖南企业家的崛起。其中最醒目的，是有“湘商领军人物”之称的傅军。这位来自湖南醴陵的耿直之人，是个“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性情中人，有媒体干脆称他为“猛人”。他的办公桌后面是一尊毛泽东铜像，左侧是曾国藩的坐像，墙上挂着写有“领军从容”四个大字的牌匾。他可以对媒体自嘲“现在公司变成了优良资产，而我却变成了不良资产”，豪放与豁达溢于言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第一人”的熊晓鸽，他领导的IDG VC公司，在中国投资了搜狐、百度、腾讯、携程、家和、当当等多达200家公司。成功的投资，不仅促成了众多中国企业奔赴海外上市，也“刺激”了更多外资涌向中国，寻找投资项目。
此外，凭实力加魅力叫响中国的湘商名流，今天多不胜举：当代中国的慈善大王余彭年，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建立超十亿美金民间慈善基金会的慈善家；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向文波，凭过千亿的经济实力，正在将长沙打造成“世界工程机械之都”，梁稳根个人以700亿元的资产规模，稳当地坐上了2011年中国首富宝座；远大低碳的张跃，以“绿商人”身份，在中国践行“低碳建筑”梦；大汉集团的傅胜龙，投入数百亿元，在中国实施“百城开发战略”……
是的，湘商绝对不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是始终与历史同存的金元宝。但湘商的被发掘、认同，却有过一段小小的曲折。2006年，长沙市雨花区举办湘商文化节，作家王跃文应邀参加，回去后写了一篇《尚需时日话湘商》的新浪博文，在中国掀起一场激烈的湘商“有无之争”，引发国人对湘商空前关注。
2009年，“湘商寻祖”万人空巷，洪江古商城一经挖掘，关于湘商名字到底是实话还是大话的争论，此后完全平息了。湘商也因此在2009年被正式列入全国10+1商帮（本书参考国际现代商会理念，以地域文化为标尺，全新定义，将龙游、宁波商帮合称浙商，故仍为十大）行列，排行第九。
但一个谜团随即产生：湘商既然曾经如此辉煌，为什么像一个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小女子？流行的解释是：因为近代以来，湖南人在军事与政治上的实力太过于辉煌了，光芒太耀眼，将湘商反衬得无比黯淡。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道理远不止这么简单。因为光芒再小，也是光芒，总看得见。看来，还得从源头上彻底解开其中的谜团。
北方的南方人，南方的北方人
中国没有城邦，只有邦国。所以传统的中国，走的正是一条从武力社会到权力社会的路。武力与权力，是国家交换着使用的两只手，需要用哪只时用哪只，哪只方便用时用哪只。
因为集权，所以严管。武力管人的身体，采取的方法，就是打服，或者消灭。消灭了人的身体，也就消灭了人的思想，事情一了百了。但权力就不会这么野蛮，它只能管住人的思想。比较来说，权力的危害要小，对管理的人来说成本要低，所以古代的皇帝，爱好管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汉武帝的发明。从汉武帝往后，国家管理者皇帝，对权力的运用越来越熟练，于是他思想所能管到的地方，天上的云朵，地下的蚂蚁，统统都不会放过。经过这样严丝密缝的控制，人们的思想就像树叶刚被修正过一样，整整齐齐，这对人从精神到身体，都是一种阉割。权力无所不能的社会，在中国终于建起来了。
湖南被权力管到了吗？有点。湖南被权力管死了吗？没有。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有点奇怪，湖南置身中国中部，在这场漫长的阉割运动中却能幸免于难。具体原因，全靠因祸得福。
中原对湖南之祸，一是把湖南当做南蛮对待。蛮是动物，这是不把人当人看；二是湖南本身就是一个三面是山，一面是水的四塞之国（钱基博《湖南近代百年学风》：“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自己本来就落后，人家又不把你当人，这直接让湖南差点隔绝为世外人间。
湖南人对这种被隔绝一直在抗争，或温和，或粗暴，抗争多了，也逐渐有了效果。到唐朝中期，湖南一个叫刘蜕的不怕死的读书人冒险飘过洞庭湖，一举考取了进士。
试想一下，唐朝全国每年要考取多少进士？本极其平常的小事，换了湖南人高中，却一下子在全国炸开了锅。搞笑的又是，这么件小事，居然被国人当做特大新闻来流传，连“破天荒”的成语都发明出来了，真不知道，他们是在褒奖呢，还是在讽刺。
湖南除了进一步与官场接轨，民间本质上仍是一个化外之地。这个场面到20世纪初还是没有多少改变。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还在湖南土地本身。
曾国藩之前，湖南人做官乏路，这很让人悲观。但意外的好处，是最少受到儒家文化三六九礼七姑八婆的污染，也没有受到多少帝国制度专制独裁思想的禁锢与控制，保存着一股自然的、人性的、原始的、古朴的清气。陶澍当年无依无靠无背景，就是凭借他的聪明才气跟湖南清气，陡然冒出头来，做上两江总督。我们知道，司马迁为写书来过湖南，他采访民风世情，历史掌故，了解不可谓不深。他说了一句，西楚之地“其俗剽轻，易发怒”，这说的正是自然野性的湘西一带人。
就湖南人自身来说，内心的力量又从哪里来呢？来自被土地、时间养育出来的本性。按司马迁的说法，既然自古“其俗剽轻”，可见他们的尚武精神已成传统。“易发怒”的人，本性归结成一个字，就是辣。
“其俗剽轻”的武与“易发怒”的辣，是同一种味道。辣的人，要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这就需要一幅好身体打底子。只有孔武有力，才辣得起来。一个身体孱弱、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顶多叫折腾。
湖南人崛起的根，正在武。有人归纳湖南人特点，就两个字：霸蛮。钱基博有一句话概括得很到位：“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
这正是湖南人的特点。我们常常忽视一个常识，读书人从来不缺少智慧，最缺少的只是武人那样的行动力。当无与伦比的行动力配上一流的智慧，这就是文武双全。近四百年来，湖南人走的正是文武双全之路。
我们也许会疑惑：如此文韬武略，文武双全的湖南人，为什么不将过人的力量与智慧放到商业上。这首先因为，1840年以来，中国陷入绝望的困顿与混乱，面临的危险前所未有。放到历史的河流中看，一切了然：西周时期，周灭殷，是文化之亡，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朝灭亡，却是制度之亡，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而清朝灭亡，则是制度与文化同时双亡：共和制度取代帝国制度，新文化取代儒家文化。
这种危机与混乱，比春秋战国时期有过而无不及。在这样三千年的历史大变局转折口，又回到了“武力还是权力”的关口，非得同时有如来智慧、阎王手段、菩萨心肠，缺一不能挽救中国。这是湖南人崛起的时代背景，他们通过军事武力而实现政治权力。
这样说来，是历史选择了湖南人。湖南地处中国中部，是北方的南方人，是南方的北方人，骡子形象，性格中天然融合了南北优势。这种优势，在决定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时刻，一定会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是武力社会与权力社会本身的需求，将湖南人推上了历史的浪尖。深入剖析湖南人，可以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中国与市场经济、商业社会，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百年来，湖南人一直在做一件事
这时再回头看，湖南虽然早有湘商，但湖南人专门来发展湘商，却前所未闻。固然，近代以来，湖南忙着“经营天下”，商业只是其中一个组分，没有专门去顾及。但经济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湖南人为什么在培育湘商发展上也慢于外省？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没有“重商”的传统。
传统缺乏，首先“归功”于帝国制度对商业的打压。韩非子将商人列为“五蠹”之一，当他们是害虫，既防又赶。帝国第一任皇帝嬴政采用了韩非子的意见，从此之后，士农工商，商人居末。由此，两千年如一日，日日不遗余力地打压商业、打击商人，就成了皇帝的专职工作。这样做的后果，是中国社会始终在武力社会与权力社会两块地盘里转圈圈，湖南人也被限制在这个圈圈内了。历史上的湖南人物，所做的工作，一直没有跳出武力跟权力两个大圈圈，这是事实，也见出湖南人的局限。
今天，中国走进共和已经百年，市场经济体制也已经建立，目前正在借鉴财力社会的经验，大力推行法制，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文化与制度的融合，已经成为趋势。
这时，我们关心的是，在财力社会日益清晰的时代大背景下，湘商怎么定位自己？
话说湘商，不能离开湖湘。如果说，今天湘商就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湖南商人组成，那么，在地缘、血缘、亲缘都正在走向消亡的现代化今天，文化已成为新商会的灵魂。
湖湘文化早已成为一张名片，但湘商文化至今仍不广为人知。毕竟，2009年，湘商才正式纳入全国十大商帮，创出新局面。湘商与其他商帮相比较，最大的特色，在于湘商脱胎于湖湘文化，从一开始就催生了系统的湘商文化。
放到历史中去看，近两百年来，大胆、功利的湖南人，事实一直在做一件事：经济中国、经营天下。他们内心的执奉，经过理性的归纳，就四个字：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王船山开创出的生面。将这个生面切开来看，“经世”就是“经国济世”，“致用”就是“学用结合”。这是一个纲领性的口号，它迅速产生牵一发动全身的结果。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兼收并蓄、实事求是，全是因为经世致用而生发出来的性格。这五条，已经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那么，湘商文化对它如何继承、如何转型？
2007年9月26日，首届湘商大会上，由傅军、张跃、周华松、伍继延、熊晓鸽、刘习宜、易小迪等18名杰出湘商代表，发表《湘商宣言》：秉承“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兼容并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着力打造湘商品牌，向世界展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湖南。
这次大会对湖湘文化如何延承，如何发扬，如何转型为湘商文化，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心忧天下”，意味着湘商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敢为人先”，意味着湘商须拥有更多的创新能力；“兼容并蓄”，意味着湘商须学习更新的和谐理念；“实事求是”，意味着湘商须发扬更强的诚信意识；“经世致用”，意味着湘商须开拓更广的务实空间。
“责任、创新、和谐、诚信、务实”，这十个字，正式被确立为当代湘商文化精神。
2011年，随着湘商文化在中国影响日益扩大，一种新的声音开始充满期待：150多年前，湖湘文化催生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20世纪里，湖湘文化又创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政，继承了湖湘文化精髓的湘商文化，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时代，又可以创造什么新的奇迹？
起点在利，
落点在义，升华点在爱
湘商今天到底何为？
2009年5月，一次洪江寻祖，湘商被正名。同年，在湘潭召开第三届湘商大会，全国十大商帮领袖被伍继延召集过来，全体祭拜毛主席。从此，湘商被纳入“主流”，排行第九。
湘商对湖南人确实是个不小的转变，因为武力、权力、财力，三者对人的才能要求有很大差别。既有湘商，湖南人信心陡增。湖南可以再创奇迹，刻下一句“无湘不成商”碑铭来吗？
西谚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俗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商业要大成，少则需要上百年，多则需要上千年的积淀。湘军早是如此，人们只看到曾国藩、左宗棠一夜之间崛起于草野，忘记从蚩尤开始，湖南蛮子尚武传统已有五千年。
我们再顺着经济的脉线看过去：开启湖南近代先声的陶澍，近代湖南人宗师魏源，他们作为湘系经世派的代表，全部将起点落在经世致用上，这是一派很功利很世俗的人。曾国藩当年“攻南京，发洋财”的口号，更近乎赤裸裸。但神奇的是，湖南人最后无不超越了利，他们只是将利作为垫脚石，最后无一不飘到了义的云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义薄云天。
湖南土地，血性义气。血性义气之人，绝不贪恋小利，所以，旧时湘商，并没有商业性格的系统积累。或者如洪江古商城，兴于一时，遂成化石；或者如湘军、湘政，无时无刻不在经营天下。
今天，湘商的文化基因，打的仍是经营天下密码。
用伍继延的话说，湘商最大的资本，在由湖湘文化转型而来的湘商文化。湘商文化概括起来，就十个字：责任、创新、务实、和谐、诚信。体现湖南地域文化独特的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它就有了灵魂。
湖南人知商懂商，但不局限于商；湖南人着眼于利，落点又都到了义。武力与权力，都只会落在义。湖南之义，激励湖南人强悍、霸蛮、血性，但作用也如硬币的两面：既让湖南哥们义气，盛产黑社会；也让湖南人只认真理、自由，敢为天下先。
在商会如云的当代中国，湘商如果丢掉了“义”，则从根子上断了湖湘文化脐带。湘商如果弃义为利，跟在其他商帮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五百年内能否跟上人家步伐，尚不可知，而且即使跟上，也毫无意义。
但今天湘商之“义”到底怎么定位？它既不是军事的杀戮之义，也不是政治的战略之义，而是财力的经营之义。财力经营之义与武力杀戮、政治战略之义虽然目标相同，但道路殊异，如何去找到财力社会背景下经营的义路？是当代湘商需要探索的事情。
中国未来可以预见地走进公民社会，现代企业制度、西方契约精神、当代公民意识，都将在中国落地成长。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决定中国文化无法完全西方化，人文也永远不可能技术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态，注定“义”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
眼下，中国传统的价值，正在遭遇碰撞，基本碎片化，而新的价值，远没有形成，在这样一个价值真空的时候，资本正在锈蚀着一切。湖湘之义过去既可收拾乱世，今天必能引领治世之人心。所以，即使中国商人走出了“无商不奸”的阴影，但商业的小利、私利、团体之利、集团利益，都是社会公害。当然，财力社会如何避开武力社会与权力社会的价值惯性，重新用行动写出“义”，这个重大的历史担子，恐怕会落到下几代新湖南人身上了。
湘商起点在利，落点在义，升华点在爱。商业有界，大爱无边，那里有湘商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