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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10 月1 日上午10时50 分， 天安门广场庆祝建国35 周年阅兵分列式刚刚结束，群众游行即在欢快的《歌唱祖国》的乐曲声中开始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在行至天安门前时，突然亮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引得中外记者纷纷按动快门，抢下了这一珍贵的镜头。“小平您好”不仅喊出了当代大学生对邓小平的深深敬意，更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曾对我国的科技、教育的现状，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 年。1977 年春，他在得悉中央已经决定准备在适当时机让他出来工作后，曾对前来看望的王震、邓力群说：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曾几次与有关负责同志谈科学和教育的问题。他强调：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抓教育，要从小学教育抓起，关键在中学，中学又是以小学教育为基础。现在的中小学“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 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
他提出，要重新審定中小学的教材，注意在教材中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他指出：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强调要“抓好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他提出，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他深感人才匮乏已经成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最大制约，指出：美国有科研人员120 万，苏联有90 万，我们只有20 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 怎么上得去？ 他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邓小平认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 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大学招生制度是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大学招生制度仍然没有得到恢复。如何改变现行的大学招生制度，是邓小平这时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
邓小平指出，首先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他还明确表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1977 年6 月29 日至7 月15 日， 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了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之后，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仍沿用“文化大革命”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但也提出了要“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 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大学招生的弊端，7 月29 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尖锐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他还提出，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 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 没有牵连的人参加。”8 月1 日， 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又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同一天，当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 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1977 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8 月4 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邀请了33 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一起座谈。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高校招生问题是座谈会上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
大家对教育部刚刚上报中央的招生方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列数了现行招生制度的种种弊病。认为，为了早出人才，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首先呼吁恢复高考。与会的其他专家也纷纷发言，表示赞同，并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意见，并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如推迟半年招生，时间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场决策：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 要拿出一个办法来。
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8 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 月底前入学，推迟3 个月（包括寒假）。8 月18 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 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8 月13 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教育部个别领导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不敢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不敢推倒“两个估计”，对邓小平提出的正确主张持犹豫、观望的态度。9 月19 日，邓小平专门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 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 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 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 招生文件继续修改， 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 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再次重申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他说到招生的条件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 第二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 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10 月3 日，邓小平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随即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 月5 日，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10 月7 日， 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見》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10 月12 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意见，正式决定从1977 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恢复统一考试制度。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11 月28 日至12 月25 日，全国约有570 多万知识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27.3万人被录取。高考制度的恢复，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大批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于1971 年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新中国成立后17 年的教育工作作了“两个估计”：17 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犹如两座大山压得知识分子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喘不过气来，使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老师遭到严重摧残，教育事业也受到严重破坏。由于“两个估计”当时是毛泽东画了圈的，粉碎“四人帮”后，要推倒“两个估计”仍然被一些领导干部视为禁区。
“两个估计”不推倒，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发挥不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推动科技、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同时，反复思考要从理论上推倒“两个估计”。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地位问题进行了重要的拨乱反正。1977年7 月23 日， 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同时，指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 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 8 月8 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专门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认为，对全国教育战线17 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应当肯定，17 年中，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 年不作这样的估计， 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方面来说，他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由于这时正在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然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错误理论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能否突破“两个估计” 的禁区， 又成为8月13 日再次召开的全国高等招生工作会议上争论的焦点。
这时，当年曾经参加过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几位同志经过商议，由《人民日报》记者专门把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关于“两个估计”的形成经过写成材料，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报送中央。邓小平看到这个材料后， 于9 月19 日找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指出：“两个估计” 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17 年，各条战线， 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 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 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 能说得通吗？《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 但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 年培养出来的？ 原子弹是1964 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1967 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他告诫教育部负责同志：“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 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要敢于大胆讲话。
我在8 月8 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 是个大胆的讲话， 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就在这个时候， 毛泽东1971 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段谈话记录被披露出来了：“17 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也成为推翻“两个估计”的重要依据。11 月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至此，全国教育界、知识界终于推倒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两个估计”。 1978 年3 月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宣布：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78 年10 月至11 月分批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建国初期提出的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新的政治定位，标志着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这对于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小平您好！ ”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邓小平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为广大知识分子正名深深地感动了大学生们，而且他倡导和支持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日渐富裕。吃水不忘挖井人，许多大学生都是从农村考上来的，他们对此都有着切身的感受。
1984 年9 月30 日夜，北京大学生物系81 级大学生宿舍内群情激昂。明天， 他们将参加国庆35 周年大典。在校期间能赶上这样大规模的庆典，本来就是一件幸事， 更何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庆典， 盛况必定令人激动。
按照事先的安排， 作为游行队伍， 他们将跟在北京大学的彩车后面， 排着整齐的队伍，从长安街由东向西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但这样的形式似乎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心情。敢想、敢说、敢做，历来是北大人的传统， 今天， 他們仍然有话要说。同学们认定，大典当天，邓小平一定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们决定要当面向他老人家表达自己的心情和家乡父老的问候。
怎么表达呢？ 写上千言万语， 会淹没在浩瀚的游行人潮里。
最初，有人说写“改革要加速”等等，但大家都觉得这只说出了一方面的愿望。大家想到邓小平， 想到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事业， 以及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有人脱口而出：“邓小平同志您好。”但大家还是觉得这7 个字显得太呆板、不亲切。有人提出“小平您好”， 大家都很满意。于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细胞遗传专业81 级学生李禹拿出自己的新床单做衬，“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由80 级学生常生执笔，写在四张绿色大纸上。写好后， 大家小心翼翼地把横幅裹起来，外面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 横幅变成了一把高大的花束。
当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头时，同学们突然亮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小平您好”横幅，向着天安门，向着全中国，向着全世界，展示了当代大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祝愿和热情赞颂。同学们的苦心没有白费，邓小平在检阅台上看着同学们打着的横幅，也情不自禁地不住向同学们挥手致意。此刻，同学们更是激动万分，早已忘记了事先排好的方阵队形，簇拥在横幅下，喊着、跳着，前呼后拥，冲过了检阅台。
敏感的摄影记者将这一场面及时地摄入了镜头。“小平您好！”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这一镜头从此传遍全世界。
“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曾对我国的科技、教育的现状，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 年。1977 年春，他在得悉中央已经决定准备在适当时机让他出来工作后，曾对前来看望的王震、邓力群说：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曾几次与有关负责同志谈科学和教育的问题。他强调：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抓教育，要从小学教育抓起，关键在中学，中学又是以小学教育为基础。现在的中小学“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 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
他提出，要重新審定中小学的教材，注意在教材中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他指出：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强调要“抓好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他提出，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
他深感人才匮乏已经成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最大制约，指出：美国有科研人员120 万，苏联有90 万，我们只有20 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 怎么上得去？ 他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邓小平认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 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大学招生制度是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粉碎“四人帮”后，“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大学招生制度仍然没有得到恢复。如何改变现行的大学招生制度，是邓小平这时反复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
邓小平指出，首先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他还明确表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1977 年6 月29 日至7 月15 日， 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了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之后，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仍沿用“文化大革命”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但也提出了要“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 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大学招生的弊端，7 月29 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尖锐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他还提出，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 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 没有牵连的人参加。”8 月1 日， 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又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同一天，当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 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1977 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8 月4 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邀请了33 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一起座谈。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高校招生问题是座谈会上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
大家对教育部刚刚上报中央的招生方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列数了现行招生制度的种种弊病。认为，为了早出人才，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首先呼吁恢复高考。与会的其他专家也纷纷发言，表示赞同，并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意见，并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如推迟半年招生，时间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场决策：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 要拿出一个办法来。
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8 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 月底前入学，推迟3 个月（包括寒假）。8 月18 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 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8 月13 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教育部个别领导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不敢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不敢推倒“两个估计”，对邓小平提出的正确主张持犹豫、观望的态度。9 月19 日，邓小平专门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 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 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 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 招生文件继续修改， 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 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再次重申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他说到招生的条件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 第二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 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10 月3 日，邓小平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随即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 月5 日，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10 月7 日， 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見》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10 月12 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意见，正式决定从1977 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恢复统一考试制度。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11 月28 日至12 月25 日，全国约有570 多万知识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27.3万人被录取。高考制度的恢复，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大批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于1971 年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新中国成立后17 年的教育工作作了“两个估计”：17 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犹如两座大山压得知识分子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喘不过气来，使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老师遭到严重摧残，教育事业也受到严重破坏。由于“两个估计”当时是毛泽东画了圈的，粉碎“四人帮”后，要推倒“两个估计”仍然被一些领导干部视为禁区。
“两个估计”不推倒，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发挥不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推动科技、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同时，反复思考要从理论上推倒“两个估计”。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地位问题进行了重要的拨乱反正。1977年7 月23 日， 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同时，指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 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 8 月8 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专门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认为，对全国教育战线17 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应当肯定，17 年中，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 年不作这样的估计， 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方面来说，他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由于这时正在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然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错误理论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能否突破“两个估计” 的禁区， 又成为8月13 日再次召开的全国高等招生工作会议上争论的焦点。
这时，当年曾经参加过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几位同志经过商议，由《人民日报》记者专门把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关于“两个估计”的形成经过写成材料，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报送中央。邓小平看到这个材料后， 于9 月19 日找教育部负责同志谈话，指出：“两个估计” 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17 年，各条战线， 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 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 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 能说得通吗？《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 但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 年培养出来的？ 原子弹是1964 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1967 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他告诫教育部负责同志：“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 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头的。”“要敢于大胆讲话。
我在8 月8 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 是个大胆的讲话， 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就在这个时候， 毛泽东1971 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段谈话记录被披露出来了：“17 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也成为推翻“两个估计”的重要依据。11 月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至此，全国教育界、知识界终于推倒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两个估计”。 1978 年3 月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宣布：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78 年10 月至11 月分批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建国初期提出的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新的政治定位，标志着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这对于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小平您好！ ”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邓小平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为广大知识分子正名深深地感动了大学生们，而且他倡导和支持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日渐富裕。吃水不忘挖井人，许多大学生都是从农村考上来的，他们对此都有着切身的感受。
1984 年9 月30 日夜，北京大学生物系81 级大学生宿舍内群情激昂。明天， 他们将参加国庆35 周年大典。在校期间能赶上这样大规模的庆典，本来就是一件幸事， 更何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庆典， 盛况必定令人激动。
按照事先的安排， 作为游行队伍， 他们将跟在北京大学的彩车后面， 排着整齐的队伍，从长安街由东向西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检阅台。但这样的形式似乎不足以表达他们的心情。敢想、敢说、敢做，历来是北大人的传统， 今天， 他們仍然有话要说。同学们认定，大典当天，邓小平一定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们决定要当面向他老人家表达自己的心情和家乡父老的问候。
怎么表达呢？ 写上千言万语， 会淹没在浩瀚的游行人潮里。
最初，有人说写“改革要加速”等等，但大家都觉得这只说出了一方面的愿望。大家想到邓小平， 想到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事业， 以及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有人脱口而出：“邓小平同志您好。”但大家还是觉得这7 个字显得太呆板、不亲切。有人提出“小平您好”， 大家都很满意。于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细胞遗传专业81 级学生李禹拿出自己的新床单做衬，“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由80 级学生常生执笔，写在四张绿色大纸上。写好后， 大家小心翼翼地把横幅裹起来，外面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 横幅变成了一把高大的花束。
当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头时，同学们突然亮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小平您好”横幅，向着天安门，向着全中国，向着全世界，展示了当代大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祝愿和热情赞颂。同学们的苦心没有白费，邓小平在检阅台上看着同学们打着的横幅，也情不自禁地不住向同学们挥手致意。此刻，同学们更是激动万分，早已忘记了事先排好的方阵队形，簇拥在横幅下，喊着、跳着，前呼后拥，冲过了检阅台。
敏感的摄影记者将这一场面及时地摄入了镜头。“小平您好！”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这一镜头从此传遍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