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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14日 继续拉练，向冉庄进发，日行70里，宿冉庄第12生产队。10日，在冉庄参观地道战，由当年的民兵进行解说。12日，行程80里，至沈家坯，因跟骨刺痛允坐汽车。13日，步行至白洋淀，行程50里，宿端村西前大队。14日，听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忆阶级苦，听学习路线斗争史报告。有感，写成打油诗：白洋淀上打渔船，芦苇丛中杀敌顽。多少英雄话当年，教育人民永向前。
6月 市委文教部要办一所没有知识分子的大学，从历史系选了两名出身好的学生作为成员。在此前，即1970年，历史系解放前的老教师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青年教师，已相继离开学校下乡插队落户，当地公社称他们为“新社员”。历史系共8户，连同家眷一起搬走，赴西郊王稳庄和南郊太平村。我也属于“清理”对象，被通知和于可一起于第二天到行政楼前集合报到，离开历史系。翌日晨，于可通知我：“不去啦，改啦，等通知。”6月，我到了静海县大苏庄南开大学“五七干校”，同去的有杨生茂，还有滕维藻、王赣愚、严志达、龙吟、母国光、廖尉棠、樊梦康、宁宗一等人。这些人员分为几类：一类是管理领导这些人的，一类是惩罚性劳改的，一类是清除出高教队伍的。全校男性住在一个大房间内，打通铺（这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经济系、生物系、历史系教师都住在这里。我因跟骨刺痛，行走艰难，被分配在厨房烧火，还看过水泵。我在衣袋里偷偷装了一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无人时赶紧拿出来念几句，来人时就赶紧装入衣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晚饭后洗漱完毕，其他系的人都躺在床上休息了；生物系的人则外出去逮螃蟹；历史系的人围坐在一起，继续批判我。别的系的人纷纷议论：魏宏运怎么啦？天天挨批。每日上工下工，只要排起队来，就得把我先批一通。别的系都没有这一“程序”。
9月13日 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我们）步行到总部，听了秘密报告。第二天，滕维藻问：“你们听的什么报告？”他还没有恢复党籍，没资格听。我告诉了他，我们高兴极了。
10月15日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入历史系的共25人。已经五年没有招生了，今年招生的办法是：由国家指定省区分配名额，各省再下达指标到市县，市县再分配到工矿等单位，然后是“个人报名，单位推荐，组织审查，学校批准”。不经过考试，学校派工宣队员和教师看档案面试后，即可入学。
1972年
春 市左领导人卢志斌、乔军将我和吴廷璆召至行政楼二楼办公室，让我“站出来”担任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担任副主任。事出意料之外：一是我没想到让我出来。二是吴廷璆为副，我为正，这样安排，我不好接受；如果是吴为正，我为副，比较好。吴是我的老师，是老系主任。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卢、乔还是说：“就这样吧！”我很尴尬。此前系总支已成立，书记为任洪林。
5月6日 赴廊坊了解学生调查义和团的情况。他们是1971年10月中旬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分布在祖各庄等十五六个村，共调查了40多位老人。其中4人是义和团团民，他们是刘顺、陈连登、李义祥、刘景泉，最年长者94岁。祖各庄当年有40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人在外扛活。光绪二十二年大量劳力去修路，土地荒芜、河水泛滥、群众无粮，所以义和团在这里特别盛行。
10月 1969和1970届学生临近毕业分配。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仍然我司我责，恳切地劝勉他们在理论上还需要补课，今后走上工作岗位、迈入社会，仍需要努力学习，以补不足。
贯彻以社会为工厂的精神，该年入学的学员赴天津周边各县调查义和团运动，还赴完县腰山、满城、冀县、广宗县各地考察，参加社会实践。
1973年
2月8日 中共天津市委下发《关于建立中共南开大学委员会的批复》，同意在中共南开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南开大学党委委员共27人，我名列其中。
应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邀请，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春节 利用假期与王黎去湖南耒阳探视两年前参军的儿子魏晓明。时，他已是警卫排长。
2月 经乔军批准，为提高教学质量，我们一行7人，包括刘健清、杨圣清、李绍基和政治课教师一起到南方革命圣地参观访问。
2月19日 赴广州。
2月20日 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座谈。农讲所主要陈列的为第六期。第六期是毛泽东主办的。我们着重了解当年广东区委党委的组织情况，也参观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三元里、黄花岗、虎门等地。
2月21日 到长沙，住湖南长沙师院。
2月22～23日 参观爱晚亭、自修大学、第一师范、橘子洲头、清水塘、省博物馆、板仓及马王堆出土文物等处。参观韶山冲毛泽东故居。故居在山区，原有十多户人家。“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当时，毛家是比较富裕的。
3月2日 到安源，参观纪念馆并座谈。
3月3日 到永新，参观湘赣边界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旧址，着重了解毛泽东与杜修经的争端，永新建立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具体了解苑希先与袁文才之死。访问当年31团战士李步伦。时，李已经70多岁，在永新纪念馆工作。
3月4日 参观三湾。当年这里是一个大村庄。参观茅坪的八角楼、军械处、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边界政府、湘赣边界特委旧址和红军医院。
3月5日 参观茨坪大井、小井、黄洋界等哨口、井冈山展览馆，公卖处，井冈山光荣敬老院等，共去了4个哨口。大井当时有50多户人家。
和井冈山博物馆同志座谈。
访问敬老院王佐爱人兰青莲。兰已经77岁。还访问了1928～1929年任大井乡工农兵政府主席的余振坤等人。
3月7日 再次回到永新，与永新县委外事组、资料组同志座谈井冈山根据地建立诸问题。
3月9日 与安源纪念馆同志座谈当年湘区委如何组织并领导工人运动以及工农结合等问题。
与老工人金龙荣（湘乡人，来安源时已60岁，时年83岁）、徐胜远（萍乡人，13岁入矿，时年74岁）座谈毛泽东到安源如何组织工人进行斗争诸问题。
3月12日 参观江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及八一起义旧址，与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同志谈八一起义的组织问题。
3月13日 参观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是江西第一任省长邵式平提出组织兴办的，总校在南昌，有十九个分校分布于全省，初中毕业即可上，期限两年。
3月17日 与杭州大学党史教研室诸同志座谈秋收起义、宁都会议、长征等问题。
4月30日 天津市市委书记吴岱强调高校教育应以社会为工厂。学校召开党委会，党委书记朱子强讲要以批林为纲，在教育革命上继续前进，立足于彻底革命，文科教学应以社会为工厂。据此，历史系组织了1971年的入学学生到西铺村、沙石峪开展社会调查，要求每人都要写批判文章和调查报告，共完成数十篇。系里继续贯彻双百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批林整风深入到各个学科中。
5月6～7日 历史系党总支研究如何以社会为工厂，怎样把讲授、自学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怎样贯彻批判封、资、修。
6月5日 参加校党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为：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教育革命、教育工作会议纪实；批林和学科领域大批判应结合起来；办学道路是把整个教学纳入以社会为工厂；努力打破旧的教学体系，抓纲带目，推动教育革命。
6月14日 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研究如何为现实斗争服务，如何培养学生实际能力；还讨论了儒法争论的性质问题，焚书坑儒是否是革命行为，以及对孔子的评价等。
9月 为1971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开设“北洋军阀史”讲座。
9月21日 听朱自强讲中共“十大”和“九大”的关系，“十大”的基本精神；教育革命与上层建筑的革命应走出去，应抓教师队伍建设；落实培养接班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中青年教师带领工农兵学员相继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开展社会实践、写史，李义佐、杨圣清、诸庆清、马振举到天津第一印刷厂，张象、李绍基去唐山、满城。许盛恒去塘沽，王连升去大连。
10月28日 和刘健清、杨圣清、左志远、李绍基等赴西安。翌日到达，访西安交通大学。
10月31日 乘火车赴铜川，夜宿车站附近一饭店，颇脏，饭摊上伙食也不干净。该地区是一矿区，是赴陕北必经之道，来往人甚多。
11月1日 乘汽车赴延安。途经洛川冯家村，参观洛川会议旧址，只有两间窑洞。到延安已是夜11时，住第三招待所（原女子大学旧址）。
11月2日 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
11月3日 参观枣园毛泽东旧居、中央书记处旧址。该地位于延安城西本部5公里。又赴杨家岭参观中央办公厅、中央大礼堂等。
11月4日 参观凤凰山麓和宝塔山、王家坪等地，与当地的劳动模范杨步洁座谈。
11月5日 和延安纪念馆同志座谈。
11月7日 赴南泥湾。
11月8日 延安地委安排到瓦窑堡参观。
11月9日 返回延安。
11月10日 和西北大学、陕西师大同行座谈。
11月11日 到临潼参观华清池、捉蒋亭。
11月13日 参观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11月14日 和西安电讯工程大学同行座谈。
11月17日 参观碑林、陕西省博物馆。
11月18日 东赴洛阳。
11月19日 参观龙门石窟。
11月20日 到郑州，与郑州大学同行座谈。
11月21日 参观黄河花园口、二七纪念塔。
11月22日 返回天津。
1974年
春 教育部开始抓教材建设，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扭转“四人帮”只学习毛选、语录的状况。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期，书店中除毛泽东著作外，什么书都没有。我主持组织有郑建民、杨士钊、王永祥参加的中共党史的编写。编写工作除理论上、事实上对某些问题坚持原则外，对人物的出现颇费了周折。《中共共产党历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于1976年2月完成，由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为华北、华东各院校所采用。实际上，它受“左倾”思想影响，仍以路线斗争为纲，内容有很多错误。我请刘泽华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1972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讲“中国现代史”。
9月 历史系领导层在办学方针上产生分歧。有的主张按社会上提出的“党校模式”。我则认为，应该按照历史学科的特点办历史系，不能不分专业搞“大文科”。我被斥为“穿新鞋走老路”。
10月17日 学校领导乔军、卢志斌、朱自强先后讲话，主要内容为：将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元化与反潮流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各级职能的关系）；集中统一，维护纪律，把教育革命置于工农兵直接管理之下；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应认识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抓批林批孔，研究总结儒法斗争的经验。
1975年
4月 开始宣传推广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经验。我在系里表示，这一经验不适合我们。学校组织各系负责人前去取经，我未参加。
李义佐等到大沽口等地调查八国联军侵华时沙俄的罪行。
10月 1972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在校期间，曾到完县腰山、满城、广宗等地实际考察。
秋 我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丧命。得病的前一天晚上，我觉得很难受，第二天在市里我要做一次报告又不能不去。讲演回来后，我一头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中西医都不能认定是什么病。我只感觉到从胸口到腹部一圈都疼痛，昏睡不醒，夜间大汗淋漓，被子全被打湿。王黎半年没有上班，每隔两天去医院挂号，回来后陪我到医院看病，然后把我送回家睡觉。她下午再去医院拿药，夜间则监护我，替换被汗打湿的衬衣衬裤和被子，起码要换两次。日间吃饭喝水，都是她喊我起来，不然我会一直睡下去。此期间，她最痛心的是系里正在反“右倾”回潮，不仅没有人来探视，反将大字报全部用薄薄的复写纸写后送给她，足有半尺厚，让她在我醒来后给我看。她认为这种做法太不人道，而我处于昏睡中全然不知，所有痛苦与艰难都由她一个人承担。当时医疗设备和药品奇缺，每位主治医师每月只有支配一二张爱克司光片的权力。检查要托人，要等片子。而我病得厉害，时间不等人。当时幸好有张家林、吴雅文夫妇和薛多诚、王洁夫妇不辞劳苦，找中医、西医，于可帮助寻到做胆囊造影的针剂。他们在王黎最艰难的时刻，伸出援助之手。3个多月后，我渐渐不再昏睡，但疼痛仍未消失，直至春节涂宗涛来看我，我仍躺在床上。为诊断不发生错误，王黎往往早起便奔向北京，找我四舅王泓商量，晚上赶回来。我则毫无觉察。中药最难下咽的药便是乳香、没药，我吃了近百剂。稍稳定后，医生说我身体太虚，凡是凉补温补的食品都可以吃。当时买什么都要票证。滕维藻及其夫人朱明华、郑天挺和郑克晟、傅同钦夫妇家中有了好吃的，都分一些送给我。王黎一两天去一次李七庄副食品收购站。农民打的野兔子、捉的田鸡、养的猪、不下蛋的鸡都送到那里卖，她再从那里买出来。后来她就等在收购站门口，直接从农民手里买。魏晓明的同学胡美珠的母亲周敬先是医生，帮助王黎明寻觅了一些胎盘，食用后我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劫后余生，我为自己庆幸。
冬 1973年入学的学生秦晓鹰、李茂新、庾新顺常来家中谈论“四人帮”倒行逆施，必然垮台。
1976年
1月8日 周恩来逝世。层层传达“三不”：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南开园学生千余人集会悼念，欲冲破阻拦上街游行，未果。我在家中设周恩来灵位。
4月5日 天安门“四五”事件发生。清明节人们为悼念周恩来，10万人自动拥向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祭文、诗词，向“四人帮”公开宣战，遭到1万多民兵、3000多警察和5个营警卫部队的围攻、殴打与逮捕。当时传诵最广泛的一首诗为：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我也抄了不少诗。
7月6日 朱德逝世。
7月28日 唐山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死伤24万余人。历史系学生到汉沽等地开展社会调查，夜宿一旅馆，3名学生遇难，他们分别为安徽、贵州和广西人。我和党支部书记任洪林商量派教师到三地与政府协同处理善后事宜。
地震也波及天津与北京。据说天津死亡人数是5万以上。我住的东村房子被震坏，在附近搭起地震棚，住了近两年。
东村住房是1932年建造的教师宿舍，当年张伯苓即住该村。抗战时期，房屋被毁。战后重建，屋前有小花墙，屋内地板木质很好，比较讲究。我是1957年搬到此住处的，已修葺多次，高级设备已拆改殆尽。
9月8日 校教务处通知：今年新生入校时间为11月，12月上课，不放寒假，1979年8月毕业，仍按半工半读精神安排教学。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天灾人祸，中国人民陷入灾难与悲痛之中。人民普遍的想法：今年是不吉利的一年。
10月8日 刘泽华得知中央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当晚，刘泽华、陈晏清、王黎和我在东村我家设酒宴庆贺。
11月21日 全市居民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家家饮酒，吃捞面，酒都脱销了。群众都说这是我国人民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完）
6月 市委文教部要办一所没有知识分子的大学，从历史系选了两名出身好的学生作为成员。在此前，即1970年，历史系解放前的老教师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青年教师，已相继离开学校下乡插队落户，当地公社称他们为“新社员”。历史系共8户，连同家眷一起搬走，赴西郊王稳庄和南郊太平村。我也属于“清理”对象，被通知和于可一起于第二天到行政楼前集合报到，离开历史系。翌日晨，于可通知我：“不去啦，改啦，等通知。”6月，我到了静海县大苏庄南开大学“五七干校”，同去的有杨生茂，还有滕维藻、王赣愚、严志达、龙吟、母国光、廖尉棠、樊梦康、宁宗一等人。这些人员分为几类：一类是管理领导这些人的，一类是惩罚性劳改的，一类是清除出高教队伍的。全校男性住在一个大房间内，打通铺（这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经济系、生物系、历史系教师都住在这里。我因跟骨刺痛，行走艰难，被分配在厨房烧火，还看过水泵。我在衣袋里偷偷装了一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无人时赶紧拿出来念几句，来人时就赶紧装入衣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晚饭后洗漱完毕，其他系的人都躺在床上休息了；生物系的人则外出去逮螃蟹；历史系的人围坐在一起，继续批判我。别的系的人纷纷议论：魏宏运怎么啦？天天挨批。每日上工下工，只要排起队来，就得把我先批一通。别的系都没有这一“程序”。
9月13日 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我们）步行到总部，听了秘密报告。第二天，滕维藻问：“你们听的什么报告？”他还没有恢复党籍，没资格听。我告诉了他，我们高兴极了。
10月15日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学，入历史系的共25人。已经五年没有招生了，今年招生的办法是：由国家指定省区分配名额，各省再下达指标到市县，市县再分配到工矿等单位，然后是“个人报名，单位推荐，组织审查，学校批准”。不经过考试，学校派工宣队员和教师看档案面试后，即可入学。
1972年
春 市左领导人卢志斌、乔军将我和吴廷璆召至行政楼二楼办公室，让我“站出来”担任历史系主任，吴廷璆担任副主任。事出意料之外：一是我没想到让我出来。二是吴廷璆为副，我为正，这样安排，我不好接受；如果是吴为正，我为副，比较好。吴是我的老师，是老系主任。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卢、乔还是说：“就这样吧！”我很尴尬。此前系总支已成立，书记为任洪林。
5月6日 赴廊坊了解学生调查义和团的情况。他们是1971年10月中旬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分布在祖各庄等十五六个村，共调查了40多位老人。其中4人是义和团团民，他们是刘顺、陈连登、李义祥、刘景泉，最年长者94岁。祖各庄当年有40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人在外扛活。光绪二十二年大量劳力去修路，土地荒芜、河水泛滥、群众无粮，所以义和团在这里特别盛行。
10月 1969和1970届学生临近毕业分配。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仍然我司我责，恳切地劝勉他们在理论上还需要补课，今后走上工作岗位、迈入社会，仍需要努力学习，以补不足。
贯彻以社会为工厂的精神，该年入学的学员赴天津周边各县调查义和团运动，还赴完县腰山、满城、冀县、广宗县各地考察，参加社会实践。
1973年
2月8日 中共天津市委下发《关于建立中共南开大学委员会的批复》，同意在中共南开大学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南开大学党委委员共27人，我名列其中。
应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邀请，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
春节 利用假期与王黎去湖南耒阳探视两年前参军的儿子魏晓明。时，他已是警卫排长。
2月 经乔军批准，为提高教学质量，我们一行7人，包括刘健清、杨圣清、李绍基和政治课教师一起到南方革命圣地参观访问。
2月19日 赴广州。
2月20日 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座谈。农讲所主要陈列的为第六期。第六期是毛泽东主办的。我们着重了解当年广东区委党委的组织情况，也参观了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三元里、黄花岗、虎门等地。
2月21日 到长沙，住湖南长沙师院。
2月22～23日 参观爱晚亭、自修大学、第一师范、橘子洲头、清水塘、省博物馆、板仓及马王堆出土文物等处。参观韶山冲毛泽东故居。故居在山区，原有十多户人家。“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当时，毛家是比较富裕的。
3月2日 到安源，参观纪念馆并座谈。
3月3日 到永新，参观湘赣边界特委、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旧址，着重了解毛泽东与杜修经的争端，永新建立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具体了解苑希先与袁文才之死。访问当年31团战士李步伦。时，李已经70多岁，在永新纪念馆工作。
3月4日 参观三湾。当年这里是一个大村庄。参观茅坪的八角楼、军械处、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边界政府、湘赣边界特委旧址和红军医院。
3月5日 参观茨坪大井、小井、黄洋界等哨口、井冈山展览馆，公卖处，井冈山光荣敬老院等，共去了4个哨口。大井当时有50多户人家。
和井冈山博物馆同志座谈。
访问敬老院王佐爱人兰青莲。兰已经77岁。还访问了1928～1929年任大井乡工农兵政府主席的余振坤等人。
3月7日 再次回到永新，与永新县委外事组、资料组同志座谈井冈山根据地建立诸问题。
3月9日 与安源纪念馆同志座谈当年湘区委如何组织并领导工人运动以及工农结合等问题。
与老工人金龙荣（湘乡人，来安源时已60岁，时年83岁）、徐胜远（萍乡人，13岁入矿，时年74岁）座谈毛泽东到安源如何组织工人进行斗争诸问题。
3月12日 参观江西革命历史博物馆及八一起义旧址，与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同志谈八一起义的组织问题。
3月13日 参观江西共产主义大学，是江西第一任省长邵式平提出组织兴办的，总校在南昌，有十九个分校分布于全省，初中毕业即可上，期限两年。
3月17日 与杭州大学党史教研室诸同志座谈秋收起义、宁都会议、长征等问题。
4月30日 天津市市委书记吴岱强调高校教育应以社会为工厂。学校召开党委会，党委书记朱子强讲要以批林为纲，在教育革命上继续前进，立足于彻底革命，文科教学应以社会为工厂。据此，历史系组织了1971年的入学学生到西铺村、沙石峪开展社会调查，要求每人都要写批判文章和调查报告，共完成数十篇。系里继续贯彻双百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批林整风深入到各个学科中。
5月6～7日 历史系党总支研究如何以社会为工厂，怎样把讲授、自学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怎样贯彻批判封、资、修。
6月5日 参加校党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为：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教育革命、教育工作会议纪实；批林和学科领域大批判应结合起来；办学道路是把整个教学纳入以社会为工厂；努力打破旧的教学体系，抓纲带目，推动教育革命。
6月14日 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研究如何为现实斗争服务，如何培养学生实际能力；还讨论了儒法争论的性质问题，焚书坑儒是否是革命行为，以及对孔子的评价等。
9月 为1971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开设“北洋军阀史”讲座。
9月21日 听朱自强讲中共“十大”和“九大”的关系，“十大”的基本精神；教育革命与上层建筑的革命应走出去，应抓教师队伍建设；落实培养接班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中青年教师带领工农兵学员相继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开展社会实践、写史，李义佐、杨圣清、诸庆清、马振举到天津第一印刷厂，张象、李绍基去唐山、满城。许盛恒去塘沽，王连升去大连。
10月28日 和刘健清、杨圣清、左志远、李绍基等赴西安。翌日到达，访西安交通大学。
10月31日 乘火车赴铜川，夜宿车站附近一饭店，颇脏，饭摊上伙食也不干净。该地区是一矿区，是赴陕北必经之道，来往人甚多。
11月1日 乘汽车赴延安。途经洛川冯家村，参观洛川会议旧址，只有两间窑洞。到延安已是夜11时，住第三招待所（原女子大学旧址）。
11月2日 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
11月3日 参观枣园毛泽东旧居、中央书记处旧址。该地位于延安城西本部5公里。又赴杨家岭参观中央办公厅、中央大礼堂等。
11月4日 参观凤凰山麓和宝塔山、王家坪等地，与当地的劳动模范杨步洁座谈。
11月5日 和延安纪念馆同志座谈。
11月7日 赴南泥湾。
11月8日 延安地委安排到瓦窑堡参观。
11月9日 返回延安。
11月10日 和西北大学、陕西师大同行座谈。
11月11日 到临潼参观华清池、捉蒋亭。
11月13日 参观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11月14日 和西安电讯工程大学同行座谈。
11月17日 参观碑林、陕西省博物馆。
11月18日 东赴洛阳。
11月19日 参观龙门石窟。
11月20日 到郑州，与郑州大学同行座谈。
11月21日 参观黄河花园口、二七纪念塔。
11月22日 返回天津。
1974年
春 教育部开始抓教材建设，强调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扭转“四人帮”只学习毛选、语录的状况。当时处于知识饥荒时期，书店中除毛泽东著作外，什么书都没有。我主持组织有郑建民、杨士钊、王永祥参加的中共党史的编写。编写工作除理论上、事实上对某些问题坚持原则外，对人物的出现颇费了周折。《中共共产党历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于1976年2月完成，由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为华北、华东各院校所采用。实际上，它受“左倾”思想影响，仍以路线斗争为纲，内容有很多错误。我请刘泽华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为1972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讲“中国现代史”。
9月 历史系领导层在办学方针上产生分歧。有的主张按社会上提出的“党校模式”。我则认为，应该按照历史学科的特点办历史系，不能不分专业搞“大文科”。我被斥为“穿新鞋走老路”。
10月17日 学校领导乔军、卢志斌、朱自强先后讲话，主要内容为：将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元化与反潮流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各级职能的关系）；集中统一，维护纪律，把教育革命置于工农兵直接管理之下；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应认识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抓批林批孔，研究总结儒法斗争的经验。
1975年
4月 开始宣传推广辽宁省朝阳农学院经验。我在系里表示，这一经验不适合我们。学校组织各系负责人前去取经，我未参加。
李义佐等到大沽口等地调查八国联军侵华时沙俄的罪行。
10月 1972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在校期间，曾到完县腰山、满城、广宗等地实际考察。
秋 我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丧命。得病的前一天晚上，我觉得很难受，第二天在市里我要做一次报告又不能不去。讲演回来后，我一头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中西医都不能认定是什么病。我只感觉到从胸口到腹部一圈都疼痛，昏睡不醒，夜间大汗淋漓，被子全被打湿。王黎半年没有上班，每隔两天去医院挂号，回来后陪我到医院看病，然后把我送回家睡觉。她下午再去医院拿药，夜间则监护我，替换被汗打湿的衬衣衬裤和被子，起码要换两次。日间吃饭喝水，都是她喊我起来，不然我会一直睡下去。此期间，她最痛心的是系里正在反“右倾”回潮，不仅没有人来探视，反将大字报全部用薄薄的复写纸写后送给她，足有半尺厚，让她在我醒来后给我看。她认为这种做法太不人道，而我处于昏睡中全然不知，所有痛苦与艰难都由她一个人承担。当时医疗设备和药品奇缺，每位主治医师每月只有支配一二张爱克司光片的权力。检查要托人，要等片子。而我病得厉害，时间不等人。当时幸好有张家林、吴雅文夫妇和薛多诚、王洁夫妇不辞劳苦，找中医、西医，于可帮助寻到做胆囊造影的针剂。他们在王黎最艰难的时刻，伸出援助之手。3个多月后，我渐渐不再昏睡，但疼痛仍未消失，直至春节涂宗涛来看我，我仍躺在床上。为诊断不发生错误，王黎往往早起便奔向北京，找我四舅王泓商量，晚上赶回来。我则毫无觉察。中药最难下咽的药便是乳香、没药，我吃了近百剂。稍稳定后，医生说我身体太虚，凡是凉补温补的食品都可以吃。当时买什么都要票证。滕维藻及其夫人朱明华、郑天挺和郑克晟、傅同钦夫妇家中有了好吃的，都分一些送给我。王黎一两天去一次李七庄副食品收购站。农民打的野兔子、捉的田鸡、养的猪、不下蛋的鸡都送到那里卖，她再从那里买出来。后来她就等在收购站门口，直接从农民手里买。魏晓明的同学胡美珠的母亲周敬先是医生，帮助王黎明寻觅了一些胎盘，食用后我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劫后余生，我为自己庆幸。
冬 1973年入学的学生秦晓鹰、李茂新、庾新顺常来家中谈论“四人帮”倒行逆施，必然垮台。
1976年
1月8日 周恩来逝世。层层传达“三不”：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南开园学生千余人集会悼念，欲冲破阻拦上街游行，未果。我在家中设周恩来灵位。
4月5日 天安门“四五”事件发生。清明节人们为悼念周恩来，10万人自动拥向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祭文、诗词，向“四人帮”公开宣战，遭到1万多民兵、3000多警察和5个营警卫部队的围攻、殴打与逮捕。当时传诵最广泛的一首诗为：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我也抄了不少诗。
7月6日 朱德逝世。
7月28日 唐山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死伤24万余人。历史系学生到汉沽等地开展社会调查，夜宿一旅馆，3名学生遇难，他们分别为安徽、贵州和广西人。我和党支部书记任洪林商量派教师到三地与政府协同处理善后事宜。
地震也波及天津与北京。据说天津死亡人数是5万以上。我住的东村房子被震坏，在附近搭起地震棚，住了近两年。
东村住房是1932年建造的教师宿舍，当年张伯苓即住该村。抗战时期，房屋被毁。战后重建，屋前有小花墙，屋内地板木质很好，比较讲究。我是1957年搬到此住处的，已修葺多次，高级设备已拆改殆尽。
9月8日 校教务处通知：今年新生入校时间为11月，12月上课，不放寒假，1979年8月毕业，仍按半工半读精神安排教学。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天灾人祸，中国人民陷入灾难与悲痛之中。人民普遍的想法：今年是不吉利的一年。
10月8日 刘泽华得知中央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当晚，刘泽华、陈晏清、王黎和我在东村我家设酒宴庆贺。
11月21日 全市居民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家家饮酒，吃捞面，酒都脱销了。群众都说这是我国人民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