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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李镇西说过,为什么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而所有一流的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教的学生?我相信,一流医院并不缺乏一流的医生,但一流的中学未必需要一流的老师。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套用大师的说法,一流中学的学生都是一样的高分优秀生,二三流中学的学生各有各的低分。我本人不能苟同高分优生和低分差生这种分类标准,但是神州大地上所有中学招生正是按这个标准执行,绝大多数教师和家长也将这种偏见视为正解,因为录取分数线貌似公正平等。名校录取的学生基础好,升学率高,教师顺理成章成了名师,校长水涨船高当然做了名校长。行内人心里明白这因果,所以招生季为了招到高分生源,各中学的广告铺天盖地,招生学校对尖子生明争暗夺,明里许诺,私下奖励,甚至不惜吹牛撒谎,尽失斯文。校长在教师会议上高喊,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招生季到了,校长绝对想不起自己说过的名言。把分数低的学生教成高分考生,这太难了,吃力不讨好。把不但分数低而且不听话的学生教成高分考生,这实在渺茫,完全是自讨苦吃,作茧自缚。
一流的中学靠什么成为一流?社会和领导部门的评价标准也在不断变化,最基本的是本科升学率,后来加上了北大清华录取人数,加上了省级和国家级奥林匹克一等奖获奖人数。其次是名教师,几乎每所中学的介绍都会强调本校名师队伍,有多少特级教师,有多少学科带头人,有多少优秀青年教师。这个可以理解,也算人之常情,现在的年轻人动辄上网“晒”富,往前推,乡下人夏天“晒伏”,目的是怕衣服被絮黄梅天受潮了发霉,主妇们也会把最能撑场面的家底晾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大学不同,中学广告里倒不怎么显摆有多少新大楼新场地,一不小心会让家长怀疑甲醛超标之类。都说封建官场等级森严,一个人踏上仕途,前面有N级台阶等着你,现在的中学教师也不易,从初级、中级到副高、正高,从市青优、市学科带头人到特级教师、人民教育家,很多教师的一生都是在攀高峰的路上。这不难理解,皇帝得让官员觉得有奔头,领导要让教师觉得前程远大,甘蔗越啃越甜。问题是僧多粥少,我们评高级教师时,基本上是到生日吃寿面,没有悬念。现在麻烦了,一个学校的高职岗位有定额,没人退休就空不出坑位,害得年轻人几十人争一个高级职称指标,什么拳脚都敢用上了。评职称也好,评优秀也好,除了发表教学论文,最重要的实绩是看你的教学水平,教学水平怎么看?回到老话题,看学生的中考高考成绩。有句老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对中学教师这个职业而言,男女都怕进末流学校,你把吃奶的力气使出来,学生也没几个能考出好分数,名校的教师躺着睡大觉,升学率依然遥遥领先,在别人眼里,论教学水平他比你高出几层楼。
这样一来,不仅是领导和家长只盯着学生考试成绩,教师的眼睛也只盯着考试成绩。我不了解别的学科,就我所在的语文学科而言,大师们聚会时,常常标榜自己所带班级中考或高考均分全市第一,就如酒徒们酒后报出所喝的酒总比事实离谱得多,让旁听者忍俊不禁。年轻教师当然唯大师马首是瞻,业绩就是学生考试成绩。按照内因外因论,即使学生考得再好,教师也只是外部因素。但校长早忘了学过的哲学,只认考生分数,教师们别无选择。比如说教语文,真正读书写作的老师都明白,高中三年,前两年要让学生多读多写,考试技巧训练在应考前几个月操练一番即可。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领导着急家长着急学生也着急。从高一开始,期中考期末考月考周考,每张试卷都是仿高考卷,你不弄那玩艺学生成绩上不去,上不去你得看别人的冷脸,年轻教师谁敢不从?
一流中学说白了就是精密的考试机器,但倘若投料口投进的材料不规则有棱角,机器就会卡壳。这就回答了李镇西的疑问,所有一流的中学只能招收最好教的学生。
三十多年前,我从师范专业毕业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任教,高中只有两轨,尖子学生都被县中和二中割韭菜割走了,每年高考目标是不剃“光头”。那时我们刚出大学校门,初生牛犊不怕虎,决定带出一届学生显身手。我自己制订了读书写作计划,鼓励学生读书写作,那是一个文学黄金时代,校长比较开明,并没有横挑鼻子竖挑眼。但三年下来高考,也只考取几个学生。五年后我调入县二中,生源比不上县中,但比乡下中学好,每年高考能考取三四十位学生。我是乡下人进城,要出成绩,不得不正视高考。两轮下来有点小成绩,校方提拔我做了分管高三的教务处副主任,研究高考成了我的饭碗。若干年后我才调进了目前所在的這所名校。回顾我在三所中学的任教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农村中学的家长也望子成龙,但孩子进了乡中,家长也就听天由命,学生压力小,有了比较自由活泼的空间。县二中的家长能看到希望,不甘孩子掉队,学生苦,老师更苦,因为竞争的对手是县中老师,人家中考分数最差的学生也高过你分数最高的学生。至于在省城一流类名校,家长相当一部分人都有焦虑症,他们不再担心考不取大学,而担心考取什么样的大学,学生压力大,但能进来的都是尖子生,脑子好使,学习习惯好,家长在校外家教上肯投入敢投入,教师只要按程序操作,流水线上的产品不太可能走样。三十年前,南师附中老校长胡百良在农村教师培训班上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这些农村教师学习,你们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就是创造了奇迹,付出了比我们更多的辛苦和智慧。当时我觉得是安慰我们乡村教师,现在回头一想,不无道理。
由于本人身处外国语学校,我常关注外国中学的名师。老外们不讲章程,不给中学教师爬台阶的机会,入门有门槛,进门后不讲究级差,也没听说过有特级教师和人民教育家。当然,人家也有自己心目中的优秀教师,比如美国人,也评一个“全美最佳教师”奖项,获奖者能受总统当面表彰。我查了几位获奖者,雷夫·艾斯奎斯, 罗恩·克拉克,弗兰克·迈考特,他们都不是来自美国排名靠前的牛校。他们的事迹并不是有多少学生考进了常青藤大学,而是成功地帮助了差生,自己也收获了幸福和成就感。在弗兰克·迈考特所著《教书匠》一书中,他回忆自己当上老师的头一个礼拜,就有个捣蛋学生将家里带来的三明治掼在教室地上,这一浪费粮食的无耻恶行让迈考特先生大为震惊,他以“艺术鉴赏家的目光”打量了一番地上的烂三明治,然后把它撮起来,吃了。他教书自有一套,曾从学生写的各种检查中找到灵感,遂让他们以亚当或夏娃的口吻给上帝写检查,并阐述自己为什么不该因为偷吃苹果而受罚。再比如法国人,教育题材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是我喜欢的法国片之一,主人公马修是一个“光头佬”,在不停的失业后他来到了一所寄宿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做“水池底部”(也有译成池塘底),他满腔热情,却被这个烂摊子重重打击。但他是一个仁爱,友善,亲切,正直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他以自己的方式渐渐走近这些几乎被人遗忘的少年,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和尊敬。我相信在中华大地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只是他们默默无闻,与名师的头衔无缘。说白了,我们的大地上只推崇名校名师,每所名校都是同一型号的考试机器,名师则是机器上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我每每痛心应试教育把学生当成了产品,其实,应试教育把教师也变成了呆板的零部件。一茬茬的年轻教师在身边变成了名师,也变成了了无情趣的小老头小老太,应该引起行业内的警惕。我们赞美工匠精神,但是作为“教书匠”,最应该追求的是“匠心独具”,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恰恰是名校名师们不屑一顾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名校当惯了名师,这也是能力所限。
一流的中学靠什么成为一流?社会和领导部门的评价标准也在不断变化,最基本的是本科升学率,后来加上了北大清华录取人数,加上了省级和国家级奥林匹克一等奖获奖人数。其次是名教师,几乎每所中学的介绍都会强调本校名师队伍,有多少特级教师,有多少学科带头人,有多少优秀青年教师。这个可以理解,也算人之常情,现在的年轻人动辄上网“晒”富,往前推,乡下人夏天“晒伏”,目的是怕衣服被絮黄梅天受潮了发霉,主妇们也会把最能撑场面的家底晾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大学不同,中学广告里倒不怎么显摆有多少新大楼新场地,一不小心会让家长怀疑甲醛超标之类。都说封建官场等级森严,一个人踏上仕途,前面有N级台阶等着你,现在的中学教师也不易,从初级、中级到副高、正高,从市青优、市学科带头人到特级教师、人民教育家,很多教师的一生都是在攀高峰的路上。这不难理解,皇帝得让官员觉得有奔头,领导要让教师觉得前程远大,甘蔗越啃越甜。问题是僧多粥少,我们评高级教师时,基本上是到生日吃寿面,没有悬念。现在麻烦了,一个学校的高职岗位有定额,没人退休就空不出坑位,害得年轻人几十人争一个高级职称指标,什么拳脚都敢用上了。评职称也好,评优秀也好,除了发表教学论文,最重要的实绩是看你的教学水平,教学水平怎么看?回到老话题,看学生的中考高考成绩。有句老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对中学教师这个职业而言,男女都怕进末流学校,你把吃奶的力气使出来,学生也没几个能考出好分数,名校的教师躺着睡大觉,升学率依然遥遥领先,在别人眼里,论教学水平他比你高出几层楼。
这样一来,不仅是领导和家长只盯着学生考试成绩,教师的眼睛也只盯着考试成绩。我不了解别的学科,就我所在的语文学科而言,大师们聚会时,常常标榜自己所带班级中考或高考均分全市第一,就如酒徒们酒后报出所喝的酒总比事实离谱得多,让旁听者忍俊不禁。年轻教师当然唯大师马首是瞻,业绩就是学生考试成绩。按照内因外因论,即使学生考得再好,教师也只是外部因素。但校长早忘了学过的哲学,只认考生分数,教师们别无选择。比如说教语文,真正读书写作的老师都明白,高中三年,前两年要让学生多读多写,考试技巧训练在应考前几个月操练一番即可。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领导着急家长着急学生也着急。从高一开始,期中考期末考月考周考,每张试卷都是仿高考卷,你不弄那玩艺学生成绩上不去,上不去你得看别人的冷脸,年轻教师谁敢不从?
一流中学说白了就是精密的考试机器,但倘若投料口投进的材料不规则有棱角,机器就会卡壳。这就回答了李镇西的疑问,所有一流的中学只能招收最好教的学生。
三十多年前,我从师范专业毕业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任教,高中只有两轨,尖子学生都被县中和二中割韭菜割走了,每年高考目标是不剃“光头”。那时我们刚出大学校门,初生牛犊不怕虎,决定带出一届学生显身手。我自己制订了读书写作计划,鼓励学生读书写作,那是一个文学黄金时代,校长比较开明,并没有横挑鼻子竖挑眼。但三年下来高考,也只考取几个学生。五年后我调入县二中,生源比不上县中,但比乡下中学好,每年高考能考取三四十位学生。我是乡下人进城,要出成绩,不得不正视高考。两轮下来有点小成绩,校方提拔我做了分管高三的教务处副主任,研究高考成了我的饭碗。若干年后我才调进了目前所在的這所名校。回顾我在三所中学的任教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农村中学的家长也望子成龙,但孩子进了乡中,家长也就听天由命,学生压力小,有了比较自由活泼的空间。县二中的家长能看到希望,不甘孩子掉队,学生苦,老师更苦,因为竞争的对手是县中老师,人家中考分数最差的学生也高过你分数最高的学生。至于在省城一流类名校,家长相当一部分人都有焦虑症,他们不再担心考不取大学,而担心考取什么样的大学,学生压力大,但能进来的都是尖子生,脑子好使,学习习惯好,家长在校外家教上肯投入敢投入,教师只要按程序操作,流水线上的产品不太可能走样。三十年前,南师附中老校长胡百良在农村教师培训班上说,我们应该向你们这些农村教师学习,你们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就是创造了奇迹,付出了比我们更多的辛苦和智慧。当时我觉得是安慰我们乡村教师,现在回头一想,不无道理。
由于本人身处外国语学校,我常关注外国中学的名师。老外们不讲章程,不给中学教师爬台阶的机会,入门有门槛,进门后不讲究级差,也没听说过有特级教师和人民教育家。当然,人家也有自己心目中的优秀教师,比如美国人,也评一个“全美最佳教师”奖项,获奖者能受总统当面表彰。我查了几位获奖者,雷夫·艾斯奎斯, 罗恩·克拉克,弗兰克·迈考特,他们都不是来自美国排名靠前的牛校。他们的事迹并不是有多少学生考进了常青藤大学,而是成功地帮助了差生,自己也收获了幸福和成就感。在弗兰克·迈考特所著《教书匠》一书中,他回忆自己当上老师的头一个礼拜,就有个捣蛋学生将家里带来的三明治掼在教室地上,这一浪费粮食的无耻恶行让迈考特先生大为震惊,他以“艺术鉴赏家的目光”打量了一番地上的烂三明治,然后把它撮起来,吃了。他教书自有一套,曾从学生写的各种检查中找到灵感,遂让他们以亚当或夏娃的口吻给上帝写检查,并阐述自己为什么不该因为偷吃苹果而受罚。再比如法国人,教育题材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是我喜欢的法国片之一,主人公马修是一个“光头佬”,在不停的失业后他来到了一所寄宿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叫做“水池底部”(也有译成池塘底),他满腔热情,却被这个烂摊子重重打击。但他是一个仁爱,友善,亲切,正直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他以自己的方式渐渐走近这些几乎被人遗忘的少年,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和尊敬。我相信在中华大地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只是他们默默无闻,与名师的头衔无缘。说白了,我们的大地上只推崇名校名师,每所名校都是同一型号的考试机器,名师则是机器上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我每每痛心应试教育把学生当成了产品,其实,应试教育把教师也变成了呆板的零部件。一茬茬的年轻教师在身边变成了名师,也变成了了无情趣的小老头小老太,应该引起行业内的警惕。我们赞美工匠精神,但是作为“教书匠”,最应该追求的是“匠心独具”,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恰恰是名校名师们不屑一顾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名校当惯了名师,这也是能力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