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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毛泽东连续使用了“严格告诉”“千万不可轻视”“必致吃亏”的严厉措辞,说明他对马家军的高度重视。
联系毛泽东在电报中所强调的打两马“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及后来的“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都说明即使到了“秋风扫落叶”的战略追击阶段,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轻视过作战对手,特别是马家军和白崇禧的桂系部队。
其实,彭德怀从1947年五六月进行陇东战役开始,就注意研究马家军了。到1948年5月西府陇东战役结束,他对马家军特别是“青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总结出“青马”的两个主要特点:一、“青马”每个连队中有阿訇一人,宗教色彩很浓厚;二、“青马”军的编制是步骑各半,在西北高原作战颇为适宜。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对“青马”的作战特点也非常了解。1949年6月26日,他在第18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专门讲解了“青马”的作战特点及部队应注意的问题。
任何一支军队的强悍,都是相对的。当把它的作战特点及其对策搞清楚、弄明白了,它也就变得不那么厉害了。
(高云摘自《决战扶眉》,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军事科学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1971年1月29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客人时提起了自己当年留学日本时的经历。他说:“我是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有一年半时间。我住的地方比较多,换来换去。”据笔者考证,当年周恩来在东京短短一年半,“换来换去”竟达八处之多,这在留日学生中极为罕见。
1917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抵达日本东京火车站,和同学张瑞峰住在牛込区山吹町金岛市太郎先生家。两人住的是贷间(条件最差、最便宜的出租屋)。因两人学习与生活的节奏不一致,而且从早稻田到位于神田的“东亚预备学校”上课,周恩来还得坐电车去。这样,周恩来在这里只住了一个多月,便搬到了神田区表猿乐町二番地玉津馆。
玉津馆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普通旅馆。但是,旅馆的吃住费用是贷间的一倍多。周恩来是为了便于在神田上课而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贷间,不得已而为之,时间长了当然难以承受,甚至因欠钱一事而于1918年1月5日与旅馆方面“几至争吵”。
因欠账而发生不愉快事情后,周恩来当天便从同学那里借钱把欠账还了。他的经济条件确实不适合住旅馆。几天后,经同学介绍搬到离玉津馆很近的一个贷间,即神田区仲猿乐町三番地松泽家。房钱是五块钱一个月,周恩来很满意。
此后,周恩来又先后在下谷区日暮里町灵梅院、神田区三崎町“山兄”(南开同学王葆曾,字朴山,周恩来对他一直以“山兄”相称)寓所贷间、中野区东中野华洲园、神田区表猿乐町三番地竹村家等地住过。在竹村家住了也没多久便在1918年10月中旬又搬进了早稻田“新中寄庐”(“新中学会”会员宿舍)。至此,周恩来总算结束了住处“换来换去”的生活状态,直到1919年3月31日离开东京回国。
(登高摘自《百年潮》2020年第8期,陈雪文)
1979年3月,李政道应邀回国讲学,并最终促成“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项目)。
为更好地使用CUSPEA项目学成回国的优秀留学生,1983年3月初,李政道给邓小平、方毅等领导人写信提出:“近几年来国内派出留学生学科学的颇多,因出国时均皆年轻,得博士学位回来后恐怕需要一段时间使他们了解国内现状,亦使国内研究所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样才可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科研流动站’可帮助解决一部分这类问题。”邓小平对李政道的建议是认可的,而且中央高层也在考虑要在这方面推进改革。然而,囿于各种原因,设立科研流动站的动议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1984年5月16日,李政道再次向邓小平等领导人写信,明确提出在国内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并详细陈述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重要性和操作办法。
5月21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在李政道再次提出要在中国国内培养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时,邓小平给予了明确的支持。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博士后制度于1985年开始在国内实施。
(秋实摘自《科技重塑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黄庆桥著)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机关进一步完善。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央机关直属支部(简称“直支”)诞生。这是中共最早的机关党组织。邓颖超担任直支第一任支部书记。
直支由邓颖超、恽代英等组成干事会,下设分支部,分支部下是党小组。直支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一、加紧政治训练,特别注意党员与党的关系;二、督促工作;三、整顿党员的日常生活;四、讨论参加产业支部工作;五、讨论秘密工作问题。为圆满完成任务,邓颖超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
那时,党内刊物很少。邓颖超与直支成员商量,决定创办《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予以热忱支持。1929年1月,由邓颖超主编的《支部生活》问世,每月出版一至两期。邓颖超、周恩来都用笔名为该刊写过文章。《支部生活》发表了不少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对加强党的机关工作、促进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春华摘自《机关党建研究》2021年第1期,孙迪文)
程开甲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一生获奖无数。2019年,他又被授予“人民科學家”国家荣誉称号。至此,他成为第一个集国家级最高荣誉五项大奖于一身者。然而,生前对于获得的大奖,每一次他都有自己的诠释和独到解读。 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他说:“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
2014年1月10日,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他说:“我是代表研究所和基地的全体指战员和曾为核武器事业作出贡献的全体同志接受奖励的。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在核试验的历史中,有很多人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应该给他们摆摆功。”
2017年7月28日,程开甲荣获国家首次颁发的“八一勋章”和证书。他曾经对记者说过:“我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被人看不起、受人欺侮的滋味。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是让我们的祖國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今天,我们做到了!”
2018年12月18日,程开甲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在世时,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雅志摘自《神剑》2020年第2期,王建蒙文)
在解放战争中,苏联军事小说《恐惧与无畏》在解放军官兵中拥有大量读者,深受好评,直接助力部队建设、行军打仗,成为一段佳话。
该书第一部分着重表现苏联红军怎样建军治军;第二部分,主要描写潘菲洛夫部队在保卫莫斯科战役中怎样打仗,明确、生动地说明了“要用智慧作战”“指挥官的主要责任,主要事情就是再三思索”等重要思想。
该书主人公潘菲洛夫有句名言:“英勇精神,不是天生的,也非供给机关发下来的。”潘菲洛夫非常重视思想教育,他指示另一主人公巴武尔章营长,带兵打仗“不是要死,而是活着”。书中描述,在初次打仗前,巴武尔章营官兵存在严重的“恐惧”心理,战士们甚至于听到“德国兵”就往后跑。针对战士们的思想问题,巴武尔章语重心长地说:“祖国,这就是你!打死要来杀你的人!……这是为你,为你的老婆,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儿女!”他叫大家确信:“战争的无情真理,不在于‘去死’这句话中,而在于‘杀敌’这句话中。”出乎意料,这种积极的求生思想战胜了消极的“去死”思想后,士气提高起来了!为了“要活”,巴武尔章营长因势利导,鼓励战士们学习投弹、打枪、筑工事……
《人民日报》曾先后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及现实价值。
(浅草摘自《文史精华》2020年第11期,夏明星文)
联系毛泽东在电报中所强调的打两马“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及后来的“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都说明即使到了“秋风扫落叶”的战略追击阶段,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轻视过作战对手,特别是马家军和白崇禧的桂系部队。
其实,彭德怀从1947年五六月进行陇东战役开始,就注意研究马家军了。到1948年5月西府陇东战役结束,他对马家军特别是“青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总结出“青马”的两个主要特点:一、“青马”每个连队中有阿訇一人,宗教色彩很浓厚;二、“青马”军的编制是步骑各半,在西北高原作战颇为适宜。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对“青马”的作战特点也非常了解。1949年6月26日,他在第18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专门讲解了“青马”的作战特点及部队应注意的问题。
任何一支军队的强悍,都是相对的。当把它的作战特点及其对策搞清楚、弄明白了,它也就变得不那么厉害了。
(高云摘自《决战扶眉》,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军事科学院党史军史研究中心、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周恩来留日期间在东京的八个寓所
1971年1月29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客人时提起了自己当年留学日本时的经历。他说:“我是1917年9月到1919年4月在日本,有一年半时间。我住的地方比较多,换来换去。”据笔者考证,当年周恩来在东京短短一年半,“换来换去”竟达八处之多,这在留日学生中极为罕见。
1917年9月的一天,周恩来抵达日本东京火车站,和同学张瑞峰住在牛込区山吹町金岛市太郎先生家。两人住的是贷间(条件最差、最便宜的出租屋)。因两人学习与生活的节奏不一致,而且从早稻田到位于神田的“东亚预备学校”上课,周恩来还得坐电车去。这样,周恩来在这里只住了一个多月,便搬到了神田区表猿乐町二番地玉津馆。
玉津馆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普通旅馆。但是,旅馆的吃住费用是贷间的一倍多。周恩来是为了便于在神田上课而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贷间,不得已而为之,时间长了当然难以承受,甚至因欠钱一事而于1918年1月5日与旅馆方面“几至争吵”。
因欠账而发生不愉快事情后,周恩来当天便从同学那里借钱把欠账还了。他的经济条件确实不适合住旅馆。几天后,经同学介绍搬到离玉津馆很近的一个贷间,即神田区仲猿乐町三番地松泽家。房钱是五块钱一个月,周恩来很满意。
此后,周恩来又先后在下谷区日暮里町灵梅院、神田区三崎町“山兄”(南开同学王葆曾,字朴山,周恩来对他一直以“山兄”相称)寓所贷间、中野区东中野华洲园、神田区表猿乐町三番地竹村家等地住过。在竹村家住了也没多久便在1918年10月中旬又搬进了早稻田“新中寄庐”(“新中学会”会员宿舍)。至此,周恩来总算结束了住处“换来换去”的生活状态,直到1919年3月31日离开东京回国。
(登高摘自《百年潮》2020年第8期,陈雪文)
邓小平采纳李政道建议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1979年3月,李政道应邀回国讲学,并最终促成“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简称CUSPEA项目)。
为更好地使用CUSPEA项目学成回国的优秀留学生,1983年3月初,李政道给邓小平、方毅等领导人写信提出:“近几年来国内派出留学生学科学的颇多,因出国时均皆年轻,得博士学位回来后恐怕需要一段时间使他们了解国内现状,亦使国内研究所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样才可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科研流动站’可帮助解决一部分这类问题。”邓小平对李政道的建议是认可的,而且中央高层也在考虑要在这方面推进改革。然而,囿于各种原因,设立科研流动站的动议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1984年5月16日,李政道再次向邓小平等领导人写信,明确提出在国内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并详细陈述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重要性和操作办法。
5月21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在李政道再次提出要在中国国内培养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时,邓小平给予了明确的支持。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博士后制度于1985年开始在国内实施。
(秋实摘自《科技重塑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黄庆桥著)
邓颖超与中共最早的机关党组织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机关进一步完善。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央机关直属支部(简称“直支”)诞生。这是中共最早的机关党组织。邓颖超担任直支第一任支部书记。
直支由邓颖超、恽代英等组成干事会,下设分支部,分支部下是党小组。直支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一、加紧政治训练,特别注意党员与党的关系;二、督促工作;三、整顿党员的日常生活;四、讨论参加产业支部工作;五、讨论秘密工作问题。为圆满完成任务,邓颖超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
那时,党内刊物很少。邓颖超与直支成员商量,决定创办《支部生活》。周恩来对此予以热忱支持。1929年1月,由邓颖超主编的《支部生活》问世,每月出版一至两期。邓颖超、周恩来都用笔名为该刊写过文章。《支部生活》发表了不少富有战斗性、建设性的文章,对加强党的机关工作、促进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春华摘自《机关党建研究》2021年第1期,孙迪文)
“人民科学家”程开甲对荣誉的独到诠释和解读
程开甲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一生获奖无数。2019年,他又被授予“人民科學家”国家荣誉称号。至此,他成为第一个集国家级最高荣誉五项大奖于一身者。然而,生前对于获得的大奖,每一次他都有自己的诠释和独到解读。 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他说:“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
2014年1月10日,荣获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他说:“我是代表研究所和基地的全体指战员和曾为核武器事业作出贡献的全体同志接受奖励的。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在核试验的历史中,有很多人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应该给他们摆摆功。”
2017年7月28日,程开甲荣获国家首次颁发的“八一勋章”和证书。他曾经对记者说过:“我永远忘不了过去中国被人看不起、受人欺侮的滋味。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是让我们的祖國能硬邦邦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今天,我们做到了!”
2018年12月18日,程开甲荣获“改革先锋”称号。在世时,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创新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雅志摘自《神剑》2020年第2期,王建蒙文)
苏联军事小说《恐惧与无畏》风靡记
在解放战争中,苏联军事小说《恐惧与无畏》在解放军官兵中拥有大量读者,深受好评,直接助力部队建设、行军打仗,成为一段佳话。
该书第一部分着重表现苏联红军怎样建军治军;第二部分,主要描写潘菲洛夫部队在保卫莫斯科战役中怎样打仗,明确、生动地说明了“要用智慧作战”“指挥官的主要责任,主要事情就是再三思索”等重要思想。
该书主人公潘菲洛夫有句名言:“英勇精神,不是天生的,也非供给机关发下来的。”潘菲洛夫非常重视思想教育,他指示另一主人公巴武尔章营长,带兵打仗“不是要死,而是活着”。书中描述,在初次打仗前,巴武尔章营官兵存在严重的“恐惧”心理,战士们甚至于听到“德国兵”就往后跑。针对战士们的思想问题,巴武尔章语重心长地说:“祖国,这就是你!打死要来杀你的人!……这是为你,为你的老婆,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儿女!”他叫大家确信:“战争的无情真理,不在于‘去死’这句话中,而在于‘杀敌’这句话中。”出乎意料,这种积极的求生思想战胜了消极的“去死”思想后,士气提高起来了!为了“要活”,巴武尔章营长因势利导,鼓励战士们学习投弹、打枪、筑工事……
《人民日报》曾先后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及现实价值。
(浅草摘自《文史精华》2020年第11期,夏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