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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扬·马特尔的《碧翠丝与维吉尔》描述了作家亨利经历新作夭折后搬到新城市并与标本师亨利一同完成新剧本的故事，通过动物视角指控了纳粹大屠杀事件的滔天罪行。马特尔在作品中借由元小说特征中创作与批评交融的书写，对历史编纂提出了艺术化的观点。本文主要通过纳粹大屠杀事件的叙述、处理和后人对待的角度，揭示其文学创作中的史学见地。
关键词：碧翠丝与维吉尔；扬·马特尔；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
引言
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林达·哈琴（Linda Hutcheon）在《一种后现代主义诗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概念。其特点是“在理论上对历史与小说均属人为建构物具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从而为它对过去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加工奠定了基础。”《碧翠丝与维吉尔》正是通过呈现四部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却隐含牵连的子文本，最后将其一并融为全书完整的文本，虽然各文本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对异类的残杀迫害为主题。阿多诺在1955年出版的文集《棱镜》中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面对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历史人类又该如何记录？马特尔让作家亨利经历了挫败和阴森恐怖的创作活动，借其心路历程对史上杀戮行径能否真实反映提出质疑，通过解构和重构历史的书写来对历史叙事态度和形式进行新思考，并对艺术化呈现的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审视和加工。
一、叙事：历史的虚构与文学的真实
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真正公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而且“历史的写作总是带有为自己立传的性质”。也就是说，历史其实也是一种小说文本，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产生正是“利用了历史记录的真实与否尚待考证”这一漏洞进行文学上的补充。对于历史记录的虚构问题，马特尔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艺术作品之所以管用，不是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而是因为它是真真切切的。”就此创新式地完成了以往对大屠杀文学常规记录的突围。
马特尔借由作家亨利之口传达了自己对历史编纂的独到见解：“我们不仅要了解历史，同时要理解艺术”，这也就是翻转书的构思原型。因此无论是全书五个文本中的哪一个，都“讲的是对大屠杀的呈现，讲的是新的讲故事的方式”。马特尔将历史和小说两个看似客观性不同的文本融合在一起，揭示出标榜真实的历史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及历史话语内在的虚构性，因此他大胆地用脱节于纳粹大屠杀惨案的发生地，另辟蹊径地选取标本店作为故事纵横发生的归属地，用子文本的时空穿梭展现了宏大的叙事空间大大充实了本书诉诸笔端所记录的史料，用两个动物的经历涵括了人类遭受的苦难并极力放大它们延宕的无意义对话，展现厄运来临时的无助无知和无力。“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个案研究若能以共时的人文——历史框架作为参照系则有希望减少以偏概全、故弄玄虚的弊端。”
但历史编纂脱离事实发生情境的程度性对于一个有企图心的作家来说并不容易拿捏。元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现实观。但“在强调现实的虚构性时走向了极端，容易步入虚无主义的歧途”。与《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不同的是，本书中代替人类遭受苦难的动物，引发了批评家们不尊重真实受难者的非议，他们认为真真切切受过折磨的人类就此消解为动物未免形同儿戏。小说中关于纳粹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描写过少，从“诺沃立普基大街68号”这类只言片语中，构建起的只是屠杀事件的零星碎片，从碧翠丝与维吉尔惨遭荼毒的片段描写，读者也只能短暂地激起对非人道行为的战栗。艺术和历史之间共同的部分并非诸如物种、国籍这种客观的成分，而是当事人所感受和经历的事件“本质”。但因人而异的艺术审美，使得读者对该技巧运用精巧与否的评价毁誉参半。
二、当事：游戏化的残忍
如果将纳粹大屠杀事件仅仅格式化为“疯狂邪恶的刽子手对善良无辜的犹太人所犯下的一次没有人性的可怕罪行”，那么他们的残忍疯狂与劫难的惨痛应该深为人知，随着战争的结束、审判的尘埃落定，受谴责的与受伤害的也行将过去，这样的伤疤放到今日依旧来缅怀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大屠杀产生的可能性依旧潜伏在各个角落。《碧翠丝与维吉尔》便对读者提出来终极审判：我做过什么？或者如果当时我在现场，我会做什么？
在对历史细节的处理上，本小说采用了游戏化的处理：“许多元小说都把人如何被‘游戏规则’——即社会制度、社会习俗和惯例等——所操纵当作了题材。”马特尔将读者直接从平静的阅读中剥离出来，抛掷到不安、痛苦的伦理两难的拷问中，在蛮横、粗暴的条件中，逼迫读者做出自己不愿面对的无解答案。细读十三个游戏会发现，它们都是在模拟犹太人大浩劫中对人类勇气与伦理的十三种极限考验。比如游戏四中，荷枪实弹的警卫寓意的是野蛮的控制，用杀戮的随意性和生杀予夺的所有权威胁“你”做任何他叫你做的。警卫不过是浩大体制中的一颗螺丝钉，他竟可以依仗手中的武器为虎作伥，凌辱同样生而为人的人类的尊严和体面。讽刺的是，游戏中“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隐含了人之地位不对等的恐惧在里面，当信仰与道德分文不值的时候，当愤怒无法控诉的时候，人类隐忍保全自己苟且的存在还有意义吗？马特尔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写出来警卫的指令，但读者都能参透最后的结局，无言胜有言的隐秘书写越发让人惊恐。人们就会进入到第十三种游戏，这是一张空白页，是对这一“集体暴行”的失语状态。马特尔将读者置于终将死亡的命题中，对于怎样等待暴毙的过程悬置住人们思考。除了“你”会如何选择之外，马特尔设置的“警卫”身份也意味深长：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干事，确是千千万万罪恶的帮凶。如果片面化地指摘首领的狂暴、卡通化地接受劫难发生后的道歉，类似的人间惨案依旧会发生，因为事件发生的土壤没有变化，每一个体制内的人都应该向亵渎生命认罪。
这十三个游戏依据纳粹屠杀发生的线索，以平凡人在一场声势浩荡的杀戮中如何自保、如何处事、如何死亡、如何指控、如何遗忘、如何记忆为主线，提出生存与生命、道德与伦理、隐忍与尊严、控诉与无力、自嘲与记忆、忘却与反省等问题，展现了诸多隐而不宣的微妙心理，如：加害人在残害过程中对罪恶感的缺失、残害手段极尽残酷却缺乏目的性、被害人心中难以言喻又无法抹却的深远恐惧、被害人身处恐惧中却不得不继续生存所展现的虚假欢乐、幸存者在事件过后无法言说该事件的失语沉默。 三、处事：集体沉默的失语症
凯尔泰斯·伊姆雷1998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演讲时说：“当奥斯维辛从幸存者们那随着年岁一同羸弱的手中缓缓滑落的时候，奥斯维辛将会成为谁的呢？”正如第十一号和第十二号游戏铺陈的终极拷问，经历过希特勒暴行的人们应该如何面对过去的回忆？没有亲历折磨的的后人又应该如何记忆？对于后一个问题，《碧翠丝与维吉尔》这部历史编纂元小说有意将历史和虚构的连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是如何了解过去的？我们现在对过去可能了解些什么？
马特尔在小说开始的部分，借作家亨利的失落道出了振聋发聩的问题：“公园里平和的明媚午后。在这里谈大屠杀有什么必要吗？……都这个年代了，干嘛还要写一本关于大屠杀的小说？”当一桩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悲剧尘埃落定，难道后人不应该用各种媒介去记录它以表示对生命的敬意吗？标本师这个前纳粹分子将剧本名字取为《一件20世纪的衬衫》确有隐喻，他将整个世界化为一个全然的富有深意空间：动物们是受害的无辜者，是制度下茫然无知的牺牲品；他对这些消失的物种深感同情，但毕其一生将它们的身体肢解；作家亨利在书写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故事，却没办法真诚地面对象征着杀戮原型标本师的残暴与血腥；作家亨利在创作上的介入，似乎意味着“众多心甘情愿的帮凶”。在小说最后，标本师在大火中自焚，也带走了他不堪触碰的印记。但是毒瘤依旧存在，它依旧是光鲜亮丽的现代文明肌理上不可抹去的伤疤，所以会有《碧翠丝与维吉尔》这部小说，也所有会有“翻转书”这样不落窠臼的念头。集体沉默的漠视是继杀戮后再次对逝者的亵渎，是纳粹阴魂的再次胜利！
海登·怀特强调过：“当人们忘记了‘历史’——既包括事件又包括对事件的描述的‘历史’并不只是发生过、而且制作出的，那么历史的意识也就完结了。”马特尔并没有忽视记录的问题，他更进一步地反弹琵琶，不落入陈词陈语的窠臼，对用语表意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剧本中形容梨需要旁征苹果、香蕉、葫芦等名词，碧翠丝也直接跳出来说“这些术语有什么意义？而且它们真的重要吗？”历史学家凯西·戴维斯说过，解构是语言的最终去等级化，因为解构不相信文本和话语能够决定自己的表面意义。这种方法否认文本表面的统一，它揭示了文本如何通过自相矛盾、含混不明以及对相反意见的压制而推翻了自己所发出的信息，并以此说明文本的异质性和内部的紧张关系。
语言说明了一切，但它总是在说谎。对于同一事物人们的认识可能存有偏差，始终用另一个事物来说明这一个事物是有危险的，这个危险恰恰是普遍存在的语言困境。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代码和信息，这种代码和信息具有意指性。马特尔在大篇幅上索性抛弃了语言的正面描述，靠一种“非语言表达”试图超越语言，他杜绝对客体的感知，旁敲侧击地建构亲历者的心态和事件发生时的恐怖阴影，如用诸多生造词来描述“恐惧”这个感受，给读者带来了艺术上的体验而非历史性的穿越。
四、结语
扬·马特尔认为历史如若无法转为艺术，最终对所有人而言都会是死的，除却历史学家。历史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而在后现代的今天马特尔更倾向于从文本的背后去考察，经由对历史的“重访”（revisiting）和“再加工”（reworking），探索向历史汲取创作源泉并贯以艺术鉴赏的文学新形式。通过把历史中所有的叙述模式都降低为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而消解了深埋其间的真理和权威性，用艺术化的手法唤醒20世纪的罪恶和良知，他在历史编纂元小说书写上的尝试和试水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尝试和贡献。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诸多精彩的地方，比如贯穿始终的互文和借用让文本的理解充满了文学上的厚重感。短短的篇幅包含了触目惊心的场面、毛骨悚然的恐惧、别开生面的剧本、望而生畏的真相等等，着实为一篇实验性很强的精悍小说，也给我们审视“翻转书”式虚实相间的历史带来了新的观看视角和启发。
【参考文献】
[1]刘璐.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史学性叙事[J].贵州大学学报.2011， 29（6）：85-88
[2]杨春. 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方向？[J].山西师大学报. 2006，33（3）：55-60
[3]刘璐.历史的解构与重构——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2
[4]黄文凯，王晓燕.论杨马特尔的大屠杀文学想象[J]中国图书评论.2015（03）：97-103
[5]王丽.浅析扬·马特尔小说《标本师的魔幻剧本》叙事框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29（22）
[6]殷企平.元小说的背景和特征[J].杭州大学学报.1995（03）
[7]袁洪庚.繁花似锦的奇诡世界——简评首版《诺顿美国后现代小说选集》[J] .译林出版社，2003
[8] 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8.
[9] Yann Martel.Beatrice and Virgil：A Novel.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New York，2010
[10] Geary D.Labour History，the“Linguistic Turn”and Post-modernism [J].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2000
[11] Cathy Davidson.Revolution and the word：The Rise of the Novel in America[M].New York，Oxford U.P.1986
[1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三联书店，1998
作者简介：张颖（1995—），女，汉族，浙江金华，本科在读，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战后英美文学。
关键词：碧翠丝与维吉尔；扬·马特尔；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
引言
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林达·哈琴（Linda Hutcheon）在《一种后现代主义诗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概念。其特点是“在理论上对历史与小说均属人为建构物具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从而为它对过去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加工奠定了基础。”《碧翠丝与维吉尔》正是通过呈现四部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却隐含牵连的子文本，最后将其一并融为全书完整的文本，虽然各文本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对异类的残杀迫害为主题。阿多诺在1955年出版的文集《棱镜》中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面对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历史人类又该如何记录？马特尔让作家亨利经历了挫败和阴森恐怖的创作活动，借其心路历程对史上杀戮行径能否真实反映提出质疑，通过解构和重构历史的书写来对历史叙事态度和形式进行新思考，并对艺术化呈现的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审视和加工。
一、叙事：历史的虚构与文学的真实
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真正公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而且“历史的写作总是带有为自己立传的性质”。也就是说，历史其实也是一种小说文本，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产生正是“利用了历史记录的真实与否尚待考证”这一漏洞进行文学上的补充。对于历史记录的虚构问题，马特尔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艺术作品之所以管用，不是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而是因为它是真真切切的。”就此创新式地完成了以往对大屠杀文学常规记录的突围。
马特尔借由作家亨利之口传达了自己对历史编纂的独到见解：“我们不仅要了解历史，同时要理解艺术”，这也就是翻转书的构思原型。因此无论是全书五个文本中的哪一个，都“讲的是对大屠杀的呈现，讲的是新的讲故事的方式”。马特尔将历史和小说两个看似客观性不同的文本融合在一起，揭示出标榜真实的历史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及历史话语内在的虚构性，因此他大胆地用脱节于纳粹大屠杀惨案的发生地，另辟蹊径地选取标本店作为故事纵横发生的归属地，用子文本的时空穿梭展现了宏大的叙事空间大大充实了本书诉诸笔端所记录的史料，用两个动物的经历涵括了人类遭受的苦难并极力放大它们延宕的无意义对话，展现厄运来临时的无助无知和无力。“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个案研究若能以共时的人文——历史框架作为参照系则有希望减少以偏概全、故弄玄虚的弊端。”
但历史编纂脱离事实发生情境的程度性对于一个有企图心的作家来说并不容易拿捏。元小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现实观。但“在强调现实的虚构性时走向了极端，容易步入虚无主义的歧途”。与《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不同的是，本书中代替人类遭受苦难的动物，引发了批评家们不尊重真实受难者的非议，他们认为真真切切受过折磨的人类就此消解为动物未免形同儿戏。小说中关于纳粹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描写过少，从“诺沃立普基大街68号”这类只言片语中，构建起的只是屠杀事件的零星碎片，从碧翠丝与维吉尔惨遭荼毒的片段描写，读者也只能短暂地激起对非人道行为的战栗。艺术和历史之间共同的部分并非诸如物种、国籍这种客观的成分，而是当事人所感受和经历的事件“本质”。但因人而异的艺术审美，使得读者对该技巧运用精巧与否的评价毁誉参半。
二、当事：游戏化的残忍
如果将纳粹大屠杀事件仅仅格式化为“疯狂邪恶的刽子手对善良无辜的犹太人所犯下的一次没有人性的可怕罪行”，那么他们的残忍疯狂与劫难的惨痛应该深为人知，随着战争的结束、审判的尘埃落定，受谴责的与受伤害的也行将过去，这样的伤疤放到今日依旧来缅怀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大屠杀产生的可能性依旧潜伏在各个角落。《碧翠丝与维吉尔》便对读者提出来终极审判：我做过什么？或者如果当时我在现场，我会做什么？
在对历史细节的处理上，本小说采用了游戏化的处理：“许多元小说都把人如何被‘游戏规则’——即社会制度、社会习俗和惯例等——所操纵当作了题材。”马特尔将读者直接从平静的阅读中剥离出来，抛掷到不安、痛苦的伦理两难的拷问中，在蛮横、粗暴的条件中，逼迫读者做出自己不愿面对的无解答案。细读十三个游戏会发现，它们都是在模拟犹太人大浩劫中对人类勇气与伦理的十三种极限考验。比如游戏四中，荷枪实弹的警卫寓意的是野蛮的控制，用杀戮的随意性和生杀予夺的所有权威胁“你”做任何他叫你做的。警卫不过是浩大体制中的一颗螺丝钉，他竟可以依仗手中的武器为虎作伥，凌辱同样生而为人的人类的尊严和体面。讽刺的是，游戏中“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你会做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隐含了人之地位不对等的恐惧在里面，当信仰与道德分文不值的时候，当愤怒无法控诉的时候，人类隐忍保全自己苟且的存在还有意义吗？马特尔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写出来警卫的指令，但读者都能参透最后的结局，无言胜有言的隐秘书写越发让人惊恐。人们就会进入到第十三种游戏，这是一张空白页，是对这一“集体暴行”的失语状态。马特尔将读者置于终将死亡的命题中，对于怎样等待暴毙的过程悬置住人们思考。除了“你”会如何选择之外，马特尔设置的“警卫”身份也意味深长：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干事，确是千千万万罪恶的帮凶。如果片面化地指摘首领的狂暴、卡通化地接受劫难发生后的道歉，类似的人间惨案依旧会发生，因为事件发生的土壤没有变化，每一个体制内的人都应该向亵渎生命认罪。
这十三个游戏依据纳粹屠杀发生的线索，以平凡人在一场声势浩荡的杀戮中如何自保、如何处事、如何死亡、如何指控、如何遗忘、如何记忆为主线，提出生存与生命、道德与伦理、隐忍与尊严、控诉与无力、自嘲与记忆、忘却与反省等问题，展现了诸多隐而不宣的微妙心理，如：加害人在残害过程中对罪恶感的缺失、残害手段极尽残酷却缺乏目的性、被害人心中难以言喻又无法抹却的深远恐惧、被害人身处恐惧中却不得不继续生存所展现的虚假欢乐、幸存者在事件过后无法言说该事件的失语沉默。 三、处事：集体沉默的失语症
凯尔泰斯·伊姆雷1998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演讲时说：“当奥斯维辛从幸存者们那随着年岁一同羸弱的手中缓缓滑落的时候，奥斯维辛将会成为谁的呢？”正如第十一号和第十二号游戏铺陈的终极拷问，经历过希特勒暴行的人们应该如何面对过去的回忆？没有亲历折磨的的后人又应该如何记忆？对于后一个问题，《碧翠丝与维吉尔》这部历史编纂元小说有意将历史和虚构的连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我们是如何了解过去的？我们现在对过去可能了解些什么？
马特尔在小说开始的部分，借作家亨利的失落道出了振聋发聩的问题：“公园里平和的明媚午后。在这里谈大屠杀有什么必要吗？……都这个年代了，干嘛还要写一本关于大屠杀的小说？”当一桩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悲剧尘埃落定，难道后人不应该用各种媒介去记录它以表示对生命的敬意吗？标本师这个前纳粹分子将剧本名字取为《一件20世纪的衬衫》确有隐喻，他将整个世界化为一个全然的富有深意空间：动物们是受害的无辜者，是制度下茫然无知的牺牲品；他对这些消失的物种深感同情，但毕其一生将它们的身体肢解；作家亨利在书写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故事，却没办法真诚地面对象征着杀戮原型标本师的残暴与血腥；作家亨利在创作上的介入，似乎意味着“众多心甘情愿的帮凶”。在小说最后，标本师在大火中自焚，也带走了他不堪触碰的印记。但是毒瘤依旧存在，它依旧是光鲜亮丽的现代文明肌理上不可抹去的伤疤，所以会有《碧翠丝与维吉尔》这部小说，也所有会有“翻转书”这样不落窠臼的念头。集体沉默的漠视是继杀戮后再次对逝者的亵渎，是纳粹阴魂的再次胜利！
海登·怀特强调过：“当人们忘记了‘历史’——既包括事件又包括对事件的描述的‘历史’并不只是发生过、而且制作出的，那么历史的意识也就完结了。”马特尔并没有忽视记录的问题，他更进一步地反弹琵琶，不落入陈词陈语的窠臼，对用语表意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剧本中形容梨需要旁征苹果、香蕉、葫芦等名词，碧翠丝也直接跳出来说“这些术语有什么意义？而且它们真的重要吗？”历史学家凯西·戴维斯说过，解构是语言的最终去等级化，因为解构不相信文本和话语能够决定自己的表面意义。这种方法否认文本表面的统一，它揭示了文本如何通过自相矛盾、含混不明以及对相反意见的压制而推翻了自己所发出的信息，并以此说明文本的异质性和内部的紧张关系。
语言说明了一切，但它总是在说谎。对于同一事物人们的认识可能存有偏差，始终用另一个事物来说明这一个事物是有危险的，这个危险恰恰是普遍存在的语言困境。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代码和信息，这种代码和信息具有意指性。马特尔在大篇幅上索性抛弃了语言的正面描述，靠一种“非语言表达”试图超越语言，他杜绝对客体的感知，旁敲侧击地建构亲历者的心态和事件发生时的恐怖阴影，如用诸多生造词来描述“恐惧”这个感受，给读者带来了艺术上的体验而非历史性的穿越。
四、结语
扬·马特尔认为历史如若无法转为艺术，最终对所有人而言都会是死的，除却历史学家。历史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而在后现代的今天马特尔更倾向于从文本的背后去考察，经由对历史的“重访”（revisiting）和“再加工”（reworking），探索向历史汲取创作源泉并贯以艺术鉴赏的文学新形式。通过把历史中所有的叙述模式都降低为它们的表现形式，从而消解了深埋其间的真理和权威性，用艺术化的手法唤醒20世纪的罪恶和良知，他在历史编纂元小说书写上的尝试和试水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尝试和贡献。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有诸多精彩的地方，比如贯穿始终的互文和借用让文本的理解充满了文学上的厚重感。短短的篇幅包含了触目惊心的场面、毛骨悚然的恐惧、别开生面的剧本、望而生畏的真相等等，着实为一篇实验性很强的精悍小说，也给我们审视“翻转书”式虚实相间的历史带来了新的观看视角和启发。
【参考文献】
[1]刘璐.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史学性叙事[J].贵州大学学报.2011， 29（6）：85-88
[2]杨春. 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方向？[J].山西师大学报. 2006，33（3）：55-60
[3]刘璐.历史的解构与重构——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2
[4]黄文凯，王晓燕.论杨马特尔的大屠杀文学想象[J]中国图书评论.2015（03）：97-103
[5]王丽.浅析扬·马特尔小说《标本师的魔幻剧本》叙事框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29（22）
[6]殷企平.元小说的背景和特征[J].杭州大学学报.1995（03）
[7]袁洪庚.繁花似锦的奇诡世界——简评首版《诺顿美国后现代小说选集》[J] .译林出版社，2003
[8] 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88.
[9] Yann Martel.Beatrice and Virgil：A Novel.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New York，2010
[10] Geary D.Labour History，the“Linguistic Turn”and Post-modernism [J].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2000
[11] Cathy Davidson.Revolution and the word：The Rise of the Novel in America[M].New York，Oxford U.P.1986
[12]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三联书店，1998
作者简介：张颖（1995—），女，汉族，浙江金华，本科在读，杭州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战后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