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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平武的途中,带蒋骥去了老木座寨子。我 1996年第一次去,参加清明歌会。枣那会儿刚满两岁,我和她妈抱着她照过一张像,背景便是老木座寨子跳圆圆舞的现场,头上青烟袅娜。后来十五六年没再去过,也不知变没变。早先每次路过,还会朝山上望一望——望不见的,只知道寨子在山上。时间久了,把地方都忘了,路过时经常错过地点。2010年第二次去,下过一番功夫,找到一个参照物,才没再望错地点——上行要过杀氐砍,爬一阵坡,到民族村,一条小溪从右手边流下来,一根机耕道沿小溪进村;下行要过南一里,小溪和机耕道在左手边,天气好的话看得见山寨子外面的山包包,但看不见盘山路(它隐没在灌木林)。
明清时叫白马人白马番。官书也这么叫。夺补河上游的白马路有十八寨,夺补河下游的火溪河有六寨四关,黄羊河黄羊关有土民六十户。白马路的白马番不会讲汉话,不穿汉人的衣裳,不与汉人通婚,也不跟汉人打交道(番官和头人除外),土司和官书叫生番。
生番最大的寨子是水牛家,清道光年间有番牌三名,番民六十六户,一百九十一口。
火溪河的白马番会说汉话的多,有些穿汉人的衣裳,普通番民也与汉人打交道,有些人家还与汉人通婚(招婿入赘),所以土司和官书叫熟番。通常,熟的程度与距离县城和官道的远近成正比,越近越熟,比如梧崆口,离龙安城仅有十余公里,自然是最早被汉化,而老木座寨子,離龙安城有四十公里,又远离官道,自然汉化的程度有限。
生番和熟番是特别有意思的两个词。形象,极具直觉质感。像两只番薯,一生一熟,摆在面前。生熟也是相对的,生里面不是没有一丝儿熟,比如番官头人,他们代土司行政、管理番民,单就他们个人,肯定是熟番,但又不至于熟化整个白马路的番民。可以说生番里的熟是边缘的熟,就像刚贴在锅边的荞饼,边上熟了一绺,其余还是生的。而熟番里,也不是没有一点生,熟也有熟的面积、有熟的程度,可能官道边的某些人家,经常和汉人打交道,开个骡马店什么,跟汉人做点买卖,或者家里没男丁,收留汉人做上门女婿,自然就熟得快、熟得多了;而远离官道、避居高山的人家,跟汉人打交道的时候相对就少,熟的程度就很有限,他们便是熟番里的生番。就是时常跟番官、头人和做买卖的汉人打交道的熟番,也有生的成分,会讲汉话了,出门穿汉人的衣裳了,甚或至于招汉人入赘了,家族也好,个人也好,他们外在的一些习惯改了,但内在的很多东西还是白马人的,像姓氏一样改不了。不止血脉,也包括生活、思维方式。这样的熟番,我叫他们夹生的熟番。夹生,就像烤番薯烤洋芋,烤的时间不够,或者火候不到,皮烤焦了,但内里还是生的,白马人叫皮焦瓤生。
生番、熟番是可以用戥子秤的,是可以量化的。这个戥子,便是田野调查。涉及到血脉,还可以做基因比对。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做的基因比对,仅仅只针对避居深山的“生番”的采样,其 Y染色体的一致性,也只是“生番”可能保留的;对于居住在火溪河、汤珠河和白马峪河(甘肃文县)流域的“熟番”,还可以做更多的比对,精确地探究到他们熟化的程度。
老木座寨子是火溪河熟番地盘上最大的白马人寨子。它避开官道,隐在半山,就是兵匪经过也不知晓。白马人有不少这样避居山中(山腰、山后、山顶)的寨子,像羊峒河右岸的上壳子、马家河左岸的苗州、白水江左岸的抹地、白马峪河源头的跌卜等,都远离官道,建在原始森林边上。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也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疑问,它呈现了白马人早年生存的艰险,同时也传达出他们的生存之道(还不是绝望)。
“惹不起躲得起”是汉人的智慧,也是白马人生存的学问。如果连躲也躲不起了,那就是命了。老木座能保留下来,苗州能保留下来,甲勿池、抹地、跌卜能保留下来,而且能壮大繁盛,都受益于白马人这种求生之道(本能与智慧)。“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史记》)从南北朝起,一千多年,白马人如油菜籽,白马人的寨子如油菜籽,隐没在岷山东麓和摩天岭的高山峡谷里,原本无根,后来长了根、扎了根。根来自血液,来自顽强的求生本能,来自从故土带来、又被岷山(尤其吐蕃东渐后)不断丰富的部落文化。
“惹不起躲得起”,既是白马人分窜山谷的起源,也是他们后来不断迁离河谷、远避深山的原由。弱势的自认早已沉淀到他们的基因,族群遗传的本能促使他们避开一切可能让他们毁灭的冲突,不断将故园、耕地、草山让给强势的外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看见的像老木座这样的世外桃源都是宝贝,它们是这个世界仅存的白马人文化遗产(也是见证),哪怕是移民搬迁后残留的废墟,存在多少年便能见证多少年白马人的艰辛与光荣,以及外面世界的强势与野蛮。
说真的,我是可以从上壳子那样的寨子感觉到羞耻的。为自己所属的强势、贪婪而残忍的文明感到羞耻,是他们把白马人逼到绝境的。
自然,我在 1996年清明看见的老木座寨子已经不存在这些东西了,只有枯树新芽,没有血迹;只有开在牛粪里的蒲公英,没有恐惧的白眼仁;只有欢腾与祥和,没有隔膜与冲突……这个老寨已经有八分熟了,至少看上去有八分熟了,白马人手拉手,乡里来的干部和白马人手拉手,县里和外面来的记者、游客与白马人手拉手……如此祥和,还算青涩、朴素,但已经是“煮”过的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喜欢溜进寨子,看一些老物件。老土墙的衫木板房已很难找到,看见的都是汉式的穿斗式木结构民居,七柱和九柱的居多,板墙和泥墙,青瓦盖顶。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各家各户之间都有石阶、石板路相连,路道两旁有石墙和木栅栏,栅栏外是小块的菜地和果木。单就院落和猪牛圈道,单就遇见的穿汉人衣裳的村夫村妇,看不出是一个白马人寨子。走进屋里,看火塘、火炉和鼎锅,看神龛上的“天地国亲师位”,完全是山里汉人家的风格。灶头上、案板上摆的,边口锅煮的,也都是汉人的饮食。再听他们说话,再听他们用汉语讲的那些事、那些麻烦和苦,也都是在汉区到处都能听见的……的确是一些熟番,的确是一个熟番聚居的山寨,七百年前,第一个土司来到这里,就注定了它成为熟番的命运。 我从上寨子出来,绕过跳圆圆舞的人,去看一座老房子。老房子已经很老了,完好无损,还住着人。看挑梁栋柱,看雕花的门窗,便知道是民国时修建的。老房子归一户朱姓的白马人家所有,燕儿窝街沿开着侧门,住着一位朱家的姑娘。我隔了门看,不敢走近。姑娘穿着裹裹裙,系着花腰带,戴一顶白毡帽,白毡帽上插着两根白羽毛,是节日的盛装。我绕到她的窗外,从正面看了一眼她——侧面已经是仙女,正面简直是天使。她在管跳圆圆舞的音响,稍显寂寞。我没敢走进屋与她攀谈,看样子她還小,不过十六七岁。我很想与她合个影,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勇气讲给她。我在老房子的四周溜达,看大门上用粉笔作的字画,看石灰墙上大跃进时用木炭记的秤斤,看后檐沟新长出的萱麻,思忖着板壁背后的姑娘:她穿的那身行头完全是白马人的,花边、铜钱、鱼骨牌、银饰,一样不落,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白马女人的审美与传统,但看她的长相、眉目、眼神,并无多少白马人的特征,线条的圆润、对称和大方的举止,和汉族女子没什么两样……现在想来,就是一个生熟的问题。她有一个生番的穿着打扮,却有一个熟番的面貌和气质——透出她的家族已经被汉化的事实。
再一次去到这个寨子已是十四年后的事了。七月,草木葱茏,在山下照样望不见寨子。车停在十四年前举行清明歌会的坝子下面的路口,一切都没有变,除了绿,除了季节的繁盛与葱茏。十四年了,早已不记得见过的人。寨子显得有些寂寞,进寨子转悠,难得遇到一个人,敞开的门里也是空荡荡的。十四年,感觉完全变了,没了过去的人气、温度和烟火味儿了。这样的变化或许早就有了,我不过是现在才感觉到罢了。不用太费神,我便明白了为什么,明白了这寂寞与荒芜的由来。我想象有一根粗大的针管,一头握在时代和急剧变迁的社会手中,一头插在老木座寨子的深处,抽着寨子里年轻人的热血与思想。谁能抗拒这根针管强大的吸引力?它先注射给你不同的价值观和欲望,再把你吸引到外面的世界去。
我又去看了朱家的那栋老房子。除了不再住人,其余一切如故。大门上粉笔作的字画,墙壁上木炭记的秤斤,一笔一画清清楚楚。是不是足够老,就可以躲过时间,像寨口那棵老树?
在燕儿窝街沿,我多看了两眼那扇上了锁的侧门,不晓得那个姑娘在这间屋住到哪一年,想必她留下的气味早已散尽。
我给接我们去吃饭的朱姓小伙儿讲了十四年前见过的姑娘,他说那是他姐姐,他姐姐一直住那间屋,直到出嫁。
我们去吃饭的人家正是朱姓小伙儿的姐姐家。算算年龄,那时他才几岁,想必跟姐姐是很黏糊的。听说记忆中的姑娘已经出嫁,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失落,我只是有点怕见到她——不晓得时间把一位白马天使变成了什么样子。
还好,饭桌上见到的姐姐虽然胖了、成熟了、俗气了,已经挂不上相,但并不丑。胖脸也好,肥腰也好,俗气也好,都是喜乐健康的。她跑前跑后,一直在为我们张罗,酒过三巡才坐过来与我们一起吃饭。她肉嘟嘟的脸上已找不到十四年前的影子,空洞的眼神里也找不到了,更别说肥硕的腰身了,与我记忆中窈窕、安静、充满律动的细腰已毫无关联。她捧着酒盅给我们敬酒,为我们献歌。天生的好嗓子,歌声响彻云霄,却不是我想听的——我想听的是她十四年前的歌声,羞怯的,有界限的,压抑的……她每唱一曲,都要我们干一杯,自己也干一杯。轮到我干不了,她不依不饶,逮住我灌……时间真是神奇……我干了杯,望着她半晌无语。
我趁朱姓小伙儿给刘晓晓喂酒的当儿,趁机拿了相机离开酒桌,去前院看一棵苹果树。我晓得姑娘家的花期很短,十四年够开败好几茬,但我还是有些伤怀。看起来是时间摧折了花朵,实际上是造物主在物种里下了药。
我一个人坐在街沿看院坝里被繁盛的青苹果压弯枝的苹果树,想到了老木座寨子,想到了神秘未知的白马人族群,它的汉化,它的藏化,它熟化的过程,是时间的集合,也是基因链的一环。
抬头仰望天空,却望见了门楣上木雕的曹盖。它长着胡子,眉毛是锯齿形的,面目已接近常人,再无白马路曹盖的狰狞。但它依旧是生的,所有的曹盖都是一副生面孔,无论怎样演进,代表的都是白马人的符号。曹盖有熟,但本性属生,这个生挂在老木座寨子家家户户的门楣上,就像挂在老木座人嘴上的“番话”,让熟里始终夹生。
我固执地认为,熟番始终会保留生的一面。不说老木座寨子,就是紧挨汉区的木皮也是。我相信白马人的基因(遗传与文化)是改变不了的。改变不了的一面,便是白马人的“生”,就像他们自称的“贝”。
这次带蒋去老木座寨子,印证了我的想法。在寨口,我们看见一位穿青布长衣、打绑腿的白马老人,站在路坎上的篮球架下。我一眼看出,他的青布长衣是手工做的,领子和下摆上镶的花边做工很讲究。不过,篮球架另一边玩耍的两个孩童却穿的是现代童装。一老两小望着从外面进来的我们,形成对比:民族的和世界的(过去的和未来的),一目了然。
在上院子访问了朱成华和前珠波出来,看见一位抱柴的老妪,也穿着白马人的衣裳,看见我在注意她,连忙转身过去。而今在老木座寨子还能看见穿民族服装的白马人,我感觉不错。我想,在火溪河,就是熟番也只熟到几分,身上有那么多地方,外表的与内里的,日常的与符号化的,娱乐的与宗教的,一代人熟一点,几代人也熟不完。民国之后,这种改变看似如火如荼,其实只是皮焦瓤生,恰恰深入不了内里,倒是几百年土司的管辖,一点一点的渗透,熟化了内里的东西,倒是这些年的旅游开发和商业化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抱柴的老妪背对着我,站在柴垛子面前像个影子。在我眼里,她正是熟番之地虚虚实实的白马人文化的象征。
朱成华夫妇的晚景是日常的,一天天挨着,超越了熟番与生番。他和老伴儿前珠波在街沿上抹玉米,我站屋檐下跟他们闲聊,算是访问。老朱蹲在一个不锈钢盆子面前抹,前珠波坐在一个篾簸箕前面抹,中间隔着一个码满玉米棒子的方木。
朱成华六十四岁,看上去有七十四岁。两个人都没穿本民族的服装,也没戴白毡帽。老朱戴了顶蓝色网球帽,前珠波戴了顶四边有檐的旅行帽。问起家境,老朱满脸愁苦,半晌才说话。两个儿子在外省打工都没有音信。大儿子才见他,四年都没和家里联系了。小儿子朱成,过年的时候打个一个电话。家里人没去找过,也没法去找。四年间问过从外面回来的人,有说在北京的,有说在海南的。老朱告诉我,他和老伴儿从小都会讲汉话,他父亲、他爷爷从小都会讲汉话,但不穿他们本民族的衣裳、穿现在的衣裳却是这一二十年的事。公社的时候天天听报纸,听语录,但都穿本民族的衣裳;现在不穿了,出门不方便。老朱告诉我,才见他小学没念完,朱成念了个一年级,都是三十几的人了,都还在打光棍儿。
老朱不看我,看着他手里的玉米,我能直觉到他的悲苦(麻木的悲苦)。前珠波抬起头来看我,两只手撑在簸箕里。簸箕是空的(刚刚倒了玉米),装满阳光,前珠波的两个眼眶也是空的。玉米真的像玉,一粒粒从两个老人干枯皱裂的手指间落下,是唯一能安慰他们的。
这是老木座寨子一个家庭的境况。虽是一个白马人家的境况,却更像是一个汉人家的境况。在这个境况中,是生番还是熟番并不重要,甚至是白马人还是汉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施加给人的观念与欲望,以及崩塌的道德,它不只对白马人是一个全面、彻底的熟化,对整个乡村乃至全体国民都是一个熟化。
才见他和朱成是老木座寨子延伸至外省的两个孱弱的根须。一个失联四年了,一个若隐若现,不再有一丁点儿根的作为和意义。或许已经死去、化掉,或许已经变成外面世界的一分子,不再与老木座寨子联系,不再与白马人有关。
才见他和朱成,也是白马人与当今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以及白马人未来的一个预言。
明清时叫白马人白马番。官书也这么叫。夺补河上游的白马路有十八寨,夺补河下游的火溪河有六寨四关,黄羊河黄羊关有土民六十户。白马路的白马番不会讲汉话,不穿汉人的衣裳,不与汉人通婚,也不跟汉人打交道(番官和头人除外),土司和官书叫生番。
生番最大的寨子是水牛家,清道光年间有番牌三名,番民六十六户,一百九十一口。
火溪河的白马番会说汉话的多,有些穿汉人的衣裳,普通番民也与汉人打交道,有些人家还与汉人通婚(招婿入赘),所以土司和官书叫熟番。通常,熟的程度与距离县城和官道的远近成正比,越近越熟,比如梧崆口,离龙安城仅有十余公里,自然是最早被汉化,而老木座寨子,離龙安城有四十公里,又远离官道,自然汉化的程度有限。
生番和熟番是特别有意思的两个词。形象,极具直觉质感。像两只番薯,一生一熟,摆在面前。生熟也是相对的,生里面不是没有一丝儿熟,比如番官头人,他们代土司行政、管理番民,单就他们个人,肯定是熟番,但又不至于熟化整个白马路的番民。可以说生番里的熟是边缘的熟,就像刚贴在锅边的荞饼,边上熟了一绺,其余还是生的。而熟番里,也不是没有一点生,熟也有熟的面积、有熟的程度,可能官道边的某些人家,经常和汉人打交道,开个骡马店什么,跟汉人做点买卖,或者家里没男丁,收留汉人做上门女婿,自然就熟得快、熟得多了;而远离官道、避居高山的人家,跟汉人打交道的时候相对就少,熟的程度就很有限,他们便是熟番里的生番。就是时常跟番官、头人和做买卖的汉人打交道的熟番,也有生的成分,会讲汉话了,出门穿汉人的衣裳了,甚或至于招汉人入赘了,家族也好,个人也好,他们外在的一些习惯改了,但内在的很多东西还是白马人的,像姓氏一样改不了。不止血脉,也包括生活、思维方式。这样的熟番,我叫他们夹生的熟番。夹生,就像烤番薯烤洋芋,烤的时间不够,或者火候不到,皮烤焦了,但内里还是生的,白马人叫皮焦瓤生。
生番、熟番是可以用戥子秤的,是可以量化的。这个戥子,便是田野调查。涉及到血脉,还可以做基因比对。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做的基因比对,仅仅只针对避居深山的“生番”的采样,其 Y染色体的一致性,也只是“生番”可能保留的;对于居住在火溪河、汤珠河和白马峪河(甘肃文县)流域的“熟番”,还可以做更多的比对,精确地探究到他们熟化的程度。
老木座寨子是火溪河熟番地盘上最大的白马人寨子。它避开官道,隐在半山,就是兵匪经过也不知晓。白马人有不少这样避居山中(山腰、山后、山顶)的寨子,像羊峒河右岸的上壳子、马家河左岸的苗州、白水江左岸的抹地、白马峪河源头的跌卜等,都远离官道,建在原始森林边上。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也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疑问,它呈现了白马人早年生存的艰险,同时也传达出他们的生存之道(还不是绝望)。
“惹不起躲得起”是汉人的智慧,也是白马人生存的学问。如果连躲也躲不起了,那就是命了。老木座能保留下来,苗州能保留下来,甲勿池、抹地、跌卜能保留下来,而且能壮大繁盛,都受益于白马人这种求生之道(本能与智慧)。“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史记》)从南北朝起,一千多年,白马人如油菜籽,白马人的寨子如油菜籽,隐没在岷山东麓和摩天岭的高山峡谷里,原本无根,后来长了根、扎了根。根来自血液,来自顽强的求生本能,来自从故土带来、又被岷山(尤其吐蕃东渐后)不断丰富的部落文化。
“惹不起躲得起”,既是白马人分窜山谷的起源,也是他们后来不断迁离河谷、远避深山的原由。弱势的自认早已沉淀到他们的基因,族群遗传的本能促使他们避开一切可能让他们毁灭的冲突,不断将故园、耕地、草山让给强势的外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看见的像老木座这样的世外桃源都是宝贝,它们是这个世界仅存的白马人文化遗产(也是见证),哪怕是移民搬迁后残留的废墟,存在多少年便能见证多少年白马人的艰辛与光荣,以及外面世界的强势与野蛮。
说真的,我是可以从上壳子那样的寨子感觉到羞耻的。为自己所属的强势、贪婪而残忍的文明感到羞耻,是他们把白马人逼到绝境的。
自然,我在 1996年清明看见的老木座寨子已经不存在这些东西了,只有枯树新芽,没有血迹;只有开在牛粪里的蒲公英,没有恐惧的白眼仁;只有欢腾与祥和,没有隔膜与冲突……这个老寨已经有八分熟了,至少看上去有八分熟了,白马人手拉手,乡里来的干部和白马人手拉手,县里和外面来的记者、游客与白马人手拉手……如此祥和,还算青涩、朴素,但已经是“煮”过的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喜欢溜进寨子,看一些老物件。老土墙的衫木板房已很难找到,看见的都是汉式的穿斗式木结构民居,七柱和九柱的居多,板墙和泥墙,青瓦盖顶。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各家各户之间都有石阶、石板路相连,路道两旁有石墙和木栅栏,栅栏外是小块的菜地和果木。单就院落和猪牛圈道,单就遇见的穿汉人衣裳的村夫村妇,看不出是一个白马人寨子。走进屋里,看火塘、火炉和鼎锅,看神龛上的“天地国亲师位”,完全是山里汉人家的风格。灶头上、案板上摆的,边口锅煮的,也都是汉人的饮食。再听他们说话,再听他们用汉语讲的那些事、那些麻烦和苦,也都是在汉区到处都能听见的……的确是一些熟番,的确是一个熟番聚居的山寨,七百年前,第一个土司来到这里,就注定了它成为熟番的命运。 我从上寨子出来,绕过跳圆圆舞的人,去看一座老房子。老房子已经很老了,完好无损,还住着人。看挑梁栋柱,看雕花的门窗,便知道是民国时修建的。老房子归一户朱姓的白马人家所有,燕儿窝街沿开着侧门,住着一位朱家的姑娘。我隔了门看,不敢走近。姑娘穿着裹裹裙,系着花腰带,戴一顶白毡帽,白毡帽上插着两根白羽毛,是节日的盛装。我绕到她的窗外,从正面看了一眼她——侧面已经是仙女,正面简直是天使。她在管跳圆圆舞的音响,稍显寂寞。我没敢走进屋与她攀谈,看样子她還小,不过十六七岁。我很想与她合个影,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勇气讲给她。我在老房子的四周溜达,看大门上用粉笔作的字画,看石灰墙上大跃进时用木炭记的秤斤,看后檐沟新长出的萱麻,思忖着板壁背后的姑娘:她穿的那身行头完全是白马人的,花边、铜钱、鱼骨牌、银饰,一样不落,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白马女人的审美与传统,但看她的长相、眉目、眼神,并无多少白马人的特征,线条的圆润、对称和大方的举止,和汉族女子没什么两样……现在想来,就是一个生熟的问题。她有一个生番的穿着打扮,却有一个熟番的面貌和气质——透出她的家族已经被汉化的事实。
再一次去到这个寨子已是十四年后的事了。七月,草木葱茏,在山下照样望不见寨子。车停在十四年前举行清明歌会的坝子下面的路口,一切都没有变,除了绿,除了季节的繁盛与葱茏。十四年了,早已不记得见过的人。寨子显得有些寂寞,进寨子转悠,难得遇到一个人,敞开的门里也是空荡荡的。十四年,感觉完全变了,没了过去的人气、温度和烟火味儿了。这样的变化或许早就有了,我不过是现在才感觉到罢了。不用太费神,我便明白了为什么,明白了这寂寞与荒芜的由来。我想象有一根粗大的针管,一头握在时代和急剧变迁的社会手中,一头插在老木座寨子的深处,抽着寨子里年轻人的热血与思想。谁能抗拒这根针管强大的吸引力?它先注射给你不同的价值观和欲望,再把你吸引到外面的世界去。
我又去看了朱家的那栋老房子。除了不再住人,其余一切如故。大门上粉笔作的字画,墙壁上木炭记的秤斤,一笔一画清清楚楚。是不是足够老,就可以躲过时间,像寨口那棵老树?
在燕儿窝街沿,我多看了两眼那扇上了锁的侧门,不晓得那个姑娘在这间屋住到哪一年,想必她留下的气味早已散尽。
我给接我们去吃饭的朱姓小伙儿讲了十四年前见过的姑娘,他说那是他姐姐,他姐姐一直住那间屋,直到出嫁。
我们去吃饭的人家正是朱姓小伙儿的姐姐家。算算年龄,那时他才几岁,想必跟姐姐是很黏糊的。听说记忆中的姑娘已经出嫁,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失落,我只是有点怕见到她——不晓得时间把一位白马天使变成了什么样子。
还好,饭桌上见到的姐姐虽然胖了、成熟了、俗气了,已经挂不上相,但并不丑。胖脸也好,肥腰也好,俗气也好,都是喜乐健康的。她跑前跑后,一直在为我们张罗,酒过三巡才坐过来与我们一起吃饭。她肉嘟嘟的脸上已找不到十四年前的影子,空洞的眼神里也找不到了,更别说肥硕的腰身了,与我记忆中窈窕、安静、充满律动的细腰已毫无关联。她捧着酒盅给我们敬酒,为我们献歌。天生的好嗓子,歌声响彻云霄,却不是我想听的——我想听的是她十四年前的歌声,羞怯的,有界限的,压抑的……她每唱一曲,都要我们干一杯,自己也干一杯。轮到我干不了,她不依不饶,逮住我灌……时间真是神奇……我干了杯,望着她半晌无语。
我趁朱姓小伙儿给刘晓晓喂酒的当儿,趁机拿了相机离开酒桌,去前院看一棵苹果树。我晓得姑娘家的花期很短,十四年够开败好几茬,但我还是有些伤怀。看起来是时间摧折了花朵,实际上是造物主在物种里下了药。
我一个人坐在街沿看院坝里被繁盛的青苹果压弯枝的苹果树,想到了老木座寨子,想到了神秘未知的白马人族群,它的汉化,它的藏化,它熟化的过程,是时间的集合,也是基因链的一环。
抬头仰望天空,却望见了门楣上木雕的曹盖。它长着胡子,眉毛是锯齿形的,面目已接近常人,再无白马路曹盖的狰狞。但它依旧是生的,所有的曹盖都是一副生面孔,无论怎样演进,代表的都是白马人的符号。曹盖有熟,但本性属生,这个生挂在老木座寨子家家户户的门楣上,就像挂在老木座人嘴上的“番话”,让熟里始终夹生。
我固执地认为,熟番始终会保留生的一面。不说老木座寨子,就是紧挨汉区的木皮也是。我相信白马人的基因(遗传与文化)是改变不了的。改变不了的一面,便是白马人的“生”,就像他们自称的“贝”。
这次带蒋去老木座寨子,印证了我的想法。在寨口,我们看见一位穿青布长衣、打绑腿的白马老人,站在路坎上的篮球架下。我一眼看出,他的青布长衣是手工做的,领子和下摆上镶的花边做工很讲究。不过,篮球架另一边玩耍的两个孩童却穿的是现代童装。一老两小望着从外面进来的我们,形成对比:民族的和世界的(过去的和未来的),一目了然。
在上院子访问了朱成华和前珠波出来,看见一位抱柴的老妪,也穿着白马人的衣裳,看见我在注意她,连忙转身过去。而今在老木座寨子还能看见穿民族服装的白马人,我感觉不错。我想,在火溪河,就是熟番也只熟到几分,身上有那么多地方,外表的与内里的,日常的与符号化的,娱乐的与宗教的,一代人熟一点,几代人也熟不完。民国之后,这种改变看似如火如荼,其实只是皮焦瓤生,恰恰深入不了内里,倒是几百年土司的管辖,一点一点的渗透,熟化了内里的东西,倒是这些年的旅游开发和商业化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抱柴的老妪背对着我,站在柴垛子面前像个影子。在我眼里,她正是熟番之地虚虚实实的白马人文化的象征。
朱成华夫妇的晚景是日常的,一天天挨着,超越了熟番与生番。他和老伴儿前珠波在街沿上抹玉米,我站屋檐下跟他们闲聊,算是访问。老朱蹲在一个不锈钢盆子面前抹,前珠波坐在一个篾簸箕前面抹,中间隔着一个码满玉米棒子的方木。
朱成华六十四岁,看上去有七十四岁。两个人都没穿本民族的服装,也没戴白毡帽。老朱戴了顶蓝色网球帽,前珠波戴了顶四边有檐的旅行帽。问起家境,老朱满脸愁苦,半晌才说话。两个儿子在外省打工都没有音信。大儿子才见他,四年都没和家里联系了。小儿子朱成,过年的时候打个一个电话。家里人没去找过,也没法去找。四年间问过从外面回来的人,有说在北京的,有说在海南的。老朱告诉我,他和老伴儿从小都会讲汉话,他父亲、他爷爷从小都会讲汉话,但不穿他们本民族的衣裳、穿现在的衣裳却是这一二十年的事。公社的时候天天听报纸,听语录,但都穿本民族的衣裳;现在不穿了,出门不方便。老朱告诉我,才见他小学没念完,朱成念了个一年级,都是三十几的人了,都还在打光棍儿。
老朱不看我,看着他手里的玉米,我能直觉到他的悲苦(麻木的悲苦)。前珠波抬起头来看我,两只手撑在簸箕里。簸箕是空的(刚刚倒了玉米),装满阳光,前珠波的两个眼眶也是空的。玉米真的像玉,一粒粒从两个老人干枯皱裂的手指间落下,是唯一能安慰他们的。
这是老木座寨子一个家庭的境况。虽是一个白马人家的境况,却更像是一个汉人家的境况。在这个境况中,是生番还是熟番并不重要,甚至是白马人还是汉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施加给人的观念与欲望,以及崩塌的道德,它不只对白马人是一个全面、彻底的熟化,对整个乡村乃至全体国民都是一个熟化。
才见他和朱成是老木座寨子延伸至外省的两个孱弱的根须。一个失联四年了,一个若隐若现,不再有一丁点儿根的作为和意义。或许已经死去、化掉,或许已经变成外面世界的一分子,不再与老木座寨子联系,不再与白马人有关。
才见他和朱成,也是白马人与当今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以及白马人未来的一个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