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平武的途中，带蒋骥去了老木座寨子。我 1996年第一次去，参加清明歌会。枣那会儿刚满两岁，我和她妈抱着她照过一张像，背景便是老木座寨子跳圆圆舞的现场，头上青烟袅娜。后来十五六年没再去过，也不知变没变。早先每次路过，还会朝山上望一望——望不见的，只知道寨子在山上。时间久了，把地方都忘了，路过时经常错过地点。2010年第二次去，下过一番功夫，找到一个参照物，才没再望错地点——上行要过杀氐砍，爬一阵坡，到民族村，一条小溪从右手边流下来，一根机耕道沿小溪进村;下行要过南一里，小溪和机耕道在左手边，天气好的话看得见山寨子外面的山包包，但看不见盘山路（它隐没在灌木林）。
　　明清时叫白马人白马番。官书也这么叫。夺补河上游的白马路有十八寨，夺补河下游的火溪河有六寨四关，黄羊河黄羊关有土民六十户。白马路的白马番不会讲汉话，不穿汉人的衣裳，不与汉人通婚，也不跟汉人打交道（番官和头人除外），土司和官书叫生番。
　　生番最大的寨子是水牛家，清道光年间有番牌三名，番民六十六户，一百九十一口。
　　火溪河的白马番会说汉话的多，有些穿汉人的衣裳，普通番民也与汉人打交道，有些人家还与汉人通婚（招婿入赘），所以土司和官书叫熟番。通常，熟的程度与距离县城和官道的远近成正比，越近越熟，比如梧崆口，离龙安城仅有十余公里，自然是最早被汉化，而老木座寨子，離龙安城有四十公里，又远离官道，自然汉化的程度有限。
　　生番和熟番是特别有意思的两个词。形象，极具直觉质感。像两只番薯，一生一熟，摆在面前。生熟也是相对的，生里面不是没有一丝儿熟，比如番官头人，他们代土司行政、管理番民，单就他们个人，肯定是熟番，但又不至于熟化整个白马路的番民。可以说生番里的熟是边缘的熟，就像刚贴在锅边的荞饼，边上熟了一绺，其余还是生的。而熟番里，也不是没有一点生，熟也有熟的面积、有熟的程度，可能官道边的某些人家，经常和汉人打交道，开个骡马店什么，跟汉人做点买卖，或者家里没男丁，收留汉人做上门女婿，自然就熟得快、熟得多了;而远离官道、避居高山的人家，跟汉人打交道的时候相对就少，熟的程度就很有限，他们便是熟番里的生番。就是时常跟番官、头人和做买卖的汉人打交道的熟番，也有生的成分，会讲汉话了，出门穿汉人的衣裳了，甚或至于招汉人入赘了，家族也好，个人也好，他们外在的一些习惯改了，但内在的很多东西还是白马人的，像姓氏一样改不了。不止血脉，也包括生活、思维方式。这样的熟番，我叫他们夹生的熟番。夹生，就像烤番薯烤洋芋，烤的时间不够，或者火候不到，皮烤焦了，但内里还是生的，白马人叫皮焦瓤生。
　　生番、熟番是可以用戥子秤的，是可以量化的。这个戥子，便是田野调查。涉及到血脉，还可以做基因比对。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做的基因比对，仅仅只针对避居深山的“生番”的采样，其 Y染色体的一致性，也只是“生番”可能保留的;对于居住在火溪河、汤珠河和白马峪河（甘肃文县）流域的“熟番”，还可以做更多的比对，精确地探究到他们熟化的程度。
　　老木座寨子是火溪河熟番地盘上最大的白马人寨子。它避开官道，隐在半山，就是兵匪经过也不知晓。白马人有不少这样避居山中（山腰、山后、山顶）的寨子，像羊峒河右岸的上壳子、马家河左岸的苗州、白水江左岸的抹地、白马峪河源头的跌卜等，都远离官道，建在原始森林边上。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也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疑问，它呈现了白马人早年生存的艰险，同时也传达出他们的生存之道（还不是绝望）。
　　“惹不起躲得起”是汉人的智慧，也是白马人生存的学问。如果连躲也躲不起了，那就是命了。老木座能保留下来，苗州能保留下来，甲勿池、抹地、跌卜能保留下来，而且能壮大繁盛，都受益于白马人这种求生之道（本能与智慧）。“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史记》）从南北朝起，一千多年，白马人如油菜籽，白马人的寨子如油菜籽，隐没在岷山东麓和摩天岭的高山峡谷里，原本无根，后来长了根、扎了根。根来自血液，来自顽强的求生本能，来自从故土带来、又被岷山（尤其吐蕃东渐后）不断丰富的部落文化。
　　“惹不起躲得起”，既是白马人分窜山谷的起源，也是他们后来不断迁离河谷、远避深山的原由。弱势的自认早已沉淀到他们的基因，族群遗传的本能促使他们避开一切可能让他们毁灭的冲突，不断将故园、耕地、草山让给强势的外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看见的像老木座这样的世外桃源都是宝贝，它们是这个世界仅存的白马人文化遗产（也是见证），哪怕是移民搬迁后残留的废墟，存在多少年便能见证多少年白马人的艰辛与光荣，以及外面世界的强势与野蛮。
　　说真的，我是可以从上壳子那样的寨子感觉到羞耻的。为自己所属的强势、贪婪而残忍的文明感到羞耻，是他们把白马人逼到绝境的。
　　自然，我在 1996年清明看见的老木座寨子已经不存在这些东西了，只有枯树新芽，没有血迹;只有开在牛粪里的蒲公英，没有恐惧的白眼仁;只有欢腾与祥和，没有隔膜与冲突……这个老寨已经有八分熟了，至少看上去有八分熟了，白马人手拉手，乡里来的干部和白马人手拉手，县里和外面来的记者、游客与白马人手拉手……如此祥和，还算青涩、朴素，但已经是“煮”过的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喜欢溜进寨子，看一些老物件。老土墙的衫木板房已很难找到，看见的都是汉式的穿斗式木结构民居，七柱和九柱的居多，板墙和泥墙，青瓦盖顶。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各家各户之间都有石阶、石板路相连，路道两旁有石墙和木栅栏，栅栏外是小块的菜地和果木。单就院落和猪牛圈道，单就遇见的穿汉人衣裳的村夫村妇，看不出是一个白马人寨子。走进屋里，看火塘、火炉和鼎锅，看神龛上的“天地国亲师位”，完全是山里汉人家的风格。灶头上、案板上摆的，边口锅煮的，也都是汉人的饮食。再听他们说话，再听他们用汉语讲的那些事、那些麻烦和苦，也都是在汉区到处都能听见的……的确是一些熟番，的确是一个熟番聚居的山寨，七百年前，第一个土司来到这里，就注定了它成为熟番的命运。 　　我从上寨子出来，绕过跳圆圆舞的人，去看一座老房子。老房子已经很老了，完好无损，还住着人。看挑梁栋柱，看雕花的门窗，便知道是民国时修建的。老房子归一户朱姓的白马人家所有，燕儿窝街沿开着侧门，住着一位朱家的姑娘。我隔了门看，不敢走近。姑娘穿着裹裹裙，系着花腰带，戴一顶白毡帽，白毡帽上插着两根白羽毛，是节日的盛装。我绕到她的窗外，从正面看了一眼她——侧面已经是仙女，正面简直是天使。她在管跳圆圆舞的音响，稍显寂寞。我没敢走进屋与她攀谈，看样子她還小，不过十六七岁。我很想与她合个影，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勇气讲给她。我在老房子的四周溜达，看大门上用粉笔作的字画，看石灰墙上大跃进时用木炭记的秤斤，看后檐沟新长出的萱麻，思忖着板壁背后的姑娘：她穿的那身行头完全是白马人的，花边、铜钱、鱼骨牌、银饰，一样不落，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白马女人的审美与传统，但看她的长相、眉目、眼神，并无多少白马人的特征，线条的圆润、对称和大方的举止，和汉族女子没什么两样……现在想来，就是一个生熟的问题。她有一个生番的穿着打扮，却有一个熟番的面貌和气质——透出她的家族已经被汉化的事实。
　　再一次去到这个寨子已是十四年后的事了。七月，草木葱茏，在山下照样望不见寨子。车停在十四年前举行清明歌会的坝子下面的路口，一切都没有变，除了绿，除了季节的繁盛与葱茏。十四年了，早已不记得见过的人。寨子显得有些寂寞，进寨子转悠，难得遇到一个人，敞开的门里也是空荡荡的。十四年，感觉完全变了，没了过去的人气、温度和烟火味儿了。这样的变化或许早就有了，我不过是现在才感觉到罢了。不用太费神，我便明白了为什么，明白了这寂寞与荒芜的由来。我想象有一根粗大的针管，一头握在时代和急剧变迁的社会手中，一头插在老木座寨子的深处，抽着寨子里年轻人的热血与思想。谁能抗拒这根针管强大的吸引力？它先注射给你不同的价值观和欲望，再把你吸引到外面的世界去。
　　我又去看了朱家的那栋老房子。除了不再住人，其余一切如故。大门上粉笔作的字画，墙壁上木炭记的秤斤，一笔一画清清楚楚。是不是足够老，就可以躲过时间，像寨口那棵老树？
　　在燕儿窝街沿，我多看了两眼那扇上了锁的侧门，不晓得那个姑娘在这间屋住到哪一年，想必她留下的气味早已散尽。
　　我给接我们去吃饭的朱姓小伙儿讲了十四年前见过的姑娘，他说那是他姐姐，他姐姐一直住那间屋，直到出嫁。
　　我们去吃饭的人家正是朱姓小伙儿的姐姐家。算算年龄，那时他才几岁，想必跟姐姐是很黏糊的。听说记忆中的姑娘已经出嫁，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失落，我只是有点怕见到她——不晓得时间把一位白马天使变成了什么样子。
　　还好，饭桌上见到的姐姐虽然胖了、成熟了、俗气了，已经挂不上相，但并不丑。胖脸也好，肥腰也好，俗气也好，都是喜乐健康的。她跑前跑后，一直在为我们张罗，酒过三巡才坐过来与我们一起吃饭。她肉嘟嘟的脸上已找不到十四年前的影子，空洞的眼神里也找不到了，更别说肥硕的腰身了，与我记忆中窈窕、安静、充满律动的细腰已毫无关联。她捧着酒盅给我们敬酒，为我们献歌。天生的好嗓子，歌声响彻云霄，却不是我想听的——我想听的是她十四年前的歌声，羞怯的，有界限的，压抑的……她每唱一曲，都要我们干一杯，自己也干一杯。轮到我干不了，她不依不饶，逮住我灌……时间真是神奇……我干了杯，望着她半晌无语。
　　我趁朱姓小伙儿给刘晓晓喂酒的当儿，趁机拿了相机离开酒桌，去前院看一棵苹果树。我晓得姑娘家的花期很短，十四年够开败好几茬，但我还是有些伤怀。看起来是时间摧折了花朵，实际上是造物主在物种里下了药。
　　我一个人坐在街沿看院坝里被繁盛的青苹果压弯枝的苹果树，想到了老木座寨子，想到了神秘未知的白马人族群，它的汉化，它的藏化，它熟化的过程，是时间的集合，也是基因链的一环。
　　抬头仰望天空，却望见了门楣上木雕的曹盖。它长着胡子，眉毛是锯齿形的，面目已接近常人，再无白马路曹盖的狰狞。但它依旧是生的，所有的曹盖都是一副生面孔，无论怎样演进，代表的都是白马人的符号。曹盖有熟，但本性属生，这个生挂在老木座寨子家家户户的门楣上，就像挂在老木座人嘴上的“番话”，让熟里始终夹生。
　　我固执地认为，熟番始终会保留生的一面。不说老木座寨子，就是紧挨汉区的木皮也是。我相信白马人的基因（遗传与文化）是改变不了的。改变不了的一面，便是白马人的“生”，就像他们自称的“贝”。
　　这次带蒋去老木座寨子，印证了我的想法。在寨口，我们看见一位穿青布长衣、打绑腿的白马老人，站在路坎上的篮球架下。我一眼看出，他的青布长衣是手工做的，领子和下摆上镶的花边做工很讲究。不过，篮球架另一边玩耍的两个孩童却穿的是现代童装。一老两小望着从外面进来的我们，形成对比：民族的和世界的（过去的和未来的），一目了然。
　　在上院子访问了朱成华和前珠波出来，看见一位抱柴的老妪，也穿着白马人的衣裳，看见我在注意她，连忙转身过去。而今在老木座寨子还能看见穿民族服装的白马人，我感觉不错。我想，在火溪河，就是熟番也只熟到几分，身上有那么多地方，外表的与内里的，日常的与符号化的，娱乐的与宗教的，一代人熟一点，几代人也熟不完。民国之后，这种改变看似如火如荼，其实只是皮焦瓤生，恰恰深入不了内里，倒是几百年土司的管辖，一点一点的渗透，熟化了内里的东西，倒是这些年的旅游开发和商业化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抱柴的老妪背对着我，站在柴垛子面前像个影子。在我眼里，她正是熟番之地虚虚实实的白马人文化的象征。
　　朱成华夫妇的晚景是日常的，一天天挨着，超越了熟番与生番。他和老伴儿前珠波在街沿上抹玉米，我站屋檐下跟他们闲聊，算是访问。老朱蹲在一个不锈钢盆子面前抹，前珠波坐在一个篾簸箕前面抹，中间隔着一个码满玉米棒子的方木。
　　朱成华六十四岁，看上去有七十四岁。两个人都没穿本民族的服装，也没戴白毡帽。老朱戴了顶蓝色网球帽，前珠波戴了顶四边有檐的旅行帽。问起家境，老朱满脸愁苦，半晌才说话。两个儿子在外省打工都没有音信。大儿子才见他，四年都没和家里联系了。小儿子朱成，过年的时候打个一个电话。家里人没去找过，也没法去找。四年间问过从外面回来的人，有说在北京的，有说在海南的。老朱告诉我，他和老伴儿从小都会讲汉话，他父亲、他爷爷从小都会讲汉话，但不穿他们本民族的衣裳、穿现在的衣裳却是这一二十年的事。公社的时候天天听报纸，听语录，但都穿本民族的衣裳;现在不穿了，出门不方便。老朱告诉我，才见他小学没念完，朱成念了个一年级，都是三十几的人了，都还在打光棍儿。
　　老朱不看我，看着他手里的玉米，我能直觉到他的悲苦（麻木的悲苦）。前珠波抬起头来看我，两只手撑在簸箕里。簸箕是空的（刚刚倒了玉米），装满阳光，前珠波的两个眼眶也是空的。玉米真的像玉，一粒粒从两个老人干枯皱裂的手指间落下，是唯一能安慰他们的。
　　这是老木座寨子一个家庭的境况。虽是一个白马人家的境况，却更像是一个汉人家的境况。在这个境况中，是生番还是熟番并不重要，甚至是白马人还是汉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施加给人的观念与欲望，以及崩塌的道德，它不只对白马人是一个全面、彻底的熟化，对整个乡村乃至全体国民都是一个熟化。
　　才见他和朱成是老木座寨子延伸至外省的两个孱弱的根须。一个失联四年了，一个若隐若现，不再有一丁点儿根的作为和意义。或许已经死去、化掉，或许已经变成外面世界的一分子，不再与老木座寨子联系，不再与白马人有关。
　　才见他和朱成，也是白马人与当今世界关系的一个缩影，以及白马人未来的一个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