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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工作报告提出，至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比中共十七大提出的“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显然多了人均收入翻番的指标。这一强调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制定，表明中央正致力于开启民富时代的到来，这对于我国实现经济转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
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了翻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1%，但这一增速实际上与同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10.2%相比是相形见绌的，经济增速持续大于居民收入增速的结果就是使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00年50.4%下降到2008年最低的47.9%。
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增速要求虽然并不高，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速的要求低于上個10年，年均7.2%左右的增速即可完成，但是却有着更严格的要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很显然十八大对于居民收入增速提高这个目标设定了更多限制标准：首先，普通居民收入增速不能是“被提高”，而应是最广泛群体的收入增速提高，即居民收入中位数的提高，改变目前居民收入中位数明显低于居民人均收入的状况；居民收入提高将与经济增长紧密挂钩，人们也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收益。
客观规律决定民富时代到来
新目标的实现有了更多的难度，但说难实际上也并非难以实现，毕竟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决定民富时代到来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首先，与上一个10年不同的是，我国劳动力人口已逐渐进入短缺时代。如2011年我国15-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比例为74.4%，比2010年减少0.1个百分点，而这是10年来首次减少，15-64岁劳动力人口总量也将于2015年后出现下降。新增劳动人口的不断下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推动劳动力价格较快上涨，尽管2011年以来经济持续下滑，但是最为紧缺的低端劳动力人口的收入增速却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增长，其中，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速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增速21.9%，这是过去10年没有的，而随着近年来我国高考人数的减少，2013年后我们还将见到大学生就业人数的减少，这也意味着未来几年社会中坚阶层的普通白领工资收入也有望出现更快的增长。
其次，我国当前收入分配改善的“临界点”也已经到来，如西蒙·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对此有所论述：在经济发展早期，可以转移到较快发展的产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较多，而资本及企业家经营才能较为稀缺，因此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资本及经营才能拥有者获得了更多收入份额，国民经济分配比例也就趋于恶化；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中后期，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结束，资本也进入到宽裕时代时，普通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增速也就更快，全社会收入分配也就趋于改善。目前这样的经济现象已经在我国出现，当前农村劳动力供给已从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向短缺，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速也开始超越城镇居民，由此也使得多年来我国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出现了缩小，2011年城乡收入之比为3.13，已经比2010年降低了0.1。
民富时代到来更需制度护航
但是，由于有诸多非市场化因素的干扰，居民收入增速较快增长及收入分配改善的社会规律实现也并不是必然的，这一点在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所体现。我国走向真正的民富时代将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而这也就需要政府拿出更果断的决心和勇气，打破原有阻碍民富实现的利益机制，全面落实各种促进民富实现的制度。我们注意到，十八大对解决当前收入分配失衡的多个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第一，居民收入增速落后GDP增速的很大原因是政府及企业部门拿的份额过多，必要的成本支付得过少。十八大对此提出：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可以期待的具体改革措施包括：政府减少经济建设职能，大规模地向民间减税让利，并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用于民生投入；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利、公共资源，侵蚀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城镇居民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过去为快速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扭曲农村劳动力及土地价格，而十八大首次提出了“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理念，这有望给予过去为经济建设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村更多分享现代化进程和成果的机会，其具体措施有：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等。
第三，由于国企垄断的存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最集中表现是国有部门收入长期高于民营部门，如2011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1.73倍。十八大则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指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就是期望通过建立更为市场化的产权保护和利用机制，解除当前制约要素流动的痼疾，提高要素流动的效率，以激发民间资本更大的财富创造能力。而这样的具体措施还有望在十八大后加快实施，如推进铁路、电力、能源等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更多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进入垄断领域等。规范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
第四，居民收入增速难以得到保障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失，他们难以制衡权力和资本对其自身利益的侵害，而这就需要政府做出更多有利于增加民众权利的制度安排，十八大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则有利于居民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如报告指出要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这将有利于改变目前许多政府“亲商不亲民”的心态。（据《证券时报》）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
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居民收入水平实现了翻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1%，但这一增速实际上与同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10.2%相比是相形见绌的，经济增速持续大于居民收入增速的结果就是使得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00年50.4%下降到2008年最低的47.9%。
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增速要求虽然并不高，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速的要求低于上個10年，年均7.2%左右的增速即可完成，但是却有着更严格的要求，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很显然十八大对于居民收入增速提高这个目标设定了更多限制标准：首先，普通居民收入增速不能是“被提高”，而应是最广泛群体的收入增速提高，即居民收入中位数的提高，改变目前居民收入中位数明显低于居民人均收入的状况；居民收入提高将与经济增长紧密挂钩，人们也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收益。
客观规律决定民富时代到来
新目标的实现有了更多的难度，但说难实际上也并非难以实现，毕竟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决定民富时代到来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首先，与上一个10年不同的是，我国劳动力人口已逐渐进入短缺时代。如2011年我国15-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比例为74.4%，比2010年减少0.1个百分点，而这是10年来首次减少，15-64岁劳动力人口总量也将于2015年后出现下降。新增劳动人口的不断下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推动劳动力价格较快上涨，尽管2011年以来经济持续下滑，但是最为紧缺的低端劳动力人口的收入增速却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增长，其中，2011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速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增速21.9%，这是过去10年没有的，而随着近年来我国高考人数的减少，2013年后我们还将见到大学生就业人数的减少，这也意味着未来几年社会中坚阶层的普通白领工资收入也有望出现更快的增长。
其次，我国当前收入分配改善的“临界点”也已经到来，如西蒙·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对此有所论述：在经济发展早期，可以转移到较快发展的产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较多，而资本及企业家经营才能较为稀缺，因此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资本及经营才能拥有者获得了更多收入份额，国民经济分配比例也就趋于恶化；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中后期，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结束，资本也进入到宽裕时代时，普通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增速也就更快，全社会收入分配也就趋于改善。目前这样的经济现象已经在我国出现，当前农村劳动力供给已从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向短缺，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速也开始超越城镇居民，由此也使得多年来我国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出现了缩小，2011年城乡收入之比为3.13，已经比2010年降低了0.1。
民富时代到来更需制度护航
但是，由于有诸多非市场化因素的干扰，居民收入增速较快增长及收入分配改善的社会规律实现也并不是必然的，这一点在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所体现。我国走向真正的民富时代将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而这也就需要政府拿出更果断的决心和勇气，打破原有阻碍民富实现的利益机制，全面落实各种促进民富实现的制度。我们注意到，十八大对解决当前收入分配失衡的多个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第一，居民收入增速落后GDP增速的很大原因是政府及企业部门拿的份额过多，必要的成本支付得过少。十八大对此提出：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可以期待的具体改革措施包括：政府减少经济建设职能，大规模地向民间减税让利，并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用于民生投入；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利、公共资源，侵蚀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城镇居民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过去为快速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扭曲农村劳动力及土地价格，而十八大首次提出了“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理念，这有望给予过去为经济建设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村更多分享现代化进程和成果的机会，其具体措施有：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等。
第三，由于国企垄断的存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最集中表现是国有部门收入长期高于民营部门，如2011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1.73倍。十八大则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指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等，就是期望通过建立更为市场化的产权保护和利用机制，解除当前制约要素流动的痼疾，提高要素流动的效率，以激发民间资本更大的财富创造能力。而这样的具体措施还有望在十八大后加快实施，如推进铁路、电力、能源等垄断行业改革，鼓励更多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进入垄断领域等。规范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
第四，居民收入增速难以得到保障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失，他们难以制衡权力和资本对其自身利益的侵害，而这就需要政府做出更多有利于增加民众权利的制度安排，十八大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则有利于居民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如报告指出要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这将有利于改变目前许多政府“亲商不亲民”的心态。（据《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