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日，《天空之城》第20集在韩国播送，在这一天晚上，创下了韩国非无线电视台的收视新纪录。没有知名演员，也没有曲折的爱情故事，这部韩剧聚焦于教育议题，讲述了一个高档小区里四对父母，为了将子女送入名牌大学就读，不择手段进行斗争的故事。
　　“看起来夸张，但拍摄的一系列现象在韩国是真实存在的。”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晓玲对南风窗记者说，她专注于韩国社会文化研究近20年，认为《天空之城》通过艺术化的呈现，揭露了韩国教育系统的弊病。
　　在故事里，父母对于成绩的执念，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家庭悲剧，编剧希望借此告诉观众，韩国过度的教育狂热，正在对孩子们造成危害。讽刺的是，这样的批判卻起到相反的作用。
　　《天空之城》主人公同款“封闭书桌”意外走红，销量增长了8倍。剧中，“升学协调员”金珠英是摧毁孩子心智的反派角色，这一职业在现实之中的业务需求量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节节升高。
　　在韩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故事里，成功的教育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章。然而，韩国教育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全社会承担了极其沉重和高昂的成本。

升学竞争与私教育

　　首尔市江南区，大峙洞。
　　在3.53平方公里的街区内，密密麻麻分布有1000余家补习班。在这些教室里面，每年创造出韩国近20万亿韩元（约人民币1092亿元）的“补习班经济”。
　　和城市的其他区域不一样，大峙洞附近的晚高峰在晚上10点左右。学生们从补习班鱼贯而出，走向在街区附近等待着接送的家长。私家车、巴士头尾相接，造成交通拥堵的状况。
　　韩国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有近四分之三的学生在参加课外辅导。2017年纪录片《教育的悖论》统计，韩国多数家庭每个月在补习班上的花费超过100万韩元（约人民币5500元），有家庭甚至超过300万韩元（约人民币16000元）。
　　首尔大学教育人类学硕士，在韩国生活工作了18年的孙睿向南风窗记者证实这一宏观数据的真实性。她育有2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的补习开销控制在100万韩元左右。
　　“要根据不同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孩子数量来看，”她说，“我身边的家长来说，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为他充分投资一个月200万韩元的情况不在少数。如果家庭条件一般，每个孩子50万（约人民币2700元）左右的费用也是需要拿出来的。” 无论是300万还是50万，于家庭而言，都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支出。
　　去年5月，韩国政府为帮助家庭减轻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向每个拥有四名及以上成员的家庭提供100万韩元救助金。韩联社报道，不少韩国家庭选择将这笔紧急冠状病毒救助资金用于支付孩子补习班学费—“他们不愿减少教育支出，即使他们不得不在其他领域勒紧裤腰带。”
　　2019年，韩国用于私立教育的支出飙升至20.99万亿韩元（约人民币1146亿元），这一数字是10年以来的最高点。
　　“补习班为韩国家长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好，但是没办法。因为韩国的公立教育形同虚设，家长们不得不依赖补习班。”孙睿说。
　　补习班的教学进度比公立学校超前。以数学为例，六年级毕业时完成公立学校初三的学习内容，最晚在中学三年级完成高三课程。
　　《时代》周刊记者在参观韩国学校时发现，“教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睡觉，而老师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课”。“学生们在补习班早学过了，所以老师讲得很随便，学生们听得也不集中。”孙睿说，“私教育本应成为公共教育的有力补充，但是在韩国，完全本末倒置了。”

在首尔的街道上，会看到许多补习班的玻璃上贴着黑色的胶布，这样，晚上开着灯从外面看不到光。“晚上10点以后，补习又转为了地下，继续进行。”孙睿说，“除非被举报。”

　　“韩国高中的复读生很常见。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在上高中前把知识学过一遍，完全无法和那些复读生竞争。”她亲自去查阅江南区几所高中的复读率，有的竟高达50%，而且，“基本都是好学生才复读”。为了被一所优秀院校录取，第三次复读、第四次复读的情况也不罕见。
　　“真是内卷得厉害。”孙睿感叹。置身其中，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韩国的教育系统，早已变成一头可以撼动整个社会根基的庞然怪兽。

韩国政府治理

　　韩国的教育竞争之所以如此“惨烈”，有其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受儒家文化影响，尊重知识、重视教育，这是东亚的文化传统，其二，韩国国土面积有限，自然资源短缺，他们的经济发展是通过高水平的人才来支撑和推动的，所以更加重视教育。”王晓玲分析。
　　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的校舍几乎是一片废墟。政府于1954年颁布《初等义务教育计划大纲》，积极展开建设。短短5年后，韩国适龄儿童入学率便达到96.4%。
　　到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的考试竞争便已相当激烈，补习班开始兴起，为那些希望进入优等学校的学生们提供额外辅导。
　　1973年，《韩国日报》报道，70%的初中生在课外参加补习，其中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的，高达27%，被人们形容为“初三升学病”。韩国教育部为扭转如此的“入学考试地狱”，缓解愈演愈烈的择校竞争，于1973年制定了“高中平准化”政策，取消重点学校、重点班之分，将全国高中划分学区，让通过国家会考的毕业生按学区确定学校就读。
　　然而，此举仅仅是将中考的升学竞争延后至高考阶段。中考没有了压力，但学生们依然需要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才能进入理想的大学。“没有了重点班，希望得到优质教育的学生转而求助于校外补习。”王晓玲解释，补习市场进一步扩张。 　　1980年，全斗焕政府上台，颁布了《7·30教育改革》，全面禁止一切非法教育补习。与此同时，还增加了高考次数，对大学招生方式进行改革，缓解国民对于高考的焦虑情绪。
　　效果并不理想。政策一出，补习纷纷转入地下，成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秘密行动。1988年《京乡新闻》一则报道称，在江南区就读的高中二、三年级学生，70%以上接受着秘密课外辅导。另一方面，由于老师们面临着违背禁令的风险，辅导市场的价码也一路飙升。
　　韩国政府的行政能力无法落实自己所颁布的禁止政策。当时，一家小型补习学校的经营者对媒体说，“据我所知，首尔江南区（教育厅）只有3名公务员，而仅该地区就有5000多家补习班。这3个人怎么能同时监控他们呢？”
　　认识到这一局面之后，韩国政府逐步放松了上述禁令。1984年，允许高中生在寒假里参加补习；1988年，允许校内开展课后补习；1989年，允许大学在校生为小学和中学生提供补习；1991年，允许小学生及中学生参加私立学校补习；1996年，允许大学毕业生为小学和中学生提供补习。
　　口子一点一点被打开，到了90年代，这一禁令已经“名存实亡”，并于2000年被正式废除。从此以后，韩国的补习市场迅速膨胀，一发不可收拾。
　　2008年，韩国政府对首尔补习机构实行“宵禁计划”，要求校外补习必须在晚上10点前结束教学活动，这一规定被延续至今。
　　2011年，《时代》周刊记者曾与首尔江南区教育办公室督查一起前去搜查违反宵禁的补习机构，晚上11点，在一栋废旧的建筑里，他们发现了40名正在补习的学生。他记录下现场的情形：“男孩女孩们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个个都吓坏了，想往楼顶上跑，我赶紧安抚他们说，‘违规的是补习班，不是你们。你们回家吧。’”
　　被檢查到的仍是少数。在首尔的街道上，会看到许多补习班的玻璃上贴着黑色的胶布，这样，晚上开着灯从外面看不到光。“晚上10点以后，补习又转为了地下，继续进行。”孙睿说，“除非被举报。”

恶性竞争的副作用

　　2014年，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教育部采取基本措施，纠正学生过度学习英语的教育环境。“学生必须学习基本的英语技能。然而，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更多的知识，除非他们想为需要专业英语水平的职业铺平道路。”朴槿惠说。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2年，韩国私立教育费用总额估计为19万亿韩元，其中，英语私立教育费用达到6.5万亿韩元。在向总统提交的年度政策报告中，韩国教育部承诺降低大学学术能力测试英语部分的试题难度。
　　韩国英语高考难到什么程度？“你让一个英语是母语的人去考试，也不一定能考好。”孙睿说。她认识一位朋友，孩子从小在美国长大，是英语母语者。来韩国学习后，反而英语一科怎么也考不好，不得已又回去美国继续念书。

有的韩国老人，中年时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投资给孩子教育，但孩子长大以后，没有一个好的就业，没办法经济反哺，而这时老人又没有了积蓄。有人会选择和子女断绝关系，然后拿社会救济。

　　“韩国的应试英语和应用英语区别很大。为了筛选学生，会出特别生僻的单词，特别拗口的语法，已经完全偏离了语言学习的初衷。”孙睿说。韩国中学允许选修第二外语，中文是选项之一。她作为中国人，去看韩国学校的中文试题，有时都拿捏不准正确答案是什么。
　　再比如，学校开设的料理测试，“并不会让你真的做一道菜，而是要求学生把食谱背下来，在卷子上选糖放多少克，油放多少滴”。这样的测试显然是与实际应用脱节的。
　　如此异化的升学竞争，对于教育本身产生的影响，是人才创新力的缺失。除此之外，副作用还体现在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全球最低的生育率。2021年，韩国统计厅报告显示，全国生育率降至史无前例的0.84。早在2016年，首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崔仁哲与韩国知名婚介公司共同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未婚男女对于生育的期望中，经济负担是一大障碍。其中，26.7%的受访者将“课外补习费用”选为生育孩子的最大负担。
　　还有居高不下的青少年自杀率。韩国保健福利部统计，2019年韩国9至24岁自杀人数为每10万人9.9人，近五年来逐年上升。“成绩和升学问题”以39.2%成为青少年选择自杀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家庭不睦”。
　　高昂的补习成本以及家庭教育投资的失败，还造成了韩国社会的“老后贫困”现象。“教育是一场投资，是有风险的。”王晓玲说，“有的韩国老人，中年时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投资给孩子教育，但孩子长大以后，没有一个好的就业，没办法经济反哺，而这时老人又没有了积蓄。有人会选择和子女断绝关系，然后拿社会救济。这一次的新冠疫情，韩国社会福利组织发现很多老人感染了病毒，在家里孤独死。真的很悲哀。”
　　不过，据她观察，最近几年，韩国的父母对于补习的热情在降温，因为现在作为父母的这一代韩国人，自己经历过这样的教育，发现自己耗尽了家里的钱，依然实现不了预期的阶层跃升。所以，半主动半被动的，陆续有人在退出竞争。
　　用我们的话来讲，韩国父母们也开始“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