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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8月15日是日本的战略纪念日，今年恰逢65周年，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的是美军空袋下日本民众的悲惨状况，却都抹去了日本是战争挑起者这一最根本的事实
在日本，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见一种绯红色的云霞，非常美丽。天气不好的时候，取而代之的，则是铅灰色的云块和滂沱大雨。
这种天气变幻常常让我联想起中日关系一近几年，经过高层互访的“破冰”、“融冰”、“暖春”之旅，铅云似已消解，绯红色的云霞初露绚烂。
当然，由历史情结和现实利益交织纠结的中日关系，既不可能永远为阴霾所笼罩，也不会总是云霞灿烂的一片玫瑰色。
舛添要一突然问，为什么不提日本对中国革命的帮助
中日之间最纠结的历史问题，日本人的理解不像中国人那样黑白分明，而是充满了复杂与暖昧。年长一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年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内心充满愧疚和歉意。
1945年3月受官方的国际文化振兴会派遣来到上海的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原本对日本侵略战争并不了解，来到中国后大受震动，1953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时间》，以一个中国文官的口吻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骇人惨状和在肉体精神两方面给中国人留下的剧烈伤痛。
比堀田早一年来到上海另一位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热爱者。他曾写道：“即使在日本国内，长江的水流，也不断在我耳畔发出不息的声响。我无法从那沉痛的、但是令人觉得无比亲切的潺潺水声中躲避开去。”
但是，在日本也始终存在着堀田和武田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我自己在日本期间曾经历过两次难忘的辩论，特别能代表日本人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
有一次，在跟几位日本朋友喝咖啡时，有一位平素相交不错的50多岁的日本男性友人问我，中国人总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这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我回答他：“我也不知道这30万人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但是我读过许多文献，在12月13日下午南京某地，日军用机枪扫射若干万人；在14日上午南京某地，日军活埋若干万人，在14日下午南京某地，日军焚烧房屋若干，强奸妇女若干。将同一文献上叙述的被杀害的人口合在一起，大概在十几万。”
我告诉他，我读的主要是日本人撰写的文献，被杀害者不是放下武器的士兵，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且还有大量妇孺。即便没有30万，这十几万应该也是个骇人的数字吧!而且就其残酷的性质而言，十几万与30万有什么差别呢?那位日本朋友哑然无语。
还有一次，我与另外两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去访问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晚上，主人在东京赤坂的一家日本料理店设宴款待我们，并请来了时任自民党参议院政策审议会长的舛添要一。
此公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专攻欧洲政治史，曾任东京大学副教授，后投身政治，连任几届参议院议员，口才甚好。
酒过数巡，大家都有些醉意。舛添突然向我们发问：中国人总是说过去日本人对中国做了什么样的坏事，其实，日本人对近代中国革命贡献也很大，比如孙中山的革命，就是靠了日本人的帮助。
后来才知道，他突然说起此事，是因为前不久日本的NI-IK电视台播放了一系列关于近代日本的纪实节目，其中有一集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日本人”。
我对此有过研究，于是回答他说，不错，孙中山革命在海外的主要据点就是日本，同盟会也是在日本友人的家里成立的，当年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在人力物力上对孙中山等进行了无私的援助，贡献良多。这些事实，在中国说得不是太多，并非妇孺皆知，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中国人知道。
不过，当时支持孙中山的头山满、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代表官方旨意的大佬，却有另外的心机，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东北部所谓“满蒙”的利益。1924年孙中山北上北京途经神户时所发表的演讲，表明他对此已经深刻警觉。事实证明，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在中国扩张的急先锋，这点也要搞清楚。
如此作答，使酒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冷场了几秒钟后，对方主动为我斟酒，将气氛缓和了过来。
战败纪念日，媒体绝口不说谁是战争挑起者
今年三月底，我来到神户大学任教，又一次亲身感受了中日关系的波诡云谲。
在今年夏天之前，最吸引日本人的有关中国的新闻应该是上海世博会，各大媒体都派出了强大的采访阵容前往上海。
从日本电视画面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上海世博会规模宏大壮丽，但试开放时秩序混乱，还有世博主题曲旋律是“钞袭”日本歌曲。
每年8月15日是日本的战败纪念日。各家媒体，尤其是NHK总会制作一些专题节目。今年恰逢65周年，算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媒体向观众传达的主题是，战争是何等残酷，和平是何等可贵。这是没问题的，但表现的方式却令我感到十分不满，甚至是气愤。
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的是美军空袭下日本民众的悲惨状况，冲绳登陆战中日本牺牲了多少平民，走上前线的年轻士兵写给母亲的家信是多么催人泪下，更不用说广岛长崎原子弹的危害。
这样的宣传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在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心目中，过去发生的战争就是与美国开战的太平洋战争，最后日本败给了美国。他们完全不谈，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随后不断向南蚕食，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国展开了一场几乎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使无辜的中国人蒙受了巨大灾难。无论是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战争，还是与美国展开的太平洋战争，媒体几乎都抹去了日本是战争挑起者这一最根本的事实。
这使我感到非常的愤懑和悲哀，因为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下，日本的年轻一代难以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认识，也会使他们在与曾有过历史纠结的中国、韩国等邻邦交往时，显出惊人的无知。
日本媒体渲染中国“意气用事”
9月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连续数日，日本媒体，尤其是NHK，头条报道都与此相关。日本媒体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报复性措施，包括事实上停止向日本出口电子产品中必不可少的原料稀土，停止部长级会谈，取消中国高官访日，大幅度削减赴日观光客，严格向日本进出口的海关手续，等等。
所有这些新闻，日本媒体都做了充分的渲染和报道。其结果是，在日本民众心目中，中国变得十分“强悍”。日本人对在街头采访的媒体记者表示，中国“意气用事”。大部分日本人对今天的中国似乎更多地感到畏惧，但缺乏尊敬。
前几天，我与一名曾在香港大学留学一年、学习中文很有热情的日本女学生聊起今日的中日关系。我问她，发生了这一系列事情，你对中国的印象有什么改变?她回答说，因为去过中国，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了解，近来的媒体渲染，并没有怎么改变她对中国的印象，但目前中日关系上出现的波折，却令她“非常担忧?”。
10月25日下午，北京机场，我在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后准备返回日本，巧遇几十名穿着中学生制服的日本学生。他们就是应温家宝总理5月邀请访华的1000名青少年中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计划9月中旬成行，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而延期。
一名肤色黝黑的男孩胸前挂的名牌上写着：访中团关西分团，滋贺县。我问他，这次走了哪些地方，他回答说北京天津唐山。我又问他，中国和日本有什么不一样?他腼腆地笑说，有些汉字意思不一样，看不懂，然后突然冒出一句：“来到中国，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蓝天!”
中日关系上空的舒心蓝天，何时能够到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今年三月起在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任教一年，著有《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等中日关系专著)
在日本，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见一种绯红色的云霞，非常美丽。天气不好的时候，取而代之的，则是铅灰色的云块和滂沱大雨。
这种天气变幻常常让我联想起中日关系一近几年，经过高层互访的“破冰”、“融冰”、“暖春”之旅，铅云似已消解，绯红色的云霞初露绚烂。
当然，由历史情结和现实利益交织纠结的中日关系，既不可能永远为阴霾所笼罩，也不会总是云霞灿烂的一片玫瑰色。
舛添要一突然问，为什么不提日本对中国革命的帮助
中日之间最纠结的历史问题，日本人的理解不像中国人那样黑白分明，而是充满了复杂与暖昧。年长一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年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内心充满愧疚和歉意。
1945年3月受官方的国际文化振兴会派遣来到上海的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原本对日本侵略战争并不了解，来到中国后大受震动，1953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时间》，以一个中国文官的口吻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骇人惨状和在肉体精神两方面给中国人留下的剧烈伤痛。
比堀田早一年来到上海另一位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热爱者。他曾写道：“即使在日本国内，长江的水流，也不断在我耳畔发出不息的声响。我无法从那沉痛的、但是令人觉得无比亲切的潺潺水声中躲避开去。”
但是，在日本也始终存在着堀田和武田以外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我自己在日本期间曾经历过两次难忘的辩论，特别能代表日本人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
有一次，在跟几位日本朋友喝咖啡时，有一位平素相交不错的50多岁的日本男性友人问我，中国人总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人，这是如何统计出来的?
我回答他：“我也不知道这30万人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但是我读过许多文献，在12月13日下午南京某地，日军用机枪扫射若干万人；在14日上午南京某地，日军活埋若干万人，在14日下午南京某地，日军焚烧房屋若干，强奸妇女若干。将同一文献上叙述的被杀害的人口合在一起，大概在十几万。”
我告诉他，我读的主要是日本人撰写的文献，被杀害者不是放下武器的士兵，就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且还有大量妇孺。即便没有30万，这十几万应该也是个骇人的数字吧!而且就其残酷的性质而言，十几万与30万有什么差别呢?那位日本朋友哑然无语。
还有一次，我与另外两位复旦大学的教授去访问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晚上，主人在东京赤坂的一家日本料理店设宴款待我们，并请来了时任自民党参议院政策审议会长的舛添要一。
此公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专攻欧洲政治史，曾任东京大学副教授，后投身政治，连任几届参议院议员，口才甚好。
酒过数巡，大家都有些醉意。舛添突然向我们发问：中国人总是说过去日本人对中国做了什么样的坏事，其实，日本人对近代中国革命贡献也很大，比如孙中山的革命，就是靠了日本人的帮助。
后来才知道，他突然说起此事，是因为前不久日本的NI-IK电视台播放了一系列关于近代日本的纪实节目，其中有一集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日本人”。
我对此有过研究，于是回答他说，不错，孙中山革命在海外的主要据点就是日本，同盟会也是在日本友人的家里成立的，当年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在人力物力上对孙中山等进行了无私的援助，贡献良多。这些事实，在中国说得不是太多，并非妇孺皆知，但也有相当部分的中国人知道。
不过，当时支持孙中山的头山满、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代表官方旨意的大佬，却有另外的心机，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东北部所谓“满蒙”的利益。1924年孙中山北上北京途经神户时所发表的演讲，表明他对此已经深刻警觉。事实证明，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了在中国扩张的急先锋，这点也要搞清楚。
如此作答，使酒宴的气氛顿时有些紧张，冷场了几秒钟后，对方主动为我斟酒，将气氛缓和了过来。
战败纪念日，媒体绝口不说谁是战争挑起者
今年三月底，我来到神户大学任教，又一次亲身感受了中日关系的波诡云谲。
在今年夏天之前，最吸引日本人的有关中国的新闻应该是上海世博会，各大媒体都派出了强大的采访阵容前往上海。
从日本电视画面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上海世博会规模宏大壮丽，但试开放时秩序混乱，还有世博主题曲旋律是“钞袭”日本歌曲。
每年8月15日是日本的战败纪念日。各家媒体，尤其是NHK总会制作一些专题节目。今年恰逢65周年，算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媒体向观众传达的主题是，战争是何等残酷，和平是何等可贵。这是没问题的，但表现的方式却令我感到十分不满，甚至是气愤。
日本媒体大量报道的是美军空袭下日本民众的悲惨状况，冲绳登陆战中日本牺牲了多少平民，走上前线的年轻士兵写给母亲的家信是多么催人泪下，更不用说广岛长崎原子弹的危害。
这样的宣传方式导致的结果是，在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心目中，过去发生的战争就是与美国开战的太平洋战争，最后日本败给了美国。他们完全不谈，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随后不断向南蚕食，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在中国展开了一场几乎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使无辜的中国人蒙受了巨大灾难。无论是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战争，还是与美国展开的太平洋战争，媒体几乎都抹去了日本是战争挑起者这一最根本的事实。
这使我感到非常的愤懑和悲哀，因为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下，日本的年轻一代难以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认识，也会使他们在与曾有过历史纠结的中国、韩国等邻邦交往时，显出惊人的无知。
日本媒体渲染中国“意气用事”
9月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连续数日，日本媒体，尤其是NHK，头条报道都与此相关。日本媒体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报复性措施，包括事实上停止向日本出口电子产品中必不可少的原料稀土，停止部长级会谈，取消中国高官访日，大幅度削减赴日观光客，严格向日本进出口的海关手续，等等。
所有这些新闻，日本媒体都做了充分的渲染和报道。其结果是，在日本民众心目中，中国变得十分“强悍”。日本人对在街头采访的媒体记者表示，中国“意气用事”。大部分日本人对今天的中国似乎更多地感到畏惧，但缺乏尊敬。
前几天，我与一名曾在香港大学留学一年、学习中文很有热情的日本女学生聊起今日的中日关系。我问她，发生了这一系列事情，你对中国的印象有什么改变?她回答说，因为去过中国，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了解，近来的媒体渲染，并没有怎么改变她对中国的印象，但目前中日关系上出现的波折，却令她“非常担忧?”。
10月25日下午，北京机场，我在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后准备返回日本，巧遇几十名穿着中学生制服的日本学生。他们就是应温家宝总理5月邀请访华的1000名青少年中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计划9月中旬成行，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而延期。
一名肤色黝黑的男孩胸前挂的名牌上写着：访中团关西分团，滋贺县。我问他，这次走了哪些地方，他回答说北京天津唐山。我又问他，中国和日本有什么不一样?他腼腆地笑说，有些汉字意思不一样，看不懂，然后突然冒出一句：“来到中国，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蓝天!”
中日关系上空的舒心蓝天，何时能够到来?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今年三月起在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国际文化学研究科任教一年，著有《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等中日关系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