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与妈祖共处一岛，中西混搭的独特风情在岛上一直延续至今。
　　天主教堂的建筑材料全取自岛上的珊瑚礁、火山岩，以糯米浆黏合建造。
　　天主教堂为岛上居民构建了丰富的精神殿堂，为他们点亮人生的长明灯。
　　我们来到盛塘村，远远望见香蕉林掩映的天主堂气势恢弘地矗立着。教堂的庭院里种植了几棵芒果树，历经百年沧桑，在芒果成熟的季节里，整个庭院散发着诱人的果香。据当地人介绍，涠洲岛现有天主教信徒2000多人，每逢星期日，便有信徒到此做礼拜。要是幸运的话，还能看到当地原汁原味的天主教婚礼。
　　行走在教堂边沿，高大雄伟的天主堂在四周低矮民居的衬托下，显得规模庞大，气势磅礴。正门顶端是钟楼，高耸着罗马式的尖塔，有着“向天一击”的气势，让人深感“天国神秘”的幻觉，回味久久。
　　每天早上8点，82岁的黄希珍都要去教堂内外转上一圈，才能安静坐在教堂东侧门的耳房里，开始与志愿者研究需要安排的工作或接待游客的事情。一年四季不管登岛游客或多或少，黄希珍做为天主教堂的会长，既要安排好教友周末做弥撒的空间，也尽量不影响游客来此参观。由于涠洲岛天主教堂属于北海教区，暂时没有常住传教士或神父，只有黄希珍老人主持着天主教堂的日常事务。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自幼在盛堂村长大的黄希珍为学习文化，每学期坐油布帆船去北海教区的修道院求学，遇见顺风天气一天就能到北海；遇见无风天气就得在海上漂泊三天才能靠岸。建国初期，政府派来一只机动船保障涠洲岛与北海的海上交通。在黄希珍的记忆里，那艘机船叫“青年号”，风平浪静的日子几个小时就能到达北海码头了。
　　“一座占地面积1500多平方米的天主堂，怎么会没有传教士和神父呢？”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去拜访黄希珍会长。在教堂东侧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他一边找出一册《涠洲岛天主教堂简史》送给我，一边说：“早在150多年前，一位法国神父领着一群迁徙而来的教民，修建了涠洲岛天主教堂。”
　　简史记载：1850年，广东恩平、开平的客家人与土著发生争斗，两败俱伤。一族客家人逃往遂溪，遇见来中国南方传教的法国巴黎教会的唐神父援助救济。唐神父见众人居无定处，即向地方官府请示带众民前往北海涠洲岛拓荒求生。登岛之后，唐神父潜心传播福音，岛上居民开始信仰天主教。
　　1853年，本是建筑师的法国范神父来到岛上接任。他与岛民历经10年努力，用坚硬的火山岩和珊瑚石修建起一座雄伟壮观的哥特式教堂，除了钟楼还有修道院、育婴堂、学校和医院等设施，成为岛上的标志性建筑。从那时起，耶稣与妈祖共处一岛，中西混搭的独特风情在岛上一直延续至今。
　　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没有一根钢筋和一斤水泥的条件下，他们居然可以用珊瑚、岩石、泥浆等材料完成如此坚固的建筑。百年岁月，经历一次又一次风雨的洗礼，经历一场又一场强劲台风的袭击，却依然坚固如初地屹立在那里。
　　清末至民国初年，天主教堂除传教外，一直坚持开办修道院、孤儿院等，历任本堂神父共计十位；1938年，日寇入侵，教堂成为民居之避难所。日本人滥杀无辜，两位神父不幸遇难，抗战胜利后骨骸迁葬横领圣地。1946年，古神父接任教会事务，恢复宗教活动，继续办小学、开卫生院。
　　由于文革横扫“四旧”，除教堂和钟楼外，其余都已荡然无存。文革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府拨款维修教堂，宗教活动重获恢复。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女士曾到涠洲岛教堂参观，捐助一万元购置跪凳坐椅；香港黎和乐神父亦捐巨款维修教堂四周墙壁，使教堂蓬荜生辉。
　　一百多年来，天主教堂虽经历了多少风雨的冲刷，仍保存完好，可供教徒们弥撒祈祷和供游客观瞻。岁月的年轮在它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它恢宏的气势不减当年，犹如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沧桑中蕴藏着旺盛的生命力，以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客家渔民，为他们点亮人生的长明灯。
　　我抚摸着灰暗的墙壁，不禁感慨，在那个边陲渔民相对愚蛮的年代，宗教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大、如此顽强，它使荒凉的岛屿闪耀了教义的光辉，为岛上的居民构建了丰富的精神殿堂。我仿佛听到那远去的钟声，依旧洪亮绵长。
　　作为本土文化的妈祖文化对岛民也影响至深。岛上渔民大多敬妈祖为神明，供奉妈祖的天后宫，是一个把建筑和海蚀洞合为一体的庙宇，在火山悬崖峭壁下，依山傍海，精巧别致。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辰和农历十月收获季节，渔民均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感谢妈祖保佑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