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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雀记》是苏童于201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作者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主要描写时代巨变中保润、柳生、仙女三人的爱恨情仇，展现转型期间个体精神窘境和国民精神紊乱的局面。在叙述方法上作者采用象征隐喻的方式完成了对当下现实最沉重的介入。全书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隐喻，书名和文本中诸多隐喻相互呼应，构成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意象群。
关键词：苏童;黄雀记;自我救赎;意象
苏童在90年代初凭借《妻妾成群》《红粉》等写作成为新历史小说的领军人物，其天才的想象力、绝佳的叙述能力与巧妙的语言技巧征服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进入新世纪，与90年代沉迷于历史题材创作相比，苏童的小说更多地体现了作家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的探索。在小说题材上大胆求变，这对于习惯了将思绪沉浸在历史时空进行想象性创作的苏童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苏童自己这样说：“我确实在破坏我自己，破坏某种我赖以生存的、用惯了的武器，比如语言、节奏、风格等等。我不再满足于我自己，我想改变，想割断与自己过去的联系。把以前‘商标化’了的苏童全部打碎，然后脚踏实地，直面惨淡的人生。”[1]因此，秉持着这样的创作理念，作者于2002年发表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小说着力表现世纪之交若干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这对苏童的创作历程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型。
时隔多年，苏童又一部表现现实的长篇小说《黄雀记》问世，该书在2015年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作者沿着之前开辟的香椿树街叙述空间进一步扩展，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现实生活，带有明显的社会变迁底色。保润、柳生、仙女之间的爱恨纠葛贯穿全文，作者通过这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人的命运，着力表现时代巨变中人的精神困境与时代变化中青春成长的扭结。在叙述方法上作者采用象征隐喻的方式完成了对当下现实最沉重的介入，全书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隐喻，书名和文本中诸多隐喻相互呼应，构成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意象群。
一
在蘇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作者向来偏好于表现主人公的成长，但像他说的那样，“我所有的成长小说没有一个以完成成长而告终，成长总是未完待续”[2]。小说中的主人公均没有按照社会秩序所要求的那样成长，大多表现出对现实秩序的疏离和逃避，最终以被现实抛弃而告终。《黄雀记》中的保润就是如此，在时代主流生活之外经过游弋挣扎后陷入悲剧性的沉沦结局。他和当年香椿树街的少年一样，孤僻怪诞，难以融入同龄人，有着阴郁固执的个性，在他身上依稀能看见《城北地带》红旗等少年的影子。
十八岁那年，保润把仙女捆在水塔上，跟随其后的柳生对仙女施以侵害，保润却被栽赃成强奸犯，在监狱度过十年光阴。出狱后，保润也尝试过与柳生、仙女和解，可他内心的偏执始终无法说服自己，保润觉得自己遭到了仙女和柳生的欺骗，最后将柳生捅死自己再度入狱。保润对抗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捆人来实现的，他人是被缚者，保润是缚者，在这场螳螂捕蝉的游戏中，殊不知保润才是作茧自缚，命运的绳索已悄悄对他施加了魔法。
少年时期的保润对仙女的感情复杂又偏执，充满情欲，带有一种青春期男孩爱而不得的忧伤和怨愤。因为保润没有柳生风流多金，因为他没有漂亮的白色摩托车，也因为他不会表达爱意，因而难以得到仙女的倾心。柳生撺掇两人在水塔跳小拉，小拉没跳成等待保润的却是警车。十年的空缺无法弥补，保润出狱后，他的记忆仍停留在十八岁那年，比如那一个个想要绑住时代的绳索，那咚哒咚哒的小拉。出狱后的保润并非只想着报仇，他也试图寻求和解。保润选择和解的方式就是希望和仙女在水塔重新跳小拉，他贴着仙女跳舞，留下了温热的眼泪，如同“一个受惊的孩童无助的依偎着母亲”。其实，出狱后的保润其内心也很脆弱无助，面对不知所措的生活，面对时代的巨大变迁，他也在寻求着内心的救赎与依托。
可故事最后，仍以保润醉酒后连捅柳生三刀，自己再度入狱而结局。为什么保润还是没能和自己和解，没能和柳生、仙女和解，三人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方面，在对仙女、柳生的情感态度上，他对仙女幽密的情愫仍停留在十八岁，出狱后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和仙女跳小拉，并且也乐意将自己的房子租给仙女避难，可仙女依然任性蛮横、我行我素，对保润的所作所为并不领情，他感到挫败失望。故事结尾，保润以为柳生在和仙女暗中私通，而他转眼又娶了别家的姑娘。在保润眼里，柳生强奸玩弄了仙女但又和其他女人结婚，这无论如何都是对他牢狱十年的讽刺、对他坚守的嘲笑，柳生的行为击碎了保润内心美好的幻想，保润为自己的十年感到不值、感到被欺骗，他的偏执让他再次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在个人生活上，如今柳生混得风生水起、风光无限，而他自己，却因别人的栽赃，耽误了最好的十年，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让他难以适应，出狱后穷困潦倒，无所依托。苏童在《我写〈黄雀记〉》就说道：“所谓面对过去，有一部分也容易，那就是清算他人之罪，只有自我清算这一部分，最为艰难痛苦，无关仇恨与复仇了，自我便是自我的敌人。”[3]如果说柳生、仙女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欲望付出惨痛代价，而保润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倒霉鬼，下半辈子的监狱生活就是他因偏执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用几个词来概括柳生，那就是犯罪与寻求救赎。命运对柳生的捉弄在于让柳生之后的人生充满了愧疚感，使他变得谦卑而世故。柳生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但“给他的教训就是整个青春期的夹着尾巴做人”[4]119。
柳生对保润其实一直心怀愧怍，两次枫林监狱之旅，均以没有足够的勇气见保润而告终，他把对保润的歉疚都还到了祖父的头上，这种偿还方式让柳生感到心安。可对于仙女，对于那尘封已久的真相，他始终没有勇气去面对，一旦揭开犯罪的面纱，赐予柳生的将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量。可时过多年，仙女还是回到了香椿树街，多年后化名白蓁的仙女还是那么明艳动人、美貌性感，曾经的负罪感竟在虚幻中悄悄变异，升华为某种荣耀，夹杂了一丝甜蜜。可见柳生对仙女的感情还是极其暧昧的，他自己也分不清对仙女的复杂情谊到底是歉意还是谢意或是某种不可表达的柔情蜜意。他替仙女去向翟鹰讨债，租房子照顾怀孕中的她，在水塔中为他们三人祈福，都表现出他寻求救赎、祈求心安的愿望。但同时，柳生骨子里其实是很理性的，正是这种理性支撑他好好生活到现在，他也清楚明白仙女不是他最后的归宿，因而在故事的结局，他很快听从父母安排和别人结了婚。 柳生这几年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其实心里的创伤并未痊愈，遇到事情的时候，内心仍觉得难以接受，比如在水塔事件中，传达室张师傅对他的亵渎，“听说你以前那个过白小姐”并用两只手做了一个下流的手势，这种话极大地伤害了柳生的自尊心，他立马就感到胃痛、身体不适。马戏团驯养师翟鹰被逼自杀，白马在他自杀的这天离奇失踪，逃回来为主人送行，白马身上沾染的翟鹰的血使他眩晕，可能白马的行为让柳生感到道德上的愧怍与羞耻，所以他对白马心生敬意，产生了强烈的晕血感。柳生的胃痛、晕血这些身体反应是最诚实骗不了人的，他因年少无知犯下的错要付出一生的代价，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着自我的救赎。
与保守固执的保润不同，住在井亭医院但分外灵动的仙女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从少女时代开始，就对外界潮流有着热切的向往，攒钱去买录音带、渴望去工人文化宫滑冰、带一次漂亮的白色头盔这些都是她小小的愿望。长大后，仙女由最初的愿望上升为无止境的欲望，不切实际地追逐完全不属于她的生活，渴望名牌、渴望奢华的享受，想要凭借自己的身体、玩弄男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殊不知命运的绳索将她从一个个男人手中传递，最终只剩下自己独自承担生活带给她的苦果。
多年后化名白蓁的仙女在借了郑老板三十万元无力偿还之后就消失在香椿树街，而她再次回归则是以一名孕妇的身份出现。在她怀孕的这段时间里，柳生为了弥补之前对她的伤害承担起了照顾她的重任，在日常相处的某些时刻，仙女竟对柳生产生了一丝暧昧的情愫，“她坐下来喝粥，忽然觉得这个早晨其实很好。他们未经恋爱，未经婚礼，未经相处，竟然像一对恩爱夫妻那样默契了，这是她想象过很多次的家庭生活场景，这是她心目中女人最起码的幸福”[4]278。说明在仙女这个人物身上，并不仅仅有对物质的迷恋，也有对日常温馨生活的向往。当她鼓起勇气向柳生试探着要不要在一起时，柳生的答案让她失望：“做老公不合适，我做你情人吧。”[4]281柳生这么多年夹着尾巴做人，理性肯定是占了感性的上风，他也深知他对仙女的感情有一定赎罪的成分在里面，并不完完全全是因为爱，所以柳生是理智而清醒的，而仙女看不清自己，始终生活在自己营造的虚幻假象之中，因而她才会感到一次次的失望和被欺骗。
在这场螳螂捕蝉的游戏中，如果说柳生追求的是情欲，仙女是物欲，而保润则是个游离于时代的倒霉鬼，保润为自己的执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论是拼命想要赶上时代潮流的柳生、仙女，还是怪诞孤僻的保润，一个处于改革开放浪潮最前沿，一个被时间放逐，但他们的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都难逃时代洪流的侵蚀。作者在这里以保润、柳生、仙女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表现了复杂幽暗的人性，描绘出转型期间个体精神的窘境和国民精神的紊乱局面。
二
先锋派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叙述革命，这场革命极大冲击了流行于当时文坛的伪浪漫、伪崇高浪潮，但仅靠形式实验，先锋文学很快陷入虚无的泥沼。90年代先锋作家纷纷转型，到21世纪，虽然作为一个群体的先锋小说已经消失，但他的艺术遗产却进入了当代小说写作的每一个环节。进入新世纪，先锋作家们包括苏童在内都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不断思考着该用何种方式表现现实、如何处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如何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既不强行与自己原有的艺术风格割裂又不与社会现实脱节。苏童的《黄雀记》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在苏童近年的小说中，笔者发现他好多小说创作善用人物和动物或是一些小物件作为故事的牵引，成为寄予作家精神指向的独特意象。苏童是倚靠想象进行写作的作家，而意象成为他艺术想象的重要载体，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其审美价值。书名以《黄雀记》为题，但文中并没有提到黄雀意象。在阐释为何以“黄雀”为题时，苏童说“情节中有一个看不见的黄雀，所以永远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可能是看上去很漂亮的意象后面的一个阴影、一个线索。”[4]18在笔者看来，正如作者所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正是全书最大的隐喻，是对人物命运的全然关照，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捕蝉的螳螂，我们在熙熙攘攘的时代环境中奋不顾身地追求自己的物欲、情欲，殊不知在這背后那个无形的“黄雀”早已隐隐作祟，不论我们如何挣扎都逃不过这张巨大的命运之网。这一象征隐喻留给我们对书中人物巨大的想象空间，保润、柳生、仙女三人都在追逐自己欲望的过程中陷入悲剧命运的泥沼。作者用这一意象诠释他们的悲剧人生。笔者在第一节重点分析了人物命运对书名的诠释，其实不仅仅是书名，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其他动物意象，这些意象提升了小说的表现力与美学趣味，成为作者表达感情的钥匙与价值归向。
文中出现的蛇意象同样别具内涵。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中，蛇成为贯穿文本的整体意象，通过蛇的滑行屈就来隐喻世纪之交人性的变异。而《黄雀记》中，文中在拆家时出现的蛇、蛇的洞穴这些意象成为祖先与家族生命的象征。保润父亲拆家时，惊扰了家蛇，使得一条大蛇出洞，“家蛇不能打，打不得的，家蛇不咬自家人”“听说是祖宗的魂灵变得，能替后代守家。”[4]18蛇是祖先的魂灵所在，蛇的洞穴往往象征着祖先栖居地，老一辈人内心最后的归宿。可当蛇出现时，“祖宗的魂灵被一个后代的智慧征服了”[4]18。因而，“蛇的道路充满祖先的叹息声，带着另一时空的积怨，消失在街道尽头”[4]18。为什么要用蛇来象征老祖宗的灵魂？笔者认为，蛇代表着一种屈就和滑行的姿态，在世纪之交的商品经济时代，代表老一辈人的信仰、价值观、传统秩序通通都要向现实低头，表现了新时期商品经济对传统家族秩序的冲击。
在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街与河这两个意象几乎贯穿在所有的叙述中。这条街永远是泥泞不堪，狭窄肮脏的，河永远是“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间或还漂流而下男人或女人肿胀的尸体”，这些意象成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框，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人们毫无温馨恬静的诗意。在《黄雀记》白小姐的夏天中，柳生死后，白小姐受到整个香椿树街居民的围攻，万般无奈之下决心逃走，她一咬牙跳下了墙，“河水有点脏，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工业油污，它们在阳光下画出一圈圈色彩斑斓的花纹”[4]298“她在河里艰难地行走，并没有人阻拦她，阻拦她的是蜷缩在驳岸墙根上的一片片垃圾。有一只避孕套令她恶心，似乎刚刚被人使用过，套口还拖曳着一丝黏液，它促狭地尾随着她，提醒她欧洲之行犯下的某个过错”[4]298。“她感到岸上的香椿树街在拒绝她，整个世界在拒绝她，只有水在挽留她。”[4]298她接受河水的训诫，“洗一洗吧，洗一洗。”河水是博大的，能容纳现实世界的垃圾污秽，也能容纳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罪恶，洗一洗吧洗一洗，这个时候仙女才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希望这“圣水”能够洗涤自己犯下的错。小说结局笼罩着这种沉重哀婉的气氛，意象的呈现直接传达出人物在刹那间的顿悟，使得作品笼罩着生命和死亡的气息。
意象在苏童小说中大量存在而且提升着小说的表现力度。除了上述动物与河等意象，在这部小说中，仍出现了“逃”这一意象。故事结局，仙女被香椿树街的人驱逐，又重新带着孩子住进了水塔，可现实、舆论的压力再次使她选择了逃离，临走前她把保润的衣服洗好交给祖父，现在的她才明白自己是有罪的，开始寻求原谅和救赎。她离开的姿态本是对现实的逃避，但也不妨是一次重新开始。她并没有能力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也没有勇气继续待在香椿树街，生活对她的惩罚过重，逃避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她还没有学会做一个母亲，逃离现在的生活也许才会重新来过。
总体而言，香椿树街是苏童为自己小说预设的一个恒久的叙述背景，苏童特别喜欢在这个背景下进行文学想象。《黄雀记》沿着香椿树街这一文学地理空间，塑造了保润、柳生、仙女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时代巨变中人物的精神历程，同时丰富的意象隐喻也为小说增添了文化内涵，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个极为精致圆润的长篇之作。我们相信苏童凭借其执著而独特的写作，别致精妙的艺术风格，必定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道迷人风景线。
参考文献：
[1]陆梅.把标签化了的苏童打碎[N].文学报，2002-04-18.
[2]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80.
[3]苏童.我写《黄雀记》（附节选）[J].鸭绿江，2014（4）：124-128.
[4]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庄妍，湖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编辑：姜闪闪
关键词：苏童;黄雀记;自我救赎;意象
苏童在90年代初凭借《妻妾成群》《红粉》等写作成为新历史小说的领军人物，其天才的想象力、绝佳的叙述能力与巧妙的语言技巧征服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进入新世纪，与90年代沉迷于历史题材创作相比，苏童的小说更多地体现了作家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的探索。在小说题材上大胆求变，这对于习惯了将思绪沉浸在历史时空进行想象性创作的苏童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苏童自己这样说：“我确实在破坏我自己，破坏某种我赖以生存的、用惯了的武器，比如语言、节奏、风格等等。我不再满足于我自己，我想改变，想割断与自己过去的联系。把以前‘商标化’了的苏童全部打碎，然后脚踏实地，直面惨淡的人生。”[1]因此，秉持着这样的创作理念，作者于2002年发表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小说着力表现世纪之交若干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这对苏童的创作历程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型。
时隔多年，苏童又一部表现现实的长篇小说《黄雀记》问世，该书在2015年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作者沿着之前开辟的香椿树街叙述空间进一步扩展，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现实生活，带有明显的社会变迁底色。保润、柳生、仙女之间的爱恨纠葛贯穿全文，作者通过这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人的命运，着力表现时代巨变中人的精神困境与时代变化中青春成长的扭结。在叙述方法上作者采用象征隐喻的方式完成了对当下现实最沉重的介入，全书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隐喻，书名和文本中诸多隐喻相互呼应，构成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意象群。
一
在蘇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作者向来偏好于表现主人公的成长，但像他说的那样，“我所有的成长小说没有一个以完成成长而告终，成长总是未完待续”[2]。小说中的主人公均没有按照社会秩序所要求的那样成长，大多表现出对现实秩序的疏离和逃避，最终以被现实抛弃而告终。《黄雀记》中的保润就是如此，在时代主流生活之外经过游弋挣扎后陷入悲剧性的沉沦结局。他和当年香椿树街的少年一样，孤僻怪诞，难以融入同龄人，有着阴郁固执的个性，在他身上依稀能看见《城北地带》红旗等少年的影子。
十八岁那年，保润把仙女捆在水塔上，跟随其后的柳生对仙女施以侵害，保润却被栽赃成强奸犯，在监狱度过十年光阴。出狱后，保润也尝试过与柳生、仙女和解，可他内心的偏执始终无法说服自己，保润觉得自己遭到了仙女和柳生的欺骗，最后将柳生捅死自己再度入狱。保润对抗世界的方式是通过捆人来实现的，他人是被缚者，保润是缚者，在这场螳螂捕蝉的游戏中，殊不知保润才是作茧自缚，命运的绳索已悄悄对他施加了魔法。
少年时期的保润对仙女的感情复杂又偏执，充满情欲，带有一种青春期男孩爱而不得的忧伤和怨愤。因为保润没有柳生风流多金，因为他没有漂亮的白色摩托车，也因为他不会表达爱意，因而难以得到仙女的倾心。柳生撺掇两人在水塔跳小拉，小拉没跳成等待保润的却是警车。十年的空缺无法弥补，保润出狱后，他的记忆仍停留在十八岁那年，比如那一个个想要绑住时代的绳索，那咚哒咚哒的小拉。出狱后的保润并非只想着报仇，他也试图寻求和解。保润选择和解的方式就是希望和仙女在水塔重新跳小拉，他贴着仙女跳舞，留下了温热的眼泪，如同“一个受惊的孩童无助的依偎着母亲”。其实，出狱后的保润其内心也很脆弱无助，面对不知所措的生活，面对时代的巨大变迁，他也在寻求着内心的救赎与依托。
可故事最后，仍以保润醉酒后连捅柳生三刀，自己再度入狱而结局。为什么保润还是没能和自己和解，没能和柳生、仙女和解，三人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方面，在对仙女、柳生的情感态度上，他对仙女幽密的情愫仍停留在十八岁，出狱后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和仙女跳小拉，并且也乐意将自己的房子租给仙女避难，可仙女依然任性蛮横、我行我素，对保润的所作所为并不领情，他感到挫败失望。故事结尾，保润以为柳生在和仙女暗中私通，而他转眼又娶了别家的姑娘。在保润眼里，柳生强奸玩弄了仙女但又和其他女人结婚，这无论如何都是对他牢狱十年的讽刺、对他坚守的嘲笑，柳生的行为击碎了保润内心美好的幻想，保润为自己的十年感到不值、感到被欺骗，他的偏执让他再次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在个人生活上，如今柳生混得风生水起、风光无限，而他自己，却因别人的栽赃，耽误了最好的十年，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让他难以适应，出狱后穷困潦倒，无所依托。苏童在《我写〈黄雀记〉》就说道：“所谓面对过去，有一部分也容易，那就是清算他人之罪，只有自我清算这一部分，最为艰难痛苦，无关仇恨与复仇了，自我便是自我的敌人。”[3]如果说柳生、仙女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欲望付出惨痛代价，而保润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倒霉鬼，下半辈子的监狱生活就是他因偏执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用几个词来概括柳生，那就是犯罪与寻求救赎。命运对柳生的捉弄在于让柳生之后的人生充满了愧疚感，使他变得谦卑而世故。柳生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但“给他的教训就是整个青春期的夹着尾巴做人”[4]119。
柳生对保润其实一直心怀愧怍，两次枫林监狱之旅，均以没有足够的勇气见保润而告终，他把对保润的歉疚都还到了祖父的头上，这种偿还方式让柳生感到心安。可对于仙女，对于那尘封已久的真相，他始终没有勇气去面对，一旦揭开犯罪的面纱，赐予柳生的将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量。可时过多年，仙女还是回到了香椿树街，多年后化名白蓁的仙女还是那么明艳动人、美貌性感，曾经的负罪感竟在虚幻中悄悄变异，升华为某种荣耀，夹杂了一丝甜蜜。可见柳生对仙女的感情还是极其暧昧的，他自己也分不清对仙女的复杂情谊到底是歉意还是谢意或是某种不可表达的柔情蜜意。他替仙女去向翟鹰讨债，租房子照顾怀孕中的她，在水塔中为他们三人祈福，都表现出他寻求救赎、祈求心安的愿望。但同时，柳生骨子里其实是很理性的，正是这种理性支撑他好好生活到现在，他也清楚明白仙女不是他最后的归宿，因而在故事的结局，他很快听从父母安排和别人结了婚。 柳生这几年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其实心里的创伤并未痊愈，遇到事情的时候，内心仍觉得难以接受，比如在水塔事件中，传达室张师傅对他的亵渎，“听说你以前那个过白小姐”并用两只手做了一个下流的手势，这种话极大地伤害了柳生的自尊心，他立马就感到胃痛、身体不适。马戏团驯养师翟鹰被逼自杀，白马在他自杀的这天离奇失踪，逃回来为主人送行，白马身上沾染的翟鹰的血使他眩晕，可能白马的行为让柳生感到道德上的愧怍与羞耻，所以他对白马心生敬意，产生了强烈的晕血感。柳生的胃痛、晕血这些身体反应是最诚实骗不了人的，他因年少无知犯下的错要付出一生的代价，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着自我的救赎。
与保守固执的保润不同，住在井亭医院但分外灵动的仙女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从少女时代开始，就对外界潮流有着热切的向往，攒钱去买录音带、渴望去工人文化宫滑冰、带一次漂亮的白色头盔这些都是她小小的愿望。长大后，仙女由最初的愿望上升为无止境的欲望，不切实际地追逐完全不属于她的生活，渴望名牌、渴望奢华的享受，想要凭借自己的身体、玩弄男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殊不知命运的绳索将她从一个个男人手中传递，最终只剩下自己独自承担生活带给她的苦果。
多年后化名白蓁的仙女在借了郑老板三十万元无力偿还之后就消失在香椿树街，而她再次回归则是以一名孕妇的身份出现。在她怀孕的这段时间里，柳生为了弥补之前对她的伤害承担起了照顾她的重任，在日常相处的某些时刻，仙女竟对柳生产生了一丝暧昧的情愫，“她坐下来喝粥，忽然觉得这个早晨其实很好。他们未经恋爱，未经婚礼，未经相处，竟然像一对恩爱夫妻那样默契了，这是她想象过很多次的家庭生活场景，这是她心目中女人最起码的幸福”[4]278。说明在仙女这个人物身上，并不仅仅有对物质的迷恋，也有对日常温馨生活的向往。当她鼓起勇气向柳生试探着要不要在一起时，柳生的答案让她失望：“做老公不合适，我做你情人吧。”[4]281柳生这么多年夹着尾巴做人，理性肯定是占了感性的上风，他也深知他对仙女的感情有一定赎罪的成分在里面，并不完完全全是因为爱，所以柳生是理智而清醒的，而仙女看不清自己，始终生活在自己营造的虚幻假象之中，因而她才会感到一次次的失望和被欺骗。
在这场螳螂捕蝉的游戏中，如果说柳生追求的是情欲，仙女是物欲，而保润则是个游离于时代的倒霉鬼，保润为自己的执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论是拼命想要赶上时代潮流的柳生、仙女，还是怪诞孤僻的保润，一个处于改革开放浪潮最前沿，一个被时间放逐，但他们的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都难逃时代洪流的侵蚀。作者在这里以保润、柳生、仙女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表现了复杂幽暗的人性，描绘出转型期间个体精神的窘境和国民精神的紊乱局面。
二
先锋派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叙述革命，这场革命极大冲击了流行于当时文坛的伪浪漫、伪崇高浪潮，但仅靠形式实验，先锋文学很快陷入虚无的泥沼。90年代先锋作家纷纷转型，到21世纪，虽然作为一个群体的先锋小说已经消失，但他的艺术遗产却进入了当代小说写作的每一个环节。进入新世纪，先锋作家们包括苏童在内都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不断思考着该用何种方式表现现实、如何处理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如何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既不强行与自己原有的艺术风格割裂又不与社会现实脱节。苏童的《黄雀记》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在苏童近年的小说中，笔者发现他好多小说创作善用人物和动物或是一些小物件作为故事的牵引，成为寄予作家精神指向的独特意象。苏童是倚靠想象进行写作的作家，而意象成为他艺术想象的重要载体，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其审美价值。书名以《黄雀记》为题，但文中并没有提到黄雀意象。在阐释为何以“黄雀”为题时，苏童说“情节中有一个看不见的黄雀，所以永远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可能是看上去很漂亮的意象后面的一个阴影、一个线索。”[4]18在笔者看来，正如作者所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正是全书最大的隐喻，是对人物命运的全然关照，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捕蝉的螳螂，我们在熙熙攘攘的时代环境中奋不顾身地追求自己的物欲、情欲，殊不知在這背后那个无形的“黄雀”早已隐隐作祟，不论我们如何挣扎都逃不过这张巨大的命运之网。这一象征隐喻留给我们对书中人物巨大的想象空间，保润、柳生、仙女三人都在追逐自己欲望的过程中陷入悲剧命运的泥沼。作者用这一意象诠释他们的悲剧人生。笔者在第一节重点分析了人物命运对书名的诠释，其实不仅仅是书名，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其他动物意象，这些意象提升了小说的表现力与美学趣味，成为作者表达感情的钥匙与价值归向。
文中出现的蛇意象同样别具内涵。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中，蛇成为贯穿文本的整体意象，通过蛇的滑行屈就来隐喻世纪之交人性的变异。而《黄雀记》中，文中在拆家时出现的蛇、蛇的洞穴这些意象成为祖先与家族生命的象征。保润父亲拆家时，惊扰了家蛇，使得一条大蛇出洞，“家蛇不能打，打不得的，家蛇不咬自家人”“听说是祖宗的魂灵变得，能替后代守家。”[4]18蛇是祖先的魂灵所在，蛇的洞穴往往象征着祖先栖居地，老一辈人内心最后的归宿。可当蛇出现时，“祖宗的魂灵被一个后代的智慧征服了”[4]18。因而，“蛇的道路充满祖先的叹息声，带着另一时空的积怨，消失在街道尽头”[4]18。为什么要用蛇来象征老祖宗的灵魂？笔者认为，蛇代表着一种屈就和滑行的姿态，在世纪之交的商品经济时代，代表老一辈人的信仰、价值观、传统秩序通通都要向现实低头，表现了新时期商品经济对传统家族秩序的冲击。
在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街与河这两个意象几乎贯穿在所有的叙述中。这条街永远是泥泞不堪，狭窄肮脏的，河永远是“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间或还漂流而下男人或女人肿胀的尸体”，这些意象成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框，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人们毫无温馨恬静的诗意。在《黄雀记》白小姐的夏天中，柳生死后，白小姐受到整个香椿树街居民的围攻，万般无奈之下决心逃走，她一咬牙跳下了墙，“河水有点脏，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工业油污，它们在阳光下画出一圈圈色彩斑斓的花纹”[4]298“她在河里艰难地行走，并没有人阻拦她，阻拦她的是蜷缩在驳岸墙根上的一片片垃圾。有一只避孕套令她恶心，似乎刚刚被人使用过，套口还拖曳着一丝黏液，它促狭地尾随着她，提醒她欧洲之行犯下的某个过错”[4]298。“她感到岸上的香椿树街在拒绝她，整个世界在拒绝她，只有水在挽留她。”[4]298她接受河水的训诫，“洗一洗吧，洗一洗。”河水是博大的，能容纳现实世界的垃圾污秽，也能容纳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罪恶，洗一洗吧洗一洗，这个时候仙女才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希望这“圣水”能够洗涤自己犯下的错。小说结局笼罩着这种沉重哀婉的气氛，意象的呈现直接传达出人物在刹那间的顿悟，使得作品笼罩着生命和死亡的气息。
意象在苏童小说中大量存在而且提升着小说的表现力度。除了上述动物与河等意象，在这部小说中，仍出现了“逃”这一意象。故事结局，仙女被香椿树街的人驱逐，又重新带着孩子住进了水塔，可现实、舆论的压力再次使她选择了逃离，临走前她把保润的衣服洗好交给祖父，现在的她才明白自己是有罪的，开始寻求原谅和救赎。她离开的姿态本是对现实的逃避，但也不妨是一次重新开始。她并没有能力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也没有勇气继续待在香椿树街，生活对她的惩罚过重，逃避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她还没有学会做一个母亲，逃离现在的生活也许才会重新来过。
总体而言，香椿树街是苏童为自己小说预设的一个恒久的叙述背景，苏童特别喜欢在这个背景下进行文学想象。《黄雀记》沿着香椿树街这一文学地理空间，塑造了保润、柳生、仙女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时代巨变中人物的精神历程，同时丰富的意象隐喻也为小说增添了文化内涵，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个极为精致圆润的长篇之作。我们相信苏童凭借其执著而独特的写作，别致精妙的艺术风格，必定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道迷人风景线。
参考文献：
[1]陆梅.把标签化了的苏童打碎[N].文学报，2002-04-18.
[2]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80.
[3]苏童.我写《黄雀记》（附节选）[J].鸭绿江，2014（4）：124-128.
[4]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庄妍，湖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编辑：姜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