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首页.在既往的历史研究中,“林则徐禁烟”一直被置于政治史的背景下加以阐释.其实,林则徐禁烟也与医学密切相关:他道光年间撰写的系列奏摺和书信曾多处涉及关于鸦片危害、成瘾过程和成瘾机理等方面的医学知识；他在推行禁烟的过程中,实施了援引医药戒除鸦片烟毒的举措；他曾向医家请教戒烟的经验良方,并努力加以推广.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林则徐禁烟,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启
【机 构】
：
350122福州,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350122福州,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首页.在既往的历史研究中,“林则徐禁烟”一直被置于政治史的背景下加以阐释.其实,林则徐禁烟也与医学密切相关:他道光年间撰写的系列奏摺和书信曾多处涉及关于鸦片危害、成瘾过程和成瘾机理等方面的医学知识；他在推行禁烟的过程中,实施了援引医药戒除鸦片烟毒的举措；他曾向医家请教戒烟的经验良方,并努力加以推广.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林则徐禁烟,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其他文献
马雅各父子,英国苏格兰人,英国长老会传教医师.马雅各一世(James Laidlaw Maxwell Ⅰ)1863年来中国台湾传教行医;其长子马士敦(Jhon Praston Maxwell)在福建从事医学及在北京协和医院从事妇产科工作;次子马雅各二世(James Laidlaw Maxwell Ⅱ),在台湾新楼医院服务,后来中国大陆行医防治麻风终生.马雅各父子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文中所有关于原文和观点的引述，均需按GB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参考文献，依照其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标出（例如：[3]），并在文后依次排列。
翼状胬肉作为最古老的常见眼表疾病,以睑裂区明显增生肥厚的球结膜及其下的纤维组织血管横跨角膜缘呈三角形长入角膜为主要特征,中医学通常称之为“攀睛”或“胬肉攀睛”.随着古今中外对该病认识的深入及治疗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增殖及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的病理理论丰富了人们对翼状胬肉的认识,更好地指导了翼状胬肉的手术及药物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天目山有着悠久的中药文化和丰富的中药资源.据《西天目山志》记载,天目山的药用植物多达1 200余种,所产药材不仅品种繁多,而且质地优良,所以天目山素有“天目万宝山”之称.丰富的中药资源催生了当地的药材贸易,1931-1940年间,临安、於潜、昌化3县共有中药店铺97家.天目山丰富的中药资源和繁盛的药材贸易,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不少与中药有关的民间传说和诗词,透射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由福建省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办的福建省第20次医史学学术交流会，于2013年10月25日至28日在福清市石竹山召开。本次学术交流会首开在闽两岸同胞共同交流探讨医史文献学术之河。会议收到13篇论文，分为闽台大家、两岸医事、医著研究等3大栏目，内容涉及医、药、医籍、医家、社会大背景诸方面，基本反映了当前医史文献学研究的热点、难点。与会代表既有来自台湾中国医药大学的医史文献专家，又有省内医学高等院校长期从
由李春兴、甄艳、蔡景峰合作翻译的汉文版《评注藏医学文献索引（1789-1995）》已由香港亚洲医药出版社于2014年1月出版。
《外台秘要方》引用了现已佚唐代方书《近效方》的141首方剂.对其引文进行分析,可知《近效方》由唐人李谏议所编写,大约成书于724-733年之间.《外台秘要方》引用的141首方剂涉及到临床各科,其来源也比较复杂,既有医人,也有士人,但所有方剂均具有“效验”的特点。
柴胡来源于伞形科柴胡属.中国柴胡药用品种复杂,汉唐时期所用柴胡混杂了伞形科柴胡属多种植物.宋代以“银州柴胡”最为著名,但随着生长环境不断恶化,银州柴胡野生资源日趋减少,其他地区的野生柴胡日益受到重视.至明代,柴胡因性状不同而分化为南柴胡和北柴胡.与伞形科银州柴胡产地相同、形态相近的石竹科银柴胡,曾被当作柴胡的伪品使用,但因其另具不同于柴胡的突出功效,而被当作另种新药继续使用.现代药用柴胡包括柴胡和
19世纪前,中俄两国贸易中涉及到中药材的进出口往来.由中国输入俄国的中药材以植物性来源为主,其中以大黄为最重要的贸易品种,其次为药食两用的辛香料如八角茴香、桂皮、胡椒、姜,还有特殊的药用品种如当归、奎宁.而由俄国输入中国的药材则以动物性来源为主,其中尤以贵重的动物性中药麝香在1854年的大量输入特别引入注目,曾一次性输入7万个麝香囊,其他品种如鹿茸、羚羊角的贸易也典型体现了俄方的地域与物产特点。
笔者在《张琦卒年考辨》一文中对张琦的生年及卒年进行了考辨,认为张琦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十四日,卒于道光十三年(1833)二月十二日[1].徐慎庠先生认为笔者考辨有误,并予以指正,“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当为1765年1月5日而非1764年;“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中的“二月”应为“三月”,当是笔误[2].关于张琦卒年时间已在《张琦卒年考辨》中给予明确,徐慎庠先生业已指出张琦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