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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诗、书、画俱佳，是一位全才艺术家;他追随赵孟頫，是复古书风的践行者;他深受皇帝宠爱，却又遭嫉抱憾而卒。柯九思，一位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书法家，整暇清和的氣韵之外，有闲雅，也有落寞。
从神童出仕到因才遭嫉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柯九思出生于台州仙居（今浙江仙居），大德元年（1297年）随父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柯九思自幼聪颖绝伦，爱好书画，被视为“神童”。他6岁开蒙，8岁跟随父亲学习书画，十几岁已诗文书画无一不通。为了仰慕先贤，促其文思，父亲给他取字“敬仲”，而他为自己取了个别号“丹丘生”，有几分追求自然清和的道家味道。
钱塘自古为文人雅士会聚之地，柯九思的父亲柯谦曾任翰林国史检阅、江浙儒学提举，交游广阔，与赵孟頫等书画名家常有往来，并进行书画作品品鉴交流。柯九思受家庭熏陶和环境影响，积累了丰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鉴藏经验，眼界渐宽，在诗文、书画、鉴藏等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青年时期的柯九思志在求学，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延祐元年（1314年）以父荫补华亭县尉，没有上任。天历元年（1328年），柯九思去建康（今江苏南京）游学，经人引荐结识了怀王图帖睦尔，并得以在怀王府潜修。怀王看到柯九思所画墨竹，甚为欣赏。后怀王即位，是为文宗，授柯九思典瑞院都事（从七品，掌管瑞宝和礼用玉器）一职。天历二年（1329年），文宗仿宋阁学制建奎章阁，柯九思从典瑞院都事、奎章阁参书，一直被擢拔为鉴书博士，官居正五品，专门负责内府收藏古器物、法书、名画的鉴定，经他鉴定收入内府的有王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兰亭序》、杨凝式《韭花帖》、苏轼《寒食帖》等历代名帖。
文宗对柯九思非常宠爱，把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赐予他，还“赐牙章得通籍禁署”，等于是给他办了出入皇宫的特别通行证;又感念柯谦教子有方，赐其碑名“训忠”，并让虞集撰文进行旌表，这对于臣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在奎章阁任职期间，柯九思得以更广泛和深入地进行书画研究，在鉴赏前代法帖的同时接受了赵孟頫的复古思想，书法风格也通过赵孟頫上溯“二王”，取法魏晋高古气息，进一步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柯九思与虞集、揭傒斯经常侍奉在文宗左右，同为奎章阁的代表人物。
有时候过分的宠爱并不是一件好事。柯九思赢得文宗的宠爱，同时也招来众多忌言。这使他感受到很大压力，于是向文宗跪奏，表示对其知遇之恩非常感激，也表达出“愿乞补外以自效”的愿望。文宗舍不得放手，对他说：“有我在，你忧虑什么？”但是，文宗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众官僚的嫉妒攻势，至顺二年（1331年），柯九思被迫退职。次年文宗卒，柯九思的仕途生涯就此结束，他束装南归，流寓吴中（今江苏苏州），迎接他的是一众诗文好友。虽然有热闹的安慰，但毕竟繁华已去，柯九思在追慕闲雅与复归落寞的境界中度过了晚年的最后时光。
书画结合的时代特征
元代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书法与绘画结合更为紧密：一方面，复古书风的兴起使文人更多观照前代书法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试图进一步巩固和丰富宋代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当时的书画家把书法作为文人画的重要前提，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书、画相成者十分普遍，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都喜欢在画成之后，将作画的时间、缘由、感受和诗题写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不仅可补画中未尽之意，也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绘画相互辉映，增加了形式感和趣味性，形成元代文人画的新风尚，对后世书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柯九思的书法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标签。柯九思同赵孟頫一样，是个多面手，诗文、绘画、书法、鉴赏均有时名。尤其他所作墨竹，取法宋人文同、苏轼，主张“神似”，同时受赵孟頫“以书入画”观念影响，重视以书法笔法作画。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也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
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评价：“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柯九思的好友虞集则称赞其所画的《墨杏花图》为：“用笔圆润，有篆籀法，亦恨扬（补之）不能知此也。”由此可见，柯九思将书法和绘画结合得十分巧妙，墨竹中八法俱全，还隐隐透出怀素和张旭草书的狂放之意，木石多篆籀笔法，古雅浑厚。这表明柯九思曾于楷、行、草、隶、篆诸体下过功夫，并能深刻理解各种笔法的性质，善于变通，方能将书法的笔法运用如此自如并达到一定境界。柯九思在绘画中的书法观照，正是元代文人画家把书法融入绘画艺术自觉的体现，他的书法和绘画呈现出典型的元人特征，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起雅去俗的恬和意境
许是受绘画思维影响，或者是顺应时代的艺术追求，柯九思的书法脱尽凡俗之气，追求清雅整暇的意境，虽然为其绘画声名所掩，但是在元代书坛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代表。
柯九思追随赵孟頫复古书风，收藏了很多魏晋法书，视若珍宝，却把近百十函的宋人书法却都送人了，一卷也不留。由此可见柯九思取法之高。他痴迷于晋唐法书，上至先秦篆籀、“二王”、钟繇，下至颜真卿、欧阳询，五体八法莫不精研精临。据载，柯九思在为官时文宗还曾赐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给他，后柯九思对《兰亭序》情有独钟，收藏过各种版本。虞集曾记载柯九思向文宗进献《定武兰亭五字损本》，皇帝称善又返还他。柯九思晚年尤其倾力于《兰亭序》的赏鉴，对多个版本数次题跋，书法上自然也追寻“二王”笔意，呈现出从容洒脱的面貌。
清代乾隆帝在观赏过柯九思所临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后，欣然命笔，跋云“欧阳率更楷法于二王外独辟门庭，柯九思临本能得其峭劲之气于雍容揖让间，信神技也”，认为其在取法“二王”之外深得欧阳询神髓。柯九思所临是以小楷抄录《九成宫醴泉铭》全文，计30行，以乌丝界格分隔。观其所书，以王羲之笔法为主，时而显露欧阳询、颜真卿笔法，反映其书学之渊源。通篇用笔健劲，结体平正中见欹侧，秀逸中透质朴，既有王书的雅逸灵秀，又有欧书的险峻峭拔，表现出特殊的审美意趣。
柯九思的书法在用笔上以魏晋格调对欧书进行了改造。欧书结字瘦长而险峭，柯九思则变为扁平而清婉，这种变化是对其书法思考的融通与适应。这一特征在他的题跋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如其题传李公麟《职贡图》明显具有魏晋萧散气韵，从中不难看到钟、王的影响。柯九思曾为许多古代法书题跋，如《定武兰亭五字损本》、张旭《四诗帖》、褚遂良《临大令飞鸟帖》、苏轼《橘颂帖》《天际乌云帖》、米芾《萧闲堂记帖》《唐人临十七帖》等，这些题跋不仅展现了柯九思的书法流脉，也成为后人鉴定和研究历代法书的重要参考。
柯九思的学书轨迹似乎与赵孟頫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依然属于赵氏所提倡的复古一脉。柯九思和赵孟頫曾共同为《兰亭独孤本》题跋，赵氏在前，柯九思在后，呈现出一脉相承的书法特征。与赵孟頫形成自己明显的个性特征不同，柯九思未能走出前人框架，虽然对钟王、欧颜多有借鉴，且有独到之处，但是始终在规矩之内未能脱颖而出，使得他的书法性格不甚彰显。
柯九思对于平正中和之气的追求正代表了元人书法的普遍风气，而他以晋人之韵对于欧书的拓展与化用无人能及。正如清代王文治曾评论他所书的《上京宫词》所说：“书法至元人别具一种风气，唐之宏伟，宋之险峻，洗涤殆尽，而开中和恬适之致，有独到者。丹丘书体仿效率更父子，力求劲拔，乃一望而知为元人书，时代为之也。然以恬和作欧阳书，自是后世所不能到。此宫词尤为工雅密致。”“恬和”二字，把柯九思的书法特征总结得恰到好处。
柯九思亦善隶书，明代王世贞曾跋其隶书《元柯敬仲十九首》云“柯丹丘敬仲于四体八法俱能起雅去俗，此以古隶书《古选》，宜其合作也”，又云“是以波拂虽古雅，而不无圉圉意，昔人谓右军书《告誓》， 则情怫郁，柯生殆近之矣”，正是说他的隶书中注入了其晚年悲哀的情感。可惜其作今已不传，无法了解他隶书的真面了。
有人说柯九思的书法受道家影响，透着一种追求道家超脱的况味，这从他的号“丹丘生”“五云阁吏”“非幻道者”可见一斑。也许正因如此，他的书法才能如一，保持平淡冲和的面貌。观其一生，有闲雅，也有落寞，书法不是他最重要的成就，却是他传达艺术思维的关键渠道，也是他不可分割的艺术标签。
从神童出仕到因才遭嫉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柯九思出生于台州仙居（今浙江仙居），大德元年（1297年）随父迁居钱塘（今浙江杭州）。柯九思自幼聪颖绝伦，爱好书画，被视为“神童”。他6岁开蒙，8岁跟随父亲学习书画，十几岁已诗文书画无一不通。为了仰慕先贤，促其文思，父亲给他取字“敬仲”，而他为自己取了个别号“丹丘生”，有几分追求自然清和的道家味道。
钱塘自古为文人雅士会聚之地，柯九思的父亲柯谦曾任翰林国史检阅、江浙儒学提举，交游广阔，与赵孟頫等书画名家常有往来，并进行书画作品品鉴交流。柯九思受家庭熏陶和环境影响，积累了丰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鉴藏经验，眼界渐宽，在诗文、书画、鉴藏等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青年时期的柯九思志在求学，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延祐元年（1314年）以父荫补华亭县尉，没有上任。天历元年（1328年），柯九思去建康（今江苏南京）游学，经人引荐结识了怀王图帖睦尔，并得以在怀王府潜修。怀王看到柯九思所画墨竹，甚为欣赏。后怀王即位，是为文宗，授柯九思典瑞院都事（从七品，掌管瑞宝和礼用玉器）一职。天历二年（1329年），文宗仿宋阁学制建奎章阁，柯九思从典瑞院都事、奎章阁参书，一直被擢拔为鉴书博士，官居正五品，专门负责内府收藏古器物、法书、名画的鉴定，经他鉴定收入内府的有王献之《鸭头丸帖》、虞世南临《兰亭序》、杨凝式《韭花帖》、苏轼《寒食帖》等历代名帖。
文宗对柯九思非常宠爱，把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赐予他，还“赐牙章得通籍禁署”，等于是给他办了出入皇宫的特别通行证;又感念柯谦教子有方，赐其碑名“训忠”，并让虞集撰文进行旌表，这对于臣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在奎章阁任职期间，柯九思得以更广泛和深入地进行书画研究，在鉴赏前代法帖的同时接受了赵孟頫的复古思想，书法风格也通过赵孟頫上溯“二王”，取法魏晋高古气息，进一步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柯九思与虞集、揭傒斯经常侍奉在文宗左右，同为奎章阁的代表人物。
有时候过分的宠爱并不是一件好事。柯九思赢得文宗的宠爱，同时也招来众多忌言。这使他感受到很大压力，于是向文宗跪奏，表示对其知遇之恩非常感激，也表达出“愿乞补外以自效”的愿望。文宗舍不得放手，对他说：“有我在，你忧虑什么？”但是，文宗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众官僚的嫉妒攻势，至顺二年（1331年），柯九思被迫退职。次年文宗卒，柯九思的仕途生涯就此结束，他束装南归，流寓吴中（今江苏苏州），迎接他的是一众诗文好友。虽然有热闹的安慰，但毕竟繁华已去，柯九思在追慕闲雅与复归落寞的境界中度过了晚年的最后时光。
书画结合的时代特征
元代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书法与绘画结合更为紧密：一方面，复古书风的兴起使文人更多观照前代书法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试图进一步巩固和丰富宋代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当时的书画家把书法作为文人画的重要前提，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书、画相成者十分普遍，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都喜欢在画成之后，将作画的时间、缘由、感受和诗题写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不仅可补画中未尽之意，也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绘画相互辉映，增加了形式感和趣味性，形成元代文人画的新风尚，对后世书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柯九思的书法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标签。柯九思同赵孟頫一样，是个多面手，诗文、绘画、书法、鉴赏均有时名。尤其他所作墨竹，取法宋人文同、苏轼，主张“神似”，同时受赵孟頫“以书入画”观念影响，重视以书法笔法作画。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也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
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评价：“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柯九思的好友虞集则称赞其所画的《墨杏花图》为：“用笔圆润，有篆籀法，亦恨扬（补之）不能知此也。”由此可见，柯九思将书法和绘画结合得十分巧妙，墨竹中八法俱全，还隐隐透出怀素和张旭草书的狂放之意，木石多篆籀笔法，古雅浑厚。这表明柯九思曾于楷、行、草、隶、篆诸体下过功夫，并能深刻理解各种笔法的性质，善于变通，方能将书法的笔法运用如此自如并达到一定境界。柯九思在绘画中的书法观照，正是元代文人画家把书法融入绘画艺术自觉的体现，他的书法和绘画呈现出典型的元人特征，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起雅去俗的恬和意境
许是受绘画思维影响，或者是顺应时代的艺术追求，柯九思的书法脱尽凡俗之气，追求清雅整暇的意境，虽然为其绘画声名所掩，但是在元代书坛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代表。
柯九思追随赵孟頫复古书风，收藏了很多魏晋法书，视若珍宝，却把近百十函的宋人书法却都送人了，一卷也不留。由此可见柯九思取法之高。他痴迷于晋唐法书，上至先秦篆籀、“二王”、钟繇，下至颜真卿、欧阳询，五体八法莫不精研精临。据载，柯九思在为官时文宗还曾赐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给他，后柯九思对《兰亭序》情有独钟，收藏过各种版本。虞集曾记载柯九思向文宗进献《定武兰亭五字损本》，皇帝称善又返还他。柯九思晚年尤其倾力于《兰亭序》的赏鉴，对多个版本数次题跋，书法上自然也追寻“二王”笔意，呈现出从容洒脱的面貌。
清代乾隆帝在观赏过柯九思所临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后，欣然命笔，跋云“欧阳率更楷法于二王外独辟门庭，柯九思临本能得其峭劲之气于雍容揖让间，信神技也”，认为其在取法“二王”之外深得欧阳询神髓。柯九思所临是以小楷抄录《九成宫醴泉铭》全文，计30行，以乌丝界格分隔。观其所书，以王羲之笔法为主，时而显露欧阳询、颜真卿笔法，反映其书学之渊源。通篇用笔健劲，结体平正中见欹侧，秀逸中透质朴，既有王书的雅逸灵秀，又有欧书的险峻峭拔，表现出特殊的审美意趣。
柯九思的书法在用笔上以魏晋格调对欧书进行了改造。欧书结字瘦长而险峭，柯九思则变为扁平而清婉，这种变化是对其书法思考的融通与适应。这一特征在他的题跋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如其题传李公麟《职贡图》明显具有魏晋萧散气韵，从中不难看到钟、王的影响。柯九思曾为许多古代法书题跋，如《定武兰亭五字损本》、张旭《四诗帖》、褚遂良《临大令飞鸟帖》、苏轼《橘颂帖》《天际乌云帖》、米芾《萧闲堂记帖》《唐人临十七帖》等，这些题跋不仅展现了柯九思的书法流脉，也成为后人鉴定和研究历代法书的重要参考。
柯九思的学书轨迹似乎与赵孟頫有所不同，但实质上依然属于赵氏所提倡的复古一脉。柯九思和赵孟頫曾共同为《兰亭独孤本》题跋，赵氏在前，柯九思在后，呈现出一脉相承的书法特征。与赵孟頫形成自己明显的个性特征不同，柯九思未能走出前人框架，虽然对钟王、欧颜多有借鉴，且有独到之处，但是始终在规矩之内未能脱颖而出，使得他的书法性格不甚彰显。
柯九思对于平正中和之气的追求正代表了元人书法的普遍风气，而他以晋人之韵对于欧书的拓展与化用无人能及。正如清代王文治曾评论他所书的《上京宫词》所说：“书法至元人别具一种风气，唐之宏伟，宋之险峻，洗涤殆尽，而开中和恬适之致，有独到者。丹丘书体仿效率更父子，力求劲拔，乃一望而知为元人书，时代为之也。然以恬和作欧阳书，自是后世所不能到。此宫词尤为工雅密致。”“恬和”二字，把柯九思的书法特征总结得恰到好处。
柯九思亦善隶书，明代王世贞曾跋其隶书《元柯敬仲十九首》云“柯丹丘敬仲于四体八法俱能起雅去俗，此以古隶书《古选》，宜其合作也”，又云“是以波拂虽古雅，而不无圉圉意，昔人谓右军书《告誓》， 则情怫郁，柯生殆近之矣”，正是说他的隶书中注入了其晚年悲哀的情感。可惜其作今已不传，无法了解他隶书的真面了。
有人说柯九思的书法受道家影响，透着一种追求道家超脱的况味，这从他的号“丹丘生”“五云阁吏”“非幻道者”可见一斑。也许正因如此，他的书法才能如一，保持平淡冲和的面貌。观其一生，有闲雅，也有落寞，书法不是他最重要的成就，却是他传达艺术思维的关键渠道，也是他不可分割的艺术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