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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近年来上海郊区失地农民数量进一步增加。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土地对农民所起到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效用、生活环境及生活状态均发生变化，农民的福利状态也因此不同。为探究农民失地后福利水平变化，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提出了构成农民福利水平的活动指标，并以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的绿苑新城小区与春盛苑小区为例，进行实地调研。结果显示：该两小区土地征收前后农民的福利水平有明显的上升，福利水平的总模糊指数由0.313上升到了0.387。征地后，社会保障、健康与休闲的福利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而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工作与就业、住房与环境、社会活动与交往方面则在征地之后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较之前有所下降。
关键词：农民，土地征收，福利水平，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38-（2016）06-0052-64 收稿日期：2016-03-27
1 引言
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土地对农民所起到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效用、收入效用、基本工作效用等都随之发生变化，农民的福利状态也因此不同。征地行为对农民的福利产生了何种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农民对于征地前后自己的福利变化有什么看法？满意度如何？为了解释这些问题，笔者于2015年6月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开展针对失地农民生活现状的社会调研活动，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一手数据资料，从中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及实证研究法。首先从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研究、对福利的定义研究及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研究等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本文所采用的衡量农民福利水平的活动指标，设计问卷并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一手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从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工作与就业、社会保障、健康与休闲、住房与环境和社会活动与交往等六个准则层来分析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
本文所调研的绿苑新城小区与春盛苑小区隶属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亭镇位于嘉定西南部，总面积60平方公里，目前有农村户数14434户，农村人口51338人，2013年末有耕地736亩。2002年前后，绿苑新城小区与春盛苑小区被征收土地部分用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的建设。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总面积167公顷，建筑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目前在校学生规模约为15000人。
2 相关研究进展
2.1 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研究
失地农民为我国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叶继红（2008）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数量将达到1.1亿人。早期对失地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们进行补偿安置的合理性探讨，如赵锡斌（2003）认为农民得到的补偿及安置难以让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金晶等（2010）以江苏省为例，指出货币化安置补偿模式不能对失地农民形成长久的保障机制。持类似观点的还有Sally Sargeson，Yu Song（2010）、刘志平（2014）等。对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的研究大多是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如冯晓平（2012）在她的博士论文里探讨了失地农民面临的风险与分化问题，但这些研究都未对农民土地被征收后的状况变化进行量化分析。
随着各研究机构微观调研数据的获取及实证方法的发展，近几年的研究更多转向计量分析。陈占锋（2013）采用结构方程研究方法对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分析，得出经济收入是影响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制度性因素是失地农民安置补偿的最重要因素（李永友等，2011；刘祥琪等，2012）。
2.2 对福利定义的研究
旧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Pigou认为“福利”其实质是一种意识状态或意识的关系状态，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可能源于对物的占有，且大多数情况下经济福利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持这种见解的还有Mill、Edgeworth等古典或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但新福利经济学的支持者们对此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不同人群中不存在收入的比较递减规律，并认为效用的概念是主观的，对福利比较只能进行排序而不能进行测度。而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2006）认为用偏好或效用来解释福利是不合理的，他认为福利是个人的快乐、幸福，这种快乐包括声色的享受和痛苦，以及精神上的愉悦和折磨。杨缅昆（2008）认为我国学界将国外welfare和well-being两种不同性质的术语采用同一译名“福利”，因此福利应分为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其中旨在反映能够产生幸福感的利益或客观事物为客观福利，即welfare；其中欲望或需求得到满足的心理反应，即well-being。方福前等（2009）对社会福利的整体水平给出了解释与界定，认为福利水平应该反映个人的生活质量、发展空间以及幸福指数等方面的情况。熊跃根（2010）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社会福利提升涉及的领域，其观点倾向于制度安排学说。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强调人们对福利的追求必须包含着非物质的基本目标，即自由和公正。建立起一种基于自由的福利观，认为福利是通过功能性活动获得的主观满足，也就是享有自由的主观感受，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提出福利是指社会成员获得的一切物质资源和服务支持，是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获得的满足。
2.3 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研究
目前，国外有关居民福利水平的相关指标体系较为成熟，已有较多被国际认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1980）最早作为测度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方法正式公布，旨在测度世界最贫困国家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Fordham University （1985）提出了能够和社会问题有效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健全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该指数体现了社会经济进步产生的风险和负担，结合了反映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经济指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寿命、知识和GDP指数的增长等。Lars Osberg和Andrew Sharpe（1998）开发了经济福利指数（The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其各指标间的权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OECD国家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则是第一个把环境影响和福利结合起来测度人类生存环境性能的指数。 国内学术界就失地农民福利指标和水平的衡量已有较多研究，但还未形成共识。邢占军（2003，2008）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分为身心健康体验和享有发展体验两方面，并在全国省会城市范围内取样，对量表进行修订和完善。这是一份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重实证轻理论，为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量化研究开辟了道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对传统福利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行能力理论，认为个体的福利水平取决于其所具有的可行能力。由于构成个体福利的可行能力是不可直接观察的，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对福利的衡量通常建立在评价个体功能性活动的基础上。高进云（2007）首次将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引入到我国失地农民的福利状况研究中。以后，许多学者站在功能与能力福利理论的角度重新对福利进行了审视和研究。尹奇（2010）基于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了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变化。另有方福前等人（2009）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因素，结论是：学历和收入这两个特征显著影响着我国城镇居民的福利状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为休闲、住房、工作满意度、人际关系以及健康状况。目前国内学者设计的指标体系归纳如表1所示。
国内外现有的指标体系中，大多同时涉及到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具有计量方便的优势，最早被用于对福利水平的度量。随着理论和现实经济的共同发展，客观指标的种类日益丰富，形成了数种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观指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对个人主观感受的描述来反映福利水平。由于数据来源的主观性，在准确性和可比性上不如客观指标。但是，由于福利问题的特殊性，主观指标更能直接的反映福利的相对水平。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借鉴了高进云的模糊综合评价法，综合考虑被调研区域的具体情况，结合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有针对性地分析上海嘉定区安亭镇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变化。
3 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般地，农民福利包括很多内容，本文主要评价失地前后农民的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本身，还包括土地带来的收入和权利。在心理层面上他们也会受到因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此外，在此过程中，农民原本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应该享有的集体提供的农村社会保障也不复存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有了极大的变化。根据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的研究，经济情况、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环境条件、心理状况等因素被普遍纳入衡量标准之中。综合考虑失地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国内外有关福利水平的相关指标体系以及本文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本文选择将经济条件、社会保障、生活环境作为三个目标层。工作与就业会影响农民的经济条件，恩格尔系数会显示家庭的富裕程度；社会保障除了社保政策之外，很大程度体现在农民健康与休闲的方式选择上，如就医方式、业余生活的选择等；生活环境包括住房与环境这类较为直观的方面，以及社会活动与交往这类对农民的福利水平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方面，因此设立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工作与就业、社会保障、健康与休闲、住房与环境和社会活动与交往等作为六个准则层。
构成农民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的具体各指标层如表2所示。第一，收入与恩格尔系数。收入与消费是福利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家，农民的经济状况能否改善是提高其福利水平的关键决定因素。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对经济状况的变化感受更为敏感。第二，工作与就业。对农民个体而言，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良好的工作会给家庭提供稳定收入，也会提高个人的责任感和生活满意度。第三，社保政策。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了土地基本的保障功能，现代社会保障功能对于个体福利实现的作用较之前愈发重要，因此将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障纳入福利水平影响因素范围，因安亭镇并无针对失地农民的特殊的失业保障政策，因此不将失业保障纳入考虑范围。第四，健康与休闲。福利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一个人的健康状态是衡量福利的基本影响因素。而休闲可以为个人发展和自由活动提供广阔天地，对于保持身心愉快的健康状态非常重要，也是达到高福利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第五，住房与环境。住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福利状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追求住房的舒适美观等，而调研的两个小区特殊性在于，2002-2004年间部分被征土地用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建设，因此把同济大学对居民的影响纳入福利水平影响因素。第六，社会活动与交往。心理上的满足也是一个人获得福利的重要内容。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中，身份发生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农民的城市归属感和人际关系的变化都影响着自我福利的感知，因此将此纳入指标体系来探讨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
4 对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
4.1 计算方法
因为福利水平是一个广泛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的概念，本文中用来测算福利水平的某些指标属于主观评价指标，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本文采用模糊数学方法。
4.1.1 福利的模糊函数设定
将农民福利状况表示为模糊集X，设土地征收前后可能变化的福利内容为X的子集W，则第n个农民的福利函数可表示为，其中，则是对W的隶属度，[0，1]，一般设定隶属度为1时福利处于绝对好的状态，为0时状况绝对差，等于0.5时其状态最模糊，不好也不坏，隶属度值越大表示农民的福利水平越高。
4.1.2 隶属函数的设定
当指标变量为连续值时，隶属函数定义为：
其中，表示如果农民家庭第i个功能子集中第i个指标的取值大于或等于这个数，那么其状况肯定是好的；表示如果指标值小于或等于这个数，其状况肯定是差的。因本文选取指标均与福利水平呈正向关系，故的值越大，则福利水平越高。
当指标变量为虚拟定性变量，例如对一种状况进行满意度调查时，设置m种状态，为这m种状态依次赋值，这些值等距分布，值越大表示福利水平越高。设定，且。隶属函数为： 4.1.3 指标权重的计算
本文选取的不同指标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对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权重结构为：
其中，反映n个农民第i个功能子集中第j项指标的均值。该权重公式可保证给予隶属度较小的变量以较大的权重，在福利水平测算时更关注获得程度较低的指标和功能。
4.1.4 计算各功能的隶属度
加总公式为：
其中，k表示在第i个功能子集中包含k个初级指标。该公式可以保证在其他农民福利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某单个农民的福利指标隶属度水平，农民整体的水平是增加的。在实证应用中，本文将借用上述函数进行土地征收前后农民福利水平变化的研究。
4.2 各功能指标最大、最小值选取说明
在计算各指标的隶属度时，首先需要确定各指标的最大、最小值。其中，人均总月收入、人均农业月收入、恩格尔系数、休息时间和住房面积是连续变量，其最大、最小值的选取说明如下。
（1）总月收入。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600元，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67元。
（2）人均农业月收入。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350元，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0元。
（3）恩格尔系数。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0.8，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0.15。
（4）休息时间。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365天，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0天。
（5）人均住房面积。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200平方米，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20平方米。
对主观评价指标的赋值方法为：当农民对某一功能指标评价非常满意时，隶属度取值为1；评价为比较满意时，隶属度取值为0.75；评价为一般时，隶属度取值为0.5；评价为不满意时，隶属度为0.25；评价为很不满意时，隶属度为0。
5 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及预处理
笔者于2015年6月针对调研区域，随机选择被征地居民进行入户调研并完成问卷作答。
调查主要涉及黄渡2个居民小区：绿苑新城与春盛苑，共发放问卷67份，回收问卷65份，回收率为97.0%。在剔除有过多缺失项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62份，样本总有效率为92.5%。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以男性为主（占58.1%）；年龄分布主要为60周岁以上（占56.4%，其中60-80周岁占53.2%）。年龄60周岁以下占43.6%。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情况，小学及以下占了大多数（占56.5%），高中或职高及以上较少（占12.9%）。
被调查人群被征地时间多在2002-2006年（占82.3%），少量被征地时间在2007-2010年（占17.7%）。家庭人口数均在2-6人之间，且分布较为均匀（2人占19.4%，3人占17.7%，4人占29.0%，5人占16.1%）。土地征收面积大多数为3-6亩（占80.6%），11.3%被访者表示土地征收面积大于（含）6亩。另有3.2%的被访者仍有剩余土地，均在1亩（含）以下。土地征收用途方面，51.6%受访者表示土地被征后用于建设住宅，32.3%表示土地用于同济大学的建设，另有少量人群表示土地用于商业（6.5%）及建设高尔夫球场（9.7%）。
6 评价结果及结论
如表3及表4所示，被调研区域土地征收前后农民的福利水平都比较低（均小于0.5），但征地后农民福利水平有明显的上升，福利水平的总模糊指数由0.313上升到了0.387。征地后，社会保障、健康与休闲方面福利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而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工作与就业、住房与环境、社会活动与交往方面则在征地之后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较之前福利水平下降，各准则层的福利水平变化及原因分析如下。
6.1 收入与恩格尔系数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355下降到了0.164，主要是由于人均总月收入及人均农业月收入均大幅下降。同时征地后，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开支中用于食品开支的比例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征地前农民的粮食和蔬菜以及食用油基本自足，每月花费只是集中在水电肉鱼等上，而征地后除了个别农户（占4.8%）仍保留有1亩或更少的土地，绝大部分农民（95.2%）的粮食、蔬菜及食用油完全要靠购买获取，加上农产品等基本生活消费品零售价格的上涨，使得每月食品开销显著增加。恩格尔系数均值由32%上升到了66%。农民在征地之前经济实力原本就比较弱，在土地被征收后，生活更显压力。
6.2 工作与就业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771下降到了0.625。主要是由于征地后，不少农民由原先的土地劳作变更到了其他行业，例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平均通勤时间延长，工作报酬不如务农时高，且收入稳定度也有所下降，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也有小幅下降。但工作与就业的福利水平的模糊评价在征地后仍然高于0.500的模糊水平。
6.3 社会保障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299大幅上升到了0.670，农民们对养老保障满意度指数由之前的2.06上升到了3.61；对医疗保障的满意度指数由2.35上升到了3.76。可以认为，土地征收后农民社会保障情况有了极大的好转。
6.4 健康与休闲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116大幅上升到了0.652，农民们因为社会保障的好转，更愿意去正规医院（包括一级、二级、三级）医院看病。农民被征地前基本天天在土地上劳作，只有天气状态极其不佳时才会选择休息在家。而失去土地后，因失业在家或选择做零散帮工，休息天数迅速上升。就休闲方式而言，征地后农民因失去土地无法耕种，男性多选择打牌打麻将为休闲方式，女性较大比例还会选择跳广场舞，并且征地前没有农民会出去旅游，而征地后农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可以认为，土地征收后农民的健康与休闲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6.5 住房与环境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581下降到了0.348，越过了0.500的模糊水平。主要是由于农民的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值下降，并且农民因对小区布局或绿化率不甚满意，导致对所在小区的环境满意度较低；且农民普遍对动拆迁安置房质量满意度欠佳，故征地后房屋质量情况福利水平有较大幅度下降。值得指出的是，黄渡区域于2002-2004年被征用的土地中，167公顷用于建设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根据此次调查，部分农民常去同济大学散步或锻炼，该校区的建设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6.6 社会活动与交往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712下降到了0.579。主要是由于因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农民与邻居的交往不如之前频繁，彼此来往的程度也由原先更为亲密的聊天拉家常变为见面打招呼。但征地前后与家人相处情况较之前有了小幅好转，且大家对于生活总体幸福度有了更高的评价。
本文从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研究、对福利的定义研究及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研究三个方面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用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来评价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鉴于上述研究，笔者认为，从总体上来看，虽然征地后，农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上升，但仍然处在0.300-0.400的较低水平，情况不容乐观。从准则层指标来看，土地征收后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工作与就业、住房与环境和社会活动与交往层面福利水平有所下降。
值得指出的是，收入与恩格尔系数、住房与环境因在征地后对农民的福利水平影响而言占有较大的权重，这两个方面是影响农民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而这两项的福利水平模糊评价指数在征地之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应当对这两个方面的指标层进行重视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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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Peasants’ Welfare Before and After Land Acquisition
——in case of two residential demolition in Anting Town， Jiading District， Shanghai
Qian Yingying，Sun Sizhu
Abstract：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ccelerate in recent years，the number of landless peasants in Shanghai suburbs continuously increases.Once farmers lose their land，it leads to a series of changes，including the subsistence level of security effectiveness，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s，and as a result，farmers’welfare state is different.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peasants’welfare before and after land acquisition，activity indicators to form peasants’welfare level were proposed based on Capability Approach of Amartya Sen，and a series of field research were done in Luyuan New Town Community and Chunshengyuan Community in Jiading District，Shanghai.The outcome shows that the welfare levels in both communitie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fter land acquisition，from 0.313 to 0.387.After land acquisition，the index value of social security，health and leisure increase，but the index value of income and Engel coefficient，work and employment，housing and environment，social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 terms are not only improved，but decrease rather than before.
Keywords：Peasant，Land acquisition，Welfare level，Capability Approach of Amartya Sen
陈品禄/责任编辑
关键词：农民，土地征收，福利水平，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38-（2016）06-0052-64 收稿日期：2016-03-27
1 引言
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土地对农民所起到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效用、收入效用、基本工作效用等都随之发生变化，农民的福利状态也因此不同。征地行为对农民的福利产生了何种影响？影响程度如何？农民对于征地前后自己的福利变化有什么看法？满意度如何？为了解释这些问题，笔者于2015年6月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开展针对失地农民生活现状的社会调研活动，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一手数据资料，从中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及实证研究法。首先从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研究、对福利的定义研究及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研究等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本文所采用的衡量农民福利水平的活动指标，设计问卷并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一手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从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工作与就业、社会保障、健康与休闲、住房与环境和社会活动与交往等六个准则层来分析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
本文所调研的绿苑新城小区与春盛苑小区隶属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亭镇位于嘉定西南部，总面积60平方公里，目前有农村户数14434户，农村人口51338人，2013年末有耕地736亩。2002年前后，绿苑新城小区与春盛苑小区被征收土地部分用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的建设。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总面积167公顷，建筑面积约为40万平方米，目前在校学生规模约为15000人。
2 相关研究进展
2.1 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研究
失地农民为我国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叶继红（2008）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数量将达到1.1亿人。早期对失地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们进行补偿安置的合理性探讨，如赵锡斌（2003）认为农民得到的补偿及安置难以让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金晶等（2010）以江苏省为例，指出货币化安置补偿模式不能对失地农民形成长久的保障机制。持类似观点的还有Sally Sargeson，Yu Song（2010）、刘志平（2014）等。对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的研究大多是现象的描述性分析，如冯晓平（2012）在她的博士论文里探讨了失地农民面临的风险与分化问题，但这些研究都未对农民土地被征收后的状况变化进行量化分析。
随着各研究机构微观调研数据的获取及实证方法的发展，近几年的研究更多转向计量分析。陈占锋（2013）采用结构方程研究方法对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分析，得出经济收入是影响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制度性因素是失地农民安置补偿的最重要因素（李永友等，2011；刘祥琪等，2012）。
2.2 对福利定义的研究
旧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Pigou认为“福利”其实质是一种意识状态或意识的关系状态，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可能源于对物的占有，且大多数情况下经济福利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持这种见解的还有Mill、Edgeworth等古典或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但新福利经济学的支持者们对此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不同人群中不存在收入的比较递减规律，并认为效用的概念是主观的，对福利比较只能进行排序而不能进行测度。而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2006）认为用偏好或效用来解释福利是不合理的，他认为福利是个人的快乐、幸福，这种快乐包括声色的享受和痛苦，以及精神上的愉悦和折磨。杨缅昆（2008）认为我国学界将国外welfare和well-being两种不同性质的术语采用同一译名“福利”，因此福利应分为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其中旨在反映能够产生幸福感的利益或客观事物为客观福利，即welfare；其中欲望或需求得到满足的心理反应，即well-being。方福前等（2009）对社会福利的整体水平给出了解释与界定，认为福利水平应该反映个人的生活质量、发展空间以及幸福指数等方面的情况。熊跃根（2010）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社会福利提升涉及的领域，其观点倾向于制度安排学说。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强调人们对福利的追求必须包含着非物质的基本目标，即自由和公正。建立起一种基于自由的福利观，认为福利是通过功能性活动获得的主观满足，也就是享有自由的主观感受，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水平。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提出福利是指社会成员获得的一切物质资源和服务支持，是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获得的满足。
2.3 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研究
目前，国外有关居民福利水平的相关指标体系较为成熟，已有较多被国际认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1980）最早作为测度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方法正式公布，旨在测度世界最贫困国家在满足人们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Fordham University （1985）提出了能够和社会问题有效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健全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该指数体现了社会经济进步产生的风险和负担，结合了反映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经济指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寿命、知识和GDP指数的增长等。Lars Osberg和Andrew Sharpe（1998）开发了经济福利指数（The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其各指标间的权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OECD国家有较大的影响力，而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则是第一个把环境影响和福利结合起来测度人类生存环境性能的指数。 国内学术界就失地农民福利指标和水平的衡量已有较多研究，但还未形成共识。邢占军（2003，2008）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分为身心健康体验和享有发展体验两方面，并在全国省会城市范围内取样，对量表进行修订和完善。这是一份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重实证轻理论，为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量化研究开辟了道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对传统福利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行能力理论，认为个体的福利水平取决于其所具有的可行能力。由于构成个体福利的可行能力是不可直接观察的，因此，在实证研究中对福利的衡量通常建立在评价个体功能性活动的基础上。高进云（2007）首次将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引入到我国失地农民的福利状况研究中。以后，许多学者站在功能与能力福利理论的角度重新对福利进行了审视和研究。尹奇（2010）基于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了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变化。另有方福前等人（2009）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因素，结论是：学历和收入这两个特征显著影响着我国城镇居民的福利状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为休闲、住房、工作满意度、人际关系以及健康状况。目前国内学者设计的指标体系归纳如表1所示。
国内外现有的指标体系中，大多同时涉及到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具有计量方便的优势，最早被用于对福利水平的度量。随着理论和现实经济的共同发展，客观指标的种类日益丰富，形成了数种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观指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对个人主观感受的描述来反映福利水平。由于数据来源的主观性，在准确性和可比性上不如客观指标。但是，由于福利问题的特殊性，主观指标更能直接的反映福利的相对水平。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借鉴了高进云的模糊综合评价法，综合考虑被调研区域的具体情况，结合客观条件与主观感受，有针对性地分析上海嘉定区安亭镇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变化。
3 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般地，农民福利包括很多内容，本文主要评价失地前后农民的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本身，还包括土地带来的收入和权利。在心理层面上他们也会受到因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此外，在此过程中，农民原本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应该享有的集体提供的农村社会保障也不复存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有了极大的变化。根据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的研究，经济情况、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环境条件、心理状况等因素被普遍纳入衡量标准之中。综合考虑失地农民群体的特殊性、国内外有关福利水平的相关指标体系以及本文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本文选择将经济条件、社会保障、生活环境作为三个目标层。工作与就业会影响农民的经济条件，恩格尔系数会显示家庭的富裕程度；社会保障除了社保政策之外，很大程度体现在农民健康与休闲的方式选择上，如就医方式、业余生活的选择等；生活环境包括住房与环境这类较为直观的方面，以及社会活动与交往这类对农民的福利水平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方面，因此设立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工作与就业、社会保障、健康与休闲、住房与环境和社会活动与交往等作为六个准则层。
构成农民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的具体各指标层如表2所示。第一，收入与恩格尔系数。收入与消费是福利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家，农民的经济状况能否改善是提高其福利水平的关键决定因素。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对经济状况的变化感受更为敏感。第二，工作与就业。对农民个体而言，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良好的工作会给家庭提供稳定收入，也会提高个人的责任感和生活满意度。第三，社保政策。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了土地基本的保障功能，现代社会保障功能对于个体福利实现的作用较之前愈发重要，因此将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障纳入福利水平影响因素范围，因安亭镇并无针对失地农民的特殊的失业保障政策，因此不将失业保障纳入考虑范围。第四，健康与休闲。福利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一个人的健康状态是衡量福利的基本影响因素。而休闲可以为个人发展和自由活动提供广阔天地，对于保持身心愉快的健康状态非常重要，也是达到高福利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第五，住房与环境。住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福利状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追求住房的舒适美观等，而调研的两个小区特殊性在于，2002-2004年间部分被征土地用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建设，因此把同济大学对居民的影响纳入福利水平影响因素。第六，社会活动与交往。心理上的满足也是一个人获得福利的重要内容。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中，身份发生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农民的城市归属感和人际关系的变化都影响着自我福利的感知，因此将此纳入指标体系来探讨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
4 对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
4.1 计算方法
因为福利水平是一个广泛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的概念，本文中用来测算福利水平的某些指标属于主观评价指标，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本文采用模糊数学方法。
4.1.1 福利的模糊函数设定
将农民福利状况表示为模糊集X，设土地征收前后可能变化的福利内容为X的子集W，则第n个农民的福利函数可表示为，其中，则是对W的隶属度，[0，1]，一般设定隶属度为1时福利处于绝对好的状态，为0时状况绝对差，等于0.5时其状态最模糊，不好也不坏，隶属度值越大表示农民的福利水平越高。
4.1.2 隶属函数的设定
当指标变量为连续值时，隶属函数定义为：
其中，表示如果农民家庭第i个功能子集中第i个指标的取值大于或等于这个数，那么其状况肯定是好的；表示如果指标值小于或等于这个数，其状况肯定是差的。因本文选取指标均与福利水平呈正向关系，故的值越大，则福利水平越高。
当指标变量为虚拟定性变量，例如对一种状况进行满意度调查时，设置m种状态，为这m种状态依次赋值，这些值等距分布，值越大表示福利水平越高。设定，且。隶属函数为： 4.1.3 指标权重的计算
本文选取的不同指标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对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权重结构为：
其中，反映n个农民第i个功能子集中第j项指标的均值。该权重公式可保证给予隶属度较小的变量以较大的权重，在福利水平测算时更关注获得程度较低的指标和功能。
4.1.4 计算各功能的隶属度
加总公式为：
其中，k表示在第i个功能子集中包含k个初级指标。该公式可以保证在其他农民福利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某单个农民的福利指标隶属度水平，农民整体的水平是增加的。在实证应用中，本文将借用上述函数进行土地征收前后农民福利水平变化的研究。
4.2 各功能指标最大、最小值选取说明
在计算各指标的隶属度时，首先需要确定各指标的最大、最小值。其中，人均总月收入、人均农业月收入、恩格尔系数、休息时间和住房面积是连续变量，其最大、最小值的选取说明如下。
（1）总月收入。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600元，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67元。
（2）人均农业月收入。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350元，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0元。
（3）恩格尔系数。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0.8，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0.15。
（4）休息时间。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365天，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0天。
（5）人均住房面积。最大值取样本数据最大值200平方米，最小值取样本数据最小值20平方米。
对主观评价指标的赋值方法为：当农民对某一功能指标评价非常满意时，隶属度取值为1；评价为比较满意时，隶属度取值为0.75；评价为一般时，隶属度取值为0.5；评价为不满意时，隶属度为0.25；评价为很不满意时，隶属度为0。
5 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及预处理
笔者于2015年6月针对调研区域，随机选择被征地居民进行入户调研并完成问卷作答。
调查主要涉及黄渡2个居民小区：绿苑新城与春盛苑，共发放问卷67份，回收问卷65份，回收率为97.0%。在剔除有过多缺失项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62份，样本总有效率为92.5%。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以男性为主（占58.1%）；年龄分布主要为60周岁以上（占56.4%，其中60-80周岁占53.2%）。年龄60周岁以下占43.6%。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情况，小学及以下占了大多数（占56.5%），高中或职高及以上较少（占12.9%）。
被调查人群被征地时间多在2002-2006年（占82.3%），少量被征地时间在2007-2010年（占17.7%）。家庭人口数均在2-6人之间，且分布较为均匀（2人占19.4%，3人占17.7%，4人占29.0%，5人占16.1%）。土地征收面积大多数为3-6亩（占80.6%），11.3%被访者表示土地征收面积大于（含）6亩。另有3.2%的被访者仍有剩余土地，均在1亩（含）以下。土地征收用途方面，51.6%受访者表示土地被征后用于建设住宅，32.3%表示土地用于同济大学的建设，另有少量人群表示土地用于商业（6.5%）及建设高尔夫球场（9.7%）。
6 评价结果及结论
如表3及表4所示，被调研区域土地征收前后农民的福利水平都比较低（均小于0.5），但征地后农民福利水平有明显的上升，福利水平的总模糊指数由0.313上升到了0.387。征地后，社会保障、健康与休闲方面福利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而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工作与就业、住房与环境、社会活动与交往方面则在征地之后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较之前福利水平下降，各准则层的福利水平变化及原因分析如下。
6.1 收入与恩格尔系数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355下降到了0.164，主要是由于人均总月收入及人均农业月收入均大幅下降。同时征地后，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开支中用于食品开支的比例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征地前农民的粮食和蔬菜以及食用油基本自足，每月花费只是集中在水电肉鱼等上，而征地后除了个别农户（占4.8%）仍保留有1亩或更少的土地，绝大部分农民（95.2%）的粮食、蔬菜及食用油完全要靠购买获取，加上农产品等基本生活消费品零售价格的上涨，使得每月食品开销显著增加。恩格尔系数均值由32%上升到了66%。农民在征地之前经济实力原本就比较弱，在土地被征收后，生活更显压力。
6.2 工作与就业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771下降到了0.625。主要是由于征地后，不少农民由原先的土地劳作变更到了其他行业，例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平均通勤时间延长，工作报酬不如务农时高，且收入稳定度也有所下降，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也有小幅下降。但工作与就业的福利水平的模糊评价在征地后仍然高于0.500的模糊水平。
6.3 社会保障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299大幅上升到了0.670，农民们对养老保障满意度指数由之前的2.06上升到了3.61；对医疗保障的满意度指数由2.35上升到了3.76。可以认为，土地征收后农民社会保障情况有了极大的好转。
6.4 健康与休闲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116大幅上升到了0.652，农民们因为社会保障的好转，更愿意去正规医院（包括一级、二级、三级）医院看病。农民被征地前基本天天在土地上劳作，只有天气状态极其不佳时才会选择休息在家。而失去土地后，因失业在家或选择做零散帮工，休息天数迅速上升。就休闲方式而言，征地后农民因失去土地无法耕种，男性多选择打牌打麻将为休闲方式，女性较大比例还会选择跳广场舞，并且征地前没有农民会出去旅游，而征地后农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可以认为，土地征收后农民的健康与休闲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6.5 住房与环境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581下降到了0.348，越过了0.500的模糊水平。主要是由于农民的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值下降，并且农民因对小区布局或绿化率不甚满意，导致对所在小区的环境满意度较低；且农民普遍对动拆迁安置房质量满意度欠佳，故征地后房屋质量情况福利水平有较大幅度下降。值得指出的是，黄渡区域于2002-2004年被征用的土地中，167公顷用于建设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根据此次调查，部分农民常去同济大学散步或锻炼，该校区的建设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6.6 社会活动与交往
征地后，农民该准则层的福利水平由0.712下降到了0.579。主要是由于因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农民与邻居的交往不如之前频繁，彼此来往的程度也由原先更为亲密的聊天拉家常变为见面打招呼。但征地前后与家人相处情况较之前有了小幅好转，且大家对于生活总体幸福度有了更高的评价。
本文从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研究、对福利的定义研究及福利水平指标体系研究三个方面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用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的功能性活动和指标来评价征地前后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鉴于上述研究，笔者认为，从总体上来看，虽然征地后，农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上升，但仍然处在0.300-0.400的较低水平，情况不容乐观。从准则层指标来看，土地征收后收入与恩格尔系数、工作与就业、住房与环境和社会活动与交往层面福利水平有所下降。
值得指出的是，收入与恩格尔系数、住房与环境因在征地后对农民的福利水平影响而言占有较大的权重，这两个方面是影响农民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而这两项的福利水平模糊评价指数在征地之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应当对这两个方面的指标层进行重视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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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Peasants’ Welfare Before and After Land Acquisition
——in case of two residential demolition in Anting Town， Jiading District， Shanghai
Qian Yingying，Sun Sizhu
Abstract：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ccelerate in recent years，the number of landless peasants in Shanghai suburbs continuously increases.Once farmers lose their land，it leads to a series of changes，including the subsistence level of security effectiveness，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living conditions，and as a result，farmers’welfare state is different.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peasants’welfare before and after land acquisition，activity indicators to form peasants’welfare level were proposed based on Capability Approach of Amartya Sen，and a series of field research were done in Luyuan New Town Community and Chunshengyuan Community in Jiading District，Shanghai.The outcome shows that the welfare levels in both communitie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fter land acquisition，from 0.313 to 0.387.After land acquisition，the index value of social security，health and leisure increase，but the index value of income and Engel coefficient，work and employment，housing and environment，social activities and interaction terms are not only improved，but decrease rather than before.
Keywords：Peasant，Land acquisition，Welfare level，Capability Approach of Amartya Sen
陈品禄/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