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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不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在为病家谋幸福
在华西协和大学校园有一块誓言碑，上刻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的一段名言：“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不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在为病家谋幸福。”
近现代来华行医的西人，大多坚定地履行了这一誓言。
华西医院创始者之一、加拿大医学博士启尔德不止在成都开办医院，还在四川各地开办教会医院，乐山仁济医院即是其中之一。晚清民初，传教士在乐山行医、传福音的很多，因为这里不但山清水秀、美食众多，而且是外省经水路到成都的必经之路，也是到达成都前的最后一站。加上乐山人豪爽、念情、开放，善于接受新兴事物，故成为传教士青睐之地。我们熟知的不少著名传教士后人，如启真道、文幼章、苏维廉、戴维斯等，均出生在乐山。
加拿大医学博士梁正伦是启尔德在乐山医疗事业的继承者。1930年，他受教会派遣到乐山，继任嘉定医院院长（前身是启尔德创办的嘉定仁济医院），在乐山工作生活了近10年。
晚清民初，启尔德在乐山创办嘉定福音医院时，还不太为当地民众接受。“福音”二字也令当地人联想到一些不愉快的流言。1925年，嘉定福音医院更名为“嘉定仁济医院”。在四川工作生活多年的加拿大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于是选取来自儒家经书中的“仁”与“济”二字，对应基督教义中的Love（爱）和Mercy（同情怜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1926年的万县惨案后，嘉定仁济医院短暂关闭，次年复开，当梁正伦1930年就任嘉定医院院长时，医院仍未从几年前的阴霾中恢复——医院50张床位，入住率不到四分之一。
当时乐山与四川大多数地区一样，卫生防疫基本处于空白，传染病流行，常常致人死亡。传教士、医学博士启尔德的第一任妻子，来四川后不到两月就死于霍乱。另一位后面将提到的麻风病专家高子豪，妻子也曾在乐山染上天花，虽活了下来，但从此一脸麻子。
有一年，梁正伦接连收到一些奇怪的病人。他们所患的病在当地称作“粑病”（粑是乐山话，软的意思）。病者意识清楚，但是四肢麻痹，浑身乏力，有的连话也说不出来，严重时会丧命。
梁正伦及其同事无法确诊这是何病症。在收到多起类似患者后，梁正伦意识到，这是一种尚未认识的新病种，既有医学书籍均无记载。
他开始亲自着手调查。发现多数发病者是睡后醒来就忽然浑身乏力，四肢麻痹，追问前一天的饮食起居，有无接触异物等等，大多有头天“打牙祭”、“吃油大”（方言，指吃肉或赴宴）的经历。
但患者饮食与其他地区并无二样，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赴宴为何会导致这种怪病？这个问题困扰梁正伦很久。他尝试将此病作为运动神经疾病治疗，但收效甚微。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梁正伦终于发现：问题可能出在食盐上！
自古以来，乐山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井盐产区，辖区内的犍为、五通桥、井研等地盐井、盐灶密布。出于产盐的缘故，乐山人一般口味偏重，尤其是摆宴席时，觉得多放一点盐口味更好。而赴宴的人，平时难得吃上一次肉，一旦赴宴席，不撑得十二分饱就不肯放下筷子。这样，赴宴时盐的摄入量就大大超过平日。
梁正伦没有草率下推断，而是找到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科研人员，经过共同实验分析，最终发现乐山食盐中化学元素钡的含量超标（主要是氯化钡），而钡中毒，正是引发“耙病”的关键原因。这个怪病，从此可以对症下药了！
梁正伦将关于乐山“耙病”的研究论文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表，此后，这个病种被医学界定名为“嘉定痹病”。
梁正伦的发现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经验。1941年春，四川李庄突发“春瘟”，有37名学生吃饭之后全身无力，呼吸困难，与乐山“耙病”的症状非常相似。次年，四川宜宾城内也出现了相似的中毒致死事件。同济大学的杜公振教授担纲查证，经过先后三次调查，确定是当时最大的盐业公司“五通桥”生产的食盐不合格，氯化钡超标，由此引发钡中毒。
当局政府发文，明令禁止食用“五通桥”盐。杜公振又向盐商提议，在盐中加入“芒硝”（硫酸钠），即可去除氯化钡。此后，困扰四川多年的“耙病”基本绝迹。
1939年，梁正伦调往重庆，担任重庆仁济医院院长。在日军轰炸期间，他所在的医院被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定为重庆第五重伤医院，专门收治城区和南岸地区被日机炸伤的伤员。梁正伦被委任为重庆救护队第八中队长。抗战期间，他做外科手术超过千次，拯救了无数伤者的生命。1950年，因政治环境改变，他离开中国回到加拿大。
在梁正伦到达乐山的大约20年前，1911年，加拿大传教士、医学博士高子豪就来到乐山白塔街，为当时的嘉定福音医院工作。他常到附近的乡镇赶场，打着旗帜，上书“来就好，马上好”的中文，宣传西医西药，并对贫苦民众免费施药。
1914年，他离开乐山，来到江城涪陵。在长江的流水声与白鹤梁的凝视下，经过一年时间，创办涪陵福音医院，即以后的涪陵仁济医院。1917年，他又被教会调到自贡，担任自流井仁济医院院长。十年间，高子豪辗转四川三地，为二线城市的西医普及立下汗马之功。
但他真正广为人所知，是1925年到华西协合大学之后。凭借在中国多年的医疗经验，他担任华西卫生教育会干事、公共卫生学主任、教授，讲授公共卫生学。
1935年，国际知名麻疯病专家马克维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参观，高子豪陪同他到西昌、越西等地考察，发现麻疯病流行，状况令人鼻酸。
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教育的部分中国精英认为，麻风流行反映了中国在政治与社会上的落后，象征民族耻辱。因此，消灭麻风病不单是医学目标，更成为中国雪耻的期许。国民政府基于这种压力，开始积极治疗和防御麻风病，推动麻风院的建设。不幸的是，某些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对付病患，如广东梅县县长设计毒杀麻风病人，普宁县甚至焚烧麻风病人。1936年6月，中华麻风救济会接到广东省高要县两民众来信，反映县长马炳乾捕杀麻风病人，将境内30位麻风病人驱赶到山上，活埋处死。 高子豪与马克维等人在四川彝区之行中发现，当地虽没有野蛮屠杀麻风病人的恶行，但麻风病人得不到救治、遭人歧视乃至驱逐遗弃的情况很普遍。他们遂产生了联合建设麻风病专门医院，以收治边远地区不幸病人的想法。
在伦敦麻疯病协会和中国麻疯病协会的支持、捐助下，1939年四川第一所麻疯病医院在成都落成，高子豪任院长。1941年该院移交华西协合大学。在麻风病医院，医生、护士坚持“以人的方式对待麻风病人”，尽力使病人们减轻痛苦，获得慰藉。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瑞典汉学家马跃然——当时在四川求学，研究四川方言——与高子豪有一面之缘，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华西大学医院的美国麻风病专家Dr.Crawford（即高子豪）和加拿大外科医生Dr.0uterbridge匆匆忙忙开了辆吉普车到战场去救伤员。他们先遇到一队解放军，一个当官的出面解释，他的军队根本没有受伤者。他很客气地让两个医生开到国民党军队那边看看，看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可是对方也没有受伤者。”对于这次救助，马悦然评论道：“那两位慈悲的医生只有失望地开回成都去。”
这是中文文本里关于高子豪的最后记载，他此后的下落，暂时不得而知。
在四川边远山区，最初只有零星传教士行医。1939年，这个状况得到了历史性的改变。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边疆服务部，在深入川、康地区服务边民的同时，联合当时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八所大学，就地方特殊疾病展开调查研究，并对症治疗。
中国第一代病理学家侯宝璋即是致力边疆服务的一位贤者。他本是一个教会医院的帮工，因工作优秀、禀赋特出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后因参加学潮、拒不认错而被开除。又保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分班到齐鲁大学，最终于此毕业并留校任教。
1943年暑期，他到川西地区与边疆服务部卫生干事联合调查特种疾病。此年，他对四川理县佳山寨的百姓进行身体普查， 发现全体寨民均患蛔虫病， 随即由边疆服务部普遍施以诊治。此后，他又多次赴川西参加服务部组织的地方病调查。1944年，他发表论文《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疾病》，对这一带多发的肠寄生虫病、回归热、腹泻与痢疾、营养不良等疾病在当地发生的特殊原因，危害的严重性，预防方法及治疗措施作了详细论述。在研究中，他还发现了传染黑热病的媒介，为当地黑热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此外， 侯宝璋还指导川西威州医院院长马锡山对松、茂、理、汶等县流行的一种被当地称为“恶”的疾病进行分析， 确认该病为黑热病，后写成论文《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基本根治了黑热病。
侯宝璋在学界也贡献卓越。1936年，他在华西协合大学创建了病理学系，并开始搜集制造病理标本，有不少留存下来。如今华西医药大学里有全国最大的病理学标本博物馆，许多珍贵标本都是侯宝璋及同事精心搜集制造的。
几乎每一件标本都有一个传奇故事。比如一件罕见的毛发胃病理标本，患者小时候常常被母亲背在背上干农活，他就扯母亲的头发吃着玩儿，后来发展成癖好，长大后又扯自己的头发吃。胃液对人的头发无消化作用。10多年后，被患者吃下去的头发和胃中的食物结合在一起，渐渐填满他的胃，形成毛发胃。
还有一个薄如蝉翼的肾脏，是一名患肾结石农妇的肾。几十年前，医疗条件远不如现在，那名患肾结石的农妇不能排小便，又找不出病因和治疗方法，活人真就被尿“憋死”了。当她病逝时，肾脏已经被尿液撑得又大又透明。如今，只要通过药物或仪器排石碎石，就可治愈这种疾病，因此几乎不太可能再收集到这种病理标本了。
尽管常年与令人毛骨悚然的各种疾病打交道，侯宝璋却随和风趣，毫不刻板。他曾跟学生开玩笑说：“我有一联，请君试对，上联为：‘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学生大笑，但不能对。
不过，侯宝璋这对联似乎非他原创，而是抗战时《新民晚报》征联头奖。抗战时，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分别由南京、山东迁至成都，当地人称“金男大”、“金女大”、“齐大”。征得的下联曰：“市一小，市二小，一小在南，二小在北，两小无猜”。下联中的“一小”、“二小”、“两小”，分指“成都市立第一小学”、“成都市立第二小学”和“成都两仪小学”。信手拈来，浑然天趣。
1948年，侯宝璋改任香港大学医学病理系主任教授，后一度代理院长。1961年，香港大学授予其荣誉科学博士，并荐其为英国皇家学会病理学会终身会员。次年，侯宝璋自港归国，1967年病逝。
西人在华行医者，坚守希波克拉底誓言，妙手仁心，而另有一种人，则拥有别样身手，他们相信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要用自己的知识、阅历与智慧，去丈量中国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文物、动物与植物。他们就像是从《夺宝奇兵》系列电影中走出来的，现实版的“印第安纳·琼斯”。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专栏作家）
在华西协和大学校园有一块誓言碑，上刻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的一段名言：“我愿尽我力之所能，与判断力之所及，不论至于何处，遇男遇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在为病家谋幸福。”
近现代来华行医的西人，大多坚定地履行了这一誓言。
华西医院创始者之一、加拿大医学博士启尔德不止在成都开办医院，还在四川各地开办教会医院，乐山仁济医院即是其中之一。晚清民初，传教士在乐山行医、传福音的很多，因为这里不但山清水秀、美食众多，而且是外省经水路到成都的必经之路，也是到达成都前的最后一站。加上乐山人豪爽、念情、开放，善于接受新兴事物，故成为传教士青睐之地。我们熟知的不少著名传教士后人，如启真道、文幼章、苏维廉、戴维斯等，均出生在乐山。
加拿大医学博士梁正伦是启尔德在乐山医疗事业的继承者。1930年，他受教会派遣到乐山，继任嘉定医院院长（前身是启尔德创办的嘉定仁济医院），在乐山工作生活了近10年。
晚清民初，启尔德在乐山创办嘉定福音医院时，还不太为当地民众接受。“福音”二字也令当地人联想到一些不愉快的流言。1925年，嘉定福音医院更名为“嘉定仁济医院”。在四川工作生活多年的加拿大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于是选取来自儒家经书中的“仁”与“济”二字，对应基督教义中的Love（爱）和Mercy（同情怜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1926年的万县惨案后，嘉定仁济医院短暂关闭，次年复开，当梁正伦1930年就任嘉定医院院长时，医院仍未从几年前的阴霾中恢复——医院50张床位，入住率不到四分之一。
当时乐山与四川大多数地区一样，卫生防疫基本处于空白，传染病流行，常常致人死亡。传教士、医学博士启尔德的第一任妻子，来四川后不到两月就死于霍乱。另一位后面将提到的麻风病专家高子豪，妻子也曾在乐山染上天花，虽活了下来，但从此一脸麻子。
有一年，梁正伦接连收到一些奇怪的病人。他们所患的病在当地称作“粑病”（粑是乐山话，软的意思）。病者意识清楚，但是四肢麻痹，浑身乏力，有的连话也说不出来，严重时会丧命。
梁正伦及其同事无法确诊这是何病症。在收到多起类似患者后，梁正伦意识到，这是一种尚未认识的新病种，既有医学书籍均无记载。
他开始亲自着手调查。发现多数发病者是睡后醒来就忽然浑身乏力，四肢麻痹，追问前一天的饮食起居，有无接触异物等等，大多有头天“打牙祭”、“吃油大”（方言，指吃肉或赴宴）的经历。
但患者饮食与其他地区并无二样，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赴宴为何会导致这种怪病？这个问题困扰梁正伦很久。他尝试将此病作为运动神经疾病治疗，但收效甚微。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梁正伦终于发现：问题可能出在食盐上！
自古以来，乐山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井盐产区，辖区内的犍为、五通桥、井研等地盐井、盐灶密布。出于产盐的缘故，乐山人一般口味偏重，尤其是摆宴席时，觉得多放一点盐口味更好。而赴宴的人，平时难得吃上一次肉，一旦赴宴席，不撑得十二分饱就不肯放下筷子。这样，赴宴时盐的摄入量就大大超过平日。
梁正伦没有草率下推断，而是找到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科研人员，经过共同实验分析，最终发现乐山食盐中化学元素钡的含量超标（主要是氯化钡），而钡中毒，正是引发“耙病”的关键原因。这个怪病，从此可以对症下药了！
梁正伦将关于乐山“耙病”的研究论文在国际医学刊物上发表，此后，这个病种被医学界定名为“嘉定痹病”。
梁正伦的发现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经验。1941年春，四川李庄突发“春瘟”，有37名学生吃饭之后全身无力，呼吸困难，与乐山“耙病”的症状非常相似。次年，四川宜宾城内也出现了相似的中毒致死事件。同济大学的杜公振教授担纲查证，经过先后三次调查，确定是当时最大的盐业公司“五通桥”生产的食盐不合格，氯化钡超标，由此引发钡中毒。
当局政府发文，明令禁止食用“五通桥”盐。杜公振又向盐商提议，在盐中加入“芒硝”（硫酸钠），即可去除氯化钡。此后，困扰四川多年的“耙病”基本绝迹。
1939年，梁正伦调往重庆，担任重庆仁济医院院长。在日军轰炸期间，他所在的医院被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定为重庆第五重伤医院，专门收治城区和南岸地区被日机炸伤的伤员。梁正伦被委任为重庆救护队第八中队长。抗战期间，他做外科手术超过千次，拯救了无数伤者的生命。1950年，因政治环境改变，他离开中国回到加拿大。
在梁正伦到达乐山的大约20年前，1911年，加拿大传教士、医学博士高子豪就来到乐山白塔街，为当时的嘉定福音医院工作。他常到附近的乡镇赶场，打着旗帜，上书“来就好，马上好”的中文，宣传西医西药，并对贫苦民众免费施药。
1914年，他离开乐山，来到江城涪陵。在长江的流水声与白鹤梁的凝视下，经过一年时间，创办涪陵福音医院，即以后的涪陵仁济医院。1917年，他又被教会调到自贡，担任自流井仁济医院院长。十年间，高子豪辗转四川三地，为二线城市的西医普及立下汗马之功。
但他真正广为人所知，是1925年到华西协合大学之后。凭借在中国多年的医疗经验，他担任华西卫生教育会干事、公共卫生学主任、教授，讲授公共卫生学。
1935年，国际知名麻疯病专家马克维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参观，高子豪陪同他到西昌、越西等地考察，发现麻疯病流行，状况令人鼻酸。
民国时期，受到西方教育的部分中国精英认为，麻风流行反映了中国在政治与社会上的落后，象征民族耻辱。因此，消灭麻风病不单是医学目标，更成为中国雪耻的期许。国民政府基于这种压力，开始积极治疗和防御麻风病，推动麻风院的建设。不幸的是，某些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对付病患，如广东梅县县长设计毒杀麻风病人，普宁县甚至焚烧麻风病人。1936年6月，中华麻风救济会接到广东省高要县两民众来信，反映县长马炳乾捕杀麻风病人，将境内30位麻风病人驱赶到山上，活埋处死。 高子豪与马克维等人在四川彝区之行中发现，当地虽没有野蛮屠杀麻风病人的恶行，但麻风病人得不到救治、遭人歧视乃至驱逐遗弃的情况很普遍。他们遂产生了联合建设麻风病专门医院，以收治边远地区不幸病人的想法。
在伦敦麻疯病协会和中国麻疯病协会的支持、捐助下，1939年四川第一所麻疯病医院在成都落成，高子豪任院长。1941年该院移交华西协合大学。在麻风病医院，医生、护士坚持“以人的方式对待麻风病人”，尽力使病人们减轻痛苦，获得慰藉。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瑞典汉学家马跃然——当时在四川求学，研究四川方言——与高子豪有一面之缘，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华西大学医院的美国麻风病专家Dr.Crawford（即高子豪）和加拿大外科医生Dr.0uterbridge匆匆忙忙开了辆吉普车到战场去救伤员。他们先遇到一队解放军，一个当官的出面解释，他的军队根本没有受伤者。他很客气地让两个医生开到国民党军队那边看看，看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可是对方也没有受伤者。”对于这次救助，马悦然评论道：“那两位慈悲的医生只有失望地开回成都去。”
这是中文文本里关于高子豪的最后记载，他此后的下落，暂时不得而知。
在四川边远山区，最初只有零星传教士行医。1939年，这个状况得到了历史性的改变。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边疆服务部，在深入川、康地区服务边民的同时，联合当时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八所大学，就地方特殊疾病展开调查研究，并对症治疗。
中国第一代病理学家侯宝璋即是致力边疆服务的一位贤者。他本是一个教会医院的帮工，因工作优秀、禀赋特出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后因参加学潮、拒不认错而被开除。又保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后分班到齐鲁大学，最终于此毕业并留校任教。
1943年暑期，他到川西地区与边疆服务部卫生干事联合调查特种疾病。此年，他对四川理县佳山寨的百姓进行身体普查， 发现全体寨民均患蛔虫病， 随即由边疆服务部普遍施以诊治。此后，他又多次赴川西参加服务部组织的地方病调查。1944年，他发表论文《汶川理番一带最常见的几种疾病》，对这一带多发的肠寄生虫病、回归热、腹泻与痢疾、营养不良等疾病在当地发生的特殊原因，危害的严重性，预防方法及治疗措施作了详细论述。在研究中，他还发现了传染黑热病的媒介，为当地黑热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此外， 侯宝璋还指导川西威州医院院长马锡山对松、茂、理、汶等县流行的一种被当地称为“恶”的疾病进行分析， 确认该病为黑热病，后写成论文《黑热病的发现及治疗经过》，基本根治了黑热病。
侯宝璋在学界也贡献卓越。1936年，他在华西协合大学创建了病理学系，并开始搜集制造病理标本，有不少留存下来。如今华西医药大学里有全国最大的病理学标本博物馆，许多珍贵标本都是侯宝璋及同事精心搜集制造的。
几乎每一件标本都有一个传奇故事。比如一件罕见的毛发胃病理标本，患者小时候常常被母亲背在背上干农活，他就扯母亲的头发吃着玩儿，后来发展成癖好，长大后又扯自己的头发吃。胃液对人的头发无消化作用。10多年后，被患者吃下去的头发和胃中的食物结合在一起，渐渐填满他的胃，形成毛发胃。
还有一个薄如蝉翼的肾脏，是一名患肾结石农妇的肾。几十年前，医疗条件远不如现在，那名患肾结石的农妇不能排小便，又找不出病因和治疗方法，活人真就被尿“憋死”了。当她病逝时，肾脏已经被尿液撑得又大又透明。如今，只要通过药物或仪器排石碎石，就可治愈这种疾病，因此几乎不太可能再收集到这种病理标本了。
尽管常年与令人毛骨悚然的各种疾病打交道，侯宝璋却随和风趣，毫不刻板。他曾跟学生开玩笑说：“我有一联，请君试对，上联为：‘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学生大笑，但不能对。
不过，侯宝璋这对联似乎非他原创，而是抗战时《新民晚报》征联头奖。抗战时，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分别由南京、山东迁至成都，当地人称“金男大”、“金女大”、“齐大”。征得的下联曰：“市一小，市二小，一小在南，二小在北，两小无猜”。下联中的“一小”、“二小”、“两小”，分指“成都市立第一小学”、“成都市立第二小学”和“成都两仪小学”。信手拈来，浑然天趣。
1948年，侯宝璋改任香港大学医学病理系主任教授，后一度代理院长。1961年，香港大学授予其荣誉科学博士，并荐其为英国皇家学会病理学会终身会员。次年，侯宝璋自港归国，1967年病逝。
西人在华行医者，坚守希波克拉底誓言，妙手仁心，而另有一种人，则拥有别样身手，他们相信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要用自己的知识、阅历与智慧，去丈量中国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文物、动物与植物。他们就像是从《夺宝奇兵》系列电影中走出来的，现实版的“印第安纳·琼斯”。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