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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第三册收录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课后的研讨与练习中有这么两个设问：说说琵琶女的身世为什么会引起诗人强烈的共鸣？怎样理解“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句诗的意蕴？我认为虽是两个问题，却是一根主线贯穿，这就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被压迫者之间有区别吗？长久以来，人们提起白居易必然就想起他的《琵琶行》，关键的原因就是这首诗作于白居易人生经历的转折时期，已成为研究白居易的重要资料。
普通高校文学史教科书上认为白居易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他前后思想的真实写照，前期是“兼善天下”思想为主，后期是“独善其身”思想为主。①不知此结论始于谁，但应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我评价的一句话相关：“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善）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凤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②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上》，它的意思可以从它的前一句话中看出：“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③意思很明了，没有必要再翻译为现代汉语的大白话。
元和十年前的白居易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积极向皇帝进言献策，希望改革时政，为此也让一些权贵心有不满。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追捕凶手，以肃法纪。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支持，反而上书皇帝说白居易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越职言事”行为。于是白居易被贬为江表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又上书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白居易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白居易被改贬到江州任一小司马之职。
此变故对白居易一生的影响颇大，后人研究他时，都把此次变故作为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此前此后，白居易的心境已大不一样了。
果如前人评价的那样吗？纵观白居易的一生，他任职的时候还是见多的。以他被贬为江州司马为界，之前做的是京官，而且在皇帝、太子身边任职；公元815年6月贬为江州司马，公元818年12月任忠州刺史，公元822年任杭州刺史，公元824年5月以太子左庶子奉召回京，公元825年3月任苏州刺史，公元827年3月回京任秘书监，之后任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职，最后在刑部尚书的位置上退休的。简单点说，他这一生，做官从八品升到了二品，凭这样的仕途经历和结果，说他“穷”，符合实际吗？
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确以被贬到江州任司马为转折，而这个转折主要是他在江州任职时发生的一件事为标志。这件事就是他与一个长安倡女的偶遇。——这就是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产生的背景。
到江州任职后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朋友，在谈足了该谈的、叙完了该叙的之后，客人要告辞上路了。白居易久处穷乡，巴望有人多陪他，但客人始终是客，是要离去的。白居易把他送到了分手之处——浔阳江边的码头旁，此时正是秋风萧萧，夜幕已临的时候，今非昔比的白居易送客时的排场已不够风光——“举杯欲饮无管弦”，真是千般滋味涌上心头。突然，随着清凉的江风，送来了一阵轻细的乐声，白居易如同受到某种强有力的东西撞击一般，啊，久违了，京音！一个意外之喜，白居易又找到了一个留客的理由，不是举杯欲饮无管弦吗？来，来，他对他的朋友说，有如此之音乐为你送行也可以了，过去听听。
于是，“移船相近邀相见”，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有位女子满脸愁怨出现在他们面前。迫于别人“添酒回灯重开宴”的盛情，也有自己内心孤独凄苦的原因，此女子坐定后举手便弹。不愧为曾为长安红极一时的倡女，乐曲有声有色，深深打动了白居易的心。
如此偏僻的地方，有如此奇女子，这又让白居易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本来江边送客，无丝竹管弦之奏，听到那远处传来的琵琶声，只是想为客人离去增添点情绪罢了。可白居易是谁！那种自认为不得意之人，总会在寻找诉说不得意和解脱不得意的机会的。是的，就是这样，听完此女自诉身世之后，白居易的心中波涛汹涌。
与一个长安倡女的偶遇，化为白居易心中情感的突破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面对长安倡女昨天“一曲红绡不知数”和今天的“去来江口守空船”，白居易深深叹口气，心中的感叹又何不相同呢！
想当初，意气风发，为了实现自己的仕途理想，不遗余力尽忠于皇上，可这忠心耿耿换来的是贬官江州。这倒也好，这么一个秋夜，出现这么一个女子，一番自诉身世之后，白居易泣下最多，让白居易猛然醒悟：“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④为官为什么？读书人算什么？一个长安倡女为此作了一个绝好的注释：合帝王的口味时，也许能“一曲红绡不知数”，不合帝王的口味，就只能“去来江口守空船”（如果还未被折磨至死的话）。印证了民间的一种说法：要人就要人，不要人就撒尿淋人。江州司马流泪了，流过泪也有收获了。在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指导下，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想要进入体制内，就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一撮毛”，而这“一撮毛”又只能找“一张皮”来依附。在封建制度中，除了效忠体制，他们还能依附在哪张“皮”上呢？生活中何愁何处无教材，由此次相识，白居易对官场有了新的认识：诗人气质收起吧，圆滑、识时务才是最重要的。这场相识对他今后的仕途有很大的帮助。不信，结局在那摆着的，后来白居易的官是越做越大，相对于其它许多封建社会文人来说，他的结局是圆满的。
仕途的事也许是我等仕途之外的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想来也复杂不到哪里去。并不是他“穷”则“独善其身”，而是他“达”也无法“兼善天下”，其中关键的原因可能还是官场的游戏规则没有处理好，吸取了以往的教训迫于无奈抽身避祸的原因造成的。政治上他是一个有着较为强烈的忠君思想的人，就是他提倡的诗歌创作主张，说到底为君服务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我认为，儒家的学说并不是可以解释一切行为的，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又有谁能保证他不是从“达”的角度来想象他的一生的呢？“居庙堂之高”是理想，“处江湖之远”是无奈。社会现实不允许“达”，或者他的“兼善天下”不符合皇帝或其它高官的口味，矛盾就出来了，就会在一种内心痛苦的伴随下，适当地高唱一些风花雪月，然后不断地又向后人说“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⑤
有此一议，并不是想要否认——也没有能力否认——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伟大贡献，只是想借白居易在“穷”、“达”的问题上作一个粗浅的探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留下作品传世的文人，有许多都是仕途中人或努力奔往仕途中，认清他们在为官或想要为官时的地位、表现，有利于理解他们的作品，还原历史事实。“为文”与“为官”，是需要不同的才华的。历史上的屈原、陶渊明、李白等，他们都是太有理想的文人，不知道家天下的环境中文人就是主人的一条狗，要看主人如何差遣。想要在“为文”与“为官”两样中都有非凡的建树的，结局如屈原等；看清时局，选择“为文”之路走的尚且保全了性命，留下了清名，如陶渊明、李白等；像白居易一样功成身退的中国古代文人确实不多。
直面事实吧。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他心中是有数的。失意后的屈原选择的是自杀，李白选择的是游历山川，陶渊明更是去“种豆南山下”。就是白居易，他在政治面前也不是低调多了吗？这种种选择，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一句话，“穷”否、“达”否，无所谓，顺从体制，统治者就放心了。顺从了体制，统治者还有可能褒扬他，如陶渊明就被后世封建统治者捧得很高。
参考文献：
①于非 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 P319
章培恒 骆玉明 主编《中国文学史》（中）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 P163
袁行霈 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二版 P284
②顾学颉 校点《白居易集·与元九书》（第三册） 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 P964
③朱熹 撰《四书集注》 岳麓书社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P502
④顾学颉 校点《白居易集·琵琶引并序》（第一册） 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 P242
⑤朱东润 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九章·涉江》（上编 第一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新1版P258
杨德柱，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责任编校：晓 苏
普通高校文学史教科书上认为白居易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他前后思想的真实写照，前期是“兼善天下”思想为主，后期是“独善其身”思想为主。①不知此结论始于谁，但应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我评价的一句话相关：“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善）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凤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②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上》，它的意思可以从它的前一句话中看出：“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③意思很明了，没有必要再翻译为现代汉语的大白话。
元和十年前的白居易参政议政的热情很高，积极向皇帝进言献策，希望改革时政，为此也让一些权贵心有不满。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追捕凶手，以肃法纪。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支持，反而上书皇帝说白居易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越职言事”行为。于是白居易被贬为江表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又上书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白居易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白居易被改贬到江州任一小司马之职。
此变故对白居易一生的影响颇大，后人研究他时，都把此次变故作为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此前此后，白居易的心境已大不一样了。
果如前人评价的那样吗？纵观白居易的一生，他任职的时候还是见多的。以他被贬为江州司马为界，之前做的是京官，而且在皇帝、太子身边任职；公元815年6月贬为江州司马，公元818年12月任忠州刺史，公元822年任杭州刺史，公元824年5月以太子左庶子奉召回京，公元825年3月任苏州刺史，公元827年3月回京任秘书监，之后任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职，最后在刑部尚书的位置上退休的。简单点说，他这一生，做官从八品升到了二品，凭这样的仕途经历和结果，说他“穷”，符合实际吗？
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确以被贬到江州任司马为转折，而这个转折主要是他在江州任职时发生的一件事为标志。这件事就是他与一个长安倡女的偶遇。——这就是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产生的背景。
到江州任职后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朋友，在谈足了该谈的、叙完了该叙的之后，客人要告辞上路了。白居易久处穷乡，巴望有人多陪他，但客人始终是客，是要离去的。白居易把他送到了分手之处——浔阳江边的码头旁，此时正是秋风萧萧，夜幕已临的时候，今非昔比的白居易送客时的排场已不够风光——“举杯欲饮无管弦”，真是千般滋味涌上心头。突然，随着清凉的江风，送来了一阵轻细的乐声，白居易如同受到某种强有力的东西撞击一般，啊，久违了，京音！一个意外之喜，白居易又找到了一个留客的理由，不是举杯欲饮无管弦吗？来，来，他对他的朋友说，有如此之音乐为你送行也可以了，过去听听。
于是，“移船相近邀相见”，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有位女子满脸愁怨出现在他们面前。迫于别人“添酒回灯重开宴”的盛情，也有自己内心孤独凄苦的原因，此女子坐定后举手便弹。不愧为曾为长安红极一时的倡女，乐曲有声有色，深深打动了白居易的心。
如此偏僻的地方，有如此奇女子，这又让白居易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本来江边送客，无丝竹管弦之奏，听到那远处传来的琵琶声，只是想为客人离去增添点情绪罢了。可白居易是谁！那种自认为不得意之人，总会在寻找诉说不得意和解脱不得意的机会的。是的，就是这样，听完此女自诉身世之后，白居易的心中波涛汹涌。
与一个长安倡女的偶遇，化为白居易心中情感的突破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面对长安倡女昨天“一曲红绡不知数”和今天的“去来江口守空船”，白居易深深叹口气，心中的感叹又何不相同呢！
想当初，意气风发，为了实现自己的仕途理想，不遗余力尽忠于皇上，可这忠心耿耿换来的是贬官江州。这倒也好，这么一个秋夜，出现这么一个女子，一番自诉身世之后，白居易泣下最多，让白居易猛然醒悟：“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④为官为什么？读书人算什么？一个长安倡女为此作了一个绝好的注释：合帝王的口味时，也许能“一曲红绡不知数”，不合帝王的口味，就只能“去来江口守空船”（如果还未被折磨至死的话）。印证了民间的一种说法：要人就要人，不要人就撒尿淋人。江州司马流泪了，流过泪也有收获了。在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指导下，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想要进入体制内，就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一撮毛”，而这“一撮毛”又只能找“一张皮”来依附。在封建制度中，除了效忠体制，他们还能依附在哪张“皮”上呢？生活中何愁何处无教材，由此次相识，白居易对官场有了新的认识：诗人气质收起吧，圆滑、识时务才是最重要的。这场相识对他今后的仕途有很大的帮助。不信，结局在那摆着的，后来白居易的官是越做越大，相对于其它许多封建社会文人来说，他的结局是圆满的。
仕途的事也许是我等仕途之外的人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想来也复杂不到哪里去。并不是他“穷”则“独善其身”，而是他“达”也无法“兼善天下”，其中关键的原因可能还是官场的游戏规则没有处理好，吸取了以往的教训迫于无奈抽身避祸的原因造成的。政治上他是一个有着较为强烈的忠君思想的人，就是他提倡的诗歌创作主张，说到底为君服务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我认为，儒家的学说并不是可以解释一切行为的，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又有谁能保证他不是从“达”的角度来想象他的一生的呢？“居庙堂之高”是理想，“处江湖之远”是无奈。社会现实不允许“达”，或者他的“兼善天下”不符合皇帝或其它高官的口味，矛盾就出来了，就会在一种内心痛苦的伴随下，适当地高唱一些风花雪月，然后不断地又向后人说“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⑤
有此一议，并不是想要否认——也没有能力否认——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伟大贡献，只是想借白居易在“穷”、“达”的问题上作一个粗浅的探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留下作品传世的文人，有许多都是仕途中人或努力奔往仕途中，认清他们在为官或想要为官时的地位、表现，有利于理解他们的作品，还原历史事实。“为文”与“为官”，是需要不同的才华的。历史上的屈原、陶渊明、李白等，他们都是太有理想的文人，不知道家天下的环境中文人就是主人的一条狗，要看主人如何差遣。想要在“为文”与“为官”两样中都有非凡的建树的，结局如屈原等；看清时局，选择“为文”之路走的尚且保全了性命，留下了清名，如陶渊明、李白等；像白居易一样功成身退的中国古代文人确实不多。
直面事实吧。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树立什么样的榜样他心中是有数的。失意后的屈原选择的是自杀，李白选择的是游历山川，陶渊明更是去“种豆南山下”。就是白居易，他在政治面前也不是低调多了吗？这种种选择，符合统治者的需要。一句话，“穷”否、“达”否，无所谓，顺从体制，统治者就放心了。顺从了体制，统治者还有可能褒扬他，如陶渊明就被后世封建统治者捧得很高。
参考文献：
①于非 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教程》（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 P319
章培恒 骆玉明 主编《中国文学史》（中）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一版 P163
袁行霈 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二版 P284
②顾学颉 校点《白居易集·与元九书》（第三册） 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 P964
③朱熹 撰《四书集注》 岳麓书社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P502
④顾学颉 校点《白居易集·琵琶引并序》（第一册） 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 P242
⑤朱东润 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九章·涉江》（上编 第一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新1版P258
杨德柱，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责任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