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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节虚心
我儿时生长在江南，记忆里有一种烙花镶锡头的竹筷，有其他筷子不可比拟的自然、纯朴和野趣，它曾是杭州的符号。对于我来说，烙在竹皮上的云紋一直在心中暗地里飘摇。钱塘这片受佛眷顾的山川，是为文、雅、灵、秀的代言，就连筷子也不例外。
关于天竺筷的由来，最初的发明者虽已不可考，但根据这些零散的史料和丰富的传说，能大致判断：其工艺最初定形于天竺、灵隐一带，生产开始于光绪年间，随后出现了专门从事加工天竺筷的作坊，进而逐渐流传为江浙一带民间常见的日用品。
天竺筷的发明首先应归功于杭州丰富的竹资源。采一段两节的小苦竹枝条，一断为二，便是一双天然的筷子。而这一类的小竹，在天竺及灵隐一带的山上至今仍比比皆是。天竺三寺（即上天竺寺、中天竺寺、下天竺寺三寺通称）不绝的香火带来的客源和商机，可能是竹筷上的图画的灵感来源，也是众多作坊集中出现的成因。天竺筷上烙有西湖风景、诗文花鸟、菩萨佛像等图案，是为投其所好。筷子本身，在历来的宣传上也强调其带有增口福、带好运的民俗意蕴和宗教含义。
多年前我见到天竺筷第五代传人王连道时，杭州天竺筷厂尚存——现已迁至运河福地创业园里。当时，“杭州天竺筷厂”位于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公寓楼里，很不起眼的塑料招牌被安在楼道的进口处。王连道是这厂子的主人，70多岁，清瘦的身材，穿着一双黑色的旧布鞋。王先生自号“石古”，善金石书画。见我的目光在办公室墙上的那幅字画上流连，便索性拿出自己的篆刻来。“我师父是西泠印社的，我自己的东西都只是玩笑而已。”自豪和谦逊都含在一句之中。杭州的“老底子”们，恐怕都会以西泠为傲，以能文善墨而感自豪。“小时候，家里人把我托在一个私塾里，6岁开始就跟着一个红鼻子先生学书法，渐渐地便成了一种自然，割舍不去的爱好了。”
柳宗元有首诗叫《苦竹桥》，里面有两句写道：“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苦节可以被理解为文人的风骨和气节，虚心则有不为世情所左右的宽达。王先生的气质，散发着一种从容与闲适，更像是一个文人、一个玩家，而不是掌管一份产业的厂长。2006年他承包了改组后的天竺筷厂，当初冒着家人的反对，这毅然的决断也正是出于对天竺筷的情感，不愿意它随波逐流，最后消失不见。长久以来，他把销售以及行政事务全交给了女儿王旭琼——天竺筷的第六代传人去打理，自己则一心摆弄他的天竺筷。他不虑筷子的销路，而是在一心想着它的形、它的魂。他认为要以文人的眼光去看待传统的手艺，它们的历史，包含的文化。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每一件都是充满大智慧和趣味的。如果你不明白其中的趣味，那么，就连一双筷子你也做不好。
筷里乾坤
王先生说，是中国人发明了筷子，但日本有筷子节中国却没有。中国的筷子按照材料、形状、纹饰可以分出很多品种，基于礼仪文化，统一起来又有说不完的故事。而天竺筷的特点首先要从它的材料说起。王先生告诉我，小苦竹和大叶箬竹都是空心细竹，其天然的长度和直径非常适合做筷子。
“天竺筷保留原始竹青，自然成型，也不用油漆。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材料的原始模样。值得一提的是，适合制作天竺筷的材料，须是长成两三年后老去的枯枝，我们不会去砍青嫩新发的枝条，因为水分过多，质地太软，不适合拿来做筷子。”
天竺筷看似简单、原始，但制作起来非常繁复、耗时。采竹、锯竹、脱脂、理坯、磨头、砂光、画稿、雕版、烙花、打孔、上头……天竺筷厂的工匠们用手工或者半机械的方式，实践着总共20多道的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技术，而最关键的即是烙花和镶头，这也是天竺筷与其他筷子最明显的区别。据《杭州市二轻工业志》记载，清光绪年间有位潘三四师傅，对天竺筷的制作方法进行了改进。从那时起，天竺筷被烙花、镶头，成了人们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王先生随手拿起一支筷子，要我细看那上面的花纹，图案需分3次火烙。上、下两段稍短，多用抽象的云纹、水纹。中间稍宽，是一副筷子要表现的主题，或是佛像、花草、山水或是字号、诗词、对子。王先生指着他搜集来的老机械：“以前的匠人，把刻有浮雕的铁板放在煤炉上加热，铁板的温度，旋转竹筷时的速度和力度是关键，手势和火候都很难掌握。”旋转，铁板接触竹的皮肤，青烟便无声地飘散，留下暗红的烙印或梵音、佛寺，或柳絮、春潮。杭州的姿色和气韵，都被艺术地浓缩在这直径不足7mm的竹枝上。而那些书画皆是王先生的手笔。
筷帽在最初是个简单的半圆形锡质金属箍。如今，天竺筷的“基本款”仍沿用这种做法。但筷帽其实是天竺筷为数不多的可被延伸或变化的部分。王先生强调说：“创新必须建立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于天竺筷来说，传承宗脉可能更为重要。”于是筷帽的创新显得格外的谨慎，三潭印月的雕刻是造型上的突破;玉石、翡翠以及檀木的运用则是材料的改良。那些别致的筷帽就像是老竹上长出的新枝，而制作者担心的是它们会不会像嫁接一样的突兀，这种对于传统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
王先生拿出一把几十年前的天竺筷问我：“你小时候用过的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答应说是，然而当他问及是不是这种烙花的时候，除了云纹我却再想不起别的来。曾经日用而无知，熟视而无睹，那些图案和筷子浑然一体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今天在这里细赏或感叹，因它们不再是寻常的餐具，而是礼品，是被保留的工艺，是得到抢救的传统。它们仍然是杭州的象征，但象征的是哪个杭州？若这筷子寻常得如泡沫饭盒一样随处可见，谁又会去刻意留心那些烙花？聚景园里的泉池，曲苑边的白莲，湖心亭的石塔和孤山上的初雪，一切杭州的美都应该会在上面，不用拿起来验证，也用不着细想，因为你知道那是天竺筷。
我儿时生长在江南，记忆里有一种烙花镶锡头的竹筷，有其他筷子不可比拟的自然、纯朴和野趣，它曾是杭州的符号。对于我来说，烙在竹皮上的云紋一直在心中暗地里飘摇。钱塘这片受佛眷顾的山川，是为文、雅、灵、秀的代言，就连筷子也不例外。
关于天竺筷的由来，最初的发明者虽已不可考，但根据这些零散的史料和丰富的传说，能大致判断：其工艺最初定形于天竺、灵隐一带，生产开始于光绪年间，随后出现了专门从事加工天竺筷的作坊，进而逐渐流传为江浙一带民间常见的日用品。
天竺筷的发明首先应归功于杭州丰富的竹资源。采一段两节的小苦竹枝条，一断为二，便是一双天然的筷子。而这一类的小竹，在天竺及灵隐一带的山上至今仍比比皆是。天竺三寺（即上天竺寺、中天竺寺、下天竺寺三寺通称）不绝的香火带来的客源和商机，可能是竹筷上的图画的灵感来源，也是众多作坊集中出现的成因。天竺筷上烙有西湖风景、诗文花鸟、菩萨佛像等图案，是为投其所好。筷子本身，在历来的宣传上也强调其带有增口福、带好运的民俗意蕴和宗教含义。
多年前我见到天竺筷第五代传人王连道时，杭州天竺筷厂尚存——现已迁至运河福地创业园里。当时，“杭州天竺筷厂”位于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公寓楼里，很不起眼的塑料招牌被安在楼道的进口处。王连道是这厂子的主人，70多岁，清瘦的身材，穿着一双黑色的旧布鞋。王先生自号“石古”，善金石书画。见我的目光在办公室墙上的那幅字画上流连，便索性拿出自己的篆刻来。“我师父是西泠印社的，我自己的东西都只是玩笑而已。”自豪和谦逊都含在一句之中。杭州的“老底子”们，恐怕都会以西泠为傲，以能文善墨而感自豪。“小时候，家里人把我托在一个私塾里，6岁开始就跟着一个红鼻子先生学书法，渐渐地便成了一种自然，割舍不去的爱好了。”
柳宗元有首诗叫《苦竹桥》，里面有两句写道：“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苦节可以被理解为文人的风骨和气节，虚心则有不为世情所左右的宽达。王先生的气质，散发着一种从容与闲适，更像是一个文人、一个玩家，而不是掌管一份产业的厂长。2006年他承包了改组后的天竺筷厂，当初冒着家人的反对，这毅然的决断也正是出于对天竺筷的情感，不愿意它随波逐流，最后消失不见。长久以来，他把销售以及行政事务全交给了女儿王旭琼——天竺筷的第六代传人去打理，自己则一心摆弄他的天竺筷。他不虑筷子的销路，而是在一心想着它的形、它的魂。他认为要以文人的眼光去看待传统的手艺，它们的历史，包含的文化。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每一件都是充满大智慧和趣味的。如果你不明白其中的趣味，那么，就连一双筷子你也做不好。
筷里乾坤
王先生说，是中国人发明了筷子，但日本有筷子节中国却没有。中国的筷子按照材料、形状、纹饰可以分出很多品种，基于礼仪文化，统一起来又有说不完的故事。而天竺筷的特点首先要从它的材料说起。王先生告诉我，小苦竹和大叶箬竹都是空心细竹，其天然的长度和直径非常适合做筷子。
“天竺筷保留原始竹青，自然成型，也不用油漆。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材料的原始模样。值得一提的是，适合制作天竺筷的材料，须是长成两三年后老去的枯枝，我们不会去砍青嫩新发的枝条，因为水分过多，质地太软，不适合拿来做筷子。”
天竺筷看似简单、原始，但制作起来非常繁复、耗时。采竹、锯竹、脱脂、理坯、磨头、砂光、画稿、雕版、烙花、打孔、上头……天竺筷厂的工匠们用手工或者半机械的方式，实践着总共20多道的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技术，而最关键的即是烙花和镶头，这也是天竺筷与其他筷子最明显的区别。据《杭州市二轻工业志》记载，清光绪年间有位潘三四师傅，对天竺筷的制作方法进行了改进。从那时起，天竺筷被烙花、镶头，成了人们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王先生随手拿起一支筷子，要我细看那上面的花纹，图案需分3次火烙。上、下两段稍短，多用抽象的云纹、水纹。中间稍宽，是一副筷子要表现的主题，或是佛像、花草、山水或是字号、诗词、对子。王先生指着他搜集来的老机械：“以前的匠人，把刻有浮雕的铁板放在煤炉上加热，铁板的温度，旋转竹筷时的速度和力度是关键，手势和火候都很难掌握。”旋转，铁板接触竹的皮肤，青烟便无声地飘散，留下暗红的烙印或梵音、佛寺，或柳絮、春潮。杭州的姿色和气韵，都被艺术地浓缩在这直径不足7mm的竹枝上。而那些书画皆是王先生的手笔。
筷帽在最初是个简单的半圆形锡质金属箍。如今，天竺筷的“基本款”仍沿用这种做法。但筷帽其实是天竺筷为数不多的可被延伸或变化的部分。王先生强调说：“创新必须建立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于天竺筷来说，传承宗脉可能更为重要。”于是筷帽的创新显得格外的谨慎，三潭印月的雕刻是造型上的突破;玉石、翡翠以及檀木的运用则是材料的改良。那些别致的筷帽就像是老竹上长出的新枝，而制作者担心的是它们会不会像嫁接一样的突兀，这种对于传统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
王先生拿出一把几十年前的天竺筷问我：“你小时候用过的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答应说是，然而当他问及是不是这种烙花的时候，除了云纹我却再想不起别的来。曾经日用而无知，熟视而无睹，那些图案和筷子浑然一体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今天在这里细赏或感叹，因它们不再是寻常的餐具，而是礼品，是被保留的工艺，是得到抢救的传统。它们仍然是杭州的象征，但象征的是哪个杭州？若这筷子寻常得如泡沫饭盒一样随处可见，谁又会去刻意留心那些烙花？聚景园里的泉池，曲苑边的白莲，湖心亭的石塔和孤山上的初雪，一切杭州的美都应该会在上面，不用拿起来验证，也用不着细想，因为你知道那是天竺筷。